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风水在不同群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面孔。对城市居民来说，除流行文化中被挪用的要素外，便是都市传说般隐晦不清的禁忌。对华南的乡村居民来说，它仍然是起居日常、死生大事的重要参考乃至准则，是活跃在生活方方面面的习俗。风水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盘绕交错，来源复杂而深远，既是已然成型的文化传统，也是不断层累流变的知识体系。我们以风水为透镜，也许得以一窥历史一隅、社会一角。
本专题将分为两节。第一节将大致介绍两宋风水理论的生成史。这一时期是风水知识的爆发期，各种概念、名词与定义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变化，最终在南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核心概念与“传统”，并持续影响到了明清乃至现代。通过介绍如“龙脉”这一概念的形成，或是宋代术儒交流的历史场景，可以大致描摹出两宋风水理论在各方改造下蓬勃发展的状态。第二节，则把目光放在风水传统已然形成的时期中。明清以来，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对风水各有所求。不同的诉求，最终在宗族社会中形成了各式实践活动，如明清地方政府既利用风水信仰、又打压民间迷信风水的复杂态度，或是儒生士人与风水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样，也有宗族依靠风水活动、风水信仰团结亲族、划分利益归属。种种不同的风水实践，向我们揭示了明清以来宗族社会的不同侧面。同时，这些不同的侧面，也隐隐指向了同一类问题，这在本节最后一篇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
本专题以“历史与实践”作为两节划分，是简要的文献脉络梳理，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讨论。
鸣谢
专题策划人：韩承罡
文献列表
南宋理学家吸收了源自纬书的拟人地理观念、唐代一行的山河两戒说，以堪舆视角重整《禹贡》山川，创造出一套中心化的地理秩序。经过元明两代理学家与堪舆家的接引与改造，逐渐演变为以论证皇权为目的的三大干龙说，并为社会各阶层所公认，此即沉淀为明清时代一般知识与信仰的中国龙脉论。龙脉论是真实山川与想象地理的重叠，它既是流传于一般社会中的宏观地理观念，也是文人精英与堪舆术士共同发明的皇权正当性学说。它的形成，是流行于不同阶层的多种知识传统在王朝政治格局中杂糅互动的结果。
中国的风水文化渊远流长，至今仍可见其影响。本文研究风水文化在宋代的扩展。本文共分八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略谈风水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第二部分讨论宋以前风水文化的概况，以及宋以前重要的风水大师的一般情形。第三部分论述宋代风水师增加的情形，以及风水师的来源。第四部分讨论宋代风水文化表现在阳宅的兴修。第五部分探讨风水成为讨论议题，以及反对风水的言论。第六部分检视风水信仰如何影响宋人的墓葬及改葬，以及何以有些士大夫接受风水择地的作法。第七部分讨论理学如何因应排山倒海而来的风水文化，以及部分理学家态度的改变。同时也叙述宋代风水文化的扩展如何影响后世。第八部分为结语。总而言之，风水文化在宋代有“扩”与“展”两方面。这两方面的变化，深深地影响我们今日对风水的态度。
以朱熹、蔡元定为代表的宋儒，为改变时人汲汲于功名利禄的社会弊病，遏制术士“抵今为尤蕃，举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盖数万不啻”的社会境况。他们上承孔子“以儒化术”的方法，假借术数之躯壳，而注入儒学之精义。
士大夫与地理术士的交游以住宅和坟墓的“择地”为核心展开，在“礼”的信仰和习俗基础上，两者之间形成了“技术一道德”的知识与身份认同，科举社会儒生为了突破天命束缚学习儒术成为推动地理术数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对乡村社会能否实施有效控制，是系关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来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相应地，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问题长期以来亦深受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学界的高度关切，其中，透过民间信仰与王朝政府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传统中国地域社会的构建及社会控制，更成为近年来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和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但是，由于既见成果均基于特定的地域和信仰背景，因而论者试图进行的理论构架，在地缘辽阔、多姿多彩的传统中国面前也就难免有其局限。或者说，要构建起更具普适性和更强解读功能的理论体系，或许仍有待于更多基于不同地域与信仰背景的实证研究。基于此，并受已见成果的启发，结合自己多年对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思考，笔者试图以风靡全国的江西形势派风水术的诞生地赣南客家地区（其地域范围相当于明清时期的赣州府、南安府和宁都直隶州的所辖范围）的风水信仰为视点，通过对明清时期赣南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及其原因分析，解读其时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实施控制的途径、特点及实效，以期对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补益。
