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 | 向新个人主义迈进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0.20-1952.6.1）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视为是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先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任教，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杜威一生极力推崇民主制度，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互补性，民主思想是他众多著作的主题。(相关阅读：杜威 | 我的教育信条；杜威 |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功能；杜威 | 影响社会哲学的改造）

向新个人主义迈进

我们的物质文化诚如人类学家所言，正处于集体与合并的边缘。然而，我们的道德文化连同我们的意识形态，依然充满源于前科学、前技术时代之个人主义的理想与价值。其精神根源可以上溯至中世纪的宗教，后者肯定个人灵魂的终极性，并将人生之戏剧围绕这一灵魂的归宿而展开。其制度的与法律的观念形成于封建时期。

这种道德的、哲学的个人主义，先于现代工业的兴起与机器时代，是后者活动的背景。个人对既成制度的显见的从属，常常遮盖了个人主义在深层的顽强存在。支配性的制度曾经是教会这一事实提示我们，个人主义存在的终极意图乃是确保个人得到救赎。个人被看作一个灵魂，该制度所服务的目的被推延至另一个生命，此二者掩盖了潜在的个人主义，使当代人无法认清。在其自己的时代，其实质正是个人灵魂的这种永恒的精神性。既成制度的权力来自他们作为实现个人终极目的的必要手段。

工业革命的早期促发了一场伟大的转变。它将个人的追求转向尘世，将重心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从而瓦解了封建主义的固定财产观。不过，认为财产与报偿具有内在的个人性这一观念延续了下来。的确，在早期与晚期的个人主义中有不可调和的因素。但是，个人资本主义、天赋权利以及具有严格的个人特征与价值观的道德，所有这些因素的混合在清教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理智综合——的影响下保留了下来。

然而，此种综合的基础被随后工业系统的发展所摧毁，后者使个人的能力、努力与工作融入集体的整体中。同时，对自然能源的控制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结果是曾经适应地方性条件的行为，被复杂的、无限广阔的活动吞没。但是，旧的精神特征在其原因与基础消逝后保留了下来。从根本上说，这便是产生当前混乱与虚伪的内部分裂。

早期的个人经济主义有明确的信条与功能。它寻求从法律的束缚下解放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它相信，这种解放将激发潜在的能量，将自动地把个人的才能安排到适合它的工作上去，将用利益去激励它从事那种工作，并将确保才能与进取精神获得其应享的回报与地位。与此同时，个人能量与储蓄将服务于他人的需要，并因此促进普遍的福利，实现利益的普遍和谐。

从上述哲学形成之日起，我们已走过漫长的道路。今天，这种个人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也不敢重复其乐观主义的断言。他们至多满足于宣称其与不变的人性——据说此种人性只被个人获利的希望激发——的一致性，并将向任何其他社会制度转变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描绘得一团漆黑。他们将当代文明的全部物质成就归功于这种个人主义——似乎机器是由谋利的欲望而不是非人化的科学造出来的；似乎它只受金钱的驱使，而不受在集中技术指导下的电与蒸汽的推动。

在美国，个人主义采取了罗曼蒂克的形式。几乎没有必要设计一套把个人获取与社会进步相等的理论。实际情形的需要，呼唤着在所有迫切的工作中发挥个人的首创性、进取心与活力，而个人的活动又促进了国家生活。克罗瑟斯（Crothers）博士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其言论被西蒙斯（Sims）先生恰当地收入《冒险的美国》（Adventurous America）一书中：

你若想理解美国的驱动力，就必须理解那些互不相同的不满足、无耐心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代都为自己的能量找到突破口......使你不安的闹声并不是愤怒的无产阶级的叫唤，而是寻求新机会的急切的年轻人发出的吼声......他们在今天代表着新一代的热情。他们代表着俄勒冈人和加利福尼亚人，顽强的拓荒者们不顾艰难险阻向他们走去。这就是社会不安定在美国的含义。

如果这不是发自久远过去的一个声音的回声之回声，我便不知其为何物了。我真的听不到一声无产阶级的喧嚷，而我却要说这些听到的声音是对失去机会的怨声絮语，伴随着机器、汽车与酒店的喧闹，那愤愤不平的絮语已被淹没，再也听不到为冒险的机会而发出的急切吼声。

旧个人主义的欧洲形式曾有其价值与暂时的合理性，因为新技术需要从繁琐的法律约束下获得解放。机器工业本身尚处于开拓阶段，那些面对冷漠、怀疑与政治阻挠而冲锋陷阵的人，理应获得特殊的奖赏。而且，资本积累是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企业范围内进行的，当时无法想象资本积累会成为如此的庞然大物，以至于能够决定法律与政治秩序。贫穷曾经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之道，而新工业许诺了一条出路。但那时尚不能预见这样一个时代：机器技术的发展将为合理的闲适以及所有人广泛的安逸提供物质基础。

使旧个人主义哑然无声的转变，在我国来得更明显、更迅速。今天呼唤着创造力并为首创性与活力提供无数机会的荒野在哪里呢？欢快向前（即便身陷困厄）奔向征服的拓荒者又在哪里？那荒野存在于电影与小说之中，而拓荒者的后代们生活在由机器造就的非自然的环境里，没精打采地享受着影片中生动再现的拓荒者的生活。我看不到什么因竭尽全力寻求行动之突破口而导致的社会不安定。相反，我发现了抗议，这种抗议是针对因创造性机会的缺乏而引起的活力的消退与精力的耗损；而且，我看见一种混乱，这种混乱表明我们无法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经济环境中找到一个可靠的、高尚的位置。

