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

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美国当代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曾任约翰逊、卡特政府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

发展的目标

发展目标的发展

本文的前面几个部分，将不离反省与回顾，试图简要叙述历来被认为对发展关系重要的那些发展目标的发展，并讨论有关这些目标彼此关系的诸种理论。但对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这些目标的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本文的结论将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并强调有必要回到对那些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论题所作的经验性分析。

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确宣布过在设想中为发展过程所向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了诸如国家整合、政府的效能与对社会的渗透力以及军事实力等等。但本文将集中注意于发展学说中居核心地位的其他五项目标：其中两项属于经济，两项属于政治，另外一项则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

经济学家为第三世界提出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经济增长，对这一目标的中心地位表述得最清楚的大概是阿瑟·刘易斯了，他于1955年提出：“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分析分配，而在于分析增长”，即分析“人均产出的增加”。强调主要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来界定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持续了约十年之久的中心议题。在60年代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确实有明显的增长，同时第三世界作为整体来说，也达到了发展机构所设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5％的指标。然而，仅有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改善第三世界千百万人的生活状况，这一点到60年代后期已很明显了。正加巴西总统所说：“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于是分配或公平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对公平的渴求集中于两个从属目标，它们虽非必然但却常常联系在一起：（1）减少绝对贫困，即减少处于某一具体规定的物质生活最低水准（按收入或消费来规定）之下的人口比例；（2）减少不平等，即减少居民群体相互间收入与财产的差别。到70年代初，公平已明显地与增长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中心目标。

与此同时，在发展政治学的研究上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但方向略有不同的发展。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

从上文可知，在60和70年代，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朝着两个相反方向发展。在经济学上，是从聚集（即财富的创造）转到分配。在政治学上，则情况正好相反，是从分配权力以实现民主的问题转到为实现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的问题，不论这秩序是民主制的还是属于其他制度。到80年代初，政治学的焦点回到了民主制，而发展经济学这时却反过来从强调计划走向强调市场，暗示着人们更乐意于接受市场运营可能带来的偏斜收入分配。

当然，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发展研究中还有依附理论的出现，主要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的著述。这种理论不同于在北美和欧洲的发展理论，它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境。实际上，依附论学者认为需要打破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对欠发达国家所加的束缚，实现或许最好称之为国家自主的目标。

这样，到6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著作详尽阐述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对发展中社会的重要性，分析了这些社会可能走向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广泛接受这些目标也意味着接受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简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

当然，学者们对上述各个目标的评价各不相同，他们致力于分析并促进不同的目标。关于各项目标的相互关系、某项目标的进展对另一项目标的进展的促进或阻碍的程度，他们也各执己见，分歧相当大。总起来看，对这些关系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看法认为各项目标之间具有内在相容性；第二类看法强调各项目标相互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冲突；第三类看法则注重于调和这些矛盾冲突的政策的绝对必要性。

相容性假说

美国社会科学上的相容性学说，主要来源于卡尔·多伊彻、丹尼尔·勒纳和西里尔·布莱克等人所阐述的，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的系统性过程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跨出传统社会的界限而走向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为一体的，一个部门或方面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变化，与其他部门的同类变化彼此相关并相互推进。在多伊彻、勒纳和布莱克等社会科学家看来，有一点非常清楚：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然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却很容易把从认定现代化为连贯性过程的概念到认定发展为连贯性过程的概念，转变到一种认定广泛接受的各项发展目标具有连贯性与相容性的概念。一个社会能够并且实际上几乎必须同时向所有这些目标前进。这些目标不仅彼此相容，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互补的。这种观点的依据，自然是西欧和北美社会都已大体上跨入现代这一事实；可能还基于对西方历史略加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即西方社会通向富裕、公平、稳定、民主与自主的进步道路，一般说来是和谐的和直线式的。

