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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访谈原载何勤华教授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
陈鹏生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1932年生于福建南安，1951年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市检察院工作，1958年后下放安徽淮南煤炭学院和安徽金寨大别山区任教。1981年调回上海，任教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曾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儒学与法学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上海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上海侨联“爱国奉献”奖、“上海市乔界杰出人物”。
陈鹏生的人生，也随着国家政治运动的起起落落而变得曲曲折折，院系调整、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陈鹏生没有一次得以幸免。但是，不变的是心中那股永不磨灭的热情，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无论是在新兴的淮南煤矿，还是遥远的大别山区，他都像一架播种机，在不同的地方播撒下自己的希望。
从名师云集的厦门大学来到了近乎空白的新型政法院校，陈鹏生和他的同学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院系调整打乱了优秀的师资队伍，也打散了原有完整的法律学科体系。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从您上大学开始聊吧，您1951年进入大学，1952年的时候，遇到了两件事情：一是对国民党旧法人员的改造；二是又赶上了院系调整，您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陈鹏生（以下简称“陈”）：我是1951年进入厦门大学，在考进厦门大学之前，我已经先后考取了省里的协和大学和福建省医学院，当时没有全国统考，基本上都是学校自己招生，但那个时候战争还在继续，我家里不放心，我就停学一年，1951年我又去考厦门大学，当时是福建省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当时国立大学的好处是吃饭不要钱，也免学费，当然也很难考，我考上了，名次还很靠前，好像是第二名。陈：当时我们都在战壕里上过课的，经常往那里去，当时我们学生都还很乐观，说要么上山，要么下海，学校边上就是海啊，我们下课就去那里游泳，上山是因为防空洞都在上山，这边炮打过去，那边又打过来，我们也经常去防空洞上课。陈：当时厦门大学的法律系在全国绝对是第一流的，知名法学教授也特别多：像李景禧，那是民法非常有名的专家，我1991年去台湾访问，看很多学校用的教材还是他很多年前的著作；还有陈朝璧，罗马法的专家；陆纪藩，后来去武汉大学当教务长兼系主任了，还有谢祁光等。陈：对的，当时还有后来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当法语系主任的，叫漆竹生，也是教我们民法的。柯凌汉，全国有名的刑法专家啊，这些大家都集中在厦门大学来教我们，但是一个院系调整下来，这么多专家，一个都不要，太可惜了。陈：解放后，他们就不给用英文上课，一般都是用中文，漆竹生那个法语好得不得了，都没办法用外语上课，当时他们上课都有一个特点，几乎都不拿教本，有的就是拿张小纸片，写个几句话的提纲，上课就是发表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讲义也从来都没给我们看过，我们就只得到一个提纲。我们考试也主要考的是对这个课一些知识的理解。可以说，在厦门大学的那段时间，我们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法律基础。![]()