由于旧个人主义的破产，那些意识到这种崩溃的人常常论辩起来，似乎个人主义本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并不认那些把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人真的以为个性即将消逝，或者以它不是某种具备内在固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当他们说似乎只有个人主义才是过去两个世纪的本土事件时，是在帮助那些想要保持这种个人主义以谋取私利的人；而且，他们忽略了主要的问题——改造社会以利于一种新型个人的成长。有许多人相信，为了实现个人首创性与广泛的安全，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他们关注现存制度下少数人对权力与自由的控制，因而认为集中的社会控制是必要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其目的是要实现所有人的利益。然而，他们过多地假定，只要将早期的个人主义推广到大多数人，其目的就会实现。

这种想法把个人主义当作某种似乎是稳定的、拥有一致内涵的东西。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个人的精神与道德机构。他们的欲望与目的的模型，都随着社会构成的每一次大的变化而变化。不受团体组织——无论是家庭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教育的——约束的个人只是一些怪物。设想把它们维持在一起的联系只是外在的，而并不反作用于思想和性格，从而产生个人的心性结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图为本书英文版封面。在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中杜威介绍了“失落的个人”，即曾经为个人提供支持、指引和统一视角的忠诚几乎完全消失了。[图源：amazon.com]

“失落的个人”之悲剧在于：虽然个人现在已为种种庞大而复杂的团体所掌握，但这些联系的意义尚未和谐且一贯地映入人们想象的和情感的人生观。当然，这一事实起因于社会现状缺乏和谐。无疑存在一种循环，但那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如果人们拒绝接受——运用本文前一章所界定的理智、观察与探寻的精神——社会现实；且因这种拒绝，或者屈服于分裂，或者从逃避或仅仅是感情上的反叛中寻求个性的解救。把合作与集体中的个人相对立的习惯，有利于混乱和不确定的延续。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离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个人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社会环境中怎样重新界定自我，新个人主义将呈现怎样的品质？

问题不只是将经济上的首创性、机会与进取心等特征推广到所有的个人，而是造就一种新型的心理与道德，这一结论暗含于今天为实现美国观念的一致化与标准化而必须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中。组织化、树立一种从大众观念中抽取的作为行为调节标准的平均值以及一般说来数量对质量的控制，所有这些为什么竟然成为当前美国生活如此典型的特征呢？我只找到一种根本的解释。个人不可能在理智上保持真空状态。他的观念与信仰如果不是他所分享的公共生活的自然的功能，那么，一种表面的一致就会通过人为的、机械的手段达成。由于缺乏与形成中的新型社会共同性相一致的精神，那些貌合神离的外在的机构便拼命要填补这一空白。

结果，我们思想的一致性比它外在表现的具有更多的人为性。标准化是可悲的，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它之所以可悲，原因之一在于它未能深入。它深入到足以压制思想的原始品质，但尚未深入到足以达到持久的一致性。它的不稳定性表明了它的浅薄性。所有通过外在手段、通过压制与威胁（无论多么微妙），以及通过精心策划的宣传而得到的思想一致，都必然是浅薄的；而凡浅薄的东西，必然动荡不定。所使用的方法导致大众的轻信，而这种轻信又根据流行的观点游移不定。我们思想一致，感情相通——但只有一个月或一个季度，随后又出现某个其他的轰动事件或名人，于是又出现一种令人陶醉的一致反应。在特定时间，从一个横截面看，一致是必然的；但在时间的长河中纵向地看，不稳定与波动处于支配地位。……我想，有些人听到诸如“无线电意识的”（radio-conscious）以及“热衷于航空的”（现在如此频繁地强加于我们）之类的术语时，一定恼羞成怒。我以为，这种气氛并非摇摆于其中的外在方式，以及对其结果的浅薄性与不一致性的一知半解的意识。

我想，有人会认为我对美国现存社会之合并的强调，事实上（即便不是作者本意），是在要求比现存状况更多的顺从。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将社会等同于或高或低的一致程度（无论何种程度），是引起个人失落之误导的又一证据。社会当然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关系。而且，所有关系都是相互作用而非固定的模式。构成人类社会具体的相互作用，包括参与中的予与取以及共享中的予与取，这种共享增进、扩大并深化着那些相互作用之因素的能力和作用。顺从意指没有充满活力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交流的阻止与窒息。正如我一直试图要说明的，它是在缺乏被纳入思想与欲望的内在倾向中的种种联系的情况下，用于维系人们的人为替代品。有些人将“社会”与人际交往中的亲密关系（如友谊中的）对立起来，他们会给“社会”一词赋予怎样的意义呢？我常常不得其解。可想而知，他们心目中装的是一幅充满僵化的制度或某种固定的、外在的组织的画面。但是，一种不同于人际关系与交往结构的制度，只是过去某一社会的化石而已。组织，正如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所表现的，是相互交换中不同细胞的合作性一致。

