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阿尔都塞诞辰106周年】阿尔都塞｜哲学与社会科学：引介布尔迪厄与帕斯隆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长期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著有《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论再生产》等，在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译者吴子枫为江西师范大学阿尔都塞与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译者许松影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受委托来对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作出说明的。我们可能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很大，那就是：什么是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人文科学，那么按理说大家就都知道它是什么，但实际上，一旦你向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还是会犯难。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难，所以我不想说太长时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人文科学，或当前人文科学所指的领域，是一个高度成问题的（problématique）领域，这意味着它仍是一个在寻找自身定义的领域：它涵盖了什么，或者说，人文科学领域的范围延伸到哪里？一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会遇到人文科学的难题，也就是说，会遇到人文科学自身成问题的特性。因为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有两种关于人文科学的观念，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最近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小书，一本小册子，由一家专门出版——针对各种著述（œuvres）问题的——文献基础知识的出版社发行。其中有一本小册子，题为《人文科学》，我打开书，看到这样几个字：人文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狭义的人文科学定义，这就是了。还有一种其本身有待寻找的更广义的人文科学定义，它体现在文学与人文科学院（Faculté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Humaines）这个名称上，而这两个术语之间的结合提出了整个难题。文学与人文科学院：既然文学院被冠之以文学与人文科学院的名称，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也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广义的定义，这个定义认为人文科学应当涵盖以前人们称之为文学的领域。

因此，我们就面对着规定人文科学这一概念的两个定义：一个狭义的定义和一个广义的定义。为什么要有一个狭义的定义和一个广义的定义？如果从文学与人文科学院这一名称出发提出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与今天可能变成人文科学领域的那同一个领域相比，旧的文学领域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旧的文学领域？文学领域就是文学院所教授的一切，本质说来也就是：法语文学、古典文学（这里“法语文学、古典文学”中的“文学”原文为均“Littérature”，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中译注）、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学、地理学、哲学及其所有分支，如哲学史、逻辑学与认识论、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也就是说，一听到文学这个词，我们就知道自己处理的是一个一般性的复合体，它实质上关系到一切同人的科学（sciences de l’homme），最终同某种人文生产活动有关的事物。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人文生产活动并没有出现在文学院，尽管它们也是人文的，例如，法学归属法学院，医学归属医学院，我没有谈到药剂学，它是个有点特别的概念，但如果我们愿意，它最终可能也附属于医学，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大致说来，这就是人文科学的总体构成了。

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困难了，也就是说，文学院，追溯文学院的历史，我们会遇到系科之争的难题，会回到古老的康德的记忆。文学院并没有涵盖所有与人的科学有关的领域，换句话说，并没有涵盖所有可以被看作由人作为人通过人文活动生产出来的对象。然而，即便如此，看到有这种区分就已经很有趣了，单凭在文学院这个层面上提出这个难题就已经很有趣了。那么，文学与人文科学院，在人们把人文科学这个小小的词语加到文学之前，文学是什么？根据古老的传统，文学就是人文学科（Humanités），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我认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教育及其变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把这种变革叫作革命或反动，它就是随后在14到15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法国形成的人文主义（Humanisme）。那么人文学科当时又是什么呢？它本质上受到关于文学的观念（尤其是关于修辞学的观念）的统治，在这种观念中，文学（Lettres）指的是文学的（littéraires）对象，也就是被看作人通过其活动生产出来的那些对象。大家知道，在中世纪，一切都被修辞学统治着。但修辞学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修辞学？修辞学包含两样东西。我不想深入分析的细节，我要立即给出结论：修辞学包含两样东西，一样是知道如何说话，另一样是知道如何欣赏说话者。换句话说，人文学科本质上就是对现有作品的频繁阅读，这些作品本质上是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œuvres littéraires）。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是一种加工现有作品的能力，一种欣赏和消费现有文学作品、全部文学作品的能力，无论这些作品是哲学的、美学的、纯文学的、诗歌的、历史的或其他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再生产这些作品的能力。修辞学就是知道如何说话和知道如何欣赏说话者，这是一码事，知道如何说话和知道如何欣赏说话者。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人文学科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本质上是一门艺术（art）。而艺术这个词按当时的理解，就是写作的艺术，或频繁阅读杰作的艺术，或读书的艺术。例如，蒙田（Montaigne）写作随笔时，就是在这个词的本义上将人文学科付诸实践，也就是说，蒙田一方面知道如何阅读他人所写的东西，知道如何欣赏他人所写的东西，并且将这种能力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另一方面，蒙田也知道如何再生产那些反思，其成果最终具有同样的本质，并且也服务于其他人，正如他阅读普鲁塔克（Plutarque）的文本来服务于自己一样。

