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哈丁，美国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认识论、研究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哲学家。1996年至2000年，她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妇女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至2005年，她与人合编了《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杂志》（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目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和性别研究杰出荣休教授，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杰出客座教授。
女权主义立场认识论
说明
对如何证明女权主义研究结果的正当性这个问题的第二种回应由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家提出。他们声称，不仅各种主张受社会情境影响，而且文化中最佳的信念，即被视为知识的，也受社会情境影响。新的女权主义把性别分层的社会中女性境遇明显不同的特征当作研究的资源，正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者没有利用的、与众不同的资源，使得女权主义能够比传统的研究作出经验主义的更精确的描述，提出理论上更为丰富的解释。这样，立场理论家就提出了一种有别于女权主义经验论的解释。他们所解释的问题是：在由社会价值和政治议程所指引的研究中，何以能够产生经验上及理论上更合适的结果。
不过谁是这样的“立场理论家”呢？有三个人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和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另外，简·弗拉克斯（Jane Flax）早期的研究发展了立场这一主题；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在她的《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中运用了立场观点；我在《女权主义中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t）一书中，首先简要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一个版本，随后又讨论了其他版本的出现。立场观点开始是较为含蓄的，而后在许多其他女权主义思想家的作品中变得日益清晰了。
这一辨析方法（justificatory approach）源自于黑格尔对主人与奴隶之间关系的洞察，以及在领会黑格尔之中由马克思、恩格斯和G. 卢卡奇发展而成的“无产阶级立场”。依照这种方法，人类的行为或“物质生活”，不仅建构了人的理解而且为其设定了界限：即我们的行为决定并约束着我们的知识。正像哈特索克所指出的，如果人类行为是为了两个不同的群体（例如男人和女人），以根本对立的方式构建而成，那么“人们能够预期，每一群体的视野都将表现另一群体的颠倒，在统治制度内，统治者的视野是既片面又荒谬的”。
女权主义立场理论聚焦于性别的差异，聚焦于女性与男性境遇之间的差异。那些能够利用这些差异的人就此获得了科学的优势。但是这些差异是怎样的？在什么基础上我们应当相信传统的研究仅仅记录了“统治者的视野”？即使人们愿意承认，任何形式的研究结果仅仅提供一个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片面想象，但同时也说它是倒错的或扭曲的，难道不是太过分吗？有些传统研究者的视野被认为是片面的、扭曲的，那么他们的社会境遇又如何呢？为什么妇女的立场——或者女权主义立场——比传统研究所显示的自然与社会关系图景片面性较少，扭曲程度较低？
我们能够确认男性与女性所处境遇之间的许多差异，据称这些差异为女权主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差异就是女权主义主张的“基础”。
（1）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或者是作为支持或反对知识主张的证据的源头，女性不同的生活一直被错误地贬低价值和被忽视。经验世界的知识被假定（以复杂的方式）建立于那个世界之上，人类的生活是科学研究的经验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在任何一个按性别分层的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这种社会中，女人和男人被指派参与各类不同的活动，因此他们的生活区域和模式都有明显的差异。以女性生活为基础来批评主流的知识主张，可以减少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提供的自然与社会生活图景中的片面性和扭曲度。需要说明的是，在根本上，主流的知识观念是以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阶级以及文化中的男性生活为基础的。