我推想，那些操纵宣传机构制造一致感的更为理智的人们，在目睹自己的成功时也会感到不安。我很能理解，他们对自己在特定时间获得预期效果的能力，一定有几分半信半疑；但我却在想，他们也会惧怕这种同一心态在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调转方向，同样全体一致地反对那些它曾受人操纵而支持过的事物与利益。从众心理在不稳定时，是危险的。依靠它获得永久支持，无异于玩火。顺从若要长期有效，就必须成为对源于真正共同生活的种种和谐一致所作的自发的、主要是无意识的表现。一种人为导演的思想与情感的一致，是内在空虚的表现。并非所有现存的一致都是有意制造的，它不是蓄意操纵的结果；相反，它是一些外在原因的结果，这些原因的外在性使其成为偶然的、不稳定的。

一般美国人的“参与”习惯及其过分的社交性，或许可以作与顺从相同的解释。它们也证实了，人们对旧个人主义的消逝所导致的真空怀有本能的憎恶。在独处时，如果有深植于我们思维习惯的共同思想为伴，我们应不至于如此反感孤独。由于没有这种共享，就需要通过外在的联系来加强。我们的社交性主要是一种寻找正常的联系与一致意识的努力，这种意识源于作为社会整体中为社会所支持且支持社会的一员的需要。

新个人主义不可能通过将旧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好处推广到更多的人而实现；同样，它也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慷慨、好意与利他主义而达成。这些品质是令人羡慕的，但它们同样或多或少是人性的永恒表现。在当前情形下，存在着许多刺激它们活跃起来的因素。或许，它们更多地表现为美国生活而不是任何时期任何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我们的慈善与博爱，部分地是内心不安的表现。作为这种表现，它们证实了一种见识，这就是：为谋取私利而推行的工业制度不能满足那些即便是从中获利的人们的全部人性。现存经济制度通过阻止其明确表达却窒息的本能与需要，在种种行为中找到了宣泄口，这些行为承认现存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所否认的社会责任。因此，慈善措施的发展，不仅是对商业活动所造成的人性窒息的一种补偿，而且是一种预言。建设胜于缓解；预防胜于医治。缓解贫困及其相关的精神紧张与生理疾病之类的活动——而我们的慈善活动（甚至包括教育捐资）之终极原因，在于经济的不安全与窘迫——向人们悲观地预示着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日常的职业与关系将给所有顺应社会主流的正常的个人提供独立而丰裕的生活，并以缓解的策略对付特别的危急事件。我们无须考察伟大的慈善家的个人动机，便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看到现存经济组织之衰败的明确记录。

创造一种新型个人——其思想及欲望的模式与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现在所有常规的人类联系中的合作性——的主要障碍，是早期个人主义典型特征的顽固存在。这种个人主义用一己的金钱利益观念来定义工业与商业。为什么这里也存在如此热烈的追求标准化同一性的兴趣呢？我想，这不是因为顺从本身让人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而是因为某种形式的顺从为我们现存制度的金钱本色提供了防御与保护。其前沿可能布满有关变化之恐怖的描绘，以及支持法律秩序与宪法的叫嚷。隐藏其后的则是使现存的制度永久化的欲望，因为这个制度用经商谋利的成功来定义个人的创造力与能力。

旧个人主义的全部意义已经萎缩为一种金钱尺度与手段，这样说并不过分。那些被认为属于倔强的个人主义的美德可以高声赞美，但无须什么远见卓识便能一眼看清：真正受重视的是与在谋利的商业中有利于成功的活动相关的东西。这样，个人主义在商业领域的信条与其在思想和言论领域对个性的压制相结合，恰成反讽。对于任何标榜的个人主义，我们无法想象较以下叙述更尖锐的评论：这种个人主义使唯一的创造个性——心灵的——服从于维持一种制度；该制度仅为少数人提供机会，因为他们在经营唯利是图的商业中老谋深算。

据称，自我奋斗的经济个人主义虽然没有实现能力与报酬的匹配及其早期预言的各种利益的和谐，但它给我们提供了物质繁荣之利。这里无须问此种物质繁荣在多大范围内实现了，因为把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说成物质繁荣的动因，是没有道理的。它曾是某些大富翁发迹的原因，但与国家财富无关；它在分配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与终极创造无关。在机器技术中发挥作用的科学知识，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表现为谋取私利之热情与事业心的经济个人主义，一直主要是技术与科学运动的附庸，且常常是寄生的附庸。

产生个人主义的背景已经改观。正如克罗瑟斯所揭示的，拓荒者并不太需要任何与其所从事的急迫任务无关的观念，其精神问题均出自与物质世界种种力量的斗争。荒野是一种现实存在，它必须被征服。由此产生的那种性格便是强壮的、粗犷的，常常是鲜明的，且有时是英雄化的。个性在那时是一种现实，因为它与环境相对应。宗教与道德方面无关的传统被观念承接了过来，但被控制在无害的范围内。的确，不难对这些观念重新解释，使之成为对坚强者的鼓励，对弱小者和失败者的慰藉。

然而，再也没有必须努力与之斗争的物质的荒野了。我们的问题出自社会环境：它们与人际关系相关，而与人同物质世界的直接关系无关。个人的冒险——如果真有任何个体的冒险，而不是陷入自满的死气沉沉或绝望的不满——只是尚未征服的社会边疆。应急的观点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全面的，而非地方性的。它们涉及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的种种复杂的力量，而不是那些眼前的、几乎是面对面的环境力量。传统观念非但无关，反而是一种累赘。它们是形成一种新个性—既有内在的整合，又具备在个性赖以存在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被释放了的功能——的主要障碍。只有通过控制性地利用业已掌握自然界物质力量的科学与技术之全部资源，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新个人主义。

