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鲁、罗宾逊 | 现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了

德隆·阿西莫格鲁（Kamer 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理论。2006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3年当选为土耳其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9年被评为任麻省理工学院校聘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2024年10月14日，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lan Robinson），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非洲与拉丁美洲问题专家，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治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与经济繁荣的关联性等领域研究，对长期影响国家经济繁荣的因素作出了创新性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思想领袖。2024年10月14日，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津巴布韦如何中得彩票？

2000年1月，在津巴布韦哈拉雷，司仪法洛特·查瓦瓦（Fallot Chawawa）在主持一次由津巴布韦银行（Zimbank）组织的国家性彩票抽奖活动，所有在1999年12月期间在银行账户中存有5000津巴布韦元以上的顾客都可参加抽奖。当查瓦瓦抽取彩票时，他被惊得目瞪口呆。正如津巴布韦银行的公开声明中指出的，“当10万津元大奖的彩票递给司仪法洛特·查瓦瓦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总统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RG Mugabe）的名字写在上面”。

罗伯特·穆加贝总统自1980年以来不择手段地采用铁腕来统治津巴布韦。他中了价值10万津元的彩票，这相当于该国人均年收入的5倍。津巴布韦银行称，穆加贝先生的名字是从数以千计符合条件的顾客中抽出来的。多么幸运的人啊！不用说，他根本不需要那笔钱。实际上穆加贝就在最近刚奖赏了自己，其内阁成员的工资提高了200%。

彩票事件只是津巴布韦汲取性制度的一个例子。人们可以称其为腐败，但它确实是津巴布韦制度缺陷的一个症状。穆加贝想中就能中得彩票，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津巴布韦的事务有多大的控制，全世界也见识到了这个国家汲取性制度的程度。

今天有些国家失败的最普遍原因就是它们都有汲取性制度。穆加贝体制下的津巴布韦非常鲜明地表明了经济和社会后果。尽管津巴布韦的国民统计非常不可靠，最好的估计是在2008年。那一年，津巴布韦的人均收入大约是该国在1980年获得独立时人均收入的一半。这听起来非常具有戏剧性，但它事实上没有反映津巴布韦生活水平的恶化。这个国家已经崩溃了，几乎已经不再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在2008~2009年，卫生体系的崩溃导致了全国霍乱的爆发，2010年1月10日，报告了98741个病例，4293人死亡，这是15年来非洲爆发的最致命的霍乱。与此同时，大规模失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09年早些时候，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宣称，津巴布韦的失业率达到了94%，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一样，津巴布韦许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在1890年，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的英国南非公司派一支军队远征到了当时的恩德贝莱王国，在马塔贝莱兰建立了基地，还远征到了相邻的马绍纳兰。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很快就打垮了非洲的抵抗，到1901年，以罗德斯命名的南罗德西亚殖民地已经在现在的津巴布韦地区形成了。既然英国南非公司私人拥有了这个地区的特权，罗德斯期望通过在那里探测并开采极具价值的矿藏赚取钱财。这个冒险活动从未付诸实施，但是非常富饶的农田开始吸引白人移民。这些移民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土地。1923年，他们从英国南非公司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并说服英国政府授权他们自治。当时发生的那一幕像极了南非在大约10年前发生的事件。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造成了南非的二元经济。罗德西亚通过了非常相似的法律，并深受南非模式的激发，1923年之后不久就建立了一个只有白人的种族隔离州。

欧洲殖民帝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20世纪60年代早期崩溃，那时大约占人口总数5%的罗德西亚白人精英在伊恩·斯密（Ian Smith）的领导下，于1965年宣布从英国独立。几乎没有国际政府承认罗德西亚的独立，联合国对其进行了经济和政治制裁。黑人市民在邻国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基地组织了游击战。国际压力以及穆加贝的ZANU（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和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领导的ZAPU（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发动的叛乱，致使白人统治以协议的方式结束。津巴布韦国于1980年成立。

在独立后，穆加贝很快就建立起个人统治。对于异己，他要么非常残暴地消除，要么拉拢。最恶劣的一次暴力行动发生在马塔贝莱兰，这里是支持ZAPU的中心地带，20世纪80年代早期大约有2万多人被杀死。到1987年，ZAPU跟ZANU合并，建立了ZANU-PF（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乔舒亚·恩科莫在政治上靠边站了。当初宪法作为独立谈判的一部分被继承下来，穆加贝能够改写宪法，且让自己成为了总统（他开始时是首相），废除了作为独立协定一部分的白人投票权，最终在1990年完全废除了参议院，并在立法机关引入了他有权任命的职位。结果就是建立了以穆加贝为首的实际上的一党制国家。

在独立时，穆加贝接管了白人政体创立的一系列汲取性经济制度。这其中包括许多对价格和国际贸易的管制、对国有工业和强制性农业市场委员会的规定。国家就业率迅速提高，ZANU-PF的支持者也有了工作。对经济的严格管制很适合ZANU-PF的精英阶层，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可能会挑战精英阶层政治垄断的独立的非洲商人阶级就难以出现。这非常类似于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加纳在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当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使得白人成为了主要的商业阶级。在这段时期，白人经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高生产力的农业出口部门，并未被触动。但是，穆加贝失利之后，情况就不是这样子了。

管制和市场干预的模式渐渐地不可持续了，1991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津巴布韦开始进行制度变迁。不断恶化的经济绩效最终导致了对ZANU-PF一党专治的强烈的政治反对：民主变革运动（MDC）爆发了。1995年的议会选举毫无悬念，ZANU-PF赢得了81%的选票和120个席位中的118个，有55个议会成员以全票当选。次年的总统选举甚至展现出了更多的肆无忌惮和欺诈行为。穆加贝获得了93%的选票，但是他的两个竞选对手埃布尔·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和恩达班宁基·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在投票前就退出了候选，他们控告政府的高压政治和舞弊行为。

2000年之后，尽管腐败处处存在，但是ZANU-PF的控制仍减弱了。它只获得49%的大众选票和63个席位。所有这些都受到了MDC的竞争，他们获得了首都哈拉雷的所有席位。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穆加贝只获得了56%的选票，勉强保住了职位。在这些选举中，ZANU-PF由于暴力和恐吓加上选举舞弊，越来越不占优势了。