有时这样的观点由一种个性结构加以表达。简·弗拉克斯和其他运用对象关系理论的作者指出，女性气质比男性气质更少防御性结构。不同的婴儿期体验在生活过程中得以不断加强，导致男人发现他们的男子气概只是一种脆弱的现象，他们必须不断地努力维护和保持。相反，女人则把女性气质看作是“自我”的一个非常确定的组成部分。就刻板印象的表现而言,“真正的女人”似乎是由自然呈现出来的；而“真正的男人”则表现为一种脆弱的社会建构。当然，“典型的”女性与男性的个性结构在不同的阶级、种族和文化中是不同的。正因为他们彼此不同，客观性遭到破坏，从而贬低或忽略某些知识，而这些知识其实是可以透过对女性的个性结构进行研究而获得的。
有时这样的观点被放在不同的推理模式中讨论，这些推理模式是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人的活动的。萨拉·拉迪克提请我们关注“母性思维”。她认为担负着照看幼儿基本责任的人（无论男女）具有母性思维的特性。C. 吉列根提出了道德推理的种种形态，发现它们典型地存在于女性思想中，但主流的西方“权利取向（right orientation）”伦理学却没有提及之。玛丽贝伦基和她的同事认为，女性的认识方法显示了对语境的更为普遍的关注，C. 吉列根在道德认知研究中也已看到了这种关注。
有人同样会认为，作为一种被压抑、受剥削、被支配的性别，女性所经历的任何特定情感形式都具有与众不同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其兄弟的感情生活的相应形式中是没有的。以痛苦为例，一位女性所经受的痛苦，不仅是作为垂死孩子的父母，还须作为生病父母的孩子，作为一个可怜的人，或者是充当种族歧视的牺牲品。妇女所受的苦为妇女独有：垂死孩子的母亲，生病父母的女儿，可怜的女人，以及受种族主义政策和习俗侵扰的女性生活。母亲、女儿、可怜的女人以及在人种上受压迫的女性，是处于历史上独特社会习俗与社会意义的“交叉点（node）”，这些习俗与意义起到仲裁的作用，决定着这样一群社会建构而成的人何时及如何经受着痛苦。女性的快乐、愤怒以及其他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她们的社会行为和历史决定的社会身份所独有。这些情况是对人类生活被湮没部分的补充，而人类知识是应该源于生活、关于生活的。
无论怎样去认知差异的种类，这些意见的要点都强调女性的“差异”只是差异，而不是劣等的标志。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研究客观性的目标，研究者需要克服对独特的男子气概的生活的过分依赖，女性生活也应当被应用起来，将它也作为科学质疑的起因、科学证据的来源，以及对知识观念的有效性的检测。
有些思想家假定，立场理论与其他证明女权主义认识论主张合理性的理由必须依据女性的经验（experiences）。作为专用词汇，“妇女的立场（women's standpoint）”和“妇女的视角（women's perspective）”经常被互换使用，并且“妇女的视角”意味着真实妇女的真实观点她们实际上所能看到的一切。但是，妇女自身的经验或她们的叙述，并不能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知识主张提供可靠的基础。毕竟，经验本身便是由社会关系所构成：例如，妇女必须学会把发生在婚姻关系之内的性侵犯定义为强奸。在妇女过去的经验中，这种侵犯并不能被称为强奸，而只是异性性爱范围内的一个部分，它们应当在妻子的预期之中。
而且，妇女们（包括女权主义者）所言说的从科学上讲都是不充分的，包括厌女者的评论与不合逻辑的争论、对半知半解的情境所作的令人误解的陈述、种族主义者、持阶级偏见者以及异性恋者的主张——女性以及女权主义者，在这一方面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糟糕，我们也是人。此外，女权主义有许多流派，因为她们分析的是历史上不同妇女群体的生活：自由女权主义源于对18、19世纪欧美受教育阶层妇女生活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源于对19、20世纪工业化社会劳动阶级妇女生活的研究，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源于对20世纪晚期第三世界妇女生活的关注。再者，我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所以，尽管“妇女经验”和“妇女言说（what women say）”都确实成为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实施研究项目的适合领域，它们看起来并不能提供可靠的根据来决定哪些知识主张是更优越的。
把某种状况当成一个立场，而不是化作一种主张，这二者具有同等价值，但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因为听取女性讲述其生活与经验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必须坚守一个客观的定位——妇女的生活——并将其当作女权主义研究的起点。如果不是妇女坚持她们经验与意见的重要性，我们不会想到给予这一立场如此高的评价。（每位女性都能够说，“假如妇女们没有如此强烈地坚持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见的价值，我不知道如何评价我自己或其他女性的经验和意见”。）但是，并非是经验或言说为女权主义主张提供了论据，而是随后清楚表达的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观测结果以及相关理论提供了论据，这些观察与理论开始于女性的生活和以女性生活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然而，是谁来实施这一“开始”呢？带着这一问题，我们明白，寻求知识必须同时有民主的、参与的政治。否则，只有那些在寻求知识的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性别、种族、性征和阶级中的精英才有机会决定怎样开始提出他们的研究问题，而我们有权怀疑那些事实上应当受到质问的历史定位。这一点，对女性经验和女性言论加以评价以及对它们在女权主义知识产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详细说明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