现在，这些科技资源并未从根本上被控制。相反，它们控制着我们。它们的确在物质上受到控制。每一个工厂、发电站与铁路系统，都证实我们已达到这种方式的控制。但是，通过机器控制动力并不是对机器本身的控制。通过科学对自然能源的控制，并不是对科学的控制性利用。我们尚未接近控制的顶峰，连开始都谈不上。因为控制与结果、目的及价值相关；而我们并未设法掌握——很难说我们已开始这样的梦想——物质的能量，以实现计划中的目标与预期的利益。机器突如其来，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没有因此构建与其潜力相当的新目标；相反，却极力使之服务于过去的目标，这些目标代表着把对自然能量的任何大规模控制视为奇迹的时代。正如艾尔斯所说：“诚如某些史家所言，我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工业中半打的技术革新开始的；而我们却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认清，任何重大的事件都是在纺纱、织布技术的明显改进后才发生的”。

我并不是说早期的目标与价值本身微不足道，但与我们所掌握的手段相比，它们就不足挂齿了——如果我们的想象力足以包括这些手段的潜在用途，它们比微不足道更糟。当人们面对那些有形的工具与机构——因缺乏总体的目标与协调计划，我们盲目地四处飘泊——时，它们使人茫然而误入歧途。我无法从布尔什维克俄国为之激动的那种所谓的哲学中得到理智上、道德上或美学上的满足。但是我肯定，未来的历史学家面对我们的时代既仰慕又惊讶，他们所仰慕的，是那些首先预见到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计划引导技术资源服务于选定目标的民族；他们所惊讶的，则是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另一些民族在理智和道德上的迟钝。

习俗以及对眼前细枝末节的热衷所导致的想象麻痹症的征兆，莫过于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所极力鼓吹的信仰：机器本身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当然，巨大的潜在资源将责任加于我们。无论人类是否能利用机器与技术为我们创造机遇，这种责任还将不得不表现出来。但是，很难想象任何比那种将一切归咎于机器的万物有灵论更幼稚的东西。因为机器乃是一种梦想不到的动力资源。如果我们将这种动力用于获取美元而不是人类生活的解放与丰富，那是因为我们满足于停留在传统目标与价值的框框之中，尽管我们已拥有一种革命性的改造工具。对个人主义的陈旧信条的重复，只不过是对这些束缚心满意足的证据。依我之见，很难相信，这种特殊形式的自认落后会持续很久。当我们开始自问我们能用机器为创造和实现与其潜力相当的价值做些什么,并开始有组织地计划实现这些利益时，一个与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现实相适应的个人也将开始形成。

把机器视为社会邪恶的制造者加以反击，这有其美学的根源。一种更理智的准哲学的反对，将自然科学视为社会邪恶的根源；或者，如果不是科学本身（只要它安于其适当的卑微地位，便准其平安无事）,那就是那些依靠科学作为观察手段的人所持的态度。对自然的轻视可以理解，至少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理解，尽管对我们生命的发源地与生活无法逃避的环境持轻视态度，似乎不仅在理智上可悲，而且在道义上无礼；但是，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人们竟然会畏惧、厌恶研究自然的方法。眼睛看到许多邪恶的东西，手臂会做残忍的事情。但是，那挖出眼睛、砍掉手臂的疯子，只能是疯子。有人或许会说，科学只是我们用以接近自然的手段的延伸。而我所谓的延伸，不仅是量上的广度与深度，如显微镜增加肉眼的视野；而且是通过将关系和相互作用纳入视野而对洞察力与理解力的延伸。既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以某种形式、通过某种途径接近自然——要是通过死亡之途就好了，那么,我坦率地承认，自己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反对理智、有控制方法的人，因为这正是科学的要义。

我对他们的态度能持有任何同感的唯一办法，就是回想曾经有那么些人，他们宣称崇敬科学——大写该词（Science）的首字母S，他们不是把科学当作一种研究的方法，而是当作一种自我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存在，一种有关自足的、权威的、固有的绝对真理的新神学。然而，似乎纠正他们的误解要比首先赞同这种误解、然后一反崇敬而为谴责，要简单地多。理智的方法之反面是毫无方法或盲目的、愚蠢的方法。从列举“科学的局限”中获取乐趣，此种心态何其怪矣。因为知识的内在局限仅在于无知，赞美无知的动机只有那些从维持他人无知状态中谋利的人才知道。科学当然有其内在的局限，但此种局限乃由于应用它的人的无能；克服局限的办法在于矫正其使用方法，而不是诅咒被使用的东西。

这样来看待科学与技术才是恰当的，因为它们正是当代生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力量。只有通过在理解其潜在意义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利用，一种与当代现实和谐一致的新个人主义才能诞生。在个人及其种种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层次和许多因素，我们不可能全部理解和把握。敏锐的辨别力与选择是必要的。当艺术获得其客观的效果时，正是此种选择的结果。我们当代所需要的用以创造一种新型个性的艺术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因为敏于接受作为我们时代动力的科学技术，所以将能正视科学技术可能为之服务的广阔的社会文化。我并不急于描绘这种正在出现的个人主义将采取的形式。的确，只有在取得更大进步后，我们才能进行描绘。但是，如果我们不停止用社会合作对抗个人，如果不培养一种创造性的、富于想象的眼光以正视科学技术在实际社会中的功能，这种进步就不会实现。上述思路的最大障碍，我再说一遍：就是旧个人主义的永久化。正如我已指出的，这种旧个人主义现已堕落为利用科学技术服务于谋取私利。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些意识到当前弊端却又不遗余力地攻击一切——除上述障碍之外——的人，是否不受他们无意识中宁愿藏之于意识之下的那些动机的干扰。