为应对其政治控制的垮台，穆加贝加紧了镇压，运用政府政策去博得支持。他发动了对白人土地所有者的全面攻击。从2000年开始，他鼓励和支持了大量的土地占领和征用。这些征用和占领活动通常由退伍军人团体领导，据说，这些团体由以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组成。许多被征用的土地给了这些团体，但是也有许多被征用的土地流向了ZANU-PF精英们。穆加贝和ZANU-PF造成的产权不安全导致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力的崩溃。随着经济的崩溃，现行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大量印刷货币以获取民众的支持，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高通货膨胀。2009年1月，津巴布韦可以合法使用南非兰特等其他国家的货币，津巴布韦元从流通中消失了，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

1980年之后，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事情在独立之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普遍出现。津巴布韦在1980年继承了一系列高度攫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前15年，这些制度相对来说并未受到触动。虽然进行了选举，但是政治制度毫无包容性。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变化，例如，不再有对黑人的明显歧视了。但是，制度在总体上仍然是汲取性的，唯一的差别就是进行攫取的不再是伊恩·斯密和白人，而是装满自己腰包的罗伯特·穆加贝和ZANU-PF的精英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的汲取性甚至变得更加严重，津巴布韦的收入迅速下降。津巴布韦的经济和政治失败是寡头铁律的又一个例证，在这个例子中，伊恩·斯密的汲取性的、压迫性的制度被罗伯特·穆加贝的汲取性的、腐败的、压迫性的制度取代了。2000年穆加贝伪造的彩票中奖只是腐败的冰山一角而已，而这一腐败是由历史形成的。

现在国家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没有给人们创造储蓄、投资和创新所需要的激励。汲取性政治制度通过固化那些汲取性制度中获益者的权力，来支持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细节在不同环境中有所不同，但通常都是国家失败的根源。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就像我们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埃及看到的，这种失败表现为缺乏充分的经济活动，因为政治家们只乐于攫取资源，或者挤压任何种类的、可能威胁他们自己和经济精英们的、独立的经济活动。在有些极端案例中，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汲取性制度造成了全面的政府失灵，不仅破坏了法律和制度，甚至破坏了最基本的经济激励。结果就是经济停滞，以及近代发生在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利比里亚、尼泊尔、塞拉利昂、苏丹和津巴布韦的内战、大量的政府更迭、饥荒和流行疾病——这使得其中许多国家现在比20世纪60年代更加贫穷。

儿童的圣战？

1991年3月23日，一队武装人员在福戴·桑科（Foday Sankoh）的领导下，从利比里亚越过边境线进入塞拉利昂，并袭击了南部边陲小镇凯拉洪。桑科以前是塞拉利昂部队的一名下士，1971年他参加了反对西亚卡·史蒂文斯政府的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被释放后，他最终进入了利比亚，在那里他加入了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上校为非洲革命而建立的训练营。在训练营里，他遇到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泰勒一直计划推翻利比里亚政府。当泰勒在1989年圣诞节前夕带领他的人——主要是利比里亚人和布基纳法索人（布基纳法索的市民）——入侵塞拉利昂时，桑科也在其中。他们自称革命联合阵线（RUF），并宣称，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推翻塞拉利昂腐败、残暴的APC政府。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跟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和ZANU-PF一样，西亚卡·史蒂文斯及其全国人民大会党（APC）接受并强化了塞拉利昂殖民统治的汲取性制度ZANU-PF。到1985年，当身患癌症的史蒂文斯让约瑟夫·莫莫（JosephMomoh）接替他的时候，经济正在崩溃。史蒂文斯，毫无讽刺之意，经常引用格言“奶牛拴到哪儿吃到哪儿”。史蒂文斯之前是剥削，而莫莫现在则是大肆剥削。道路中断，学校解散。发射器被信息部长倒卖，国家广播电视台于1987年停播；1989年，向弗里敦以外发送无线电信号的无线信号塔倒塌，已无法向首都之外发送无线电信号。1995年发表在首都弗里敦的一份报纸上的一篇分析写得非常真实：

到莫莫统治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向公务员、教师甚至酋长们支付工资了。中央政府崩溃了，接着当然我们遭到了边境入侵，叛乱者和各种自动武器从利比里亚越过边境大批流入。NPRC和“叛乱者”及“士兵叛乱者”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人们在无政府状态下所能预期到的混乱。他们都不是我们问题的根源，但他们都是症状。

莫莫统治下国家的崩溃，是史蒂文斯统治下极端汲取性制度所造成的恶性循环的又一个结果，这意味着没有什么能够阻止RUF于1991年越过边境线进入塞拉利昂。国家没有能力抵抗。史蒂文斯已经削弱了军队，因为他担心他们可能推翻他。那时，较少量的武装人员很容易就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造成混乱。他们甚至有了一个称做“通往民主之路”的宣言，这个宣言的开头引用了黑人知识分子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一段话：“每一代人都必须走出相对的混沌不清，发现自己的使命，要么实现自己的使命，要么背叛自己的使命。”“我们为什么而战？”部分开头写道：

我们继续战斗，因为我们厌倦了国家连年的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造成的贫困、人性堕落这些重复不停的牺牲。但是，我们将不断克制自己，继续耐心等待和平的到来——那样我们都是胜利者。我们一定要和平，为获得和平，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但是我们绝不能成为和平的牺牲品。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是合理的，在重建新塞拉利昂的斗争中，上帝/真主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尽管桑科及其他RUF领导人可能开始于政治上的不满，但是人们在APC汲取性制度下遭受的苦难可能激发他们早日采取行动，情况很快就变了，很快就失去了控制。RUF的“使命”使国家陷入困境，就像一个来自塞拉利昂南部的Geoma的十几岁小孩的证言所说的那样：

他们把我们中的一些人集中起来……他们挑选了我们的一些朋友，杀死了他们，他们中的两人的父亲是首领，他们家里有士兵靴和财产。他们被枪决了，除了被控告藏匿士兵外没有其他原因。首领作为政府的一部分也被杀了，他们选择了某人为新的首领。他们仍然说他们是来自APC解放我们的。后来，他们没再选择人杀死，只是直接向人们开火。

在入侵的第一年，RUF可能有的任何情报来源都被彻底消灭了。桑科处决了那些批评独裁趋势不断上升的人。不久之后，几乎没有人自愿加入RUF了，他们转而强制征兵，特别是对儿童。实际上，所有各方都在这样做，包括军队。如果塞拉利昂内战是为了建立更好社会的一场圣战的话，那么它最后就成了孩童们的圣战。大屠杀和大规模的侵犯人权——包括大肆的强奸和割手、割耳，使得冲突不断升级。当RUF接管这些地区的时候，他们同样进行经济剥夺。这在钻石采矿区最为明显，在那里，他们强征人们进行钻石开采，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