（2）对社会秩序而言，女性是颇有价值的“陌生人”。由立场思想家提出的女权主义研究的另一个基础是，女性被排除在对社会秩序和知识生产的设计与指导之外。这一论点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陌生人和外来者的概念那里获得了支持。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总结了社会学理论家所确认的外来者身份的优势：陌生人为她的研究带来的正好是接近与远离、关怀和淡漠的结合体，而这正是扩大客观性的核心所在。而且，本地人倾向于把某些事告诉陌生人，但不会在本地人之间谈论这些内容。更进一步，陌生人能够发现本地人的信念或行为模式，而沉浸于自己文化中的本地人却难以察觉这样的模式。女性正是这种进入我们社会（包括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主流制度的外来者；处于统治群体之中的男人则是“本地人”，他们的生活模式和思考方法，极其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与概念图式。
据说，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中，陌生人与本地人之间的这些差异是衡量他们对本地人的信念与行为进行因果解释的相对能力的标准。无论是本地人对自己信念与行为的说明，还是“变成本地人”并把自己视同于本地人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说明，结果只能是理解，而非解释。因为女性被主流社会制度与概念图式视为陌生人或外国人些人比其他人的境遇更加尴尬，所以她们被排除在外的一个事实，就从她们亲身生活的角度为我们社会秩序的因果解释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女权主义又教导女性（以及男性）如何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看待我们的社会秩序；女性被告知要使自己适应于主流的社会制度与概念图式对她们的期望；女权主义还教导女性（以及男性）要把男性霸权、社会性别期望的主流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看作关于社会秩序的奇思异想和异常做法。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社会秩序是“他者”；它是“疯狂的”，而我们不是。
这种关于女权主义研究基础的论述还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观察结果的支持，他们的观察结果表明，对女性而言，社会秩序的功能是不健全的。对置身主流群体之中的男性而言，他们的生活需求与社会秩序的安排之间的契合程度，要远远高于女性。但是，这一类论点必须谨慎地加以陈述，它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秩序功能极为不全的特点，这种功能不全的受害者是美国社会中不属于主流群体的男人——例如，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对于处在失业境况中的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人而言，他们所体会的社会秩序功能不全的程度，要比那些在经济上占据优势的白人女性所体会到的显然更强烈。然而，即使存在极其重要的例外，这种见解还是对许多处于相同阶级、种族和文化之中的女性与男性的处境进行了透彻的比较。这一论点还体现了如下的观察结果：在同样的文化范围内，人们的言行与人们的思想之间的差距在女性那里要比在男性那里大得多。女性会觉得是被迫进行说和做，如果不是如此经常地受到负面的文化制约，这些方式就不会正确反映她们想说和想做的事。全社会都要求女性永远要考虑“男人们（或‘其他人’）会想什么”，这就导致了在她们可见的言行与她们的思想及判断之间产生了更大的鸿沟。