这种“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假说，总的说来是错误的，而且不难批驳。它显然没有描述到1955-1985年之间第三世界的发展情况。不过，完全否定它也不对。确有一些国家可以称为“负一致”的好例子：就是说，它们进取任何一项发展目标同样均告失败。极少数国家于此五项目标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亚洲，日本显然属于此列。但是，日本究竟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国家呢？在无疑处于发展状态的国家中，哥斯达黎加或许是在五项目标上都有巨大成绩的最明显的例子。1948年革命后，哥斯达黎加人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经历了数十年了。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他们的国家取得了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进入了拉了美洲国家中的“中上等级”。相对说来，它的土地占有权比较平均。从60年代到70年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收入分配总的平均状况是增高了。但与此同时，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者在收入份额上所居的相对地位也降低了，如同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者的相对地位一样，这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收益（一种在民主政权下可以预期的现象）。就自主性来看，哥斯达黎加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但在60和70年代农业出口扩大并且多样化了。总而言之，哥斯达黎加接近于成为一个向各项发展目标齐头并进且卓有成效的成功例子。

其他成功例子无疑也是存在的，但是数量不多。相容性假说，至少就其积极意义而言，还没有被事实所证实。然而，在有一种情况下，即当社会处于战争状态或面临紧迫的战争威胁时，相容性假说比在其他情况下较能成立。且不讲战争可能造成的物质破坏，战争时期一般说来是极度紧张的经济增长时期。正加艾伯特·希施曼所指出的，战争“常常是在国内进行和平的收入再分配的条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反战思想会受到严厉压制，但政治参与常常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范围。犯罪率和民间骚乱都有所减少，除非在明显濒临战败的时候，国家自主权当然是与战争目标相一致的。因此，容易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说它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年代”，或许也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面临直接而持续的安全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和以色列，在同时争取实现两项或更多的发展目标方面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为成功。然而，相容说的提倡者并没有把战争当作发展性进步的动力，而且，长期的战争无助于这种进步，越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相容性假说的正确性尽管可疑，但正如罗伯特·帕肯海姆所言，它还是使人了解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许多含义，特别是经济援助政策。它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三项许诺，确实给“争取进步同盟”提供了核心内容。阿瑟·施莱辛格曾说：

在理论上，这些目标相互依赖。结构变化与政治民主化被视为保证更公平地分配增长利益所必不可少的。这意思是：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实施社会与政治改革为条件，或者至少与这改革相联系。

同盟成立五年后，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给它规定了类似的目标，包括“经济进步，……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以及民主政府”。然而到了后来，即使这个同盟最热心的倡导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并未像他们所指望的那样得到实现。施莱辛格的结论是：

在理论上，这些目标相互依赖。结构变化与政治民主化被视为保证更公平地分配增长利益所必不可少的。这意思是：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实施社会与政治改革为条件，或者至少与这改革相联系。

然而，设想这些目标具有相容性的推动力量，在美国制订拉丁美洲政策时始终是存在的。1984年中美洲问题基辛格委员会声称，“中美洲发展的各项要求是一张无缝的网”，并规定美国对中美洲的目标，其用语几乎与二十年前对争取进步同盟所用者一模一样。

消除导致暴力与内讧的气氛。

发展民主制度与民主程序。

发展强大的自由经济体制，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加速改善中美洲最贫困者的社会条件。

切实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

卡特、里根两届政府在萨尔瓦多推行的政策，具体地证明了政治民主与社会改革彼此相容的设想。两届政府都推动土地改革和尽早进行全国立法议会的选举，尽管有充分的材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民选立法机构几乎总是敌视土地改革的。1982年萨尔瓦多的议会选举，作为两届美国政府政策产物的一部分，再次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投票人选出了一个由两届美国政府支持的土地改革的反对者占优势的议会。

相容性假说有两种人类天生的倾向加以支持。第一，相信所有好事会以某种方式一齐到来，从而可以避免困难的选择，例如在民主的议会选举与有效的土地改革之间的选择。第二，相信一种界限分明的明显弊端的消除会自然导致其他主要社会弊病的消除。换句话说，人们容易把某一特定目标视为关键性的目标，把向此一目标前进当作驾驶“火车头”并带动火车向其他目标同时前进。例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些非洲民族主义者和同情他们的西方人士广泛地认为，民族独立将开创一个新纪元，其他发展目标可以随之较快实现。正像恩克鲁玛所说：“首先谋求政治独立，然后可以把所有东西增添进去。”