记：您对厦门大学是很留恋的，当时说要院系调整，并到华政来的时候，您和您的同学愿意吗？陈：当时我们同学没有一个愿意来的，在厦门大学，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感到非常的满足，一是这里的老教授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讲课讲得太好了；二是厦门大学的那个环境太漂亮了；三是那里的饭菜实在太好了，厦门大学东西便宜，有很多很多海鲜，我们那个时候早饭就有稀饭、豆浆、馒头、油条还有各种的小鱼，基本上每天都能吃到鱼和蛤蜊，条件好得不得了。所以我们都很不愿意走。陈：我个人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跟厦门大学的王亚南校长关系非常好，当时我是厦门大学通讯社的负责人，还主持厦门大学的校刊，当时很多人就说我怎么不去读中文系呢？当时我就经常去采访王亚南校长，一来二去就熟了，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是个国际性的大专家，我们进厦门大学的第一堂课就是他上的《政治经济学》，上得让听课的人为之倾倒啊，他今天举行一个历史讲座，明天就去举行一个文学讲座，每门都讲得非常深刻，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也就经常提问，他也觉得我这个小子很上进，就叫我帮他抄稿子，我想这太好了，我就边抄边学习，看他的稿子哪些地方改了，为什么要改，通过这些，我既拜读了他的文章，又学到了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当时我们系的人就笑称我是“王校长的小秘书”。所以我也不喜欢离开厦门大学。陈：当时整个院系调整最严重、最直接的后果是两项：一是把当时最优秀、最直接的师资队伍打乱了，那些有学问的人物，像陈朝璧要去教中文了，二是原来的名牌大学很雄厚、很正规的法律体系全部打乱了，它们都被当作旧法的产物进行批判。陈：组织上说：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是一所新型的政法大学，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新是指什么地方，就稀里糊涂地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就觉得跟厦门大学一比，落差实在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王亚南校长去北京开会路过这里看我们，我们都要掉眼泪，我们就感觉到：这哪里像大学啊，就像是一个干训班，学不到什么东西，时间一长，就有了一些矛盾，也牵涉到了我个人。陈：我比较喜欢写东西，来了以后很快就成了学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后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一次广播中批评了学校的管理，你一天到晚做报告，连学生的文体时间都要被用上，这是不对的，我说在厦门大学，我们的文体活动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马上党委书记就把我叫去谈话，对我说：你们厦门大学是厦门大学，这里华东政法学院是华东政法学院，你不能拿厦门大学的情况来批评我们，我利用你们文体活动时间做政治思想工作有什么错，当时我就很无奈，当时我们学生当中居然也有人跟风，我看不过，还给华东局写信，当然也没有什么用。![]()
陈：学生有一个特点，表面上虽然不敢说什么，华政当时思想管得很严，还配备专门的政治辅导员，这些都是转业军人，一天到晚叫我们批判伪法统、六法全书，按照我们学的知识，六法体系还是有很多科学性的，你把戡乱那些东西去掉后，它还是比较科学的，你一刀把它砍掉以后，还剩什么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议论，当时议论可能也就是我们从厦门来的学生最为激烈。当时我们厦门大学来的独立分成一个班，是大三五班，那个班很多事情都是班里的排头兵：打球我们是第一，文艺活动全校第一，读书也是全校第一，我们那时还没毕业就给他们低年级的做辅导。记：您和您的同学私下里有些想法，那您的老师对废除六法全书是怎么看？陈：那个时候，我和陈朝璧先生聊得比较多，他和我家还有些关系，我家以前打官司的时候还请过陈朝璧帮忙，他私下里曾说：作为思想改造我们，我没有意见；作为法学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割断历史的；现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的法学，这个我不能接受，作为法学来说，它是一个世界的，资产阶级都不要，那现在还有什么，自己以前的不要，资产阶级的不要，总不能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建法学吧，其他人都没跟我讲过。