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薄弱的简单化和实践知识：米提斯（下）

实践知识与科学解释

只有把握米提斯潜在的成就和范围才能欣赏它的知识价值，当极端现代主义项目仅仅强调实现自己的计划时就完全丧失了这些知识。米提斯被贬低，特别是在科学知识的霸权范围内，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发现”是应用的、处于具体时间和背景之下的，而不能被综合进科学交流的一般惯例中。

我们已经看到过在历史上各地方不同的面积、重量和体积的度量制下，米提斯起作用的特殊方式。它的目标总是要达到当地的目的和表达重要的地方性特征（如“两头牛的农场”），而不是提供一些普遍的测量单位。如同斯宽托的格言一样，这些地方性度量单位往往比抽象度量单位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它们的确包含了与当地更有关的信息。对于国家机器的目标而言，正是这些在各地都不同的地方性和实践性指标使得米提斯成为混乱、内在不一致和无法整合的。

当地人对植物的分类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最重要的是当地的使用和价值。因此各种植物的分类遵循了实用的逻辑：煮汤的材料、编绳的材料、医治伤口的植物、治疗反胃呕吐的植物、对牛有毒的植物、可以用于纺织衣物的材料、兔子喜欢的食物、编篱笆的材料等。这些知识从来不是静止的；它总是通过实践中的试验不断扩大。显然，他们对实际植物的分类与科学研究者所喜欢的林奈植物分类不同，后者有时是看不见的。

检验米提斯的试金石是实践中的成功。引航员是否安全回航？奥德修斯的计谋是不是击败了独眼巨人？膏药是不是治好了疖子？农民的收成是不是足够？如果技术可以有效并反复地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米提斯的实践者不会停下来问它为什么和如何发挥作用，不会想要准确地找出因果之间的机制。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对广大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而是要解决他们面对的具体问题。这并不意味着米提斯的实践者没有发明新的解决方法。他们绝对这么做了。直到最近，农业上所有的进步实际上都来自于田间，而不是来自于工业和科学。这也就是说，米提斯的创新往往表现为各种已有因素的重新组合［如果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术语，就是用现成东西的制作（bricolage）］。农民没有发明拖拉机解决牵引动力的问题，同样的，实践知识的重新组合也往往产生复杂的技术——如多元耕作和土壤改良战略——这些技术起了显著作用，但是还没有被科学地理解。

实践知识的力量来自对环境非常细致和敏锐的观察。现在应该很清楚，像斯宽托一样传统的农民为什么是他们环境最出色的观察者，但是我们仍然值得在与科学知识的比较下重复这些原因。首先，密切观察中有着农民直接切身的利益。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推广机构无须采用自己的建议，而农民是自我结论的直接消费者。与典型的现代农民不同，除了有经验的邻居之外，小农没有外界的专家可以依赖；他必须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作出决策。

其次，我认为，许多小农的贫困和最低限度的经济地位是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和试验的主要原因。我们假设有两个渔民，他们都要依靠河流生存。一个渔民生活在河边，捕获丰富且稳定。另一个渔民的捕获贫乏且不稳定，只能提供贫困且不稳定的生活。那么两人中比较贫困的一个就会有切身的、生死攸关的兴趣来发明新的捕鱼技术、仔细观察鱼的习惯、细心设置渔网和鱼梁、发现不同种鱼的季节性涧游的时间和信号等。

我们也不应忘记，小农和牧民一年到头都生活在所观察的原野上。他们会观察到不在农田的农民和科学研究人员注意不到的事情。最后一点，如同我们前面章节中已经谈到的，农民始终是社区中的成员，社区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口头文献图书馆，它是农民所做的观察、实践和试验的总和，这些知识是个人无法独立积累起来的。

“前科学”人民的实验趋势往往是由致命的威胁所推动的，它带来许多重大的发现。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知道嚼金鸡纳树皮可以治疗疟疾，但是他们不知道有效成分是奎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作用。西方人知道在早春吃一些特定的植物，如大黄，可以缓解冬季坏血病的症状，但他们完全不知道维生素C。早在青霉素发明之前很久，某些面包上的霉就被用以阻止感染。按照安尼尔·古帕特（Anil Gupta）的说法，现代药典约3/4的内容来自于已知的传统药品。甚至在没有治疗方法的情况下，人们也知道采取什么措施能减少受传染病感染的机会。在丹尼尔·迪弗（Daniel Defoe）《瘟疫年代杂志》（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的伦敦人就已经知道，搬迁到郊区，如果不能，就将自己关闭在房间中，这都大大增加了在1665年鼠疫中生存的机会。如果像我们现在一样知道，瘟疫是由老鼠携带的跳蚤传播的，我们当然可以了解这些办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尽管笛福同时代的人认为瘟疫是由蒸汽导致的，却发现了解决方法。