在民族独立后的世界，有三种“火车头”理论影响最大。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具有火车头功能，使较为公平的收入与财产分配成为可能，为发展民主制度提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减少社会冲突并由此加强政治秩序，以及使社会能够独立自主。这样一套设想，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量潜存于美国学术界和官方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之中。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个欠发达社会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并代之以较为平等的制度，可以导致经济增长、真正的民主、社会和谐以及真实的独立。另一方面，依附论学者则希望从国际背景上着手，以获取同样的结果，这就是果断地打断依附的锁链，使社会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一旦实现这一点，则民主、平等、具有真正发展意义的增长以及社会稳定都必然会随之而来。实际上，上述三种理论都只集中注意于社会弊端单一的一个来源——贫穷、不公正、依附关系，消除一个弊端几乎必然导致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弊端的消除。重要的是，或许所有这三种理论——自由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都认为压倒一切的弊端是在经济方而。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发展理论论证过用民主制度代替独裁制度或建立政治秩序（不管这两种情况本身是多么吸引人）可能产生消除贫困、不公平或依附地位的奇异效果。

冲突理论

到了70年代，相容性假说所显示的种种局限使人越来越懂得，好事情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齐来到的。大批新著作问世，它们用清醒而严肃的言语传达信息，同时强调有必要在各项目标中进行选择。60年代研究发展问题的著作通常在标题中用上“发展”、“立国”或“现代化”等词语，表示出一种对运动满怀希望的意思，如《传统社会的消亡》（1958年）、《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现代化政治》（1965年）、《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经济发展诸阶段》（1960年）、《立国与公民权》（1964年）、《立国论》（1963年）等。70年代的新潮标题则传送出另一种信息：《严峻的选择》（1971年）、《牺牲的金字塔》（1976年）、《抉择不易》（1976年）、《选择与分配政治》（1971年）、《危机、选择与变革》（1973年）、《发展的严酷困境》（1980年）。从这些标题可以想见，70年代的分析着意于两难处境，选择、利害交换、危机，甚至恶性循环，特别强调增长与公平、增长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到80年代中期，一个学者可以堂而皇之地下断语说：“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常人智慧认为，除非就非常长远来看，高速发展与人权在目前是互相冲突的。”

按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五项发展目标之间可以设想出十对相互关系。60和70年代产生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著述，看到这些关系中至少有六种关系在双方之间至少是部分冲突，其中四种冲突涉及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平等的关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与国家自主的关系。另外两种冲突是民主与公平的冲突，稳定与公平的冲突。

增长与公平之间各种形式的冲突当然曾经是某一时期经济学上的主要论题。西蒙·库兹涅茨以他在50年代提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分配不均之间存在着U形曲线关系的论点，使20世纪中叶的发展经济学家集中注意于这个问题。这种以跨部门分析为基础的理论当然意味着：当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经济不平等最初是增大的，然后到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时，这个不平等才会缩小。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关系。另有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不仅财富和公平之间有这种曲线关系，经济增长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也有一种明显的互否关系。“较高的工业化速度、农业生产率较快的增长，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都会改变收入分配，使其趋向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低收入集团。相对看来，经济发达进程的动力作用总是不利于贫困者；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收获者总是中产阶级和最高收入集团。”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都采用这样的说法。很多有关“绿色革命”的著作强调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所带来的利益是怎样首先为富裕农民所得而不是为贫苦和无地的农民所得。有些作者看到，巴西和中国的事例集中体现了增长战略与公平战略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发展模式中，巴西和中国经常显得像两极对立。……巴西是当今第三世界最大而且最有生气的资本主义发展实例，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实例……两种模式都被认为是在各自的条件下的成功者。……两种……模式都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承受了至少一代人的牺牲。