图为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

所以，人文学科是一种实践，一种艺术，其本质并非实践的科学，而是实践的技巧（technique）。这种实践的技巧的意义很明确，因为它提供一些诀窍，一方面让人能够品鉴现有作品、现有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也让人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它们，并且如果他有能力的话，让他在有机会时生产它们。这就是人文学科。所以，如果我们追问统治着这门有关消费和再生产的实践技巧的基本范畴是什么，我们便能看到——尽管我无法证明，但事实相当简单——这些基本范畴是审美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范畴，这一点非常明显。例如，艺术作品既被构想为是一种审美愉悦的手段——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艺术作品中的美；同时，艺术作品又被构想为是一种道德实践的教喻。当蒙田阅读普鲁塔克时，他能轻而易举地将某人的生活经历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作比较，他将两者看作平行的，然后在两者之间画上等号，这就是《随笔集》（Les Essais）。因此，人文学科同时被美学、道德和宗教统治着。而宗教也是道德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道德都以这种形式存在。正如大家所见，人文学科绝非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一个由各种对象构成的领域，也是一种维持与这些对象之间鲜活关系和具体关系的艺术的领域。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消费这些对象、欣赏这些对象、评判这些对象的艺术，在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被同时视为审美生活、道德生活、宗教生活或政治生活，等等，也就是实践生活——中应用这些对象的艺术；另一方面也是在有机会时再生产这些对象的艺术，是做前人做过之事的艺术。这就是修辞学，而这些就是统治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的基本范畴。

那么显然，对于任何想在今天创建一门关于文化的科学的人来说，对于任何想创建一门与文化有相同对象的科学的人来说，很明显，他不得不先天地拒斥上述范畴，也就是说，他不得不质疑统治着这个领域的所有隐含范畴。为了创建一门科学，他不得不质疑这个事实，即这整个领域同时被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和宗教价值统治着。这是很明显的。倒不是说这些价值毫无意义，而是说应当让这些价值本身成为反思的对象，从而科学地研究文学或人文学科的整个领域，既包括其中的对象，也包括事实上统治着这个领域的那些范畴和价值。所以难题在于创建一门关于它们的科学。因为这些人文学科、这些文学变成了人文科学——所以难题在于如何创建一门关于它们的科学。为什么问题在于创建一门关于它们的科学？为什么要改造这个既有消费对象，也有消费、生产和使用技巧等等的领域？为什么要创建一门关于它们的科学？

比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这么说，烹饪也是消费对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式烹饪显然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式烹饪也是，等等。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有一些关于烹饪的论文论著，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知道如何准备饭菜，也就是存在一种烹饪修辞学，还存在不少关于美食的书籍，有些可能还有巨大的审美价值。烹饪口味能促进抽象的理论发展，然而即便如此，烹饪修辞学中的关系，一方面仍然是消费和口味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可能会有一种烹饪研究。从前在这间屋子里任职过的公爵，其中一位不是就曾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想创建一个国家烹饪研究院吗？他的基本想法是，我们可以从烹饪过程中使用吸油纸这件事得出非凡的潜在价值。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构想。也就是说，修辞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烹饪与烹饪研究之间的关系一样。请原谅我通过这个比较把人文学科的对象给降格了，但毕竟柏拉图在思考修辞学和诡辩术之间的关系时，在讨论美的品味和烹饪的口味之间的关系时，也曾做过类似的比较。比较不是推理，但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所保持的关系类型。因此，如果我们想创建一门有关这个确定的领域——姑且叫人文学科领域吧——的科学，就显然需要彻底改变视角，问题不再是对以上对象的消费、品鉴或可能的再生产，而是谁会创建有关这整个领域的科学。这就是在人文科学这个简单的表达，在文学与人文科学院这个表达中牵涉到的计划。这个领域必须被改造成一个科学领域。为什么？因为人们感觉到了这种必要性。这是个我没必要在这里解释的文化和历史现象：为什么人们要着手创建一门历史科学（science de l’Histoire），一门社会科学（science des Sociétés）；为什么要创建科学的社会学、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法学理论，等等——我无需为之辩护，这是个事实，就是这样的。

