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塔特丨标准化的国家多样性

杰伊·塔特(Jay Tate)：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BRIE)助理研究员。他著有《带产品创新回家：日本守护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力》（Bringing Product Innovation Home: Japan's Guardian of National Capitalism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Japan's Automotive Industry）一书。他的研究内容为知识资本主义、政府重塑以及工作政治学。

引言

工业革命是标准化的革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依赖于相对单一的产品制造标准化，比如纺织品、针、枪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是由化工、蒸汽动力以及电力等领域的科技进步推动的。它部分依赖一系列基本物理量的计量标准化,包括时间、距离、能量、电荷以及原子重量。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使用复杂机械装置，基于兼容性标准,来改造装配工业。20世纪后期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革命是在互通性标准的基础上展开的。

标准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标准化促进了个人和组织的学习、监督、标杆管理（benchmarking）以及合作。企业可以利用标准来减少内部和外部的交易费用，压低供应商的价格，阻止或者避开竞争对手。通过控制专有标准（proprietary standard）来锁定准垄断利润，获得对雇员、供应商、消费者更大的控制力，对后续的创新设置基准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速度经济、质量经济都建立在标准的使用的基础上。

但是，标准本身甚至标准机构都只是标准而已。国家对标准化的安排是沿着制度轨迹变化的。制度轨迹有历史根源，并且通常具有民族的独特性（Zysman，1996a）。自由市场经济与协调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性为比较这些国家的多样性并且分析它们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益的途径。

国家实现标准化的方式是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反映了当时的时间顺序、法律以及社会政治的起源（Verman，1973；Cargill，1989）。时间点的选择很重要，因为尽管所有国家的标准化过程一直都有竞争、合作以及强制等因素混合在一起（Greenstein，1992），但是这些因素的混合各有不同。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混合会随着时间而改变（高压政治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而且在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同。最早建立全国市场标准的国家最有可能喜欢以市场和竞争为基础的自由方式。跟随的国家拥有局部的未来路线图，可以建立更具合作性或协调性的方式。最后面的国家最有可能依赖直接的国家强制（Gerschenkron，1962）。因此，亚洲的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有国营的标准制定委员会，而在西欧只有葡萄牙是这样的。

但是，时间点的选择最多就是给出起始点。法律本身是国家标准化最初的堡垒，它更重要。尤其重要的是过失和责任的法律途径。当19世纪的工业为以前未听说过的损害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时，这种法律途径才开始得到发展。在德国、法国、日本以及其他依赖国家规范的国家，生产者的过失被规定得非常详细。它是一种先验的管制，不仅支配着标准的制定，而且控制着标准的检验和认证。

在（“大陆”）法典中，至少建立了两种标准化。在德国和日本，基于法典的管制对产品责任采取保守的、基于故障的管制方式，而对于行业性（德国）或跨行业（日本）的卡特尔采取生产者导向的容忍方式。这些国家的企业在参与相对集中的标准协调时，喜欢留有余地。但是，在后工业革命的法国以及那些受法国拿破仑法典影响但程度较低的准工业革命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基于法典的管制对产品责任采取的是更为严格的管制方式，这与普通法国家相似。另外，它们还主动禁止工业革命前的（“封建的”）企业间合作方式。后面这些国家的标准制定有可能是通过第三方来调解的。这个第三方通常是国家的代理人，而不是纯粹由经济活动者自己来安排。这就导致了所谓调解型市场经济（mediated market economy）。

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普通法的传统不会预先明确规定过失。责任的界定是开放的（“严格的”）（即使是在没有故意和过失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到责任），并且根据判例法所累积的情况发生变化。由于法规不太固定，因此普通法鼓励企业更多地创新。由于没有明确规定责任，因此普通法也鼓励企业避免任何法律上可能引起诉讼的相互合作。至少有两种自由主义的标准化。在英国，一般化的管理标准有助于减少普通法体系下产生的责任风险和相关的保险费。在美国，联邦制鼓励高度分散化的甚至是分裂的标准体系（Krislov，1997）。英国式的管理标准所起的作用小于兼并。美国企业在历史上通过收购避免了企业间的法律责任和反垄断诉讼。并购带来内部的合作。因为美国企业更喜欢合并而不是面对法律的不确定性，所以它们喜欢通过第三方的认证进行生产商的自我认证。

政治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要，不仅可以引导对法典或传统的普通法的使用，而且可以影响标准化本身的特征。国家标准的建立往往发生在国家标准机构建立的初期（通常是20世纪前1/3的时间）。有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工业化之前就处于主导地位。工业化之前的自由职业基本上都有可能变成模板。这些模板后来变成工程及其他技术类的职业（Haber，1991）。这种开放的选择有助于形成持久的自由主义标准方式。英国、法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尽管法国的自由主义方式比较弱）。1940年到1944年，法国维希政权反自由主义的专家从属（subordination of professionals）关系造成了长期的影响。相比之下，在有些国家的非自由政治体制下，国家标准机构一开始就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了支持政治上的市场从属关系，这些国家拒绝自由市场和自由职业（Luebbert，1991）。的确，对商业领导权（business hegemony）的挑战——不论来自左翼还是来自右翼——越大，就越会出现协调的标准方式，并且往往会保留下来。结合行会（guilds）的重组（而不是破坏）历史，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社会建立起了更协调的标准化方式。其基础是特定组织内的专家从属关系。这种关系是连续的，有时会得到强化。在这些国家里，合作型的标准化往往由行业协会而不是面向个人的专业团体完成。