到了华政以后，这些老师多不懂法律，就只能顺着上面的意思，说有哪些政策哪些条文，说国民党的法律是反动的。但实际上，他们连国民党六法全书到底是什么内容都不清楚，就说这个不好，是很荒唐的事情，也是没有说服力。很多老教授被批判了，但他们怎么检查也检查不出自己错在那里。当时对六法全书一刀砍了，但我们自己的法律又没有，久而久之就有了法律虚无主义。从现在分析，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真正很懂得法律的也就两个人：董必武和谢觉哉。记：您刚才说到以陈朝璧为代表的老教授对这个是有意见的，那时的厦门大学老师是不是基本都没来。陈：一个都没来，不管老的小的，只有我们几个学生来了，那些教授就都分散了，有的去教语文，有的去搞资料，做图书馆管理员，还有的也离开了，像陆纪藩去了武汉大学，谢祁光去了中山大学当教务长，太可惜了。当时我们来了就两个感觉：一是这里并不像是一所正规化的大学，从管理到教学都像是一个培训班；二是给我们上课的人上的都不是法律，上的全部是政策，这些人中好像一个教授都没有，基本上都是劳动局局长啊，公安局局长啊，对这些政府官员来讲，他们能讲的，也基本上都是政策。因为《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原本被誉为上海青年法学精英的陈鹏生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一次偶然的机会，年轻的陈鹏生毅然离开了上海，在安徽淮南扎根20余年。记：当时除了政策，还有一个重要需要学习的方面便是对苏联那一套东西，我们的法学体系都从那边搬过来，对苏联法律，您还有印象吗？陈：苏联专家人大去了几个，上海零零星星有一些报告，我在厦门大学也接触了一些，来了也没有讲什么东西，我们在厦大的时候，自己的老教授水平都棒得不得了，苏联专家也没什么太多的学问，我们甚至都有些看不上眼。![]()
陈先生参加论文答辩会（2003）
陈：以后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五四宪法颁布以后要好一些，不过法律的基础已经缺失了。而且五四宪法很短命，随后1955年胡风一来，抄家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了，自己的同班同学都被逮捕了，我们心里就有一些想法了。记：那个时候，您好像已经毕业了。记得您毕业的时候还出过一件事情，跟《光明日报》有关的。陈：我是1954年毕业的，毕业的时候就去了上海市检察院，当时上海市检察院为什么会要我呢，他们主要是看我在学生时代写过很多的文章，就找我谈话，我也跟他们谈了很多我的思想，我对于法律的理解，他们觉得我不仅会写，也比较有头脑，再一看我的成绩，每门都是优，他们就指定要我，结果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愿意去。陈：因为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在考虑出国的事情，虽然基本上是去苏联，但是已经有大学来跟我联系了，我的运气也不大好，很快我们就跟苏联闹僵了，我也就出不去了，不过现在看看，这也未必是坏事，当时去苏联的人很多学业也没完成，有的人在苏联也没学到很扎实的学问，就是名气响点，再者，要是真到了苏联去再回来，以后的运动是躲不过的了，如果弄上一个修正主义，那又是不得了的了。陈：在上海检察院我主要办了两件事，都很轰动，第一件事是给《文汇报》办法律专栏，对大众宣传法律常识；第二件事是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办法律讲座，我讲他们录音，这个讲座当时很有影响，华东各地都来要，因为刚建国全国都没有这方面的节目，后来我就被上海市评为报刊宣传员一等奖，但是刚刚我的事迹在报上登了还没几个月，1957年的9月，我就被打成右派了。陈：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写东西，时间一长，同学也都知道我是一支笔杆子，有什么事情都喜欢来找我，遇到不能理解的事情也来向我反映。当时的一个问题是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出来很多人没有被分配去法律部门工作，去搞其他工作了，有的到车上去卖车票，有的去保管室当保管员，理由是他们的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但是我们从福建来的很大一部分怎么能没有海外关系？我一听这个情况就很气愤，那时国家这么缺法律人才，像我们这样的学生都是提前毕业参加法律工作，怎么还能按照阶级观点让这些学法律的学生“不务正业”？