图为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 年原始版本的扉页。[图源：Wikipedia]

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前科学实践的例子是早在威廉·詹纳爵士（Sir William Jenner）1798年发明种牛痘之前，人们已经广泛使用引痘以控制天花的流行。弗雷德里克·阿帕法尔·玛格林对故事进行的令人佩服的细节分析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表明了纯粹的米提斯技能导致了接种形式，这与后来被称为科学医药上的里程碑很相似。让我澄清一下，我在这里的目的完全不是和现代医药研究和实验方法相比较为传统医药辩护。这个叙述所强调的是，地方知识通过反复试验，或者如一般所说的随机方法，很多时候不需借助于科学方法就找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至少到16世纪，在印度、中东、欧洲和中国就已经广泛使用引痘技术。这种实践包括使用从天花患者身体得到的物质，将之植入皮下或吸入，从而使受者出现轻微和一般不严重的天花感染。他们从来不使用“新鲜的”的天花材料——通过一般途径被感染且正在发病的患者身上脓包和结痂中提取的材料。接种的材料都是经过弱化处理的材料，或者是从那些在过去一年得过轻微天花，或者从前一年被接种人的脓包中得到的材料。接种的剂量则根据患者的体重和年龄控制。

种痘背后的逻辑与顺势疗法（homeopathy）的基本理论相通，都反映了古老的实践。在现代医药发展之前，接种就已经以不同形式被广泛应用了。在印度，接种是由宗教仪式专职人员从事的，完全成为崇拜女神锡塔拉（Sithala）的一部分。在另外的社会中，无疑文化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但实际的程序非常类似。

所以詹纳发明的使用牛痘的疫苗也并不是完全创新。一个年轻女孩告诉过他，自己可以抵抗天花的感染是因为她已经感染了牛痘。沿着这条思路，詹纳给他自己的孩子们接种了牛痘的感染物，发现他们对接下来的天花疫苗没有反应。种牛痘当然比使用人痘前进了一大进步。因为使用的是天花的活体物质，人痘会引发轻微但仍具有感染力的发病，接种过的人有1%~3%的死亡率，这与传染病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到两个人死亡相比还是好得多。詹纳的技术使用已死的病毒，这就避免了传染，接种疫苗的医疗死亡率是很低的：接种牛痘疫苗只有千分之一的死亡率。他的成功是值得庆贺的，但是更要记住，“詹纳的疫苗并不是完全与过去隔离的突兀的成功，而是原有接种技术的直接继承者。”

尽管不能说人痘比牛痘好，但是它的确是前科学医药实践中令人佩服的成果。接种的原理早已经被人们掌握，可以设想，许多在被传染地区的实践者曾尝试发展出成功的技术。一旦高效的新方法被确立，消息就会比传染病更快地传播，并迅速取代那些不太成功的预防方法。这里不存在魔法。这些实践知识的组成都很简单：急迫的需求（这里真的就是生死攸关的事），几个在相同背景下发挥作用的线索（接种），一大批几乎愿意试验任何方法的独立试验者，慢慢发展酝酿的时间（也就是试验者和他们的委托人在疾病连续流行过程中不同观察战略的结果），以及试验结果的交流（通过传播链）。只要他们不需要电子显微镜，这些热情、细致的观察、大量业余专家试验各种不同的可能和反复试验所需要的时间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能产生多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才是奇怪的。在詹纳之前为人接种牛痘的人与保罗·里查兹所描述的多元耕作的农民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不仅仅是偶然发现，而是发明了有用的方法，虽然并不立刻知道它为什么能起作用。即使这增加了从所见所闻中引出错误推论的可能，也并不能抹杀他们使用已有因素重新组合所达到的实践成就。

重视实践知识、经验、随机的推理，米提斯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已被超越的先驱。它的推理模式特别适合复杂的物质和社会任务，在这里，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我们只能相信我们（有经验）的直觉，摸索着前进。阿尔伯特·霍华德对日本水管理的描述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日本的水土流失控制就像下象棋。林业工程师在考察了受侵蚀的山谷以后，走出了第一步，建起了一座或数座防洪试验堤。他等待着，看自然对这有什么反应。这决定了他的第二步，可能是再建几座堤坝，增加原有的堤坝，或者建立护岸堤。再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走出下一步，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水土流失被控制。自然力量的作用，如沉淀、植被恢复等都被加以引导和利用以取得最好的利益，从而降低成本和取得实际效果。在这个地区所尝试的都是自然已经取得的成就。”在霍华德的描述中，工程师无疑意识到他在和“一个山谷的艺术”打交道。基于过去经验的每一个谨慎的小步骤都会带来新的不可完全预测的效果，这又成为下一步的出发点。许多包括了大量无法准确预测其价值和相互影响变量的复杂任务都属于这一类：建房、修车、完善一架新的喷气飞机、手术治疗膝盖、种植一块农田。相互作用不仅仅在物质环境中，也包括社会互动——建设新的村庄和城镇并迁移人口，组织革命夺取政权，实现农业集体化——如此复杂的互动和不确定性（与可计算的风险不同）令人恐惧。