简而言之，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都会参与标准化，但是退出的“自由”、“发言权”的特征以及“忠诚”的基础都不一样。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为了其他的权利相对比较容易放弃参与正式的标准制定。最热情的标准参与者往往会受到专业或个人主义动机的激励，比如个人声誉、纪律网络化以及监督其他职业的机会等（Blau and Scott，1962：60-63；Wilson，1989：60）。标准机构的经营常常类似营利性机构，并且被认为会"争夺”消费者。即使标准化发生在行业协会内部，并且参与者受各自公司的资助，自由主义的制度约束仍然会促使参与者的行为像专业人士一样。比如，美国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在反垄断诉讼的威胁之下，标准化的行业协会内部参与者应该像中立的专家一样行动（Curran，1998）。政府的某些需要是自由经济所不能满足的，所以会直接干预以保证实现某个特定标准（尽管这样会破坏广泛协调的努力）。企业不会把标准化甚至标准机构看成合作的机会,而是在策略上把它看成实施机会主义策略的时机。在低端层面上，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机会主义企业只会利用标准来提高价格的竞争力。在高端层面上，企业利用标准，通常还会结合知识产权，来压制突破创新。在这两个层面上，自由市场经济的标准往往只是战略操纵的另一个目标，不论是掠夺性的还是创新性的。

相比之下，在协调市场经济中，标准化的参与者很少直接受到市场的影响，也没有能力背叛已有的制度安排。他们有可能来源于某个特定的组织（Wilson 1989：58），并且有可能在寻找预期的标准化（或者至少在竞争前努力缩小可能的标准范围）。标准机构本身不太像是一个营利性机构，而更像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国家参与者倾向于利用、强化、扩展已有的基本标准，甚至有可能建立名义上的专业组织，就像在日本那样，以便将标准化建立在组织基础上而不是个人或专家基础上。如果这些制定标准的人属于某些特定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必定属于国家标准体系，因此背叛的情况比较少，并且对市场标准化的信赖会降低。在协调市场经济中，长期的合作关系和包容的制度会鼓励企业把标准和标准机构看成参数性的“博弈规则”，即类似渐进式创新的共享型基础设施。通过合作建立详细的标准（该标准会淘汰技术上落后的结果），企业可以最小化基于价格竞争的机会，并且有助于实施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战略。

标准是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挑战。标准的国家差异已经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可能会继续如此，尤其是这些差异在跨越国界时仍然保留了下来。比如，自由主义的观点还会希望在各种相互竞争中产生标准（“全球标准”），而协调型的观点则希望通过正式而集中的协调产生标准（“国际标准”）。另外，除了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之外，标准化的国家差异还会对很多事情产生重要影响，比如隐私、消费者行为、国家建设模式、国际关系以及全球社会运动等。对国家标准化方式进行进一步理解会带来很多收获。

《CEN和CENELEC的声明和下一立法周期的行动呼吁》首页图。[图源：cencenelec.eu]

英国

英国企业支持最小共性的标准化方式，并陷入其中。这种方式已被证明无法提供生产和加工的等级和质量标准，而其他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的企业有这些标准。的确，英国标准化体系的一成不变可能是英国工业长期衰退的直接原因。

这个结论一开始有些令人惊讶。英国有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且资金最充足的（年度预算达1亿5千万美元）国家标准机构——英国标准学会（BSI）。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标准学会是世界公认的主要标准机构，它经常是其他国家——不仅是欧洲国家而且是整个英联邦国家——的模板。它仍然拥有最多的付费会员，并且它号称其图书馆的馆藏标准是全世界最高的。英国标准学会的例子非正式地确定了其他国家标准组织遵循的原则，尤其是欧洲国家。（1）最高标准机构是独立的私人组织，接受一些公共融资。（2）该机构对很多经济活动中标准的建立有实际垄断力。（3）成员在技术委员会内根据正式的程序建立标准，以保证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自愿地、无偿地参与，并且一致同意。（4）标准的草案公开发布，尽可能使得所有被采纳的标准是经过一致同意的。（5）完整的标准以盈利为目标进行推广发售。

图为BSI集团logo。BSI集团（英语：BSI Group），全称为“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属于英国国际标准法定团体，英国标准协会在制订产品和服务范围标准，也提供了供应证明和标准相关服务和业务。[图源：Wikipedia]

然而，尽管有优秀的人员和丰富的财政资源，英国标准的数量（即使包括所有被欧洲和国际社会采纳的标准）仍然比法国少30%，比德国少40%。长期以来，工业与英国标准学会之间的联系都比较弱，并且受到自由“退出”的影响。英国标准学会跟英国其他大约四十个与标准相关的组织确实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正式关系.尽管英国在1942年指定它为负责标准制定的“唯一机构”（Hesser and Inklaar，1997：75）。