自由派发展模式认为，政治不稳定是与贫困相关联的。然而一系列的研究很快就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关系。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不稳定的各种原因同样出现在经济增长进程中。曼柯·奥尔逊早期有一篇题为“作为不稳定性力量的高速增长”的文章，概括了上述诸目标彼此之间的冲突。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著作批驳了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认为贫穷是不稳定根源的假说。这些著作相反地认为，政治不稳定和内乱是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发展的结果。它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单纯增长本身就破坏稳定；在其他情况下，则归咎于增长减慢或终止，因其造成期望落空（“J形曲线”假说）。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平衡的发展如社会动员（狭义的）超前于经济发展（狭义的）被视为不稳定的根源。还有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虽然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但增长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乃是最近的原因。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作者们都致力于在经济增长的某个方面或某种影响与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政治不稳定之间建立一种普遍性的关系。

在上述两种冲突理论中，经济增长都被看作是破坏公平与稳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除了上述趋向于导致不稳定以外，对民主是否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然面由此可以论证，民主制度可能比独裁制度更有能力应付和缓解这种不稳定。增长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属于另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类型。首先，有人提出，并有某种事例证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可以使一个非民主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复杂化，甚至遭到破坏。一位分析家就经济变化的两项指标论证道：“建立民主制的成功尝试，伴随着都市化和农业劳动力使用两方面较渐进的变化，不成功的尝试则伴随着较快速度的变化。”更彻底的是G·奥唐奈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对50年代后期S·李普塞特等人提出的、认为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体盛行相联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奥唐奈论证说，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某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面“当代南美洲较高水平的现代化与政治民主是不相联系的”。

在某种较普遍的意义上，增长与民主的冲突被视为杰克·唐纳利所称的“自由被出卖”，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想要获得经济高增长率，它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不能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此争取高增长率。许多分析研究探测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一般说来，民主制国家几乎从未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权威主义国家则可能有极高的、适度的以及极低的增长率。一项对98个国家的细致分析的确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则确实像是有碍于发展的一种奢侈品。”苏查特莫科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结论说：

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确认：发展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非常有趣的是，关心增长与公平的冲突的分析家注目于巴西与中国，而关心增长与民主的冲突的，则往往瞄准着印度。

以增长为一方而以公平、稳定与民主为另一方的相互冲突，往往使自由派发展理论用作依据的和谐假说难以成立。依附论理论家所设想的目标和谐论也受到了批驳。其中一种批评意见涉及政治稳定与丧失自立性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这当然是根据外国投资与依附表现在政治稳定条件下蓬勃发展的事实。一项更严重的冲突涉及各种形式的依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很多研究项目探索了这个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于拉丁美洲，由此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结果。一项比较细致的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谨慎的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积极的关系。”然而，正如一些依附论理论家所说，这种经济增长仍然可能是畸形的，而且从更长远来看，依附性大的国家，其增长率可能比依附性小的国家为低。

西方流行的发展观往往认为平等与民主相互促进。在一定程度上，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取决于社会经济巨大不平等的消失，而民主制度一旦确立，它的运行便趋向于产生争取更大平等的运动。19世纪西欧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些假设。但是，也还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收入分配上争取更大平等的运动主要产生于较高的经济发展程度呢，还是产生于民主制度的作用？冲突理论家还可以指出民主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经济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程度。说得更确切些，冲突理论家可以并且的确已经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在一个社会动员程度相当低、从而政治参与实际上局限于规模相当小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很可能促使经济上更不平等。第二，虽然在较高程度的社会动员下，民主政治制度可能促使收入更为平等；但是，民主政治制度在任何发展水平上，一般都不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财富再分配。因此，特别在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当土地改革之类的问题似乎更为突出，而任何民主制度又只愿让有限的一部分居民参与政治时，独裁制度很可能比民主制度更适应于扩大经济平等。