在35年前，了解到野心勃勃的社会政策所具有的复杂性，查尔斯·林德布罗姆（Charles Lindblom）创造了如下给人深刻印象的表述：“勉强应付的科学”。大型的政策问题不可能被完全理解，更不用说综合的解决了，这个短语正反映了对这些问题的实际处理方式。林德布罗姆抱怨说，公共管理的模型隐含了对政策主动权具有全面掌握的假设，而实际上，知识是有限的且支离破碎，手段从来不能从目标中清楚地区分出来。他对实际政策实践特征的概括所强调的是有限的、比较零碎的方式，不断地试错和修正，依靠原有的经验和“不连贯的渐进主义”。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将社会政策与房屋建筑相比较，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是更多比喻：“社会变迁的建筑师从没有可靠的蓝图。不仅是他所建筑的房屋与以前的每个都不同，他还要使用新的建筑材料，甚至还要试验从未经受检验的压力和结构原理。因此，一个房屋建筑师所能传达的最有用的内容就是对其建筑经验的理解，只有这些经验使在这种艰难条件下建房成为可能。”

总的说来，林德布罗姆和赫希曼的观点是从全面掌握的野心做合理的战略性退却，转为综合和理性的规划。如果可以原谅我在这里使用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的专业术语的话，那么“有限的理性”（不是“概括的统管”）和“适度”（而不是“最大化”）等术语背后的概念与米提斯很接近，这些术语被发明出来是为了描述有依据的猜测和经验规律所控制运作的世界。

书本之外的学习

一步步“勉强应付”的工作方式是水土流失管理和公共政策实施领域中唯一明智的过程，这里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虽然在这些例子中，可以通过将整个过程分解为可以控制的小步骤来减少不确定程度，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灾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新手都可以承担这样的工作。相反，只有具有广泛经验的人才能正确解释前一步带来的结果和反应，从而决定下一步。人们会需要那些经历过多次意外和有许多成功经验的水利专家和政策管理者。他们会有更多的相应措施，在观察环境中他们的判断更肯定，对可能的意外会有更准确的感觉。虽然他们的一些能力可以被翻译和教授，但是更多还是不成文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第六感觉。即使冒着要准确描述这些难以表达的概念的危险，我还是想指出，这些知识是如何重要，以及被翻译成正规形式有多么困难。

米提斯知识是如此的不成文和自动，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往往不知如何解释它。我被告知，早期医疗训练时一个内科医生的故事，在世纪之交，他取得了诊断早期梅毒的很高的成功率。实验室检验结果确认了他的诊断，但他自己并不清楚地知道使他做出结论的身体检查结果是什么。好奇于他的成功，医院的行政官员要两个医生几个星期内密切观察他是如何检查患者的，看看能否发现他看到了什么。很长时间以后，官员和医生本人发现，他只是无意识地注意了患者眼睛的轻微震颤。眼睛的震颤从此成为梅毒症状被广为了解。尽管这个见解可以被整理编纂，但具指导意义的是，只有通过细微的观察和长期的医疗实践才能获得这些知识，甚至在这之前，这些知识已经存在于潜意识中了。

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技能和手艺实践者都发展出了很多自己的动作、触摸感觉、有区别的格式塔心理（gestalt）以评价其工作和从经验产生的准确直觉，这些直觉无法交流，只有通过实践获得。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有助于表明这一知识的微妙和深奥之处。在印度尼西亚，上了年纪的武吉士船长即使在甲板下沉睡，只要航向、天气、水流或三个的任意组合出现变化，他立即就会醒来。当海浪的大小改变，或者开始从不同方向冲击船，船长马上就能从船的前后左右的摆动中感觉这种变化。

当白喉患者还被关在家中隔离的时候，一位医生带着他的学生在城中出诊。当他们被让进白喉患者家中前厅但未见到患者之前，那个老医生停下来说，“停一下，闻闻这味道！永远不要忘记这种气味；这是有白喉患者的房子的气味”。另一位医生有一次告诉我，在繁忙的诊所看过了数千婴儿以后，他相信他看一眼就可以准确地说出婴儿病得是否严重和是否需要立即诊治。他不能肯定地指出帮他进行判断的确切的视觉表象，但他认为这是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包括肤色、眼睛的表情、身体语言和活力。阿尔伯特·霍华德又为“有经验的眼光”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可以通过植物——它们的活力、它们的生长，充沛的根和健康的‘光泽’——来说出土壤的状况和有机腐殖质的质量……在良好土地上生长的牲畜也同样如此。”他继续说，“根本无须称重或量尺寸，一个成功的放牧人，或经常与牲畜打交道的屠宰高手，只要看一眼就足以了解土壤或牲畜管理得是不是很好，有什么问题”。