（3）妇女处于受压迫地位，因此忽视压迫给她们带来的好处相对较少。有这样一种说法：妇女遭受的压迫、剥削和控制是重新评估妇女差别的基础，因为受压迫集团的成员们与位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相比，她们从现存社会秩序获得的利益更少，也更少有理由去维持他们的地位或使之合法化。由于处在社会秩序之外，她们可以失去的东西更少，因此，以她们的生活为视角更容易产生新颖、有批判性的分析。（女性可以失去的更少，并非完全没有可以失去的；对许多女性而言，获得女性意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些争论可以说成妇女，尤其是女权主义的妇女逐渐愿意说什么。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对被压迫人们的生活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角度着手说明，将会减少人们的困惑。了解人们被压迫、被剥削和被统治——其痛苦不仅由于不可避免的自然或社会原因——揭示了从压迫者的生活角度难以发现的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例如，当女性对男性的性要求说不时，男性却坚持认为女性说了是，或者“女性主动要求了”（如强奸、暴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这样的信念：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着客观的两相情愿的关系。从女性利益的观点看，有些情形可被看作是强奸或暴力，但男性利益的观点和统治制度却主张这是正常的并值得称道的两性间的社会关系。
（4）女性的观点来自于女性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参与的“性别之战”的另一面。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胜者讲述历史”，这样，企图从那些抵抗压迫者的生活观点去讲述故事，将会减少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偏袒、歪曲的说明。
人类绝非空白或涂鸦了的惰性的“书写板”，而是积极主动的认知者。被压迫者的知识是通过发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而形成的。因为女性已经进行了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从她们的生活入手的研究，要比从男性视角看待这些斗争产生更清楚、更近乎彻底的关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初，“他的抵抗就是你的压迫所在”的口号，曾试图解释为何男性如此积极地抵制家务劳动、照顾小孩和其他的“女性的工作”。男性坚持认为，这些事情如此容易、只需要很少的才能和知识。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知识是通过“工艺”程序而产生的，就像一个雕刻家，只有当她开始在大理石上雕刻时才能理解大理石的真实质地。只有当雕刻家试图给大理石一个她头脑中的形状时，它的优点和弱点——其未被觉察的裂纹或者令人吃惊的内部质素——才可看见。同样，我们可以逐渐认清性别与制度之间所隐藏的社会关系面相，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改变支持这些关系的制度。例如，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科学界发动了猛烈的为妇女争取形式平等的斗争，我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形式的平等是不够的。正如玛格丽特•罗斯特指出的：虽然妇女在教育、获取文凭、实验室职位、研究授权和教师职位方面所遭受的形式上的障碍已经消除，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仍然只有极少女性担任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和设计者。这些旨在消除科学领域内歧视女性的斗争使人们看到，形式上的歧视还只是反对妇女在科学领域争取平等的第一道防线。
因此，女权主义政治不仅是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不错的盟友，而且是使得描述与解释能够避免偏袒与扭曲的必要条件。在一个等级社会里，源于并且代表被压迫、被剥削和被控制群体的政治实践主义（political activism）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我们才开始透过外表看清这个由不公正社会秩序创造的现实，注意到这一社会秩序实际上是如何被建构和维护的。对斗争的呼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实：一种女权主义的立场不是任何人简单地靠说说就可以拥有的。这是一个成就。在这点上，立场（standpoint）不同于视角（perspective），视角意味着任何人一“睁开双眼”就能拥有。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持“男人的立场”，经常有男人加入到提高女性地位的工作中来，就像很多女性也没有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加到集体或团体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斗争中来，不管她们在私人生活中与男性进行怎样的斗争。有的男人已经是女权主义者，而有的女人则不是。