最后，激进派理论家在批驳自由派和改良派的发展模式时提出：为了得到最低限度的平等，高度的不稳定，也就是说革命，或许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革命理论家一般是正确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一场巨大的革命动荡通常会造成收入与财产上较高程度的平等，至少在那些不受革命放逐或处死的人们中是如此。但是，到了某一时间，新型的不平等很可能又要出现，并且不一定在程度上低于革命所摧毁的那种不平等。经济增长与平等、稳定、民主、自主之间的四种矛盾关系是或许最好称之为“速率 / 水平悖论”现象的例子，那就是这样的状况：变量A的高水平与变量B的高水平相联系，但变量A的高增长率是与变量B的不增长或负增长率相联系的。就全球而言，高水平的经济财富与高程度的平等、稳定、民主、自主相联系。但是，看来经济高增长率对实现上述这些目标也有消极影响。如果这种关系在过去的确存在，人们就必须面对下面的问题：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是怎样达到现在这样五个目标都居于高水平的美好境地的？

对这个问题，一个似乎有理的答案是：速率 / 水平悖论对当时的西欧发展不像现在那样适用，因为当时的经济变化速度非常慢。例如，在1870-1913年间，主要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意大利的1.4％到德国的2.8％不等。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美国经济年增4.3％，超过了3％。而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其平均年增长率50年代为4.8％，60年代初为5.2％，60年代末达到5.9％。当然还有许多国家达到7-10％，有几个国家还持续几年出现这个比率。因此，当前发展中国家争取空前的经济高增长率相对的成功，可能是引起速率 / 水平悖论的主要原因。西方得以在各项目标的成就上达到今天的高水平，或许是由于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的缘故。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或许是冲突理论适用于发展目标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

调和政策

冲突理论指出了各项目标之间的一般关系：例如，增长与平等的对立关系被认为具有普遍性。有时，也有一些冲突论者看来几乎非常乐意于发现选择中的困难与痛苦，以及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种种窘境。然而，对于这类“严峻的”选择对象的精心思考自然地产生了第三种发展著作，致力于寻求可使各项发展目标互相调和的途径。简言之，假想的相容性由于认识到冲突的普遍性而被打破了，这种认识转而产生解决这些冲突的心理上与政治上的欲望。强调选择的极端重要性被强调调和的迫切需要所代替。问题变成这样：发展中国家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才可希望同时走向两个或更多的发展目标?看来人们的注意力以不同方式集中于有关发展目标的选择顺序、调和各项发展目标的制度结构以及推动同时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政府战略的各项政策。

如果同时争取几项目标有困难或不可能，那么可以设想把进程分成几个阶段，先着重一个目标，再着重另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一定形式的顺序安排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政府都不能指望平均分摊力量同时追求所有五项目标，至少，政治上的迫切要求和行政机关执行上的种种规定不免使某些目标优先于其他目标。不过，除此以外，还有从发展的角度提出的问题：趋向全部目标的进程是否会受到追求各项目标顺序的影响？按照设想，某些顺序可能比别的顺序更有效；相反，让某一目标早占优先，按设想可能妨碍以后趋向其他目标的进程。或者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一点；如果在时段T1趋向目标A的进程与同一时段趋向目标B的进程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在时段T1趋向目标A的进程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在时期T2趋向目标B的进程？反过来，在时期T1趋向目标B的进程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在时段T2趋向目标A的进程？

关于发展顺序的论述已经写了很多。大体上看来，一致的意见似乎认为，最适当的顺序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各项政治目标而不是实现各项经济目标。D·鲁斯托把这一想法的大部分概括为：最有效的顺序是依次实现国家统一、政府权威以及政治平等。E·诺特林格尔和S·亨廷顿强调在形成大众参与政治之前发展有效政府机构的重要性。R·达尔同样强调在扩大参与政治之前需要建立进行争论的模式。总之，政治学论著往往要求人们注意在时间上秩序应优先于民主。