不只RUF自己实行独裁、屠杀和组织强制劳动，政府也这样做。法律和制度的崩溃如此严重，以致难以分清谁是士兵、谁是叛乱者。军事纪律完全消失了。2001年战争结束时，大概死了8万人，整个国家已经彻底垮掉了。道路、房屋和建筑完全被破坏了。现在，如果去塞拉利昂东部主要的钻石生产地科伊杜，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些成排的、满是弹孔的、被烧毁的房屋。

到1991年，塞拉利昂政府完全垮台了。回想一下夏艾姆国王是如何从班图开始的：他建立了巩固其权力的汲取性制度，并攫取其他社会成员生产的产品。但是，相对没有法律秩序、中央权威或产权的状况——这是凯塞河对岸乐乐社会的特征，有中央权威的汲取性制度要好得多。最近几十年，这种秩序和中央权威的缺乏就是非洲许多国家的命运，这一部分是因为政治集权过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地方由于历史原因被推后了，还因为汲取性制度的恶性循环逆转了已经存在的国家集权，造成了国家的失败。

塞拉利昂从1991～2001年血腥内战的10年是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案例。它在开始时仅是一个采用汲取性制度的国家，尽管采取了特别差、特别没有效率的形式。许多国家成为失败国家并非因为它们的地理或文化，而是因为汲取性制度的遗产，它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了控制国家的人手中，为动乱、冲突和内战开辟了道路。汲取性制度忽视在最基本公共服务部门的投资，直接促进了国家的逐渐失败，这正是在塞拉利昂所发生的。

征用人们财产，使人们致贫，阻碍经济发展的汲取性制度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相当普遍。查尔斯·泰勒促进了塞拉利昂内战的开始，与此同时开启了利比里亚的残忍冲突，这也导致了利比里亚国家的失败。汲取性制度演变成内战和国家失败的模式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有发生，例如在安哥拉、象牙海岸、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刚果共和国、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攫取造成了冲突，这与近1000年以前玛雅城市国家的高度汲取性制度所造成的冲突并无二致。冲突预示着政府的失败。因此，现在国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失败。这反过来又是由数十年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引发的。

谁是政府？

津巴布韦、索马里和塞拉利昂的案例尽管在非洲的穷国很典型，甚至在亚洲的有些国家也很典型，但是很极端。拉丁美洲就肯定没有失败的政府？他们的总统就肯定不会厚颜无耻到中彩票？

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绵延向北跟毗邻加勒比海的巨大滨海平原连为一体。哥伦比亚人称这个地区为“高山暖温带”，即“热带地区”，以区别于“高山寒带”，即“寒带地区”。最近50年，哥伦比亚被大多数政治学家和政府看做民主国家。美国跟其谈成了潜在的自由贸易协定，十分高兴，对其进行各种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哥伦比亚的军事政府很短暂，1958年就结束了；后来选举一直有规则地举行，甚至直到1974年时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传统政党轮流掌权、担任总统。国民阵线这个协定本身是哥伦比亚人民通过全民公投批准的，这看起来足够民主了。

然而，尽管哥伦比亚有长期的民主选举的历史，但是它没有包容性制度。相反，其历史劣迹斑斑，包括侵犯公民自由、法外处决、对抗百姓的暴力和内战。这不是我们预期的民主会产生的那类结果。哥伦比亚内战不同于塞拉利昂的内战，在塞拉利昂，政府和社会垮掉了，混乱占了主导。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内战，且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统治本身就是对在西班牙语中简单称为“暴力冲突”的内战的部分回应。从那时起便有大量的叛乱团体，主要是共产主义革命，席卷乡村，到处充满了绑架和谋杀。为了避免在哥伦比亚农村遭受这两种厄运，你将不得不为“免遭”——字面意思就是“疫苗”——付钱，这意味着你将不得不通过每个月付钱给某些武装起来的恶棍团体来免受谋杀或绑架。

在哥伦比亚，不是所有的武装团体都是共产主义的。1981年，哥伦比亚主要共产主义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成员，绑架了一个普通农民Jesus Castano，他住在安蒂奥基亚省东北部热带地区一个名叫阿马尔菲的小镇上。FARC要7500美元的赎金，那在哥伦比亚农村可是一大笔钱。Jesus Castano的家人将农田抵押出去，筹到了这笔钱，但是只找回了他们父亲的尸体，尸体被绑在一棵树上。Castano的三个儿子卡洛斯（Carlos）、菲德尔（Fidel）和文森特（Vicente）忍无可忍了。他们建立了一个准军事性质的团体Los Tangueros，到处追捕FARC的成员，以报复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兄弟们善于组织，不久之后，他们的团体越来越大，并且开始发现跟其他由于类似原因发展起来的准军事组织有共同利益。许多地区的哥伦比亚人遭受着左翼游击队及其对立的右翼准军事团体的控制。土地所有者用准军事团体来保卫自己，对抗游击队，但是他们自己也卷入了毒品交易、敲诈勒索、绑架和对普通百姓的谋杀。

到1997年，这个准军事团体，在Castano兄弟们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作“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AUC）”的全国性准军事组织。AUC扩展到了哥伦比亚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科尔多瓦省、苏克雷省、马格达莱纳省和塞萨尔省的热带乡村。到2001年，AUC可能已经有3万武装人员，并组成了不同的编队。在科尔多瓦省，准军事组织Bloque Catatumbo由萨尔瓦多·曼库索（Salvatore Mancu-so）领导。随着AUC权力的持续增长，他做出了参与政治的战略性决策。这些准军事组织和政治人物相互讨好。AUC的几个领导人跟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在科尔多瓦省的Santa Fe de Ralito城举行了一次会议，发布了一份协议，那是一份呼吁“重建国家”的联合文件。这份文件是由AUC的主要成员——如“Jorge 40”（Ro-drigo Tovar Pupo的诨名）、Adolfo Paz（Diego Fernando“Don Berna”Murillo的假名）和Diego Vecino（真名：Edwar Cobo Tellez）——与政治人物——包括全国参议员William Montes和Miguel de la Espriella——联合签署的。这时，AUC经营了哥伦比亚的大片土地，他们很容易决定谁会在2002年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中当选。例如，在苏克雷省的圣奥诺弗雷市，选举是由准军事组织的领导人物Cadena安排的。一位目击者对所发生的事情作了如下描述：