自郭璞提出“风水”概念以来，风水就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观念之一。除了从理论和技术上对风水进行阐述的大量著作以外，迄今为止，关于风水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大多从民俗层面论述风水与丧葬、居住环境、改变命运等方面的关系，尚未从区域社会变迁角度进行关注。实际上，风水术的流行与传播，和具体区域社会变迁联系甚紧，并随时代变迁而注入新的内涵。赣南是赣派风水的发源地，民间讲求风水有较长的历史，风水之说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赣派风水术不仅和赣南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流布天下，影响及至皇陵的构造。就明代赣南社会而言，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风水之说和科举兴旺联系在一起，兴起一股造风水以兴科举的热潮。本文拟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结合区域社会变迁历史，对这一热潮进行阐述，以期揭示风水与区域社会变迁之关系，并藉此洞察明代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与时人心态。
本文主要从清代后期以来竹堑地区关于「开台进士」郑用锡（1788-1858）功成名就的风水联想，及其对阴、阳宅风水或是堪舆地师的态度，来探索传统士绅与民俗信仰之间的互动情形。从道光5年（1825）淡水厅儒学之风水庇荫郑用锡科考有成的说法问世起，郑用锡的一生即与「风水」结下了难分难舍的文化因缘。民间社会关于他的各种风水传闻，也逐渐成为竹堑人士共享的历史记忆。相形之下，郑用锡本人对于风水之说的质疑与批评，与大众视其为境域风水灵气之应验者的社会氛围之间则互有出入。这项个案研究的结果，使我们体会到官绅阶层如何透过传统的风水文化与地方社会产生联结，以便形塑出一种利益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与此同时，也让我们见识到传统士绅与民俗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看似复杂却又有迹可循的离合关系。
不仅宗族团体细诉历史，以神庙为核心的团体也在细诉历史，而这些神庙团体与宗族团体又互相交错。由于乡村的成员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自己的乡村，如果我们要明白作为一个场域的乡村，就需要熟知所有生者和死者的主要寓所。
本章将通过分析见之于香港新界若干部族谱中的有关墓地风水的记录，来试图说明这一地区的宗族在参与墓地风水活动时传统上有哪些特殊的方式。研究风水习俗、特别是墓地风水习俗主要承担者之一的宗族，虽然是希望藉此理解风水在整个社会性联系中所具有的意义，但同时亦是在历史的时间轴线上对宗族组织的形成过程进行再审查，这也是对前一章所研究课题的一种延伸和扩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讨论宗族对墓地风水参与方式的变化，与阐明由此而反映出的宗族的发展、变迁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以香港新界四部族谱的记载为资料，分析了其中所涉及的墓地风水问题。通过这些分析可以明确地看到存在一个倾向，那就是宗族对于墓地风水的积极参与、投资，与宗族的兴盛期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本章将接着上一章的话题，继续讨论宗族与风水的关系。自明、清以来，在包括香港新界在内的中国东南部地区，宗族这一拥有强烈的团体性色彩的父系亲族集团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由于这些宗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般郡对祖先墓地风水和祠堂风水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因而在其族谱中也就大量收录了与此有关的资料。……在本章中，我们以族谱的记载为主要资料，考察了表现于其中的宗族的祖先观念，以及祖先观念与墓地风水习俗之间发生的密切联结现象。
本文试图以西方社会学交换论观点，探索“臭羊肉”型、“鸡肫厝”型两类传说，思索地理师及主人间的互动过程，从“支付——回报——再支付——再回报”模式，解析这类传说当中人物的社会行为活动，借以了解风水民间传说背后，所呈显的社会文化意涵。本文将循探论“个人心理取向”和“结构集体取向”两个脉络进行申论。
本章拟在上章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风水观念和信仰如何成为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效地左右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从而反思风水观念、信仰与传统汉族家族和房派发展的内在关联。作为一般词汇使用的“家族”或“房派”的概念，系指一个纯粹系谱性的宗祧概念，而非功能性的团体概念。凡指家族和房派的功能性的生活团体，则以“宗族组织”或“宗族共同体”称之。由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所涉及的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为了透过局部看整体，本章的叙述策略是以专题的形式，集中就契约文书以及某个家族资料所呈现的社会内容展开探讨。
这一节选取庄氏为讨论案例，从长时段的视角来审思风水观念、信仰与家族墓地、祠堂等“象征场”的“箭垛化”效应的关联。在第一部分，笔者将集中讨论明清以来各地庄氏族裔是如何对入闽祖地永春第四房的七世祖墓地风水进行长时段的象征营造，该墓地风水为何会反复成为庄氏后裔寻求系谱认同的一个“靶心式的象征场”。在这一节中也兼涉及庄氏族裔参与祖地祠堂风水的投入问题；在这一节的第二、第三部分，笔者将重点考察漳州龟山庄氏“天湖房”的一支是如何持续参与各世代的墓地及祠堂风水的象征营造，并针对龟山庄氏一至四世祖的墓地风水投资活动变化进行分析，以揭示祖墓、祠堂风水的象征营造与“房/家族”的系谱模式的内在关系，特别是族裔如何根据“房”这一男系亲属团体所指称的不同系谱深度和功能化程度，来积极参与墓地、祠堂风水的象征营造。
〇封面为福建省海岸全图（局部）。[图源：shuge.org]
〇专题策划人：韩承罡
〇编辑 / 排版：悦怿
〇审核：山本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