今日之个体性

在前几章，我试图描述历史遗留下来的个人观与日益企业化的现状之间的分裂，并指出这种分裂对现存个性所造成的部分影响。我主张，如果个性对它必须被迫存在并发展于其中的环境加以注意，为自身创造一个背景框架，那么,个性将会再次具有完整性与重要性。许多人很可能认为，我对问题的论述很常见；另一些人会谴责我没有提供一个详细的解决办法，没有明确地描述如何才能让个体与美国文明的现实协调一致；还有一些人则会认为我将病描述成了药，认为我的文章肆意赞美了技术科学和企业化的工业文明，其目的是要推动一股有人不愿去赶的潮流。

我确实只是试着进行分析，没有试着谴责当前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没有试着为解决这些弊端提供固定的目标与理想，因为我认为，严肃思考之人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弊端与理想形成了十分一致的意见。谴责往往只是一种炫耀，它没有进入情况的内部；只是揭示了症状，没有追根溯源；它无力创造，只能制造出更多的谴责。至于理想，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我们想要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要拥有自由，以及一种经过专门训练的、可以鉴赏正直、真理与美好的鉴赏力。然而，如果我们始终只停留在泛泛之谈，表达理想的词汇再怎么从保守的变成激进的，从激进的变成保守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不进行分析，这些词汇就不会进入实际情况之中，也不会关注实现理想的产生条件。

反复提及永恒真理和终极精神性是危险的。我们对实际的感知会变得迟钝，会认为停留在理想目标上就可以以某种方式超越现有弊端。理想体现了可能性，但只有当理想体现了当前情况的可能性时，才是真正的理想。想象力可以让理想摆脱障碍，让理想为当前的存在作指引。但是，理想如果不与实际相联系，便只是空想。

因此，我大胆地认为，对当前条件进行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稍作分析，我们便会发现，条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在思想上接受这些条件，就要意识到这些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它们并非驶向单一终点。一旦接受了条件本来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对许多结果作出预测；条件就可以在多条道路的指引下，驶向多个所选的终点。我们要意识到条件的变化，并积极地参与到变化潮流中去；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指引条件驶向我们所偏爱的可能性。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个体会获得一种完整统一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理智地积极地参与认识，让这种认识成为进行有意识地选择的第一步，他永远都不会因为过于孤立而失落，也不会因为过于沉默而受到压迫。

在了解现在、认识现在的人类可能性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难题是，陈旧的异域文化中所形成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模式化观念依然存在。在那些因为工业革命而消亡的静态社会中，顺从是有意义的，对固定的理想的预测也是有意义的。事物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人们有顺从的对象，人们所想象到的目标与理想和现有条件同样地固定不变。中世纪的司法体系可以确定“合理的”价格与工薪，当地惯常的价格与工薪即“合理的”价格与工薪，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出现过高的价格与工薪。它可以为所有关系制定一个确切的义务体系，因为中世纪有等级秩序，而在一个早已确立因此也是众所周知的秩序中，人们需要履行义务。在中世纪，社区都是地方性的，不同社区之间不合并、不重叠，也不以各种不易察觉的隐秘方式相互作用。那时，有一个共同的教会作为精神与理想真理的守护者和管理者；教会的理论权威通过直接的渠道，使人们在生活的实际细节中处处感受到它。精神现实可能在死后的世界才能存在，但这个死后的世界却通过教会这个此时此地所存在的机构与此世的所有事务紧密相连。

现在，没有什么持久不变的模式可以提供稳定之物以供人们顺从，也没有什么材料供人们制定不可改变的、包罗一切的目标。现在有的只是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的持续不断，以至于顺从成了一系列间歇性的发作，其结果只是飘忽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固定的、全面的目标只是毫不相关的空想；顺从则不是美德，而是美德的对立面。

同样的，机器之所以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是因为人们透过过去的文化精神的眼光来看待机器。由于机器当前所带来的危害不符合过去时代的理想，人们便认为这些危害会永远伴随机器而存在。实际上，机器时代是一种挑战，它挑战人们重新定义理想与精神。费雷罗（Ferrero）曾说，机器“是当代的野蛮人，摧毁了古老文明最美好的成果”。但即使是野蛮人，也并非永远都是野蛮的；他们也带来了指导性的进步，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对公平与美丽有其自身衡量标准的文明。

人们之所以谴责科学是机械的，大多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还残留着形成于自然还是人类可怕敌人时期的哲学与宗教观念。当前的可能，因此也是当前的问题，就是要通过科学让自然成为人类的朋友与同盟。当人们攻击科学是人文主义的敌人时，其依据基本上都是一种在科学出现很早之前便已形成的自然观。任何严肃思考之人都知道，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很多无视人类价值、与人类价值相敌对的事物。当自然知识几乎不存在时，人类便不可能控制自然；而没有控制力，人类便只能诉诸一种方法，即修建避难所，这些避难所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并不实际存在。无需否认，这些避难所中有一些是高雅美丽的，但当它们的虚构性一旦被揭示出来，人类便不可能继续靠它们生存、生活。如果我们向这些避难所求助以获得支持，那便是无视现在的可能性，无视现在的建设性潜力。