（5）女性的视角来自于日常生活。从女性生活而不是从强势群体的男性生活开始研究所具有的优越性的第五个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就有学者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提出来了。从科学上来说，女性的日常行为的视角比仅仅属于强势群体中的男性“统治”行为的视角更加可取。多萝茜·史密斯进一步综合发展了这个论点，她认为女性被分配从事那些居于统治群体的男性不愿从事的各种工作，而“女性的工作”使男性不需照顾自己的身体或他们生存的局部区域，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沉浸在抽象概念世界之中。女性的劳动“具体表达”了男人对世界的概念，并把这些概念塑造成适合于管理工作。而且，女性越成功地完成“女性的工作”，男性就越视而不见。男人免却了照料身体与生存的局部区域的麻烦之后，逐渐认为只有与他们抽象的精神世界一致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男性认为“女性的工作”不是真正的人类活动，他们认为真正的人类活动应该是以自我选择和自觉意志为特点（甚至在男性统治的社会秩序的限制下），而“女人的工作”仅仅被看作是自然的活动，一种类似蜜蜂和蚂蚁的本能劳作。女性就这样被排斥于男性关于文化和历史的概念之外。
对社会学家史密斯来说，在使日常生活事件和过程“顺利发展”成为由行政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构成当代西方社会的“统治者”——能处理的各种现象中，社会学的方法起了主要的作用。社会学的主流概念图式向管理日程和实际做法“说出”日常经验。从这个社会行为组织中的“妇女立场”出发，使我们能够恢复社会生活如何展现为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样子这样一个过程。史密斯集中于她自己的学科，但社会学不是唯一一个帮助统治群体的男性行为与用于管理社会的主流概念图式相适应的研究领域。
历史学家贝蒂纳·阿普特克（Bettina Aptheker）利用史密斯和其他人的分析证明：如果我们从妇女生活的“日常性”出发，我们将得到一些与传统社会理论关于女性和男性生活描述大相径庭的理解。
所谓妇女生活的日常性，我指的是妇女创建的模式和开创的意义，这些是妇女在地位从属于男性的环境下年复一年劳动的结果。其意义并不是描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不是描述一张优先权的进度表，说明某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重要或者地位适合。它的意义是建议一种从女性给她们自己的劳动下定义中学习的方法。寻找日常性是一种使我们采取女性建立的模式和开创的意义并从中获得学习的工作方法。如果我们定位于我们所学习的，把一种意义或开创与另一种相联系，我们就展示了一个认识现实的不同的方法。这种认识的方法就是我所指的“女性的立场”。
从阿普特克寻找日常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学会抵抗压迫和统治。她指出：女性经常因与强势群体协作和适应压迫的环境而受到责备。作为历史上的保守力量，不应依赖女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统治和参加革命政治——或许的确有这样的现象。然而，阿普特克指出，男性为自己保留了这些权利：由他们来界定什么才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抵抗，什么算作合作和适应。他们这样做，是基于各类公共活动与政治活动的观点，直到最近女性还大范围地被排斥于这些活动之外。而且，女权主义对于女性反抗的历史倾向也作同样的评价。正如阿普特克所论述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从平等地参加在传统上定义为政治运动的斗争中了解女权主义。因此，我们与“男性主流”的历史学家和这些运动中的男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没能欣赏并不是“女权主义”、“社会主义”、“激进”或“自由”的女性抵抗，虽然它们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阿普特克讨论到，妇女为提升日常生活的品质和保留文化遗产的各种斗争方式，构成了重要的反抗压迫与统治的政治抵抗策略。劳动斗争的实践证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家庭和社区网络，比为工人争取更好条件的工会更加重要。女性代表孩子们进行的反抗已经使得那些如诗人奥德利·洛德所说的“注定没有生存希望”的人们有了生存的可能。她们反抗贫穷，反抗主流文化的社会媒介，反抗奴隶制和集中营，反抗骚扰、虐待妇女儿童的丈夫们和父亲们。从女性生活的日常性来说，一些陈腐的假设会成为阻碍的力量，削弱我们理解女性生活和历史的能力。这些假设包括：社会与个人的不公正是对立的，反抗与协作是对立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夺取政治力量的运动才能产生。
（6）女性的视角来自于对意识形态的二元论——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的调和。其他立场理论家强调的是女性行为的调和方式：调和当代西方文化中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分和分离，这种两极对立表现在把智力工作和手工的或情感的工作区分开来。例如，南希·哈索克在书中写到：
女性的劳动，像男性工人的劳动一样，与物质需求相联系。女性对生存的贡献，也像男性工人一样，使她们处于一个与自然和人类的需求的关系为中心的世界中，既表现在与自然物质的相互作用——对于肉类、服装的生产而言，重要的是这些物质的质量而非数量，也表现在对这些物质自然变化的密切关注。无论是女性为工资进行的劳动，还是家庭生产，都包括精神和身体的统一，目的在于变自然物质为社会所定义的商品。这一点也适用于男性工人的劳动。