图为巴黎高师庭院中的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吴子枫拍摄）

我们在此便面临这项任务，并且正是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了我刚才指明的两种定义，人文科学的狭义领域和广义领域。在权利（“权利”原文为“Droit”，也译为“法”“法学”“法律”。根据康德的批判哲学，在知识（认识）上不仅要考察“事实问题”，还要考察“权利问题”，即不仅要问“有何事实”（quid facti），还要问“有何权利”（quid juris）。阿尔都塞认为这种构成“认识论”前提的“权利问题”，是资产阶级法权（droit）在认识问题上的投射上，当文学院改称文学与人文科学院时，就是在权利上断言或在原则上提出：一个广义的人文科学的定义是必不可少的。在事实上，当我们追问人文科学在今天涵盖什么领域时，我们就会不期然地遇到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小册子，在那里，这个领域包括人文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也就是说，它不包括任何其余的东西，不包括文学史，不包括文化社会学，不包括法律社会学，不包括有关意识形态史的科学，不包括有关科学史的科学，不包括有关哲学史、道德意识形态史和宗教意识形态史的科学，等等。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意味着什么？不过是意味着这项规划还未完成，只是开了个头，还有很广阔的领域需要涵盖。而这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权利上，人文科学应当涵盖之前人们称之为文学或人文学科的整个旧领域，但在事实上，这个领域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科学的整理，剩下的部分依然有待整理。

以上就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总背景，而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涉及社会学。社会学或多或少是这个被认为已经得到开垦的领域、这个已经被构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的一部分，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认为问题已然解决，并非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学已经变成科学的。关于社会学，提出了同样的难题：也就是说，在权利上，它应该变成一门科学，关键在于搞清楚它在事实上是否是一门科学。那么，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不会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而是会非常简短地尽力用更精确、更严格的方式提出这个难题：我们能说当前的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吗？

这个问题有两种提法，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从事实的状态——也就是说，社会学的事实的状况，它是什么——出发来提问，我们也可以从一种权利定义出发来提问。换句话说，第一种问法可以这样表达：我们来看一看当前的社会学是什么样的，然后问当前的社会学是科学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提出难题的第一种方式。另一种提出这个难题的方式是这样说、这样问：科学要成为科学需要什么条件？也就是说，描述科学这个概念，发展科学这个概念。很明显，保龄球游戏不是科学，对吧，很明显物理学是科学。很明显烹饪不是科学，甚至关于烹饪的论文论著也不是科学，等等。什么是科学？只有在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才能知道社会学的当前状态是不是足以让我们说它与科学的概念相一致。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对它展开讨论，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提供一些参照点。

第一个问题：社会学当前的状态如何？它今天如何呈现自身？在我看来，当前的社会学呈现为以下三种形式：（1）抽象的和一般的理论；（2）民族学；（3）经验社会学。所以有三种形式，那么请容我对这三种形式略作说明。当前，呈现为抽象的和一般的理论的社会学，可以在比如古尔维奇（Gurvitch）（指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4—1965）。古尔维奇战时流亡于纽约，1945年返回斯特拉斯堡大学，1948年执掌索邦大学社会学讲席。他的《社会学的当代使命》（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首版于1950年，1963年，此书修订后改为两卷本再版。他的《辩证法与社会学》（Dialectique et sociologie）出版于1962年。——英译注）先生那里找到。历史悠久且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是从孔德（Comte）、涂尔干（Durkheim）、莫斯（Mauss）等人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是从一些哲学家那里发展而来的，他们发展了一些关于社会学的哲学理论。在今天的法国，在1963年，社会学从本质上讲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理论传统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的理论传统，也就是说，是涂尔干、莫斯乃至孔德的理论传统。我们也可以认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出发，我们也能发展出一整套抽象的社会学理论，它会说，这里有一些概念，应该通过这些概念来思考社会现实。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多或少存在，当然了，古尔维奇可以说他自己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总之，简单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抽象理论的典型，就在法国，就是古尔维奇。请注意，这种社会学尤其存在于法国，它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找不到的，他们没有这种抽象理论的传统，甚至对这种传统很头疼。当移民美国的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1933年从维也纳移居美国，1949至1971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拉扎斯菲尔德在巴黎索邦大学开设讲座，他的《量化社会学史笔记：趋势、来源与难题》（Notes on the History of Quantification in Sociology: Trends, Sources and Problems）1961年首次发表。——英译注）先生来到法国开设一门历史课时，——他去年在索邦开设了一门经验社会学批判课，——他实际讲的是经验社会学，因为在美国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任何理论传统，这既是一种优点，也是一种缺点。