这些见识和直觉处于什么地位？我们可以称这种技能为“生意上的窍门”（并无欺骗的意思），这是大多“狡猾的”实践者后天学会的。实际上在这些故事中所描述的经验判断都可以通过检验和测量得到证实。白喉可以在实验室中检测出来，儿童的贫血症可以通过验血检查出来，武吉士的船长可以走到甲板上证实风的转向。那些既有直觉，又可以使用正式测量技术的人知道他们的判断是可以被检验的，这使他们更加放心。但是对于米提斯来说，这些认识论的方法太慢、太辛苦、太浪费钱，并且往往不明确。当需要一个快速和准确（不是完美的）的判断，或者判断向好方向或坏方向发展的前兆很重要的时候，那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米提斯。在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那里，事实上是米提斯告诉他是否需要做检查，如果需要，是哪些检查。

甚至米提斯可以通过经验规律表达的部分也只是对实践经验的整理编纂。将枫树液煮成糖浆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如果时间长了就会煮得过火。也可以使用温度计或液体比重计（这是测比重的仪器）来决定停火的时间。但是那些有经验的人只要看看浮在树液表面的气泡就可以知道——一个容易应用的经验规律。获得这样知识需要糖浆的制作者至少犯过一次错误，煮得过火。中国菜谱总是让我觉得有趣，其指令常是：“把油加热到要冒烟”。菜谱假设厨师已经犯了足够多次的错误，知道油在冒烟之前是什么样子。枫树液糖浆和油的规律都是经验规律。

那些没有机会接触科学方法或实验室验证的人经常依赖米提斯发展出一套具有惊人准确性的知识系统。在六分仪、指南针、海图和声纳发明之前的传统航海技能就是一例。我再次在这种背景下以武吉士为例，因为吉尼·阿玛瑞尔出色地记录了他们的技能。尽管缺少正式的潮流时间表，武吉士人已经有很可靠的计划来预测潮水的升降、水流的方向和潮汐的相对力量——所有这些对于他们的航行计划和安全至关重要。根据处于一天的什么时段、进入月亮周期的天数和季风的季节，武吉士船长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系统，可以准确地提供他所需要的有关潮汐的准确信息。从天文学家的观点看，他们不参考月亮的倾角而制订他们的计划是很奇怪的。但是因为季风与月亮的倾角是直接相关的，因而成为有效的代替物。如同阿玛瑞尔已经做的，为了展示的目的，武吉士船长的认知图也是可以用书面形式加以重构，但在武吉士人中，它是通过口头和非正式的学徒关系学习的。考虑到所面对潮汐现象的复杂性，武吉士人评价和预测潮汐的系统是非常简单和有效的。

米提斯的物力论和可塑性

在我尽量避免使用的“传统知识”一词中，“传统”是一个误用，它发出的都是错误信号。在19世纪中叶，到达西非的探险者偶然发现了种植玉米作为主要食品的人们，这是一种新世界的谷物。尽管西非人种植玉米不可能超过两代人，但是农民已经有了关于玉米女神或给他们第一个玉米穗的神灵的许多仪式和神话。使人吃惊的是他们接受玉米并将其综合进自己传统的速度。

种痘在四个大陆的迅速普及进一步说明了“传统的人民”是如何迅速和广泛的接受那些解决至关重要问题的技术。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缝纫机、火柴、手电筒、煤油、塑料碗、抗生素等只是这些产品的一小部分，它们或者可以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或者可以消除单调无聊的工作，因此被欣然接受。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实践的效率是检验米提斯知识的关键，所有这些产品都极其成功地通过了检验。

我要表达的观点本来无须强调和细述，除了以下事实之外：由于对科学、现代性和发展的一些理解已如此成功地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组成，其他各类知识都被作为落后和静止的传统，就像无稽之谈和迷信一样。极端现代主义需要这一“它者”，一个黑暗的双生子，以清楚地表明自己是落后的解药。这种二元的对立还来自围绕这两种形式的知识所生成的一些制度和个人之间的长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的研究机构、农业试验站、化肥和机械的销售商、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者、第三世界的发展者、世界银行的官员都是通过系统地贬低我们所称的米提斯，也就是实践知识，来建立自己成功的制度化之路。

在这种背景下对实践知识特征的概括就完全背离事实。米提斯远远不是僵硬的和铁板一块，而是可塑的、本土的和有多重含义的。正是它对独特背景的依赖、它的不完整等特征使其具有渗透性，乐于接受新观念。米提斯不需要教条和集权的训练；每一个实践者都有自己的角度。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米提斯的市场是一个接近完美竞争的市场，地方垄断往往被来自下层和外面的创新所打破。如果一项新技术能发挥作用，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使用者。