但是，人们对男性工人与女性的活动的看法有重大的区别。女性的“双重工作日”意味着她们生活的更大比例是从事这种工作。而且，“女性也在日常和长期的生活中生产/生育男性（和其他女性）”。这种工作要求一种不同的“生产过程”：变“自然物质”为文化产品。通过这种典型的男性劳动，“女性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经验要求身心合一达到比工人从事的机械活动更深刻的境界”。女性的工作范围涉及孩子、食物、所有的机构、难缠的机器及各种
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使男性有可能退回并利用“抽象的男性气质”。
从女性在这些性别分工的劳动活动中展开研究，可以使我们理解社会和文化的现象如何、为何以这种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女性将自然物质转变为文化产品，但男性对这样一种社会行为视而不见。如果要进行更客观的研究，必须把这些“丢失”的过程带回到我们的视野，并研究它们与处于男性话语中心的那些活动之间的关系。
（7）女性，特别是女性研究者，是“领域内的局外人”（outsiders within）。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已发展了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用来解释非洲裔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学的重要贡献，此外，她们还对更普遍地理解自然和社会生活做出贡献：“作为领域内的局外人，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可以说是众多的独特的边缘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她们的立场势必丰富社会学的话语。把这个群体以及那些与社会学相对的领域内的局外者群体带人分析的中心，可能会揭示出更传统的方法掩盖了的现实关系。”仅仅从“局外”入手，仅仅沉浸于“女性的工作”或“黑人女性的工作”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工作和“统治工作”的关系仅仅从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看不到的。相反，只有当从两方面观察时，才有可能认识主流行为和信念与“局外”出现的行为和信念之间的关系。贝尔·胡克斯在她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Feminist Theory：From Margin to Centre）一书中抓住了这一点。在过去的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著作里，陌生人和局外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假定为身处主流或“中心”文化的成员，他们观察着主流的或边缘的文化。没有一个人希望“本地人”写关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书（更不用说希望他们成为土地所有权或升职委员会的成员）。“领域内的局外人”进行的“由下而上的研究（study up）”和“自我研究”，为减少研究的片面和歪曲提供资源，而这正是那些把工作限制于“由上而下的研究（study down）”的研究者们难以避免的片面与歪曲。
《从边缘到中心的女性主义理论》是贝尔·胡克斯于198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书籍，书名中的“边缘”指的是胡克斯对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的黑人女性的描述。[图源：wikipedia]
多萝西·史密斯发展了这个研究方法的基础，她用地质学的隐喻指出：对于女性社会学家（也许我应该加上更普遍的“女性研究者”）来讲，一条“断层线（line of fault）”把她们的生活经验和主导的概念图式区隔开来了，妇女运动中的许多工作都是集中于这种分裂，特别是集中讨论女性的身体和针对女性的暴力。因此对“局外人”和“内部人”的生活差距的关注和对她们喜欢的概念图式的思考会有助于增强分析的客观性。
（8）这是历史上的适当时机。从妇女生活入手进行的研究，准确性更强，最后一个原因是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之间的相似。恩格斯认为，直到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制度才成为可能。查尔斯·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能够认识到在19世纪来临之际，新出现的阶级制度体现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不必要的穷困和过多的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中，他们不能从农民、工匠、商人和贵族等原来存在的成员中确定产生这两个阶级的机制。这个问题不是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缺乏智慧的光辉，或他们是虚伪的社会神话的受害者，他们不能进行充分的因果论述的原因是，阶级制度还未形成可以进行解释的形式。恩格斯认为，“18世纪最大的思想家在超越时代施加于他们的局限上像他们的先驱一样”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矛盾”——一种“客观存在于在我们之外，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而转移的冲突”——的出现，早期社会的阶级结构才第一次被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事实上不过是对这种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在直接承受苦难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头脑中的理想反映”。