英国企业在标准化过程中追求自由的市场战略，因此陷入这个困境。英国企业在历史上受到过“不义之财”（easy money）的诱惑：它们在大英帝国快速发展但不成熟的市场中通过关系赚取“不义之财”。魏斯和霍布森（Weiss and Hobson，1995：235）认为，极度的“财政驱动和贸易驱动的经济”，使得英国版与美国版的自由资本主义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帝国和英联邦独一无二地允许英国企业对欠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企业想要的标准是支持对欠发达国家的出口。英国标准学会最早的一些标准是为印度铁路公司建立的（Woodard，1972：49）。另外，在很多国家开始建立标准组织（甚至只是国内标准组织）时，英国标准学会比它们早十年就开始在英帝国范围建立标准委员会。

英帝国建立标准的方法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向英联邦体系转移的时期，并且政府大幅增大对英国标准学会向海外扩张的支持力度。英联邦分别在1946年、1951年、1953年、1957年、1962年召开了一系列标准化会议。相对于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些维持帝国时代市场的努力没有提高英国标准化的质量（虽然受到了很多英国企业的欢迎）。另外，即使英国在1960年加入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并且在1962年放弃了英联邦的标准，但在向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际”标准转变时，英国还是在重复强调那些欠发达市场（因为英国企业总是忽略最大的欧洲国家的市场）。英国企业只是希望增加它们在新的后殖民地国家的业务。这些国家以前不在英国的势力影响范围之内。尽管最初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员在1957年建立了标准委员会，但是英国直到1961年才开始接触这些讨论。这一年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标准委员会合并。英国企业隶属于欧洲自由贸易协会，而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们往往会忽略欧洲标准，即使是在合并之后。它们更喜欢关注ISO和IEC（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英国标准学会成为ISO和IEC秘书处的主要成员，并且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为“国际”标准付出的努力已经超过为国内或者欧洲标准付出的努力。

由于英国标准学会的标准以及企业很显然相对于欧洲的主要对手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重大的自由主义创新在逐步进行。1962年，质量与可靠性全国委员会主席抱怨说：“虽然英国标准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是标准化对英国工业的影响小于在很多其他国家的影响”（Woodward，1972：83）。接下来进行了数年的讨论，直到1966年到1967年的全国质量与可靠性年为止。这又促使英国科技部和英国工业联合会在1968年9月成立委员会，调查质量与可靠性。

英国的反应天生具有典型的自由主义特征，绝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给普通的产品和流程的标准化，而是建立一般性的管理标准。管理标准不仅支持英国企业采取灵活的采购策略，而且也不需要企业了解太详细的产品与流程标准，不论这样是否公平。因此，当1970年发布的孟福斯报告要求建立“联邦质量协会”时，它反而导致1971年英国标准学会内部产生了质量保证委员会，以及英国标准学会的产品认证标志委员会废止。产品与流程标准即将过时，管理标准即将实行。到了1974年，英国标准学会发布了它的第一个质量保证标准。这是第一个私营企业的质量管理标准，适用于除核能工业之外所有的领域（Woodward，1972：84）。五年之后，英国标准学会发布了更广泛的“质量保证”标准（BS 5750）。从那时到现在，它是英国标准学会的旗舰标准，也是主要的摇钱树。

“质量”标签一直让人产生误解。英国所谓的“质量”实际上指的仅仅是总体的经营管理的一致性。这些办事的程序包括确保供应商明白采购需求，确定客户订单确实可以得到满足。换句话说，“质量管理”的目标只是建立可证明的标准方法，以便进行统一的、可靠的管理。该标准从不打算评估产品质量，或者激励产品和工艺的改进。英国企业喜欢这种一般性的管理标准，因为可靠性将会简化它们在开放市场上越来越广泛的采购。它们也喜欢该标准具有的防御性，可以减少潜在的法律和保险费用。

因为英国企业希望减少海外的成本和责任，所以它努力让ISO采纳英国的自由主义创新的标准化方式。在英国将近十年的操纵之下,英国质量管理标准的内容（SB 5750）最终稍作修改，于1987年以ISO 9000的系列质量管理系统标准（QMS）发布出来。英国标准学会在英国版的标准体系中的长期经验使得它很快成为全世界ISO 9000认证的主要供应商。

ISO 9000认证的发布反过来鼓励英国企业支持英国标准学会建立环境标准以及其他管理标准。英国企业是支持的，期盼环境管理标准比质量管理标准更昂贵，而且提供更多的机会减少潜在的责任。作为对撒切尔时代和梅杰时代政府停止津贴的反应，英国标准学会自己也渴望寻找更多的机会，扩张它的服务和认证业务。英国标准学会于1992年发布了环境管理标准（BS 7750）。这使得在ISO 14001环境管理标准于1996年最终问世之前，英国标准学会和英国企业获得了五年的认证经验。这种趋势在继续。1996年5月发布的英国标准学会项目管理标准（BS 6079）提供了另一个与英国标准学会认证业务相关的一般性管理标准。