在保卫传统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斗争中，迈克尔·奥科少特强调现存的真实传统的实用主义：“理性主义者最大的错误——尽管并不是这种方法本身内在的——就是假设‘传统’，或者更确切一点‘实践知识’是僵化、固定和不变的——事实上，它是‘具有极强流动性的’。”因为它在各地都不同，所以传统是有很强适应性和动态的。“所有传统的行为方式、所有的传统技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他在许多地方都这样说，“它的历史就是不断变迁的历史”；尽管变化很小，是逐渐的（渐进主义），而不是突然和不连续的。

值得强调的是，与书写文化相对的口头文化可能会避免正统性的僵化。因为口头文化没有参考的文本来表明有多少改变，所以它的宗教神话、仪式和民间传说都处于变化中。现在流传的故事和传统在不同的说故事者、听众和不同地方需求的条件下都会不同。因为没有一条像神圣文本一样的准绳来衡量它们偏离了最早的传统（ur-tradition）有多远，所以随着时间的延续，它们发生了很大变化，却同时认为自己忠诚信守了传统。

与一个社会中所储存的米提斯最好的类比的是它的语言。的确，有表达的经验规律：陈腐的规律（clichés）、礼貌的表达、诅咒的习惯和普通的谈话；但是除非有一个有着极其严厉警察权力的中央语法委员会，否则语言总是在增加新的表达方式，发明新奇的组合，双关语和讽刺也在破坏旧的公式。在巨大的压力和快速的变迁之下，语言可能会变化很大，不断出现新的混合词，但使用这些语言的人都懂这些新的语言。对语言方向产生影响的力量从不会均衡地分配，创新可以来自很远或很广大的地方，一旦其他人发现创新是有用和贴切的，就会将它们作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使用。同米提斯一样，在语言中也很少能够记住创新者的名字，这也有助于产生共同和交互的产品。

米提斯的社会背景和它的被破坏

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村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常惊讶于我邻居们广泛的技能和对当地生态的随意知识。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轶事。在我所居住的院子中生长着一棵当地著名的芒果树，每到芒果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许多亲戚和熟人，他们希望得到芒果，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一些种子以种植到自己的院子中。在我到来之前不久,果树被大批红蚂蚁侵扰，在成熟之前大部分果实已经被破坏。看起来除了把每一个果子都套上袋子外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有很多次我注意到老家长马塔·伊萨（Mat Isa）将干的尼帕果树叶（nipah palm）带到芒果树树根下，并观察它们。当我终于问他在做什么的时候，尽管有些犹豫，他还是解释给我听，因为对于他来说，这要比我们一般的闲聊乏味得多。他知道在院子后面的几窝小黑蚂蚁是大红蚂蚁的天敌，他还知道那些很薄的矛状尼帕果树叶脱落以后就会紧紧地卷成长筒（实际上当地人经常用这个圆筒卷制雪茄）。这些树叶筒也是黑蚂蚁蚁后产卵的理想地方。他将干树叶放到一些特定地方几个星期以后，上面他就有了很多开始孵化的黑蚂蚁卵。然后他将这些有黑蚂蚁的树叶靠在芒果树上，观察接下来为期一个星期的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大战。许多邻居，尽管其中也不乏怀疑者，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很关注这场蚂蚁战争的结果。尽管黑蚂蚁比红蚂蚁小，还不到红蚂蚁（身量）的一半，但是最终黑蚂蚁的数量超过了红蚂蚁，并占领了芒果树根附近的地面。黑蚂蚁对芒果树的叶子和树上的果实并不感兴趣，所以芒果被保护了下来。

这一成功的生物控制实验需要掌握几种知识作为先决条件：黑蚂蚁的栖息地和食物，它们产卵的习性，要猜想什么物质可以替代作为移动的产卵房，并且还要有黑蚂蚁和红蚂蚁喜爱彼此打仗的经验。马塔·伊萨清楚地表明，这类昆虫学的实践技能是普遍存在的，至少他年长的邻居们记得，这种战略过去曾有过1~2次的成功经验。我很清楚地知道，农业推广人员根本不知道蚂蚁，更不用说生物控制了；大多数推广人员都是在城镇上生长的，几乎完全关注水稻、化肥和贷款。当然他们绝大多数人也不会问，毕竟他们是专家，被训练出来指导农民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生的观察，和保持数代相对稳定的社区，从而能够有规律地交换和保存这类知识，这些知识怎么能够被创造和保留。