Cadena派出的卡车行驶走在圣奥诺弗雷市的周边地区、市镇辖区和农村地区接送人。根据一些参加2002年选举的居民的要求，成百上千的农民被带到市镇辖区Plan Parejo，以便能够辨认出他们在议会选举中不得不投票支持的候选人的面孔：Jairo Merlano选参议员，Muriel Benito Rebollo选众议员。

Cadena把市议会成员的名单装入一个口袋，拿出了两个，然后说，如果Muriel没有当选，他就杀死这两个人和随机挑选出来的其他人。

威胁好像起作用了：每个候选人在整个苏克雷省都获得了4万张选票。毫不奇怪，圣奥诺弗雷市长签署了Santa Fé de Ralito联合协议。大约1/3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把他们在2002年的当选归功于准军事组织的支持，地图20显示了哥伦比亚准军事组织控制的地区，表明他们所控制的地区是多么大。萨尔瓦多·曼库索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是这么说的：

在拥有自卫军的地区，选出了35%的议员。在那些地区，我们收税，我们主持正义，我们拥有军队，可以对那些地区进行区域控制，所有想参政的人都必须跟我们在那里所拥有的政治代表谈判。

不难想象准军事组织的政治和社会对经济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控制所产生的影响。AUC的扩张并非和平的事情。这个团体不仅跟FARC作战，而且还杀害无辜的平民，使数十万普通百姓受到威胁而居无定所。根据挪威难民委员会的国内移居380检测中心（IDMC）的报告，在2010年早期，大约10%的哥伦比亚人，即近450万人，在国内移居。正如曼库索提议的，议会接管了政府及其全部职能，不同的是，他们收的税仅是装进自己口袋的剥夺物。在准军事领导人Martín Llanos（真名：Héctor Germán Buitrago）和哥伦比亚东部的卡萨纳雷省的陶拉梅纳、舒巴坦水、曼尼、维拉努埃瓦、蒙特雷和萨巴纳拉加市的市长们签署的一份特别协议中，列出了市长们必须根据“卡萨纳雷省准军事农民组织”的命令所遵守的以下规则：

• 把50%的市政预算交给卡萨纳雷省准军事农民组织管理。

• 市政当局将每份契约的10%（交给卡萨纳雷省准军事农民组织）。

• 必须资助卡萨纳雷省准军事农民组织召集的一切会议。

• 卡萨纳雷省准军事农民组织参与每项基础设施工程。

• 接纳卡萨纳雷省准军事农民组织形成的新政党。

• 实施他/她的治理计划。

图为哥伦比亚准军事组织分布情况，1997-2005

卡萨纳雷省不是一个穷省。相反，它在哥伦比亚所有省份中是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因为它有丰富的石油矿藏，就是这种资源吸引了准军事组织。事实上，准军事组织一旦获得权力，他们就会加紧对财产的系统剥夺。据说，曼库索本人已经积累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城市和乡村资产。准军事组织在哥伦比亚征用的土地估计高达整个农村土地的10%。

哥伦比亚不是即将崩溃的失败国家的案例。但它是对其所有领土没有充分集权和完全权威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能够给像波哥大和巴兰基亚这些大城市提供安全和公共服务，但是有大量的地区几乎得不到公共服务，也几乎没有法律和秩序。相反，其他一些团体或人员，比如曼库索，控制着政治和资源。在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经济制度的功能发挥得相当好，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技能；在其他地区，制度是高度汲取性的，甚至无法提供最低限度的国家权威。

可能难以理解，这种状况怎么能够延续了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但事实上，这种状况有自身的逻辑，是恶性循环的一种类型。暴力肆虐，再加上没有此类的集权国家制度，所以这一情况与管理社会的政治家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的发展是因为国家的政治家们钻了外围地区法律缺失的空子，而准军事组织则根据国家政府的意志遗留下来。

这种模式在21世纪初尤其明显。2002年，阿尔瓦罗·乌韦（álvaro Uribe）赢得了总统选举。乌韦跟Castano兄弟们有相同的境遇：他的父亲也是被FARC杀害的。乌韦否认以前的行政机构，尽力与FARC和平相处。2002年，他在有准军事组织地区获得的选票份额比没有这类组织地区的选票份额高3%。2006年，当他再次竞选时，他的选票份额在这些地区比原来高了11%。如果曼库索及其同伙可以给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他们在总统选举中也会这样做，特别是对与他们的世界观高度一致、可能对他们宽宏大量的总统。正如萨尔瓦多·曼库索的副手和AUCSinú和San Jorge集团的前领导人Jairo Angarita在2005年9月所宣称的，能为“我们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总统的再次竞选”而工作他感到自豪。

当选之后，准军事组织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就开始投票支持乌韦想要的一切，特别是改变宪法以便能够在2006年再次竞选，而这在他于2002年初次竞选的时候是不允许的。作为交换，总统乌韦发布了一项高度宽宏大量的法律，允许准军事组织解散。解散并不意味着准军事主义的结束，这只是其在哥伦比亚的大多数地区和哥伦比亚政府中制度化了，准军事组织已经接管了这些地区和政府，并被允许一直保持。

在哥伦比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随着时间的进展越来越包容了；但是，某些主要的汲取性因素还存在。法律缺失和不安全的产权是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特有的，这是国家政府在许多地区缺乏控制的结果，是哥伦比亚政府集权缺乏的特定形式。但是，这种状况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它自身是反映恶性循环动态变化的结果：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没有为政治人物在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保障公共福利和法律秩序提供激励，也没有对他们施加足够的限制，以禁止他们跟准军事组织和恶棍流氓进行隐性的或显性的交易。

小牲口棚

阿根廷在2001年年末遭受了经济危机，三年中，收入持续下降，失业率一直上升，国家深陷巨额的国际债务。1989年后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政府为抑制高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而采取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面。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政策还是成功的。