由于准所有权（quasi-proprietary）的认证业务，英国标准学会越来越忽略普通的技术标准。从该学会1986年把正式名称从英国标准学会改为BSI（这个改变类似于美国钢铁称自己为USX）的决定中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其标准工作的转移。另外，最近BSI的任务声明更加确认了这一点：“通过全方位的质量服务，实现全球影响力最大化，以增加英国的竞争优势并保护消费者利益”（BSI，1997：p.v）。在BSI的这份任务声明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标准的建立！

同时，BSI的认证活动已经成为主要业务，并且建立了有大量海外分支机构的网络。1991年BSI成立BSI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销售BSI的注册服务。十年之后，BSI在全世界93个国家雇用了4000名员工（800名在美国）。他们大多数都服务于BSI的注册业务。到了1997年，BSI已经有总共30000个注册机构来管理标准。这些标准包括ISO 9000、QS—9000，ISO 14000以及生态管理审计系统。甚至651的产品检测认证都隶属于管理系统认证：所有351的产品认证服务以及其他一些更专业的电子和软件的认证服务“都是基于ISO 9000的评估”（BSI，1996：ⅷ）。

虽然ISO 9000认证鼓励一致性，但是它的费用太高并且往往过于一般化。对于小企业而言，初始认证的费用尤其难以负担。它们不论在哪里认证都至少要花费1万美元到4万美元；大企业要支付几十万美元的费用。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提供认证补贴来减轻小企业的压力，但是维持现有的认证以及新版标准的重新认证需要额外的费用。BSI对ISO 9000认证的重视也会带来自满的情绪，认为管理和产品的一致性足以取代整体质量和创新。其他国家的企业并没有简单地接受过于一般性的ISO 9000系列，而是建立了更具行业针对性的标准：医疗器械和汽车（QS—9000和TS 16949）、航空航天（AS 9000）、电子通信（TL 9000），也有ISO本身（ISO 9000—2000）。BSI和过去一样也渴望成为这些标准的主要注册机构。

英国企业相对比较容易从BSI框架中“退出来”，因为“成员资格”主要就是一个计算器，用于增加BSI的政府补贴。数十年来，这个补贴与会费所筹集的资金挂钩。的确，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工业国有化的集体主义全盛时期，英国企业仍然成功地找到了相对自由的非协调的标准化方式。相反，在撒切尔—梅杰时代，BSI成功地把自己改造成为自由市场的认证服务供应商，而政府干预则继续扮演温和的角色。比如，著名的质量管理标准可以说主要依靠的是政府而不是行业协调：质量管理起源于军事标准，并且政府给小企业的补贴抵消了一部分成本，而贸易与工业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负责为“质量管理”认证进行广告宣传（Lane，1997：210，212）。

1963年美国国防部的标准MIL-Q-9858首页。所有质量体系标准最早都来自1963年美国国防部的标准1963年美国国防部的标准MIL-Q-9858，而这个标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事质量改进项目。[图源：elsmar.com]

集体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集体主义显然存在矛盾。这种矛盾有助于解释，或者至少可以重新讨论，英国标准化明显存在的悖论：大型的、集中式的、人员专业化的、资金充足的顶尖标准机构，现在却在建立国家产品和流程标准时落后于其他国家。英国企业对国家标准化的劣势所做出的反应是，支持那些有利于英国企业进入欠发达市场的“国际”标准。由于其他国家在国际标准中领先，英国企业的反应是力图将国际标准化从具体的产品和流程标准转移到一般性的管理标准。由于在国内市场的做法一般难以满足全球性的非官方标准（de facto standards），因此英国企业力争在国际标准化中加入自由主义特征，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德国

德国的资本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协调的、“社会的”或“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但是大家很少注意到这种状况是源自德国产业始终努力保持对标准的控制。德国企业一直支持行业标准的协调，目的是应对一系列外来威胁，不论是来自威廉明妮官僚、魏玛维新派、纳粹、盟军占领者，还是来自欧盟官员。在整个20世纪里，德国标准化一直存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使得大多数德国企业放弃它们原本可以拥有的对自由主义标准化方式的依赖。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德国标准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爆发期间，国营工厂的生产占军用产出的40%（Wolker，1992：53），但是与私人企业的协调很困难。这部分是因为政府采购分别掌握在四个军事部门（Wolker，1992：47）。企业与采购办公室之间的沟通由于缺乏纸张格式、纸张颜色、符号以及图示惯例的标准而受阻（Wolker，1992：47）。甚至更糟糕的是，弹药、武器口径、击发装置、电话设备以及军用车辆等，由于缺乏标准而使得战争期间零部件的生产和配送变得复杂。政府采购办公室一开始甚至不知道私人部门可靠的供应商名称，最后无可奈何被迫去柏林主要工程协会办公室（VDI）要合适的企业名单。VDI自己早在1860年就开展了一些标准制定工作，它对拖沓的无效率的政府采购办公室的介入所做出的回应是，于1917年5月17日在柏林成立有关机械方面的私人部门标准委员会（Buder，1976：14）。该委员会在12月22日就已经成为所有德国工业的标准委员会（NDI）（Hesser and Inklaar，1997：32）。尽管对于拯救德国的战争结果来说有点太晚，但是这个新组织为随后德国工业标准的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魏玛时代，企业支持NDI反对德国经济部（Economics Ministry）。该部门于1921年与专业/技术团体组成最高联盟，一起建立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工业与手工业经济管理委员会（RKW）。企业把NDI对行业协会的作用扩展到行政管理、手工业和科学，并且在1926年将NDI更名为德国标准化委员会（DNA），以此对抗国家的介入。失业率的提高，尤其是从1929年开始，实际上有助于DNA的这次对抗；RKW专业人士推动的合理化措施（与其他自由主义的措施一道）被指责导致失业率提高和经济危机扩大，而行业的DNA标准则避免了这种批评。尽管在纳粹时期，DNA没有任何形式的独立性，但是它继续运营，并且在人事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被盟军的炸弹摧毁（DIN，1992：111-112）。