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之一是提醒我们注意产生类似的实践知识所必需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至少需要有兴趣的社区、积累的信息和持续的试验。偶尔也会有一些正式组织看来非常适合收集和交换实践信息，就像19世纪法国的聚会（veillées）。正像其名字所指，聚会是农民家庭冬季晚上的一种传统聚会形式，往往在谷仓中举行，以借助牲畜的体温来节约燃料。除了社交和节省燃料没有什么正式的议程，就是当地人集合在一起，一面脱粒或刺绣，一面交换各种意见、故事、农业新闻、建议、闲话、宗教或民间故事。考虑到每一个成员都有其一生的观察经验和实践，由此而作的农业决定和每一个家庭休戚相关，聚会则成为未经预报的日常实践知识交流会。

图为Par Papou Poustache的Les veillées de Noel d'autrefois。[图源：cpauvergne.com]

这直接给我们带来了对米提斯的两个最大讽刺。首先，米提斯不是民主分配的。它不仅依赖一些并不常见的机敏和窍门，而且积累经验和实践以获得米提斯的机会也是受一定限制的。工匠协会、天才的手工艺人、特定的阶级、宗教兄弟会、整个社区以及一般的人，都会将一些知识垄断起来，不愿与其他人共享。换句话说，这些知识是否可以提供给别人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垄断知识所能带来的好处。在这方面，米提斯并不是统一的，我们可能在说米提斯的时候要认识到它的不一致性。第二个讽刺是，不管米提斯是如何有可塑性和包容性，但是一些形式的米提斯需要依靠前工业生活的一些关键因素以进行详细阐述和传播。远离市场和国家的社区会保留更高程度的米提斯。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必须依赖手边的知识和材料。如果到当地的商店或农民协会可以找到很便宜的杀红蚂蚁的农药，我肯定马塔·伊萨会使用它们。

每天都有一些形式的米提斯在消失。由于各种物质的流动、商品市场、正式教育、职业的专业化和大众传媒甚至普及到了最边远的社区，精心制作米提斯的社会条件受到了破坏。一个人可能很有理由欢迎地方知识的消失。当火柴广泛流行的时候，除了闲暇时的好奇心之外，为什么人们还要知道如何用打火石和火绒取火？知道用洗衣板或河边的石头洗衣服肯定是一种艺术，但那些可以买得起洗衣机的人会很高兴放弃这种艺术。当便宜的机器制造的袜子进入市场以后，织补技术也同样失传了，没有人怀念它。就像武吉士航海的老人所说的，“现在有了海图和指南针，任何人都可以驾驶”。为什么不呢？标准知识的产生已经使一些特定的技能更广泛地——更民主地——容易获得，它们不再被行会保护，也不再拒绝其他人取用或者不再坚持很长的学徒期。我们失去的大多数米提斯都是工业化和劳动分工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多数米提斯的失去都使人们从繁重和艰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但是如果认为米提斯的被破坏是经济进步不可逆转和必需的副产品，那就大错特错了。米提斯的被破坏和被来自中心清晰的标准公式所取代，是国家和大型官僚资本主义活动的中心内容。作为一个“项目”，这是主动倡议的持续目标，但是这种主动性从来没有彻底成功过，因为任何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生活都不能只按照公式来安排——也就是说没有米提斯。刺激这些项目的逻辑只是控制和征收赋税。因为地方知识是分散和相对自主的，几乎是无从控制的。削减米提斯和它所带来的地方控制，或者更接近乌托邦的理想而将其完全根除，对于国家来说是行政秩序、征收赋税的前提条件，而对于大型资本主义公司来说，它是劳动纪律和利润的前提。

在大众化工业生产的发展中，米提斯明显地处于次要地位。我相信类似的失技能的过程在农业生产中会更有吸引力，但是由于完全标准化有很多棘手的障碍，所以最终将不会很成功。

史蒂芬·玛格林早期的著作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资本主义利润不仅仅需要效率，更需要效率和控制的结合。在半成品层面的劳动分工和工厂中的生产集中都是关键的创新，是将劳动过程纳入统一控制之下的关键步骤。效率和控制可能正好重合，就像在机械化棉花纺织中看到的一样。但有时候它们也会毫无关系，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效率只能产生潜在的利润”，玛格林指出，“没有控制，资本主义就无法实现利润。因此巩固资本主义控制的组织形式可能增加利润，即使它对生产力和利润产生负面影响也仍为资本家所欢迎。反过来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削弱了资本主义控制，也可能导致利润的减少并被资本家所拒绝”。典型的工匠生产结构经常是低效的，它几乎总是阻碍资本主义实现利润。在工厂组织出现之前广泛流行的纺织品“展示”系统（“putting-out”system）使村庄的工人控制了原材料，他们可以决定生产的速度，并通过各种难以监控的战略增加他们的回报。从老板的角度看，工厂的重要优势在于使他可以直接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并控制原材料。有效率的生产越是可以以工匠为基础组织起来（按照玛格林的说法，比如早年的羊毛纺织和丝带的编制），资本家越是难于从分散的工匠群征收利润。