通过阅读许多评价科学的文献，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并没有意识到，在自然中的生存必定会走向死亡，会让命运变得不稳定、不确定；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正是“科学”揭示出自然常常是人类利益的敌人。然而，人类在过去信奉的各种信仰、举行的各种仪式，其本质告诉我们：当时的人类势必早已意识到了自然是人类的敌人。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便不会诉诸巫术、奇迹与神话，便不会在来世与来生中寻求慰藉与补偿。只要这些事物被人类真诚地相信着，二元论，即反自然主义，便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了它，“彼岸的世界”便会成为现实。对于心存困惑之人，他们可以暂时地放弃对这些事物的信仰而仍然保留二元论，但却不可能永远做到这一点。不过，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即接受科学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解释，并决心使用科学给予我们的力量，让自然对人类欲望更加顺从，让自然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多的贡献。“自然主义”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它如果意味着，有着习惯、风俗、欲望、思想、抱负、理想与奋斗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种把自然作为人类理想与利益的盟友加以运用的努力便有了哲学基础和实际动机，而这是任何二元论都不可能提供的。

有些人欣然接受科学，只要科学保持“纯粹”。在他们眼里，科学作为一种追求和一种思考对象，是对可资享受的生活意义的一种补充。不过，他们认为，科学在机械发明中的种种应用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无疑，这些应用确实带来了新的丑陋与痛苦。要在科学实际应用之前的弊病及乐趣和科学实际应用之后的弊病及乐趣之间实现完全的平衡，是一件我不打算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要的是，现在科学的应用还很有限。科学应用触及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却还没有触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运用科学方法引导物理能量，却还没有运用科学方法引导人类能量。对于充分应用科学的结果，我们必须提前预判，而不是等结束之后进行记录。不过，这种预判有一个基础。即使在当前的状况下，科学也存在一种发展趋势；如果这种发展趋势的内在承诺能够实现的话，它便预示着一个更人性化的时代，因为它期待着一个所有个体都可以享有他人发现与思想的时代，期待着所有个体的经验都能得到解放、得到丰富。

任何科学研究者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发现作为秘密加以保守，也不可能在不丢失科学声誉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发现只作私用。一切发现都属于整个研究界。一切新的想法和理论都必须交由研究界进行证实与检验。现在，进行合作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探索真理的人也越来越多。的确，这些特征目前还只限于那些从事多少有点专业的活动的小群体。但是，这些群体的存在表明了现在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众多会带来扩张而非后退与萎缩的可能性之一。

假设当前发生在小圈子里的事情被延展、被一般化，其结果是压迫还是解放？研究是挑战，不是被动的遵从；应用是发展手段，不是压制手段。在人类事务中普遍采用科学态度，这将给伦理、宗教、政治与工业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只将科学应用于技术问题之中，这并不是科学的过错，而是人类的过错—人类利用科学谋取私利，人类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力与利益会遭到破坏性的影响而努力阻止科学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设想有一天，自然科学和源于自然科学的技术会成为人性化生活的仆人，这种设想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力。如果人文主义视科学为敌、逃避科学，这种人文主义便否定了自由人文主义有可能赖以成为现实的途径。

科学态度是实验性的，在本质上是沟通性的。如果科学态度被普遍采用，那它将会让我们从教条与外在标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重压中解脱出来。实验方法指的并不是吹管、蒸馏器和试剂的使用。它是一切让习惯主宰发明发现、让现成体系凌驾于可证实的事实之上的信仰的敌人。实验研究就是要不断进行修改。通过对知识和思想进行修改，我们便被赋予了改革的力量。这种态度，一旦出现在个体思维中，便会找到运用的机会。如果一个新观点的出现让教条与风俗习惯战栗不已，那么,当这个新观点有了不断发现新真理、批判旧信仰之方法的武装时，教条与风俗习惯就将远远不只是战栗而已。“顺从”于科学，除了对那些由于懒惰或为了私利而让现有社会秩序中的事务保持不变的人危险之外，并不危险，因为科学态度要求我们忠于发现之物并坚定地支持新真理。

科学号召我们接受的“既定事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在发展变化的。化学家研究元素，其目的不是要屈从于它们，而是要获得作出改变的能力。人们说我们现在正承受着科学重压的压迫，事实确实如此。但原因何在？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学会新方法的种种用途、挖掘新方法的种种潜力是需要时间的。当这些新方法和实验科学一样，是刚刚才出现的，那学会它们的用途、挖掘它们的潜力所需的时间也相应更长一些。但除此之外，方法和材料的增多也带来了机会和目的的增多，标志着个性获得了释放，能表现出更适合其本质的感情与行为。即使是被人嘲笑的浴缸也有其独特的用途，一个人不会因为有了浴缸可以有机会清洗身体而必然遭到贬低。只有当个体拒绝行使自己的选择反应能力时，广播才会朝着标准化与严格控制的方向发展。物质商品并不是敌人，缺乏将物质商品作为工具加以使用以实现首选可能性的意志力，才是敌人。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不受金钱所控制，那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物质商品是鼓励个人爱好与个人选择的，它们为个人成长提供了机会。如果人类因为不够坚决与坚定而未能接受物质商品的鼓励，未能利用物质商品所提供的机会，那就让我们不要把责任归咎于物质商品本身。