战争之后，德国企业力图保护私人部门的协调，抵制占领期政策支持的重新恢复的DNA。占领期差不多结束时，业界开始阻止社会民主党。该党开始鼓动政府更多地介入标准化，尤其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大联合政府”时该党入主政府之后。

业界再次联合起来击败这些举措，最终联邦经济部长和DIN主席（在电子技术领域的德国电工委员会的协助之下）于1975年6月5日达成协议（Vereinbarung），指定DIN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定的国家标准主体（Reihlen，1977）。这是典型的协调型市场的标准化方式。“规范”一词从此被保留在与DIN相关的文档之中。联邦政府隐含地遵循1929年的普鲁士先例，宣布它要在法律条款中强化对DIN的引用，在它自己的行政管理和政府采购中采用DIN标准（Buder，1976：5）。就连德国军事标准（Verteidigungsnormen）也是根据DIN的规定建立起来的，并且由DIN附属的出版公司博伊特（Beuth）出版。通过DIN进行业务协调还可以负责安全、健康、环境、消费者保护、能源等方面的“公共利益”（Voelzkow，1996：245，247-248，254）。DIN标准只是报给相应的部门，不需要内阁监督或咨询（Voelzkow，1996：96-97）。

简而言之，DIN协调对几乎所有的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标准化都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加强公众对标准化的监督这一要求恰巧符合了当时的公共框架（public framework）。该框架认可已有的私人部门协调标准化。企业当然乐意看到这个结果：该标准机构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更高的法律地位，更具社会合理性以及可获得更多的资金，并且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DIN，1995：59）。

标准化的制度框架虽然得到了强化，但是仍然是分散的。这为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企业之间的联盟提供了特殊的平台。DIN标准成为实习计划、专科院校以及大学课程的组成部分。全国调查报告显示，DIN的知名度一直都在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产品质量多样化的战略最初出现在大企业的一些比较灵活的工作协议之中（Streeck，1989）。它可以迅速利用现成的标准框架将更多的供应商涵盖进来。德国大型生产商和定制化生产商同样迅速采用了面向整个经济的完整标准框架。该标准框架设置了很高的底线，不论是对大众商品还是对专业商品。“自给自足”的企业和“分散化”的企业（Herrigel，1996）通常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标准委员会将共享的逐渐网络化的可^框架作为灵活创新型的联合生产协议的基础。

国家主义的欧洲一体化前景刺激了德国业界再次联合起来保护协调的标准化。到了1985年，德国企业已经成功地推行欧洲标准化的“新方法”。到20世纪90年代，DIN已经成为欧洲（CEN/CENELEC）和国际（ISO/IEC）领域的标准委员会的主要赞助商。

德国的统一是德国商业环境第一个主要变化（主张放松而不是加强管制），这鼓励了背叛（defection）。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的案例中，大企业（比如汽车行业中的博世（Bosch）成功地使得一个以上的DIN标准委员会置于它们的直接控制之下，作为资助标准化工作的回报。这种例子比较少，但是越来越多。虽然由一家公司直接赞助违背了DIN长久以来的规则，即由适当的行业协会来监督标准委员会，但是这些新的安排没有引起争议。

DIN试图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立以研发为主的预期标准化快速程序（EBN）。20世纪90年代IT的标准化是两个纵向一体化企业（西门子和IBM）的禁区，而EBM的工作程序满足了它们的需要。变化较慢的以研发为主的行业，比如微型技术和纳米技术，也可以受益。然而，德国软件公司，包括巨型的思爱普公司，以及其他对IT互通性标准感兴趣的公司，并没有团结起来推动更彻底的DIN框架的调整。它们倾向于彻底放弃DIN。知识产权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e）开发的世界著名的MP3音频文件标准，最初发布时没有考虑利用知识产权方面的战略，后来受到了专利许可费索赔的拖累。

大部分德国产业没有卷入这样的问题中，它们从1975年开始依靠健全的但有点迟钝的DIN框架。现在大部分标准都变成欧洲或者国际水准的标准。迄今为止，德国企业没有觉得标准化工作有必要进行大的变化。在此期间，这样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法国、日本和美国。