弗里德里克·泰勒是现代大众生产的天才，他非常清楚地看到米提斯被破坏和将有抵抗力的、半自主的工匠转变为更容易利用的生产单位——“工厂人手”——的问题。“在科学管理下……管理者要承担……汇集过去工人所掌握的所有传统知识的工作，并将之分类、列表和简化为规则、规律和公式……因此在旧系统下由工人所做的规划在新的系统下都必须由管理者按照科学规律来做。”在泰勒制工厂中，只有工厂的管理者才有整个过程的知识并支配整个过程，而工人被降为只执行整个过程的一小部分，只是执行者的身份。结果经常是很有效率的，如同早期的福特工厂一样，它为控制和实现利润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泰勒制的乌托邦梦想——在工厂中所有的人手都或多或少被简化为自动的运动，就像被程序化的机器人一样——是根本不现实的。这并非没有尝试过。戴维·诺贝尔（David Noble）描述了大量资金支持的尝试通过数字控制生产机器工具的例子，因为它预示了“要从人工中获得解放”。它最终的失败正是因为系统设计排除了米提斯——实际的修正，也就是在材料、温度轻微变化和机器出现磨损和不规则，以及机器出现故障等情况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做的相应调整。一个操作者说过，“数控被想成魔法，但你能自动做的事情完全就是生产废品”。这个结论可以被普遍化。在描述那些看来完全丧失技能的机械操作者工作程序的出色人种志学著作中，肯·库斯特勒（Ken Kusterer）已经表明，工人如何必须发展出个人的技能，这些技能是成功的生产所必需的，而且不能被简化为新手可以立即使用的公式。一个被划入“无须技能的”机械操作者将自己的工作与开车做了一个类比：“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每台车又都不同……当你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只学习开车的规则。但是当你知道了如何开车，你对自己开的车有了感觉——就是，在不同速度时感觉如何、汽车的刹车有多好、什么时候会过热、天冷的时候如何启动……你可以把旧车想象成已经三班倒工作了20年的老机器，好比你有一台没有喇叭的车，当你踩刹车的时候它却向右，如果你不按照一定方法踩油门，它就不能启动-—那么你可能就知道使用这些老机器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农业生产中也有类似泰勒制的内容，但是农业具有更长期和多样化的历史。在农业中，与制造业同样，仅仅有高效的生产形式并不足以保障税收或征收利润。如同我们已经注意的，在许多作物的种植中，独立的小农是最有效率的。这种农业形式，尽管在它们的产品会聚、加工和出售的过程中也有机会征税和获得利润，但是不够清晰，并且很难控制。就像在独立的手工艺人和小资产阶级店主的例子中一样，监测小农场的商业赢利简直就是管理的噩梦。逃避和反抗的机会很多，获取准确的年度数据成本很高，甚至是不可能的。

主要关注征收赋税和控制的国家发现，比起畜牧业和轮垦农业，它们更喜欢定居农业。同样的原因，它们更喜欢大农场而不是小农场，因此也就喜欢种植园和集体农业。当控制和征收赋税成为最首要考虑的时候，只有后两种形式才能控制劳动力及其收入、选择作物的种植模式和技术，最终直接控制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尽管集体和种植园农业很少是有效率的，但是如同我们看到过的，它们所代表的是最清晰，因而也是最容易征收赋税的农业形式。

大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也面临着工业资本家同样的问题：如何将本质上是工匠或米提斯的农民知识转变为标准的系统，从而使他可以控制其工作和强度。种植园是一种方法。在殖民地国家，强壮的人都被强制进入奴役劳动（gang labor）。在那里，种植园代表了一种私营的集体化，它依赖国家提供的非市场的惩罚维持其对劳动力的控制。有许多种植园都通过政治影响以获得补贴、价格支持和垄断特权，从而弥补它所缺乏的效率。

大量种植园以及集体农庄才可能进行的控制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实施这种控制要为监督、刻板的规则和管理费用支付很高成本，最终效率也很低。现在种植园农业已经没有了信用，但是一些新的选择被发明出来以复制它的功能和标准化，这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它表明，不同的形式可以有相似的功能。世界范围契约农业的发明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当农民意识到大型的、中央控制的培育仔鸡系统的运转不仅低效，而且有严重的疾病和环境问题的时候，他们策划出一种高科技的包出制度。大型公司与农民签订合同供给他鸡雏，并购回一定数量达到标准的成鸡（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农民的责任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建造鸡舍，并且使用公司提供的饲料和药品，按照公司制定的时间表按时喂食、喂水、防疫。公司的巡视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对于公司来说，益处是很大的：除了对鸡的投资，它们没有其他资本风险；他们无须自己的土地；管理费用很小；他们取得了统一标准的产品；尤其是，在每一轮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停止合同，或改变价格，而无须支付任何成本。