相反，经济分析家对于增长或平等应当孰先孰后似乎观点各异。有些人主张，极力强调高速增长是必要的，为的是使经济馅饼扩大到一定程度，从而可能实现某种范围的平等。这当然是巴西出现“经济奇迹”时期德尔弗姆·内托明确提出的政策，别的国家也显然照搬。一位南朝鲜高级官员1975年曾经说过：“在我看来，第一阶段应先使经济得到发展，第二阶段考虑社会福利。首先要有增长和效率，然后才有平等。”自然也有其他一些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优先增长的战略行不通，高速增长时期固定下来的收入分配倾斜模式对继续发展是严重的障碍。或者像一位作者所说，如果“滴流”理论是正确的，那么80年代初巴西由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不仅仅是点滴分散，而是瀑布般洒落到穷人身上了。但事实不是这样。同样，按照常理，收入不公平应当减少。实际上并非如此”。与此相反，这些分析家认为：应当首先进行再分配，特别是土地一类资产较为平均的分配，然后才会有高速经济增长。总的看来，这种观点只流行于学术界分析家中，而实践者则往往采用相反的顺序。

政策选择也能推动或者阻碍那些有助于调和目标的特殊制度结构的发展。例如，一个牢固的两党政治制度化多党制可能更有能力调和扩大的政治参与同政治稳定的关系，调和此两者同促进国家自主的制度手段之间的关系。限制政府方面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也可以刺激支持民主制度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发展，尽管这种限制也可能阻碍更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的进展。在7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还越来越多地出版诸如《增长与再分配》一类的著作，分析增长与平等的矛盾，并提出调和这两个目标的战略。这些战略中经常被提到的有：广泛的教育投资，在宽广的基础上发展人力资本；推进劳动密集型工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农业优先于工业；此外经济学家还确认了一些看来不起作用的战略：累进税、扩大政治参与、生产性企业的政府所有制。在努力探讨怎样才能调和增长与平等的矛盾时，经济学家争先分析了日本、哥斯达黎加、新加坡、以色列、南朝鲜和台湾的经验，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得这个调和的。南朝鲜和台湾确实成了调和论经济学家喜欢引用的实例。它们显示了怎样避开冲突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在巴西和中国之间的严峻选择。

根据以上简略讨论的提示，这种调和工作往往包括政治学家试图调和稳定与民主，或者经济学家试图调和平等与增长。但是，说明怎样使经济目标的实现与政治目标的实现互相调和的跨学科研究却较为罕见。桦岛郁夫指出了怎样才能调和民主、增长与平等的矛盾。我和J·纳尔逊曾经论证，认为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在下述两者之间选择其一：（1）一种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包括扩大的政治参与、较多的社会经济平等、较慢的经济增长以及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导致军事政变和参与的“内裂”；（2）一种专家治国论的“恶性循环”，往往从军事政变开始，包括禁止政治参与、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不满和反政府的参与“外裂”。桦岛郁夫认为，事实“并非必然如此”。他说；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支援性的”政治参与加强了政治稳定，进而使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然后才可能实行从享权较多者流向享权较少者的收入再分配，从而进一步加强支援性的参与。他说，日本的实例“对于发展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穷人的政治参与不一定像纳尔逊和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是经济发展的代价”。不管日本是否为仅有之例，它确实表明，“穷人的参与、高速增长和经济平等是能够相容的。……”然而问题在于：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它们能否相容呢？如果不能，为什么？

关于发展的文化问题

冲突论的理论家实际上否定了关于各项目标普遍和谐甚或全面和谐的假说。调和论的倡导者则表明，各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一定不可解决。不过，他们并没有论证过任何特定的调和政策都可以成功地普遍应用。同和谐与冲突一样，调和并不是势所必然的。某些国家通过顺序安排、结构创新和适当战略的某种结合，可以并且确实朝两个或多个目标前进了。其他国家则不是这样。在南朝鲜适用的办法拿到巴西就不起作用。在印度可行的，到尼日利亚便不可行。举例来说，到了80年代，经济学家们纷纷提出“在经济增长率与（a）某一个时刻的不平等程度，或者与（b）一段时间内的不平等趋势之间，看来没有明显的关系。增长快者，既有平等的又有不平等的社会，还包括已在扩大和减少不平等的社会。增长缓慢者情况与此相同。”