法国

法国企业被清楚地划分为追求自由主义的标准化方式，或追求协调的标准化方式。这种划分的特征已经发生改变，但是它的结果是导致了它对“监督自由主义”的周期性依赖（Burrin，1995）（不论是波拿巴主义者还是戴高乐主义者）。企业接受由政府支持的第三方的监督，而不是追求完全自由的战略，或完全协调的战略。

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国的企业在两个世纪里都存在分歧，影响了自由的方式和协调的方式；基于法典的法律体系通常是标准化默认的轨迹。正如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1791）所批判的,行业协会面临着不太好的环境：先进的工业部门倾向于依靠资助人公司治理（patron corporate governance）的自由原子主义（Jones，1986）。在技术标准的制定中，法国精英的职业精神要比英国的强得多（Kindleberger，1976）。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公务员可以离开国家部门进入私营企业工作的制度（pantouflage，职业中期退休进入私营部门工作）。这“产生的忠诚度令人惊讶地近似诸如美国和英国等社会的职业忠诚度，甚至更高”（Silberman，1993：156）。然而，在社会的非精英层面上，其典型特征是“组织”理性而不是专业理性（Silberman，1993：82）；企业之间的协调更为常见，但是这些部门更为传统，甚至保守。

法国企业在市场类型上也有所区分。标准对法兰西帝国低端市场的影响大于德国，但是小于英国（法兰西帝国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大），而相邻的比利时、德国和瑞士的标准对高端市场的重要性超过英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迈向私人部门协调，而法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法国在1918年建立起了国家标准主体（永久性标准化委员会，CPS）。它的第一个标准直到1920年才出现。法国企业自1924年起不再支持CPS，并在1926年建立了私人的国家标准机构（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AFNOR只有1个在职的工程师，而它的德国同行有16个（AFNOR，1970；Kuisel，1981：66，86，293）。

法国企业在纳粹占领时期渴望更直接的干预，它们（在维希政府的调停之下）建立了更具协调性的标准方式。在1940年8月，由于法国北部处于直接占领之下，因此法国企业组建了以巴黎为基地的行业组织委员会（comites dorganisation，COs），以公共权力征收费用并进行制裁。协调“合作”的方式还带来了技术上的收益。1941年年初，协调法国与德国标准的日常双边会议使得法国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了解德国技术（Burrin，1995：234-235）。

由于战争时期经济物资以及生存的斗争变得激烈（Vinen，1991：143-145），因此维希政府在诸如标致汽车公司等企业的支持下进行了干预。1941年5月24日标准化法令（由1944年的条例确认）利用维希政府对标准化的监督权抑制了德国在北部占领区对法国企业的控制，以及整个法国日益增强的企业机会主义。标准特派员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监督私人标准化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政府可能会同意开放或者关闭任意标准化项目，批准任命全部核心人员，甚至是会议的安排（Lukes,1979：310）。

具有讽刺性的是，维希政府的标准化方式在解放后还持续了四十年。在维希时代，法国企业“已经习惯把它们的事务交给行业组织委员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来处理”（超过一半的行业组织委员会成员都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Jones，1986：10））。所以当行业协会被认为投靠纳粹时，“外部的”专业人士（通常是战争期间同样在行业组织委员会任职的人）继续进行战后的标准化工作（Ehemann，1957：81）。法国企业喜欢技术专家的调解，因为这会让它们形成政治同盟。最著名的例子是1960年法国彩色电视机标准（Sequential Color with Memory）的背后形成的联盟（Crane，1979），但是技术专家调解不是非常普遍。著名的高质量农产品“红色标签”标准是由农业部1960年建立的，它展示了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业中的标准化的调解。

1981年左翼政府上台后对维希式的处理方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国家主义的方向进行得不顺利之后，社会党人转而在各自技术领域寻求自我发展；法国企业渴望超越中右翼越来越僵化的干预并得到欧洲的帮助。政府的退避如此迅猛，或许只有社会党人的政府才做得出来。1984年政府的很多标准化监督权转给了AFNOR。维希建立的标准化特派员制度停止发布新的“注册”标准（normes enregistrees）。细致的政府标准化管制被“新方案”所取代。这种方式给予AFNOR更大的权威；同时，法国企业也支持欧洲类似的“新方案”（Pelkmans，1987）。

社会党人时期的做法仍然被延续。1992年，政府标准政策机构（Conseil Superieur de la Normalisation）被废除，它的职能被转移给AFNOR。AFNOR建立标准的职能有一部分被转移给外部的标准化办公室（bureaux de normalisation，BNs）。这部分转移职能在1980年的比例为三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到二分之一。

尽管有这样的权力下放，但是标准化的方法仍受制于政府的调解：维希时代十几个标准化办公室仍然保留它们的名称，属于“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并且政府资金继续流向AFNOR和标准化办公室（AFNOR，1970）。政府对AFNOR的直接资助几乎是英国类似资金的两倍，比德国高出50%。政府官员继续发布一般性指令，规定有关标准的公共政策，力图保证不同标准活动的一致性（Igalens and Penan，1994：18-22）。例如，政府官员仍然定期审查，以决定政府是否驳回AFNOR设立的标准，甚至可能是欧盟的标准。