1991年，梅内姆将阿根廷比索（the Argentine peso）与美元挂钩。根据法律，1比索等于1美元，汇率将不再变化。故事结束了，几乎非常完美。为了让人们相信政府真的愿意遵守这条法律，它说服人们开设美元银行账号。美元可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店中使用，可以在全国的所有提款机上提取。这项政策可能的确有助于稳定经济，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它使得阿根廷的出口品非常昂贵，使得从外国的进口品很便宜。出口接近停止，而进口品大量涌入。支付如此大进口的唯一方式就是借钱。这是不可持续的。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比索的可持续性时，他们把大部分财富换成美元存入银行。毕竟，如果政府不遵守那条法律让比索贬值的话，他们持有的美元账号还是安全的吧？他们担心比索是对的。但是，他们对美元太乐观了。

2001年12月1日，政府冻结了所有银行账号，最初是冻结了90天。每周只允许提取非常少量的现金。一开始，是250比索，还值250美元；后来是300比索。但是，这只允许从比索账户中提取。不允许任何人从美元账户中提钱，除非他同意将美元兑换成比索。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阿根廷人给这种状况起了个绰号，叫做El Corralito，意为“小牲口棚”：储户们都像奶牛一样被圈进一个小牲口棚中，无处可去。1月，最终实行了比索贬值，1比索不再兑换1美元了，很快就是4比索兑换1美元。这理应证实了那些认为应该存美元的人的想法。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政府随后强制将所有美元账户换成比索账户，而且是按照原来1美元兑换1比索的汇率。一个原来存了1000美元的人立即就发现自己只有250美元。政府剥夺了人民储蓄的3/4。

对经济学家来讲，阿根廷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国家。为了阐明理解阿根廷是多么困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曾经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评论，他认为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库茨涅兹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接着，相对于西欧和北美的其他富裕国家，它开始稳步下滑，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它开始了绝对下滑。表面上看，阿根廷的经济绩效令人不解，但是当通过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透镜来审视时，阿根廷下滑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确实，在1914年之前，阿根廷经历了大约50年的经济增长，但这是汲取性制度下增长的一个经典案例。那时，阿根廷由一个大量投资于农业出口经济的狭隘精英统治，通过出口牛肉、兽皮和谷物等经济迅速增长，当时正处于这些产品世界价格飞速上涨时期。跟所有这类汲取性制度下增长的经历一样，它没有卷入创造性毁灭，也没有创新，它不是可持续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愈演愈烈的政治不稳定和武装叛乱促使阿根廷精英尽力扩展政治制度，但是这动员起一股力量，一股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1930年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政变。从那时到1983年，阿根廷一直在独裁和民主之间、在不同的汲取性制度之间反复摇摆。军事统治下，镇压肆虐，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至少有9000人——也许要多得多——被非法处决，数十万人被囚禁、迫害。

在平民统治期间，也有选举——民主选举。但是，政治制度远不是包容性的。自从庇隆在20世纪40年代崛起以来，民主的阿根廷就一直在他创建的政党社会正义党——通常只称作庇隆主义党——的控制下。庇隆主义者赢得选举要归因于巨大的政治机器，其成功是通过购买选票、分配捐助、搞腐败——包括政府为换得政治支持而签订的合同和提供的工作——而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民主，但不是多元主义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庇隆主义党，它要做什么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至少在这个用军队保障其权力不被推翻的时期是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如果最高法院挑战政策的话，最高法院的境遇可能会糟糕得多。

20世纪40年代，庇隆培育了劳工运动作为政治基础。当它由于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镇压而被削弱的时候，其政党继而转向从其他人那里购买选票。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出来是为了给其支持者分发收入，而不是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当总统梅内姆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着阻止其再次竞选的条件限制时，他只是修改了宪法，消除了条件限制。正如El Corralito所表明的，即使阿根廷有选举，有大众选举出来的政府，政府也完全有能力践踏产权、剥夺民众，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对阿根廷总统和政治精英们几乎没有约束，当然也没有多元主义。

库茨涅兹和访问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许多人感到困扰的是，阿根廷的城市完全不同于利马、危地马拉的城市，甚至墨西哥的城市。你看不到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看不到以前奴隶们的后裔。你最可能看到的是鼎盛时期——即汲取性制度下迅速增长的年代——建立起来的辉煌建筑。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看到的只是阿根廷的一部分。例如，梅内姆并非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出生在拉里奥哈省的阿尼利亚科镇，这是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北部很远的山区。他在拉里奥哈省当了三个任期的省长。在美洲被西班牙征服的时代，阿根廷是印加帝国的边陲地区，有着非常密集的当地人口。西班牙人在这里创造了赐封，一种高度汲取性制度为北方波多西的采矿主们培育出了迅速成长的食物和杂交的骡子。事实上，与其说拉里奥哈省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如说它更像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波多西地区。在19世纪，拉里奥哈省出了著名的军阀法昆多·基罗加，他无法无天地统治着这个地区，并将军队开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关于阿根廷政治制度发展的故事是诸如拉里奥哈省这些内陆省份如何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协定的故事。这些协定就是休战：拉里奥哈省的军阀们同意独自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它能够赚钱。作为回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英们放弃改革“内陆”的制度。因此，阿根廷最初好像是不同于秘鲁或玻利维亚的一个世界，但是你一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优美的林荫道，它就并非如此不同了。内陆地区的偏好和制度深嵌在阿根廷的制度中，就是阿根廷经历了跟其他拉美国家的汲取性制度完全相同路径的根源。

选举既没有带来包容性政治制度，也没有带来包容性经济制度，这是拉美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哥伦比亚，准军事组织绑架了1/3的国民选举。在现在的委内瑞拉，跟阿根廷一样，民主选举的乌戈·查韦斯政府袭击其反对者，从公共部门工作中开除他们，关闭他不喜欢其社论的报社，并剥夺财产。无论在哪些方面，查韦斯都比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更有权力、更不羁。那时，沃波尔无法在《布莱克法案》下宣判约翰·亨特里奇（John Hunt-ridge）。如果在现在的委内瑞拉或阿根廷，亨特里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阿根廷出现的民主在原则上直接与精英统治相抵触，在语言上、行动上，它都尽力从至少一部分精英那里再分配出一些权利和机会，在两方面意义上加固了汲取性制度的根基。首先，持续了数个世纪的汲取性制度下的不平等，使选民在新出现的民主中投票支持持极端政策的政治家。阿根廷人天真地认为胡安·庇隆或者更近的像梅内姆或基什内尔夫妇这样的庇隆主义政治家是无私的，是为他们寻找利益的，委内瑞拉人也把查韦斯看做他们的救世主。相反，许多阿根廷人或委内瑞拉人认识到，所有其他政治家和政党长期以来都没能给他们发言权，没能给他们提供像道路和教育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也没能保护他们免受当地精英阶层的剥夺。尽管查韦斯采取的政策导致了腐败和浪费，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委内瑞拉人支持这些政策，这跟许多阿根廷人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支持庇隆的政策一样。其次，对于庇隆和查韦斯这样的人，基本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做出社会所需抉择的有效政党制度，使得政治变得十分有吸引力。庇隆、查韦斯和拉丁美洲的其他许多强势人物只是寡头铁律的另一个方面，正像这个名称所表明的，这个铁律的根源在于精英控制的基本制度。