这样一来，问题就成为：怎样才能解释进步，成就与调和中出现的上述差别及其他差别？为什么南朝鲜、台湾能够同时在增长、平等和稳定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日本不仅能实现这些目标，还能实现民主和国家自主？为什么巴西起先在增长、然后在民主化方面进展良好，但在平等、稳定与自主方面却没有那样好的情况？为什么从大体上看来，南美国家似乎在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摇摆不定？斯里兰卡是怎样能够做到长期调和平等与民主的？为什么那么多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为什么印度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面任何伊斯兰国家却都办不到？正像劳伦斯·哈里森所问的，怎样能够解释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之间、海地与巴巴多斯之间、阿根廷与澳大利亚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悬殊差别？据一位经济学家说：各国在争取增长与平等时的差别，或者两个目标都能实现，或者都不能实现，都取决于“增长的环境和所取的政治决策”。为了解释为什么调和像和谐与冲突一样不是普遍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历史经验。然而，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

在社会科学上，文化是一个不易捉摸的概念，因为这概念既容易使用而用时又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所以使用起来容易（也危险）。当别的原因解释不通各社会间的重大差异时，有人就喜欢将此差异归因于文化。但文化对人们试图说明的政治经济上的差异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却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因此，从文化上所作的解释常常不确切，或者同义反复，或者两种缺点都有，走到极端则装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态度说道：“法国人就是那样！”另一方面，从文化上所作的解释有悖于社会科学家喜欢概括的癖性，因而不能令人满意。对于诸如经济增长率、社会动员、政治参与以及民间暴力等普遍性变项的相互关系的结果，从文化上所作的解释是说明不了的，这类解释往往只能说明某些具体文化实体所特有的个别特点。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次上加以思考。在民族内部，在各地区、各种族集团和各社会阶层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民族与民族之间通常存在着更大的文化差异，而民族和民族国家大概是分析与比较文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的最重要单位。然而，在民族之上还有许多范围广阔的文化族群，常常包括几个民族，而这些民族在人种、种族、语言、宗教和历史等方面往往有许多共同点。这样的文化族群至少可以指出九个（见附表）。

这九个文化族群显然涵盖不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有些民族国家可能包括反映两种或更多传统的若干集团（例如马来西亚、南非）。有些国家可能不宜单纯地归属于上述哪一族群，例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老挝、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但是，全世界人口中至少有85％生活在合理地归属于上述族群之一的民族社会。这样一来，提出每一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与达到目标的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就有其意义了。如果有人想要预言一个X国家可能的发展模式，而其可以得到的只有有关X国家的一项知识，那么他所要求的知识不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吗？在预言Ⅹ国家可能实现增长、平等、民主、稳定与自主各方面的程度时，文化特征不就是唯一的最重要因素吗？

属于同一文化族群的若干国家之间，显然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往往有某一国家可能严重偏离其所属的文化类型（如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然而，就各国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程度来看，一般说来在这些文化族群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大差异。众所周知，伊斯兰、中国、非洲、拉丁以及其他各社会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是极不相同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它们的发展模式上很难看出有多少趋同之处；在它们中任何一种模式同一般所说的西方模式（主要是北欧人的模式）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1962年，加纳和南朝鲜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部门规模和出口各方面看来，实际上拥有相同的经济体制。二十年后，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是大得不能再大了。仅看这两个国家1962年的经济和政治变量，我们决不可能预言这样的分歧。然而，如果我们看到西非与朝鲜在文化上的不同，那么发展上的这种分歧大概就不会很令人吃惊了。