所以鸣放的时候，他们就希望我能帮他们说话，也就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为什么不让政法专业学生务正业》，这篇文章《光明日报》登载以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你写得很好，反映的情况也很真实，我们已经把你的文章转给了国务院人事局，希望得到重视，人事局一看，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文章写得很不错，我们又把你的文章转给了上海市委，希望纠正这种错误。我当时年轻，高兴得不得了，还请同学们吃饭，说这种苦难的日子要结束了，结果过了半个月，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看见上海市检察院大楼铺天盖地的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说我是毒草，大毒草，说我是跟罗隆基内外结合，那时我连罗隆基是谁都不知道。![]()
陈先生与王立民教授、郭为禄书记合影（2020）
陈：总之，1957年，我就像在唱滑稽戏一样，在没有被批判之前，被认为是上海市青年法学家的精英，柯庆施一开大会还把我叫上，说是批判大右派杨兆龙、王造时，还指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当时也糊里糊涂，就写了，两个人一人批判一篇，报纸上还用很大版面登出来，说年轻法学家陈鹏生批判王造时、杨兆龙。陈：批判杨兆龙的是关于法制协调关系上的，批判王造时的是阶级性上的，但是批判人家没多长时间就批判到了自己的头上，当年采访我的记者现在还健在，他是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毕业的，现在生活在美国，还和我保持联系。记：您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光明日报》的事情？陈：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家说我跟罗隆基内外勾结就是因为《光明日报》是罗隆基的大本营。此外，当时我还有一篇是批判共产党员去听课，自己没什么水平就说人家上课的人胡说八道，我就说这些人自己不学无术还到处指责人，是不对的。当然，我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的出身，我爸爸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军阀，还跟毛泽东朱德在福建打过仗。陈：我有一个同学叫张斌生，他是我们全班最小的，后来留校了，他的歌唱得好，他被要求去安徽劳动教养，在那里待了19年，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还没结婚，当然他还是有能力的，后来在福建行政上做得也不错。陈：基本上是，但当时他们对我还是有些格外开恩，因为我被定为右派的时候，还太年轻，历史上没什么旧账，平时也经常拿先进，所以一下子被定为右派有些说不过去，对我的处理是最轻的，帽子拿在手里，工作还是继续，但是我认为我不能再干了，因为我干的都是最机密的工作，在政策研究室里，要综合世界各国的动向，掌握这种资料，我是一个右派，很可能就说不清楚了，我们检察院有个党组成员要调到安徽淮南煤炭学院当党委书记，他知道我不可能是什么右派，就过来跟我说：小陈，你跟我走吧，到淮南去，那里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我那时也血气方刚：走就走，检察院那时还有些挽留我，跟我说如果我走可能就没机会再回来，那时我压根就没想再回来。陈：一点都不错，我如果不走，我以后可能就在检察院里泡下去了，泡到后来最多是个检察员，当个处长了不起了，我大学教授当不成了。因为当初可能是在检察院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检察院的领导也有些歉疚，他们后来和我的关系都非常好，如果我当时还在检察院，再碰上什么运动，那情况也不大好说了。怀着一腔热血，一纸布告，陈鹏生和几位同事来到了偏远艰苦的大别山上，创办了山间的乡村小学，送别的那天，三十里的山路，挡不住乡亲对他们的浓浓深情。![]()