同样，只有伴随着近期男女形势的变化，性/性别制度作为知识的对象才得以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包括经济的转变、所谓性的革命、接受高等教育妇女人数的增加、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斗争以及其他可以确认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现象等。越来越多变化累积的结果是社会秩序产生对每个阶级妇女相矛盾的要求和期望。从性/性别制度中这些冲突的角度观察自然和社会关系——在我们的生活和其他女性的生活中——已使女权主义研究者有能力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提供更好的论述，比主流意识形态角度的论述更好，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把这些冲突和矛盾看作一些有用的线索，以提供对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行更好解释的可能。
评论
正如我评价女权主义经验主义一样，在继续评价立场认识论之前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评论。首先，要注意到前面论述的八个观点中，没有一个表明男女之间的生物差异为女权主义分析提供资源，这些论述也没有诉诸女性的直觉。
其次，不应把这八个观点理解为描述这些资源互相对立的方法，而是互相补充的方法。也不应认为它们构成一个基于对女性生活的研究获得的完整资源目录。女权主义思想家确认了他者概念。例如，文学评论家描述了这样的情况：“他者”傲慢地凝视着“自我”——西方思想假定的不可见的媒介或作者，而不是像想象中那样谦卑地垂下目光。女性的位置，相对于位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是“他者”。心理学家也提供了资源，他们提出，妇女是第一个“他者”的原型，由此婴儿开始分离出“自我”。我们可以讨论女性生活的视角，是否与强势群体的男性生活视角一样，有助于得出世界是“在那外面（out there）”的假定，准备好在我们镜子般的头脑中得到反射；我们也可以讨论是否这一点更明显可见：语言绝不是透明的媒介，世界作为知识的对象的确是，将来也是社会建构的。
我提出前面一系列观点的目的，在于指出女权主义立场理论赖以发展的多种多样的基础。我也希望反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他们的批评坚持认为，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已经无可挽回地陷入实在论关于（一些）妇女教育子女和履行其他的特别活动的主张。在最初的一些论述中利用母亲工作的事实（对一些特别文化团体而言），将当时还不太明确的观点进行说明——妇女生活与男性生活，无论在科学上还是认识论上都有重大差异。
第三，我必须强调这些立场方法能使我们对客观性进行利用和重新定义。在等级制度结构的社会中，客观性不能被定义为需要（甚至渴望）价值中立。
优点
对于习惯于调查研究思维方式和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条件的关系的思想者来说，立场认识论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知识学家能发现合理的解释证明：为何女权主义研究者能提供比女权主义经验论更可信的改进的研究结果。
另一个优点是资源的多样性，社会科学熟知这一点，不过方式有所不同，女权主义者能够利用这一点保卫通过研究女性生活而获得的更具客观性的结论。很难想像如何击败这样完整的论述，还有其他女权主义研究中所发现的论述，因为它们以社会科学中相对传统的理解的多样性为基础。
而且，立场理论，像女权主义经验论一样，也可以诉诸历史的先例。上述确定的许多根据（虽然不一定是全部）都被新的科学史用来解释现代科学的出现。科学方法本身也是由现代化早期的“一种新人”创造的。封建主义的经济秩序使体力和脑力劳动分离得如此严重，以致无论奴隶还是贵族都不愿既有受过培训的智力，又乐于弄脏双手，虽然实验的方法要求二者兼有。我们还可以指出前牛顿时代科学积极参与反对贵族统治的政治斗争;或者集中在托勒密的天文学的概念图式与天主教堂和封建社会的等级社会结构的“适合”，虽然与此相反，哥白尼式的天文学反映了正在出现的更民主的社会秩序。或许你能注意到“新物理学”的疑问是“为了”新商人阶级的兴起而产生：与其说是牛顿开始与这些阶级“合谋”，倒不如说是他的新物理学解决了一些问题，如果交通、采矿和福利更有效率，这些问题不得不解决。这样，女权主义经验论诉诸历史先例的做法，可通过立场理论者们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实现。