棉花国王

棉花大约占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45%，自苏联于1991年解体该国家独立以来，棉花就成为其最重要的作物。在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农田都在2048个国有农场的控制下。这些农场都解散了，土地在1991年后分散了。但是，这不意味着农民可以独自行事。棉花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首任——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任——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Ismail Karimov）来说，太有价值了。所以，国家制定了规定农民种植品种和种植数量的制度。棉花是非常有价值的出口品，支付给农民的只是世界市场价格的一小部分，政府拿走其他部分。没有人愿意按照支付的价格种棉花，因此政府强制他们种植，每个农民现在必须拿出35%的土地种棉花。这引起了许多问题，如难以机械化就是一个问题。在独立时，大约40%的收成是联合收割机完成的。毫不奇怪，1991年后，鉴于总统卡里莫夫政权没有给农民创造激励，他们不愿意购买这些机器或不愿意维护这些机器了。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卡里莫夫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比联合收割机更廉价的一种选择：学校的儿童采摘。

图为乌兹别克斯坦采摘棉花的工人。[图源：wikipedia.org]

棉花在9月初期开始成熟、准备采摘，这时孩子们开学了。卡里莫夫给地方官员发布命令，给学校分派棉花采摘任务。9月初，270万名（2006年的数据）孩子全部离开学校。老师不再是教师了，成了劳工招募者。一位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Gulnaz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大约在9月初，新学年开始，学校就会暂停课程，孩子们不去上课而是被派去采摘棉花。没有人去征求学生家长的同意。他们没有周末假期（在收获季节）。如果有孩子以任何理由请假回家，其老师或班级管理者就会来指责父母。他们给每个孩子指定计划，根据孩子的年龄，每天采摘20千克到60千克。如果有孩子完不成计划，第二天早晨就会在全班面前受到斥责。

棉花采摘持续2个月。如果幸运的话，有些农村孩子会被分到离自家近的地方，他们可以走着或坐公共汽车去工作。离家远的或城市地区的孩子就不得不跟机器设备和牲畜睡在库棚中。库棚中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孩子们只能自己带午饭。

总统卡里莫夫领导的政治精英们是所有这些强制劳动的主要受益者，而卡里莫夫则成了名符其实的乌兹别克棉花国王。据说，学生们会得到劳动报酬，但仅仅是据说而已。2006年，当世界棉花价格为每千克1.4美元的时候，孩子们每天采摘20千克到60千克棉花得到的报酬为0.03美元。现在大约75%的棉花是孩子们采摘的。春天，学校关闭，孩子们要进行义务锄地、薅草和移苗。

怎么会这样呢？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在苏联解体后理应获得独立，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然而，就像在很多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一样，这却没有发生。总统卡里莫夫是在原苏联的共产党里开始其政治事业的，他在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个时候升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的职位，尽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安全部队的关键支持下，1991年12月，他赢得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届总统选举。掌权之后，他镇压了不相干的政治异己力量。反对者现在有的被关进监狱了，有的被放逐了。乌兹别克斯坦没有自由媒体，也不允许存在非政府组织。加紧镇压的最高点发生在2005年，当时大约750名——也许更多——游行示威者在安地占被警察和军队杀害。

掌控安全部队和对媒体的全面控制，卡里莫夫首先通过全民投票，将总统任期延长了5年，2000年以91.2%的选票再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开始了新的7年任期。他唯一的反对者宣称，自己投票支持卡里莫夫！在2007年那场普遍认为存在欺诈行为的再次选举中，他赢得了88%的选票。乌兹别克斯坦的选举类似于斯大林在苏联全盛时期通常举办的那些选举。纽约时报记者哈罗德丹尼用共产党报纸普拉达的一个翻译，报道了1937年的一次有名的选举，旨在传达苏维埃选举的紧张与兴奋。

在卡里莫夫的统治下，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它很穷，大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人均年收入大约为1000美元。并不是所有的发展指标都不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入学率为100%……那么，可能要将棉花采摘季节除外。识字率也非常高，尽管除了控制所有的媒体之外，这个国家还查禁图书、控制互联网。尽管大多数人在每天采摘棉花时只得到非常少的报酬，但是卡里莫夫家族以及1989年后将自己重塑为乌兹别克斯坦新的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前执政党干部已经富裕得令人难以置信。

家族经济利益是由卡里莫夫的女儿古尔娜拉（Gulnora）管理，她有望接替她父亲担任总统。在一个如此不透明、如此秘密的国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卡里莫夫家族控制着多少财产或者每年赚取多少财产，但是美国公司因特斯潘（Interspan）的经历表明了在过去20年中乌兹别克经济发生了什么。棉花不是独一无二的农作物；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很适合种植茶叶，因特斯潘公司决定投资。到2005年，它已经占领了30%的当地市场，但接下来，它陷入了麻烦。古尔娜拉觉得茶叶生产业在经济上很有前途。不久，因特斯潘的地方代表开始遭到逮捕、拷打、处死。它经营不下去了，2006年8月，该公司退出了。其资产被卡里莫夫家族迅速扩张的茶叶利益集团接收了，从几年前2%的市场份额迅速增长到67%的市场份额。

乌兹别克斯坦在很多方面看上去都像一个过去的遗迹，一个被遗忘了的年代。它是一个单一家族及其周围的亲信专制统治的渐渐衰弱的国家，其经济建立在强制劳动上——事实上，是对孩童的强制劳动。它是汲取性制度下失败社会的当代样板，不幸的是，它具有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其他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共性。这提醒我们，即使在21世纪，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仍然可以采取厚颜无耻、残酷攫取的形式。