经济决定论至少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工业并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文雅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无视这一事实，在情感与思想上将工业以及工业的物质层面推到了一个远离人类价值的领域。当人们因为工业与贸易是物质主义的便停留在对它们的情感排斥与道德谴责之中时，他们就是将工业与贸易留在一个无人性的领域，使它们沦为牟取私利之人的工具。这种排斥是那些让事物维持统治地位的力量的同谋。那些由于自满、自尊和缺乏责任感而抛弃金钱利益的人，与利用现有经济秩序牟取金钱私利的人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伙伴关系。

每种职业都会在从事者的个人性格中留下烙印，并改变他们的人生观。无疑，受制于机器的雇佣劳动者和致力于金钱操作的商人便是如此。职业可能源于人性内在的动力，但对职业的追求并不仅仅“体现”了这些动力，对这些动力没有半点影响；相反，它从事职业决定了思想水平，带来了知识与想法，影响了欲望与兴趣。工人受到了这种影响，而那些将艺术、科学或宗教本身视为目的并不把它们延伸（即应用）、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人同样受到了这种影响。人们可以选择不进行应用，这会导致窄化与过度专业化；人们也可以选择进行应用，这会带来扩大化与更多的开明。工业因脱离社会目的而窄化，所有善于思考之人都明显看出了这种窄化。那些认为自己在致力于追求纯粹真理和未被污染之美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人士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内心也出现了类似的窄化和硬化。他们的“商品”虽然更为高雅，但他们也在成为这类商品的拥有者；如果他们不关注实用，不进行广泛的相互作用，那么，他们便也成了资本的垄断者，而精神资本的垄断也许到头来要比物质资本的垄断危害更大。

科学对人们长期持有的信念和曾经珍惜过的价值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这自然是人们惧怕科学以及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的一个巨大原因。惯性定律适用于有形物体，也同样适用于想象力及忠诚于想象力的感情。我并不认为我们能突然从关注科学的消极影响转为关注它可能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拒绝努力去改变想象力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直不愿意去重新检验旧的标准与价值，科学便会继续呈现它的消极面。接受科学（包括科学在机器中的应用）本来的样子，我们便会开始将科学设想成新价值与新目的的潜在创造者。我们会大范围地宣告科学当前在各个专业领域为个体科学家所带来的释放，所带来的更多的主动性、独立性与创造力。我们会将科学视为实现独创性与个体多样性的途径。即使对于那些乐于自称为“纯科学”的科学，那种引导我们提及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定律的本能也给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因为自由思考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快乐之一，因此，科学态度若融入个体思维中，便会极大地增加个体对存在的享受。目前，享受到思考乐趣、研究乐趣的人并不多，但那些少数享受者几乎不会为其他乐趣而舍弃思考、研究的乐趣。不过，这些乐趣的质量目前和享受者的数量一样有限。也就是说，“科学”思考只要局限于技术领域，便不会充分发挥作用，不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只会有技术性的主题，因为它没有应用到人类生活中。一个因惧怕旧的珍贵事物会遭到破坏而思维受阻的人，必定会惧怕科学。他不能在新真理的发现与新理想的预测中，找到回报和宁静。他不能自由地行走于人间，因为他时刻都想要保护作为他私人财产的信仰和爱好——人类对私人财产的热爱并不只限于物品。

在问题和疑问中寻找机会，这是科学的一个特性。由于认识即探究，因此困惑和困难是探究得以蓬勃发展的源泉。会带来问题的差异与矛盾不应该是我们需要惧怕的、需要努力去艰苦忍受的对象，而应该是我们要努力应对的对象。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人际关系中经历难题，不管是在与较亲密的熟人的关系中，还是在与通常被称为“社会”之物的更广泛的关系中。目前，人际冲突是人类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并不是说一切痛苦都会随着科学方法融入到个体性格中而消失，我是说，由于我们不愿意将人际冲突视为需要通过理智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痛苦大大地增多了。如果我们把人际冲突看成是进行思考的机会，看成是具有客观方向与出口的问题，那么，由于把冲突个人化而带来的痛苦就会大大减少，而且部分痛苦会转变成享受，这种享受伴随自由思考而来。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亲密的人际交往中经历种种困惑，也会在不那么亲密的社会关系中遇到各种问题。我们常常谈到“社会问题”，却很少从理智的层面去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将它们看作是需要改正的“弊端”、需要“改造”的邪恶或魔鬼。对这些想法的专注表明我们离拥有科学态度还有很远的距离。我并不是说，一个视病人为“完美患者”的医生，其态度就是完全合理的；不过，与继续保留科学出现以前的习惯、不停地关注弊端以改造弊端相比，这种态度更有益于健康、更有希望。例如，人们当前对待犯罪与犯人的方式就像人们过去看待和对待疾病的方式。人们一度相信疾病起源于道德和个人，认为病人被某个敌人，或魔鬼或人类，注入了某种外来物质或力量。当人们认识到疾病的内在起源是有机体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时，有效治愈疾病才开始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认为犯罪也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在体现。就犯罪以及其他许多弊病而言，我们一直按照前科学时代的“道德”准则进行思考、行动。这种前科学时代的“弊病”观大概是真正的改革，即建设性的重建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科学始于问题和探究，因此，科学对于所有有着固定目标的社会体系构建与计划都是致命的。尽管过去的信仰体系崩溃了，我们却很难放弃对体系的信任、对某种大规模信仰的信任。我们不断地推理，好像出问题的是那个失败的特定体系，好像我们终于即将发现那个唯一正确的体系。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体系的依赖态度。科学方法会教导我们要进行分解，要进行确切、细致的探究，要为出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从思考转为辨别与分析，要想象出这种转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并非易事。因为行动必定是具体的，在实际情况面前，大规模的信仰和无所不包的理想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比无能为力还要糟。它们会导致不理性不明确的情感状态，在这些情感状态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轻信他人，人们的行动也会任由冲动的情感所摆布，轻易地就被那些头脑冷静的利己主义之人所操纵。消灭战争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对战争起因的具体分析替代对“自由、人类、公平与文明”的泛泛之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一个新的原理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广泛地深入到个体思维中，因此个体受到压抑并不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受到压抑便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个性是不能被征服的，它的本性便是要表现自己。相应地，要找回完整统一的个性，第一步便取决于个体自身。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兴趣，他就是他自己，不是别人；他的生活环境在某些方面是灵活的、可塑的。