标准的调解最终变得更复杂了。存在四个层面的“战略”部门：政府、法国标准化协会理事会、20个战略部门委员会（COS）、38个行政委员会。它们的主要任务经常就是相互影响。同德国数百家协会与DIN网络的协作不一样，法国这些标准化办公室的运行从不遵循共同的组织原则。其中有11个不受私人行业协会的直接监管，有6个是独立的专业机构，有10个接受政府资助的技术中心（CTs）的调解（Ehrmann，1957：336-339）。

尽管有“新方案”，但参与标准化的法国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将它视为累赘和麻烦（Duffaux，1995：15）。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接受，因为政府的激励使得它们不得不接受。比如在1992年，与加入AFNOR相关的费用可以冲销税收，其结果是参与标准化的企业数量突然达到德国的水平。

法国企业处于变动的异构性的标准化环境之中，其中的战略调解有时候产生的回报大于纯粹市场或企业间协调带来的回报。因此，在这种调解方式最显著的行业里，法国企业的表现尤为卓越。比如，智能卡的世界领先企业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和金普斯（Gemplus）不经意间受益于法国对普通支票账户的管制,并且公共电话和运输公司的基础设施合同使其多年来一直不断发展壮大。

对标准化的激励是混合式的，通常对“参与”和“离开”的激励可能都很高。第三方的专业人士，不论是在政府内的还是政府外的，都会对标准化产生外生的“任务导向”的压力，然而政府调解的有效性还是会吸引企业寻求基于标准化的贸易保护，以及其他的策略性优势。法国企业有时候能够成功地利用政府去酝酿调解性的协调方式，但是就像它们与政府之间的脐带一样，这种方式在衰减但是没有断，仍然会阻碍更彻底的协调型标准化方式。

日本

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日本企业专注于赶超型工业化。它们支持协调型的标准化方式。它们不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依赖自由的专业主义。日本企业喜欢基于自下而上的协调方式，实施快速的渐进式创新战略。它们所建立的分层式标准化方式能够反映这一偏好。这种方式有时候会跟政府官员产生错综复杂的关联。因此，日本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相对容易协调的寡头竞相设定并使用标准。

日本的“自下而上”的标准化方式来源于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革命方式，“自上而下”重新配置了旧的多中心的大名（Daimyou）政治经济体系。多重政治经济势力中心在明治时期合并在一起，形成新行业内财阀之间的相互竞争。国家标准办公室成立于1921年，此后给日本企业监控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提供了途径。但是，两次战争之间日本财阀更关注的是企业层面生产实践的标准化（hyoujun-ka），而不是国家正式标准的统一制定（kikaku-ka）（Johnson，1982：27,31）。财阀之间的对抗——比如公开资助不同政党——往往会掩盖广泛的协调成果。

然而，在反财阀的激进派等的努力下，日本企业学会与精英官僚联盟，模仿传统行业形成强大的行业协会。与德国一样，老的社会关系能够用来实现新的目标：复杂的传统行业比如纺织业中的行业公会（Rosovsky，1961）被重新改造成行业协会。随着财阀的解散，这些行业协会成为所有行业的标准协调的典范（虽然有个别的“持不同意见的”企业愿意承受高成本，“退出”行业协会治理）（Noble，1998）。

但是，老的寡头对抗行为还在继续，采取横向和纵向的企业联盟的形式。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企业联盟又导致竞争。在竞争中，标准的迅速扩散是关键。车间的工人负责反复记录和不断修改，而标准支配着他们的工作（Nakamura，1993）。日本标准协会（Japan Standards Association，JSA）是一种公共基金会（zaida houjin），政府的批准时间是1945年12月6日。它开展的标准活动是针对小企业的，但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大企业希望合理化它们纵向企业联盟的供应链（JSA，1995）。

日本企业之间协调的显著特征是，国家标准组织及其国际标准会议的代表仍然是政府部门。日本通产省（MITI）下面的一个部门将标准协调的最终责任赋予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JISC）。这（与日本企业的协调相结合）至少会产生四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日本协调型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更多地依赖管制和行政指导。德国和日本都很快地整合了管制性标准和自愿性标准，但是它们的界线不同。在日本,国家自愿性标准保留下来的数量比较少，而政府继续直接管制多数领域。在德国，自愿性的国家标准非常多，并且它们成为更大管制范围中的技术内容。