陈：开始淮南煤炭学院叫我去党委宣传部，我坚决不干，一来我又不是党员，二来我吃过宣传的亏，再来一个运动，又会很麻烦，我就提出我到教研室去，那里没有法律课，我就去教语文，没想到干了几年以后，在淮南有些名气了，淮南有的部门就请我讲课，主要给中学老师讲课。记：淮南煤炭学院的边上就是淮南第一中学，那是我的母校。陈：我在那里也开设了不少讲座，讲古典汉语，也给那里培养了不少语文老师。我在淮南就立足了，领导看我也不错，就叫我兼任附中校长，后来又去政治理论部教哲学。我这一生，杂七杂八的课是教了不少。记：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您也是被冲击得挺厉害的。陈：这次我专门找了一些我那个时候公开发表的文章，五六十年代的都有，大学时代的文章也不少，那个时候年轻啊，见过的事情也不多，后来，文革一来，就有人把我的文章专门搜集起来，罗列到一个房间里，取名为陈鹏生黑文专室。这个黑文专室倒是帮了我了，我自己的作品发表以后我是从来不搜集的，结果他们帮我把我的作品整理好了。陈：那时也有许多学生跟我非常好，文化大革命一来，我们就被批斗得很厉害，到了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保护我的这一派一得知消息就偷偷跟我讲：陈老师，你赶快走，再不走就可能闹出人命的，于是我当天晚上就穿着短裤背心到了火车站，谁都想不到我穿成这样就要走，那个时候做火车都是不要钱的，我就看一列火车来了，跳上去就走了，第二天那边就武斗了，同情我的学生悄悄地把我的黑文收集起来，用塑料布包好，找个地洞埋了起来，又把我房间里的所有东西用劳动车拖到乡下，帮我保存起来，这个感情是很深的。陈：没过多久，我想想就回来了，然后就被关进了牛棚，进行劳动，到现在我身上还落下了一个终身的毛病，当时淮河发大水，冲下来很多木头，上面要求它们从水里捞起来，那是冬天，没人愿意去，就叫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去，那时我年轻，才三十几岁，就下了淮河，从早上7点一直捞到晚上，结果一上岸我就走不动了，两腿关节红肿，上楼梯都是用屁股一点点挪上去的，整整一天不能动弹，也没吃饭，没打水，后来幸亏有个人过来看我，帮我打饭打水，后来就落下了关节炎，每年都发，前两天才打过吊水。记：看了您的一些材料，您文革的时候还去了金寨一段时间，那是怎样一回事情？陈：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也没什么事情做，矿业学院就公布了一些地方，叫我们去选择再教育的地方，当时我就挑选了一个最艰苦的地方——大别山，还在学校贴了一个纸头：谁愿意跟我去？结果我们一共7个人就去了，当时金寨的情况我也搞不清楚，根本就没办法上山，那里海拔2000米，最后是老乡肩挑背扛，我们什么都不拿，都费了半天劲才爬上去。但是一上去就下不来了，路怎么走自己都搞不清楚。当时我就住在一个大庙里，庙周围几十里都没有人烟，我当时就想不能再这里耗着啊，那些工科的老师天天没事干，有的就开始打麻将，有的人还掉过眼泪，我说这样不是办法，我们都还年轻，干脆合伙办一个学校，我一个人就可以教语文、政治、历史这些课，你们这些工科的老师数理化什么不能教，我们就跟公社商量，把一些学生组织来，我们自己弄土坯，建宿舍，那时的学生对我们的感情深啊，那些家长，有的老奶奶都过来说：老师啊，我的孩子不听课，您就好好管教管教。陈：我们在那里慢慢发展起来，两年后，当我们要走时，几十个乡亲在我们门口待了一夜，有老奶奶老爷爷都专门过来送我们，几十里的山路，他们一直把我们送下水库，当时我是真感动啊，那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陈：我回来以后继续在附中教书，我这人有个特点：你叫我干那一行我就会拼命地干，我带班主任的那个班，37个人里有22个考取了大学，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我寒假暑假都留在学校里，跟他们一起补课，补课的老师都是我亲自去外面请的。陈：1980年的时候上海这边就想叫我回去，那时学校不肯，后来我考虑到家庭因素，再加上上海那边的催促，我就回来了，当时上海市检察院和华东政法学院都要我，华政看了我的简历，希望我去办《法学》杂志，我想想还是觉得心有余悸，我说：如果办刊物，我也责无旁贷，但是我需要有属于我的专业，于是我就到了法制史。在淮南20多年，法制史的典籍我也一直在看，以后我也没放松，就这样，我一直从事法律史研究直到退休。记：陈教授一生的经历很丰富也很坎坷，最后您能不能总体评价一下我国这么多年的法律发展情况？陈：文革之前，中国法律几乎就是空白，最基础的学科几乎都没有，建国之初，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法律，有的只是暂行规定，用政策指挥工作，用政策判别是非，这一“暂行”，有时就是几十年，所以当时的特点就是政策统帅一切，结果就是没有法，没有程序。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刚解放的时候，我作为学生代表去做宣讲，当时就看到镇压反革命要枪毙，一下拉去十几个人，也不知道要枪毙谁，也就枪毙一个人，拉了一批人去陪斩，其他人吓也吓死了。所以说，那个时代，法律的观念几乎是没有的，现在的情况虽然好了很多，但是在很多问题上，依然还是需要有大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