我们习惯于从大而泛的角度看待社会。我们应该忘记“社会”，想想法律、工业、宗教、医学、政治、艺术、教育和哲学，想想它们的复数形式。因为不同的人与社会有不同的接触点，因此不同的兴趣与职业也永远只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没有哪种接触永恒不变，没有哪种接触不在某个时候产生变化。所有这些职业和问题都是世界和我们相互作用的渠道。并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社会，也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商业。个体与社会条件的协调一致，并不是单一、单调的一致，而是一种多样化的一致，需要个人去着手解决。

个性之所以不能被征服，是因为它是一种对条件进行独特地感悟、挑选、选择、回应以及运用的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包罗一切的体系或计划都不可能带来完整统一的个性。任何个人都不能为他人作决定，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为自己作决定。与生俱来的选择方式会提供方向与连续性，但选择的确切表达存在于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形式之中。我们必须反复不断地对条件作出有选择性的挑选与运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会随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而改变，所以我们的每个行动都会带来一种新的视角，这种新的视角会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偏好。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失落状态，那是因为他选择了不负责任；如果他一直处于完全受压抑的状态，那是因为他选择了轻松的寄生生活。

顺从意味着飘忽不定，它不是我们要去实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去克服的对象；顺从很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顺从是“天然的”。不过，顺从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扶轮社对当前条件的称赞只是其中的一种。摒弃新文明的价值而追求旧文明的价值，是另一种顺从形式。披上某个已经消亡的文化的外衣只是另一种严格控制的方式。只有联系现在，对实际出现的条件作出积极的回应，并根据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努力改变条件，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完整统一。

个性起初是自发的、未成形的；它是一种潜力、一种发展的能力。即便如此，个性也是个体在这个物与人的世界中行动、与这个物与人的世界一起行动的独特方式。它本身并不完整，并不像房子里的壁橱或桌子里的秘密抽屉那样，里面装满了等待被赋予给世界的珍宝。因为个性是感受来自世界的影响、并由于这些影响而表现偏爱的独特方式，它只有通过与实际条件相互作用才能发展成形；个性本身如同画家那离开了画布的颜料一样地不完整。画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之物，它是颜料与画布通过艺术家独特的想象力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画作的形成过程中，艺术家潜在的个性呈现出一种有形的、持久的形式。如果我们强行认为个性在创作之前便已形成，这就是一种风格主义，而不是风格——风格是有独创性与创造力的，它形成于其他事物的创造过程中。

未来总是无法预见。各种理想，包括一种新的、有效个性的理想，其本身必须形成于现有条件的可能性中，即使现有条件构成了一个企业与工业的时代。当理想在条件的再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时，理想便会成形，便有了内容。我们可以为了方向的连续性而制定一个预测未来情况的行动计划。但是，一个规定着目标与理想的计划如果脱离了灵敏灵活的方法，便会成为累赘，因为它坚硬僵化，把世界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把个人看成是静态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暗指我们可以预言未来，但正如有人所说，这种预言在预言过去或一经重复时便会终止。

爱默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社会无处不在进行反社会成员的阴谋。”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爱默生还说道：“接受上天为你所找的容身之处，接受与你同时代人的交往关系，接受事件之间的联系。”当进行选择的个体（selecting individual）孤立地、脱离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事件时，事件便具有了反个性的特征。当人们认为社会习俗固定不变时，社会也具有了反个性的特征。在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联系中形成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和“与你同时代人的交往关系”是实现个性之潜力的唯一途径。

精神病学家已经表明，个体的许多混乱与浪费都是源于个体从现实撤退到了内心世界。不过，这种撤退有许多不易察觉的形式，一些撤退形式被构建成了哲学体系，并在当前的文学中得到了吹捧。爱默生说：“我们寻找天才以重申天才在旧艺术中所创造的奇迹，这是徒劳的；天才的天性便是在新的必要事实中、在田野和路边、在商店和工厂中寻找美丽与神圣。”要获得完整统一的个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耕种自己的花园。但这个花园四周并没有栅栏，它的轮廓并不清晰。我们的花园是这个世界，因为它触及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要接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企业与工业的世界，并因此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提供先决条件。这样一来，我们作为正在变化的现在的一部分，便会在创造一个未知未来的同时创造自我。

〇本文节选自约翰·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五卷》“新旧个人主义”第5节“向新个人主义迈进”、第8节“今日之个体性”，孙有中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Edward Hopper的作品Office in a Small City。画面里孤独的办公室职员在身体和情感上都处于孤立状态，表明了画家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矛盾态度。[图源：edwardhopp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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