第二，企业可以用更具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模式追求协调型的标准化。就整个通产省来说，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是一个比小型“智囊团”（90人）还小的管制机构，帮助企业协调长期标准化（Johnson，1982）。它从1961年开始定期发布国家五年标准化计划；相比之下，其他发达国家通常只有两年或三年的规划周期.并且很少将高级的研究与标准的制定相结合（Bogod，1989：33）。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提供的全面协调通常是由企业发起、执行和支持的。并且，这种协调是通过数百个行业协会中的一个来完成的。日本行业协会的“自我管制”（jishu kisei）不同于德国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Selbstverwaltung），因为日本所有主要的行业协会都是“官方认可”的协会（shadan houjin），它的高层绝大多数是从通产省提前退休的（Schaede，1995）。在行业协会里，适当“制度化”的“老朋友”关系（Scheade，1995）将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的官员与他们“退休”的通产省同事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强化了企业间协调的能力。企业还建立了大量有特殊目的的国家标准，虽然整体上没有什么意义。其标准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通产省的质量控制委员会、企业董事长会议、研发联盟（kenkyun kumiai）、临时委员会，以及诸如日本信息处理发展中心（成立于1967年，240位员工）之类的基金会（zaidan houjin）。跨越多个领域的项目（比如采用ISO 9000标准作为日本工业标准）需要通过日本标准协会来沟通。而那些还需要更多前期研究的项目则可以由通产省下面的工业科学与技术处（AIST）所主管的研究实验室来主持，也可以由特别指定的私人研究所或准政府研究所来主持。

第三，日本标准已经成为进口的贸易壁垒，尤其是还需要政府发起的检验和认证。在占领期之后的第一个五年（约翰逊（Johnson，1982）把这五年描述为通产省的“黄金年代”），日本工业标准的数量从2509项跃增至4561项，到了1962年更是增加到5831项，至1967年又增加到6681项。但是，随着有关日本标准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加,国家层面的标准制定开始停滞。在20世纪90年代的衰退之前，标准从1975年到1989年只增加了8%（Fukuhara，1994：91-101）。日本企业支持关贸总协定（GATT）1980年4月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TTB）的标准代码协议。这样可以减少欧洲对技术的贸易壁垒（Lecraw，1987），但是它们也希望把自己潜在的有争议的标准化从国家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容易受到国际条约的起诉）转移到行业协会。国外企业加入日本标准委员会的障碍减少了，但是日本工业标准仍然很重要。

第四，标准起到了民族主义的“日本出口之剑”的作用（Stern，1997：83）。协调机制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推动出口大量增加。创新和出口结合在一起可以控制某个行业，比如传真机、电脑显示器以及数据储存技术。在大部分成功的例子中，比如传真机的标准化，日本企业不仅在建立清晰的国家标准时保持协调一致，而且在更灵活的国际标准化战略中也是如此。而其他国家的企业很少会考虑提高国家地位（Schmidt，1998：204）。如果日本标准没有传播到日本之外，比如医学成像（Yoshikawa，1997）或者便携式电话，那么在这些产业中，日本的协调方式会遭遇欧洲的协调方式的挑战。

标准之争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但是这个特征正在发生变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在行业协会或者研发联盟（kenkyuu kumiai）内部进行标准的协调（通常可以从政府部门获得一些启动资金）。这些标准在生产制造、附加功能以及市场营销方面存在相互竞争。协调机制可以使得各个企业建立互补的标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互通性和网络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这种协调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并且标准之争开始进入市场。企业越来越多地希望从机构内部标准对竞争对手的胜利中寻求隐性知识以及市场倾斜带来的好处（Gallon，1995）。

录像机市场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变化。日本电子工业协会（EIAJ）在通产省和文部省的敦促下成功地统一了专业品质的录像机标准。但是到了消费者录像机标准化的时候，即使通产省在1976年的紧要关头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从四个竞争的标准中精选出两个，也不能预先阻止Beta制式录像系统与家用录像系统之间长达十年的市场竞争（Gabel，1991：esp.64-65；Noble，1998：96-100）。协调与寡头竞争之间的微妙平衡开始倾向于更多的竞争。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产品市场上，标准之争虽然仍然受到协调机制的约束，但是相互竞争的标准在数年内分别逐渐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比如蜂窝电话、紧凑型录像机磁带（索尼对松下电器），或者游戏机（任天堂对世嘉和索尼）。协调机制有可能会使得企业追求更大的计划中的其他标准。比如，在互联网联盟的下一代路由器计划中，日立追求的是基于超级计算机的方案，而日本电气公司尝试的是平行处理。

产品市场越来越网络化，民族主义标准的价值不断下降，日本企业自己也对于维持不同的国家标准逐渐产生分歧（Stern，1997）。这使得日本企业更积极地采用国际标准。例如，日本企业最初批评ISO 9000是浪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企业已经成为全世界ISO认证的主要持有人：诸如日本电气公司和三丰之类的企业已经发现认证不仅有利于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尤其是在欧洲，而且通过建立它们自己的ISO认证服务，它们可以建立新的商业关系和激励，提高它们核心业务的市场渗透率（Stern，1997：82-83）。简而言之，在熟练掌握长期存在于企业层面、行业协会层面以及国家层面的标准协调之后，日本企业已逐渐将国际标准融入它们的综合协调战略之中。最好的企业已顺利实现转变，但是对于其他企业而言，让国际标准成为企业战略核心的努力只是减少了日本在第一阶段启动市场的效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式协调的未来要取决于企业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

〇本文节选自杰伊·塔特《标准化的国家多样性》，载彼得·霍尔主编《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王新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CEN和CENELEC的声明和下一立法周期的行动呼吁》插图。[图源：cencenelec.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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