关于社会变得富裕、平等、民主、稳定和自主的这种愿望，在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中似乎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然而，这些目标是从西方的、特别是从北欧人的经验中涌现出来的。它们是西方的目标，确实正如发展概念本身之出于西方。全世界政治上与学术上的精英分子对这些目标所表现的拥护，可能只是对知识上居支配地位的西方思想表示敬意，是非西方的精英分子接受洛克、斯密、卢梭、马克思以及他们在20世纪的追随者进行思想灌输的结果。这些思想在土生土长的文化中可能得不到什么支持。与西方的模式相反，另一种文化的美好社会的典型可能是简朴的、严肃的、等级制的、非民主的、纪律严明的与尚武的。

因此，西方发达社会的典型——富裕的、平等的、民主的、稳定的、自主的，对于一个现代的伊斯兰社会、非洲社会、儒教社会或印度教社会，也许不能成为有意义的模式或参考群体。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都以西方标准衡量自己，并由此发现自己缺少什么。停止改变这些社会的尝试，变换发展模式，即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当然，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连续阐发“非洲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民主制度”的理论之后，这一过程已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若干时间了。然而，有用的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说，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的是总结东亚的经验，从中得出一个权威主义的、稳定的、有经济活力的以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发展模式。南美模式可能是一种阶级分层、不平等、中速增长、政治冲突、经济渗透以及民主与非民主政权彼此交替的模式。显然，将来的发展可以改变这一模式，任何理论家都必须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但是，拉美发展模式的构成，以及从文化和其他变项来看，为什么拉美的经验接近于上述模式的解释，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奥唐奈的官僚权威主义论是第一个接近这种模式的理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又是当前合乎需要的那种特定地区和特定文化的理论模型的一个样板。奥唐奈的理论对拉美的经验作了必要的阐发。有趣的是，把他的理论应用到拉美以外如东亚或别的地方，结果不曾见到明显的成效。

再次强调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在理论上，这两个概念从来是有区别的，但在应用上，则很少加以区分。在许多方面，这两个概念互相重叠。就非西方世界来说，不管那里的精英们怎样尽力将技术和物质变化过程与基本的价值观和规范区分开来，现代化与西化通常还是要混为一体的。不过，最近以来，非西方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已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重申。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变成历史的陈迹，随着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随着非西方社会中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随着主要西方强国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本土文化对于决定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现代化与西化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个非西方化的进程。

在50年代，比较政治学的系统研究，是撇开地区或区域研究并部分地作为其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区域研究专家认为，解释存在于特定情况，意即人们为了理解并说明某一社会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事情，必须对于其历史、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有深切的了解。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者认为，经验性的概括可以提供解释，意即人们为了理解并说明某一社会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事情，必须对子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项通常怎样相互作用具有广泛的了解，进而必须将恰当的概括应用于特定事例。因此区域研究专家和比较学者各走各的路。50年代末和60年代，比较政治学研究趋于进一步分化，因为专事发展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学者与专门研究工业社会的学者分道扬镳了。（那些专门研究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从未完全脱离区域研究范畴。）“发展主义者”与“工业主义者”，除了少数概念（如社团主义）之外，使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各有其不同的兴趣焦点。工业主义者在工作上还与传统性较强的研究西欧的区域研究专家相当接近。发展主义者则多半与研究中东、拉美和东亚的那些传统的专家们不相接近，并且相互抵牾。

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端狭隘的观念，在许多问题上完全无视任何可将他们所研究的现象用比较性概括加以说明的方法，比较政治学家若退回到这种狭隘的区域主义，便将会一无所获。然而，如果发展研究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那么，这或许是比较政治学家（发展主义分支）与区域研究专家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适宜时机了。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分析文化是怎样发展的及为什么会发展，是怎样传输的，形成什么型式，怎样界定和测量它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是怎样和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如果想要说明不同国家在争取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进程上的差别程度，这种分析方法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要求政治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〇本文选自《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亨廷顿：<发展的目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董正华译，王加丰校，第331-357页。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2013年巴西抗议运动，又名“巴西之秋”，是巴西民众反抗社会不平等的抗议运动。[图源：rioonwat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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