超越父权制的话语
像女权主义经验论一样，女权主义立场理论揭示了在父权制话语中的关键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声明性别歧视完全是阶级关系的结果，是一个从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衍生的问题，但是从女权主义的观点看，性/性别关系对于创建社会生活方式和信念来说，其中的因果关系至少与经济关系一样。像女权主义经验论一样，立场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假定相反——把男性和女性看作是基本的性别阶级，并不仅仅或者根本上是经济阶级的成员。虽然阶级像种族和文化一样，的确给我们启发，使我们在经验上充分理解自然和社会生活。因此，就像女权主义经验论的激进未来指出了经验主义无法涵盖的认识论假设，女权主义立场论的激进主义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没有包括的认识论假设。
显而易见，试图对女权主义思潮中这种新趋势作一个完整的总结性评价，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对立场理论的优点作一个完整的评价，有待于对更高标准的客观性的探索，看起来立场理论需要这样的标准——它在被传统地分割的“哲学与社会学相对立”的领域中更清楚的定位，对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的评论家的质疑，以及对它提出的经验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反思。这些是下面几章讨论的主题。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用的初步的评价。
作为其辩解策略（justificatory strategy），我们是否必须在女权主义经验论与女权主义立场（理论）之间做出选择？有许多项目证明，女权主义立场理论是更令人满意的，但它也在某些项目中显示出不足。如上所述，辩解策略目的在于令人信服，而重要的是，我们应注意到两者可能会吸引不同的读者。女权主义经验论有用，正是因为它强调传统科学研究的合理性和女权主义研究的合理性之间的延续性，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相反，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强调广义的社会构成和信念的特色模式之间的延续性，这些是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知识社会的学家们所赞赏的。了解后库恩的（post-Kuhnian）历史和社会学的人对这种讨论会很熟悉。这本书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在科学与政治决策形成的领域内进行科学和政治争议，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深信不疑的人或者仅仅在对决策影响最小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影响到女性的生活条件；在社会的许多不同领域都要制定科学和政治的决策，女权主义研究活动可以为这一切找到合情合理的理由。
我认为应避免在这些知识理论中选择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某些方面，这两种理论看似卷入了对话关系之中（不管参与者是否认识到这种关系），反映出自由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关于人性和政治的主流话语的斗争。选择一个否定另一个或许要冒风险，你所选择的那一个可能会有大量的父权话语，超出女权主义所料想的；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同时受到我们所接受的和我们所反对的两方面思想的影响。
女权主义认识论并非只有这两种理论，但这两种理论是主要的，它们产生于女权主义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另外一种理论，即后现代主义理论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与科学以及高度重视科学理性的社会（例如现代西方社会）所支持的认识论中心的哲学相对立。现代科学和认识论中心的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后现代主义——包括女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是与它们对立的。在后面的章节中，通过对“更强的客观性”的进一步考察，我将更直接关注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问题，“更强的客观性”是立场认识论的逻辑所需要的。
〇本文节选自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第七章，译者郑朝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女性与选举权。[图源：warwick.ac.uk]
〇编辑 / 排版：及影 / 水天清
〇审核：十四 / 悦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