把公平竞争的环境搁置一边

20世纪90年代是埃及改革时期。自从1954年发生废黜君主的军事政变以来，埃及一直是作为一个准社会主义社会在运行，政府在经济上发挥着中心作用，经济的许多领域被国有企业控制着。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主义的论调减少了，市场开放了，私有部门发展了。然而，包容性市场却不存在，政府控制着市场，与国家民主党——由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于1978年创建的政党——联合的少量商人控制着市场。在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下，商人们进一步卷入政党，政党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穆巴拉克在安瓦尔·萨达特被刺杀后于1981年成为总统，跟国家民主党一起统治埃及，直到2011年2月在群众抗议和武装力量强制之下交出政权，正如我们在序言中讨论的那样。

大商人都被任命担任与他们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主要政府职位。拉希德·穆罕默德·拉希德（Rasheed Mohamed Rasheed）是联合利华AMET（非洲、中东和土耳其）的前总裁，成为外贸与工业部长；穆罕默德·Z.W.加兰那（MohamedZoheir Wahid Garana）是埃及最大公司之一加兰那旅行公司的所有者和总经理，担任旅游部长；阿巴扎（Amin Ahmed Mohamed Osman Abaza）是埃及最大的棉花出口公司尼罗河棉花贸易公司的创建者，任农业部长。

在经济的许多领域，商人们说服政府通过国家调节限制准入，这些领域包括媒体、钢铁、汽车、酒水饮料和水泥。每个领域都有很高的准入壁垒，以保护有政治关系的商人和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商人，比如艾哈默德·埃兹（AhmedEzz，钢铁业）、萨维里斯家族（the Sawiris family，多媒体、饮料和电信）、穆罕默德·纳赛尔（Mohamed Nosseir，饮料和电信）不仅得到政府的保护，还可以得到政府的合同以及无需担保抵押的巨额银行贷款。艾哈默德·埃兹（Ahmed Ezz）既是埃及最大的钢铁公司埃兹钢铁——该公司生产埃及70%的钢铁——的董事长，又是NDP的高级成员，还是人民大会预算与计划委员会的主席，是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的密友。

20世纪90年代，由国际金融机构和经济学家们发动的经济改革目标是为了放开市场，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各个国家的这种改革的一个关键支柱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墨西哥私有化，不是提高竞争，而只是将国有垄断变成了私有垄断，在这个过程中，使像卡洛斯·斯利姆这样具有政治关系的商人致富了。完全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埃及。在政府部门有关系的商人能够大大地影响埃及私有化计划的实施，以致私有化计划有利于富裕的商业精英——他们在当地被称呼为“巨头”。在私有化开始的时候，经济被32个这样的巨头控制着。

其中一个是艾哈默德·扎伊特（Ahmed Zayat），卢克索集团（the LuxorGroup）的掌门人。1996年，政府决定将埃及啤酒的垄断制造商艾尔·阿拉姆饮料公司（ABC）私有化。一个投标者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法里德·萨德（Farid Saad）领导的埃及金融公司和1995年在埃及成立的第一家风险资本公司结成的联盟。该联盟包括前旅游部长弗艾德·苏坦（Fouad Sultan）、穆罕默德·纳赛尔和另一个精英商人穆罕默德·拉加布（Mohamed Ragab）。该集团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够好，4亿埃及镑的投标被认为太低了。扎伊特有很好的关系，他没有钱购买ABC，但是他制订了一个卡洛斯·斯利姆般天才的计划。ABC的股票首次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卢克索集团以每股68.5埃及镑的价格获得了74.9%的股票。3个月后，股票拆股被一分为二，卢克索集团以每股52.5镑的价格将股票全部卖掉了，净获36%的利润，这样扎伊特就能够为下个月购买ABC筹集到2.31亿镑的资金了。与此同时，ABC获得了大约4130万埃及镑的年利润，有9300万埃及镑的现金储备。这确实是个大便宜。1999年，新私有化的ABC通过购买私有化的国家酒水垄断企业Gianaclis，将垄断从啤酒业扩展到酒水业。Gianaclis是利润非常丰厚的公司，依靠对进口酒水征收的3000%的关税而受益良多，它出售酒水可以获得70%的利润。2002年，扎伊特以130亿埃及镑将ABC卖给了荷兰的海尼根，垄断权换手了。5年间，他就获得了563%的利润。

穆罕默德·纳赛尔并不总是失败方。1993年，他购买了私有化的艾尔·纳斯尔瓶装公司，该公司拥有可口可乐在埃及进行瓶装的垄断权。当时的国有企业部部长阿提夫·奥贝德（Atef Ebeid）让他在这家公司的购买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纳赛尔两年后以超过购买价格3倍的价格出售了这家公司。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电影产业中引入私有部门的行动。政治关系再次表明，只有两个家族允许投标并开办电影业——其中一个就是萨维里斯家族。

今天的埃及是一个穷国——虽然不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那些国家一样穷，但是其仍然有大约40%的人口很穷，每天靠不到2美元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在19世纪，埃及是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领导下进行制度变革和经济现代化最初取得成功的地方，在埃及真正成为英帝国的附属国之前，阿里开创了汲取性经济增长的时期。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一系列的汲取性制度出现了，在1954年后被军人政府延续下来。确实有一些经济增长和教育投资，但是大多数人口几乎没有经济机会，而新的精英阶层可以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这些汲取性经济制度也得到了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支持。总统穆巴拉克计划开始一个政治王朝，推荐其儿子贾迈勒接替他。他的计划在2011年年初被汲取性制度的崩溃彻底打断了，当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动荡和游行示威，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纳赛尔（Nasser）担任总统期间，经济制度有一些包容的方面，国家确实开放了教育体系，并且提供了以前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没有提供的机会。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汲取性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某些包容方面不稳定地联合在一起。

随穆巴拉克统治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经济制度越来越具有汲取性，这反映了政治权力在社会的分配。在某种意义上，阿拉伯之春就是对此做出的反应，就像埃及和突尼斯。当突尼斯总统本·阿里（Ben Ali）及其家族从经济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时，突尼斯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30年的增长开始逆转了。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国家在经济上的失败是因为汲取性制度。这些制度使穷国一直贫穷，阻止它们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如非洲的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南美的哥伦比亚和阿根廷、亚洲的朝鲜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东的埃及。这些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有些是热带国家，有些是温带国家。有些是英国的殖民地，其他一些是日本、西班牙和俄国的殖民地。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它们共有的就是汲取性制度。在所有案例中，这些制度的基础是设计经济制度的精英阶层，他们为了使自己致富并保持权力长久不变，不惜牺牲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些国家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结构造成了精英的性质和汲取性制度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些汲取性制度保持不变的原因通常与恶性循环有关，从使人民致贫的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的影响是相同的——尽管它们的强度不同。