其逻辑，而不是形式，与种植园是一致的。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条件下，公司所需要的是完全一致的产品和稳定的供应。在不同地方生产同样的仔鸡，这样的管理工作就需要标准化和聚合的眼光。如同我们在科学林业中所看到的，这不仅仅是发明一些指标以准确反映实际的情况并传达给管理人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环境从而使之从开始就更加标准化。只有存在标准的繁殖、按照详细说明建筑的鸡舍、按照固定公式喂养以及强制的喂养时间表——这些都写在合同里面——那么一个专家才能够视察数百家养仔鸡的农场，比如肯德基家乡鸡的农场，并且能保证差别最小。人们可以预见视察要核对的清单。契约农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解农场并适应它们，而是从开始就要改变农场和农场的劳动力，使之适应契约的格局。

对于那些签了合同的农民来说，在合同期内，他们可以获得利润，尽管也有不小风险。合同都是短期的、工作时间表是具体的、设备和物资是必须具备的。契约农民是理论上的小企业家，但是除了他们所冒的土地和建筑的风险之外，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无法控制，与流水线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反对知识帝国主义的例子

他们说……他是如此沉迷于纯粹科学……他宁可人们因正确治疗死亡，也不愿意因错误治疗而康复。

——希格莱尔·刘易斯：《阿罗斯密斯》

我大胆提出的这些观点并不是要反对极端现代主义或国家的简单化本身，也不是反对认识论知识本身。我要说明，我们关于公民身份、公共卫生项目、社会安全、交通、通信、统一的公共教育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都受到了国家创造的、极端现代主义简单化的强烈影响。我还要进一步说明，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后的土地改革都起源于国家发起的简单化，这给成千上万过去事实上的农奴以公民权利。认识论的知识，尽管在实践中从来无法与米提斯决然分开，并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中也有我们不愿意屈服的阴暗面。

我认为，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威胁来自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在城市规划中、在列宁的革命观点中（但不是在其实践中）、在苏联集体化中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中都有这种组合在发挥作用。在科学农业的逻辑中隐含了这种组合，并且清晰地体现在其殖民地的实践中。当这类项目越是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和地方的变异，越是接近于实现他们不可能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实践就必然失败。

普遍主义的要求似乎内生于追求理性主义知识的方式中。尽管我不是知识哲学家，但是在这个认识论大厦中似乎没有为米提斯或实践知识而开的进入之门。正是这种帝国主义带来了麻烦。如同巴斯卡（Pascal）所说的，理性主义的最大失败“不在于它对技术知识的认知，而在于不能认知其他。”与此不同，米提斯没有将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筐中；它从不要求普遍性，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是多元主义的。当然，认识论的帝国主义要求也受到了一些结构条件的阻碍。民主和商业的压力有时会使农业科学家把农民提出来的实践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在明治维新时代，三个人组成的技术队伍开始调查农民的创新，并将它们带回到实验室中加以完善。那些拒绝按照计划离开巴西利亚的建筑工人或那些逃离定居点的已经觉悟的乌贾玛村民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为他们而设的计划。这些反抗来自认识论知识的范围之外。当有像阿尔伯特·霍华德这样的人，自己是谨慎的科学家——了解到农业的“艺术”和非计量的研究方式，他们就会走出经过编纂的科学知识领域。

掌握了不证自明（往往也是半生不熟的）的社会理论的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国家已经给人类社区和个人生计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如果领袖们认为人民是新政权可以书写的“白纸”，就会出现更大的危险。乌托邦的工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对工业城镇新拉纳克（New Lanark）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尽管只是在城市范围，而不是在国家的范围）：“每一代，实际上每个行政部门都应看到其面前展开的白纸中所包含的无限机会，并且如果白板偶然被传统祖先的乱写乱画弄脏，那么理性主义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将其擦洗干净。”

我认为，像奥科少特一样的保守主义者所忽略的一点正是，极端现代主义对那些有理由轻视过去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晚期殖民地的现代化者有时利用权力将他们认为落后和需要指导的人民加以残酷地改造。革命家有许多理由轻视那些封建的、极度贫困的、不平等的过去，他们希望永远消灭它们。有时他们怀疑若立刻实行民主会将旧的秩序简单的搬回来。非工业世界的后独立时代领袖（有时他们就是革命领袖）痛恨殖民统治的过去和停滞的经济并没有错。他们在创造一个值得骄傲的人民的时候没有浪费时间或民主的感伤，这也没有错。我们理解他们信奉极端现代化目标的历史和逻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他们的信仰与独裁主义的国家权力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带来的诸多灾难。

〇 本文节选自詹姆斯· 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第九章，王晓毅译、胡搏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 封面图为泰勒制工厂。[图源：mx.pinterest.com]

〇 编辑 / 排版：宋凝

〇 审核：海屿  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