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国家何以兴衰？这是政治家和学者们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问题。2024年10月1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美国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是为表彰他们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贡献。借此契机，本专题希望回顾对国家繁荣与贫困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制度主义取向的经典研究，呈现三位诺奖得主在这一学术传统中的位置，激发读者朋友们对该领域更多的思考。
作为专题开篇，亨廷顿对现代化的反思廓清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二战后，人们曾笃信经济发展将与政治发展齐头并进，但随之而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却带来诸多例外，因此亟需重新理解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制度主义者无疑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奥尔森首先将国家中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带入对国家兴衰的分析，这使得塑造个体理性选择的制度进入研究视野。诺斯正是凭借以制度等政治因素系统地解释经济发展，并提出产权驱动的增长理论，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今获奖的阿西莫格鲁等三人则采用更加完善的实证设计，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的学术进展。然而，围绕产权制度的解释并非无往不利，许多国家尽管缺乏制度主义所称颂的具有可信承诺的制度环境，却依旧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就乃至“奇迹”，由此衍生出以格申克龙为首的“后发优势”理论，凸显制度影响经济发展更为丰富的面向。后续文献依次展示了20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最后，本专题以阿西莫格鲁基于制度主义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判断作结，邀请读者一同感受制度主义研究的现实关怀。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经济发展与制度关系的文献汗牛充栋，挂一漏万，欢迎大家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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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烟波、棱镜
文献列表
西方发达社会的典型——富裕的、平等的、民主的、稳定的、自主的，对于一个现代的伊斯兰社会、非洲社会、儒教社会或印度教社会，也许不能成为有意义的模式或参考群体。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都以西方标准衡量自己，并由此发现自己缺少什么。停止改变这些社会的尝试，变换发展模式，即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当然，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连续阐发“非洲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民主制度”的理论之后，这一过程已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若干时间了。然而，有用的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说，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的是总结东亚的经验，从中得出一个权威主义的、稳定的、有经济活力的以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发展模式。南美模式可能是一种阶级分层、不平等、中速增长、政治冲突、经济渗透以及民主与非民主政权彼此交替的模式。显然，将来的发展可以改变这一模式，任何理论家都必须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但是，拉美发展模式的构成，以及从文化和其他变项来看，为什么拉美的经验接近于上述模式的解释，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具有选择性刺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在《逻辑》一书内已举例证明在美国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此论断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些国家组织机构的建立情况已能证明此理论的正确性。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内，凡不具备选择性刺激手段的人群都不可能建立任何集团组织——广大的消费者并没有“消费者组织”，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也没有“纳税人组织”，为数众多的低收入阶层并没有“贫民组织”，而经常存在的大量失业者也没有任何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
本文厘清新古典理论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些改变，才能将制度分析纳入到其理论中去；概述对于经济绩效的静态分析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探究对于构建长期经济变迁的动态理论来说，制度分析又意味着什么。
现在国家经济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他们的汲取性制度转变成包容性制度。恶性循环意味着这并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的，寡头铁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制度中先前存在的包容性因素，或者对抗现存制度的广泛联盟的存在，或者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性质，就能够打破恶性循环，就像塞拉利昂的内战一样。
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两个基本的观察，它们可以被表述如下。19世纪的欧洲地图显示了由经济落后程度不同的国家构成的一幅五颜六色的图画。与此同时，急速的工业化过程又在落后程度极为不同的这些国家中开始了。这些在起始点——或起始水平上面的差异对于随后的发展的性质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根据某一给定国家在其工业化前夕经济落后程度的不同，其工业化的过程与特征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将倾向于发生不同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方便地压缩成六个命题的缩略形式。
由此可见，通过选择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形成传统经济体制，既非中国特有的经历，也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事实是，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都有可能因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而形成类似的经济体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实行的结果和改革过程，对于有类似经历的发展中国家和曾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个普遍经验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性。除了城邦国家外，分权对所有国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很重要。为使分权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不仅应该得到授权，其能力也应该得到加强。有关分权和联邦制的文献强调向地方政府授权，但很少讨论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力。能力加强并不是伴随着授权自然而来的。没有足够的能力，地方政府将不能采取政策行动，即使得到法律授权，分权也不会发挥作用。而且，足够的能力是致力于推进分权体系和将其制度化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再次说明，不仔细研究具体情况，简单地认为应该限制政府的资源和职能对政策有害无益。事实上，在很多分权的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能力不足。例如，在大部分实行分权的发展中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或社会服务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是司空见惯的现（Bardhan, 2002; Bardhan和Mookherjee, 2006）。相反，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都由地方政府发起和推进，因为它们不仅有推进改革的动机，而且有推进改革的资源，即使是在特定的改革没有获得中央完全批准或完全授权的情况下。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个地方政府在提高增长率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Bardhan 和Mookherjee, 2006）。一国的历史决定地方政府的能力有多大，以及哪些政府拥有能力。这意味着，除了普遍原则外，标准的政策建议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一定普遍适用。这是支持分权的另一个原因。
但我认为，用这两种极端的看法理解中国增长，都是片面的，因为中国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经典的庇古型国家，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解读都忽略了政治的问题。为什么做出改革的选择？什么时间做出这些选择？为何在1970年代以后才变得可行？哪些因素使得改革得以持续？它们未来又可能如何发展？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问题，正是我和罗宾逊十几年来所研究的，这些研究都总结在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这些问题也强调了，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选择。因为首先它们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并且关于要做什么选择经常包含一些重要的矛盾冲突，有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为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可能是政治利益冲突，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发生制度性变革，通常会有一些赢家和一些输家。
〇封面为殖民制度最初的差异导致如今欧洲不同地区繁荣程度巨大差异的发展图示。[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〇专题策划人：烟波、棱镜
〇编辑 / 排版：niliac
〇审核：阿葵 免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