比如，在津巴布韦，精英包括罗伯特·穆加贝和ZANU-PF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20世纪70年代反殖民斗争的先锋。在朝鲜，他们都是金正日和执政党周围的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精英是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家族和重塑的苏联时代的亲信。这些集团明显不同，这些差异，连同他们治理的完全不同的政体和经济，意味着汲取性制度采取的特定形式不同。例如，朝鲜就采取了一党制政权。尽管穆加贝在20世纪80年代请求朝鲜军队进入津巴布韦屠杀其在马塔贝莱兰的反对者，但是朝鲜这种汲取性政治制度模式在津巴布韦是不适用的。相反，由于穆加贝是在反殖民斗争中掌权的，他不得不用选举掩盖其统治，尽管他曾经确实想策划宪法许可的一党制政府。

相反，哥伦比亚有长期的选举史。在历史上，选举是作为从西班牙独立时期在自由党和保守党分享权力的一种方法出现的。不仅精英阶层的性质不同，而且他们的数量不同。在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能够操纵苏维埃政府的残余力量，这给了他镇压和屠杀异己精英的充分理由。在哥伦比亚，中央政府在国内许多地区缺乏权威，这自然就造成了精英们的分帮结派——事实上，分裂得如此厉害，他们有时候会相互谋杀。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同形式的精英和政治制度，但是这些制度通常会稳固和再造那些创造此种制度的精英的权力。但是，有时候他们引起的内讧会造成国家的崩溃，就像塞拉利昂。

不同的历史和结构意味着精英们的身份和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细节不同，同样，精英们建立起来的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细节也不同。在朝鲜，攫取的工具是：私有产权的废除、国有企业和工业。

在埃及，在纳赛尔上校1952年后创建的公开社会主义军事政权下，情况完全相同。纳赛尔在冷战中与苏联站在一边，剥夺外国投资，比如英国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在大多数经济领域引入公有制。然而，埃及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跟朝鲜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对于朝鲜来说，创造更加彻底的共产主义经济更加容易，因为它们能够剥夺之前日本的资产。

相反，埃及革命更多的是一群军官发动的政变。埃及在冷战中改变立场、转向支持西方时，埃及军队从中央命令转向裙带资本主义作为攫取的方法，相对容易也更加有利。尽管如此，埃及很有限的汲取性质使得埃及比朝鲜拥有更好的经济绩效。一方面，埃及制度没有朝鲜执政党那样的严密控制，它用和朝鲜不同的方式安抚人民。另一方面，甚至裙带资本主义还为投资创造了一些激励，至少给支持这种制度的那些精英创造了激励，而在朝鲜则完全不存在。

尽管这些细节都很重要、很有趣，但是更重要的教训是，在一幅显示所有这些案例的巨幅图片中，汲取性政治制度已经创造了汲取性经济制度，把财富和权力转移给了精英。

在这些不同的国家，攫取的程度明显不同，这对繁荣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在阿根廷，宪法和民主选举对推进多元主义起不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它们比在哥伦比亚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至少，阿根廷政府能够声称本国存在暴力垄断。与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相比，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好地限制精英，结果，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就比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穷得多。

恶性循环还意味着，尽管汲取性制度导致了国家的崩溃，像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一样，但是这并无法结束这些制度的统治。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内战和革命可能发生在关键时刻，但未必会导致制度变革。塞拉利昂自2002年内战结束以来的事件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2007年，在一次民主选举中，西亚卡·史蒂文斯的原党派APC重新掌权。尽管赢得总统选举的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Ernest Bai Koroma）跟APC原政府没有关系，但是其内阁中却有很多人与APC原政府有牵连。史蒂文斯的两个儿子博凯里（Bockarie）和贞戈（Jengo）甚至还成了驻美大使和驻德大使。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我们在哥伦比亚看到的更不稳定的版本。在那里，因其符合部分政治精英的利益而受到许可，许多地区缺乏政府权威的现象延续了很多年，但是中央政府的制度也很强大，足以阻止这种无秩序变成完全的混乱。在塞拉利昂，部分是由于经济制度更强的汲取性，部分是由于这个国家高度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历史，社会不仅在经济上遭其影响，而且踌躇于完全无序和某种秩序之间。然而，长期的影响是相同的：政府仍然缺位，制度仍然是汲取性的。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从至少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长期的汲取性制度。每个国家都陷入了恶性循环。哥伦比亚和阿根廷是源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制度。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是源于英国在19世纪后期建立起来的殖民制度。在塞拉利昂，没有白人移民，这些制度广泛地建立在政治权力的前殖民攫取结构的基础上，并得到了加强。这些结构本身是长期恶性循环的结果，其特征是缺乏政治集权和奴隶贸易的灾难性影响。在津巴布韦，也构建出了汲取性制度的更多新形式，因为英国南非公司造成了二元经济。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延续苏联的汲取性制度，并且跟埃及一样把他们改造成裙带资本主义。苏联的汲取性制度本身在许多方面是沙皇汲取性制度的延续，又是寡头铁律预示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250年间，这些不同形式的恶性循环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影响的同时，世界不平等出现了，延续下来了。

现在国家经济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他们的汲取性制度转变成包容性制度。恶性循环意味着这并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的，寡头铁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制度中先前存在的包容性因素，或者对抗现存制度的广泛联盟的存在，或者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性质，就能够打破恶性循环，就像塞拉利昂的内战一样。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是争夺权力的斗争，但是，它是跟塞拉利昂内战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令人信服的是，在光荣革命中觉醒的为废黜詹姆士二世进行斗争的某些议会成员认为他们自己是新专制者的角色，就像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英国内战后那样。但是，议会已经很有权力而且是由包含不同经济利益和不同观点的广泛联盟组成的，这使寡头铁律在1688年不太可能适用。由于运气在议会一边而不是詹姆士二世一边，这一事实得到了加强。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其他一些国家的案例，这些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汲取性制度后，已设法打破旧模式，并将其制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〇本文节选自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第13章《现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2013年埃及政变。[图源：wikipedia.org]

〇编辑：niliac  排版：顾谖

〇审核：阿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