阿尔都塞故居窗下的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吴子枫拍摄）

 社会学当前存在的第二种形式是民族学，它能够追溯到很久以前。我马上要说，我对民族学的理解受惠于布尔迪厄（Bourdieu）和帕斯隆（Passeron），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应该让大家知道。事实上，社会学当前最具体、最准确也最本真的形式，就是人们称之为民族学的东西。民族学提出一个用来理解社会现实的模型，这个模型的历史很久，在民族学的初创期就已经建立起来，有着可观的理论优点。什么是民族学？或者应当这样问：相对于抽象理论家，民族学家的行为类型，民族学家的典型行为是什么？如果你们愿意，民族学家可以是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35到1939年在巴西开展田野调查，1941到1948年居住在纽约。返回法国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在1955年出版了《忧郁的热带》，1958年出版了《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1959到1982年间，列维-斯特劳斯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讲席名称为社会人类学。——英译注）那样做田野工作的人：他花了——我不知道多久——大概一两年时间做田野，他的作品里也有民族学分析；或者说，民族学家就是跑到非洲去并讲述某个原始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些人。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比较民族学之后，民族学就是《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的某些章节，尤其是当列维-斯特劳斯这样说时：“我去了某某部落，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这些就是我在那里看到的，我在那个部落里生活，这些就是我看到的。”民族学就是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他在卡比利亚（Kabylia）待了一年半，与当地人长时间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就生活在他所分析的事物中。这种实践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这种实践的优点是与现实有直接的接触，所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是它的第一个优点，它是无可替代的，每个人都会说：你不应当想象一个原始社会是什么样的，你必须在其中生活。

它的第二个优点是，通过在其中生活，研究者就能对那个社会的格式塔（Gelstat）有一种感知，也就是说，对那个社会的很多真实单位有一种感知。也就是说，研究者会看到那个社会的很多真实关节（articulations）。而只要看到了事物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就不会搞错，他们就能看到属于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东西，就能看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等等。也就是说，研究者对他们想要科学地分析的具体对象的真实结构获得了一种——注意，这提出了另一个难题——或多或少直接的感知。可以说这些关节是可见的，这就是民族学家的理想：从外表就看见那些关节，看见那些构成任何科学对象的基本理论关节的关节。甚至在柏拉图传统中，也必须对对象做正确的切分，不能有偏差：剔骨不能在当中，必须从关节处下刀。民族学家的状况是，因为生活在与社会的直接接触中，所以他们的确看到了真实的结构和切分。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原始社会，而且布尔迪厄和帕斯隆向我解释过，它在比如人们所谓的乡村社会学中也是格外富有成效的。这是一个事实，任何生活在乡村的人都能立即看到这种切分，看到这种乡村中的生活方式，都能立即看到这种切分，看到有人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现实等等，看到经济活动和法律法规等等，甚至在田野描写中也能看到这些。大家记得布尔迪厄曾说过：这方面的书已经写出来了，例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埃米利奥·塞雷尼（Emilio Sereni），他的《意大利农业风景史》（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出版于1961年。——英译注），就以一部研究意大利风景的杰作开启了其职业生涯。大家知道，现在也有研究圈地制的著作，也就是研究田地构成或土地切分方式的著作。土地切分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切分，也就是对人的切分，土地切分让对人的切分变得可见，也就是让社会的基本关节变得可见。意大利的风景不同于布列塔尼的风景，而布列塔尼的风景又不同于法国北部的风景，有的地方田地被树篱所切分，有的地方则相反是敞田，这是一种可见的社会结构指示。我就不多讲了，所有这些都很简单。

我要立即指出民族学这种实践的主要缺点：它促使产生了一整套文献（littérature），而这是现存最真实、最科学也最本真的东西。说是科学的——这提出了一个难题——是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即民族学家应对有方，当他们面对原始社会也就是小型整体社会时，他们做了一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他们在原始社会中能同时看到一切，能看到所有关节，因为后者对他们是裸眼就可见的，就是这样。这就从科学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只有在亚里士多德而非伽利略的意义上，这些关节才是裸眼可见的，裸眼可感的。对伽利略来说，这些关节是不可见的。只有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它们才是可见的。我想说的是，尽管民族学家、民族学家的这种态度与原始社会或特定的人类存在形式——如乡村生活形式——十分契合，因为在那里对象仍然相当原始，可以看见，比如人们可以看见土地的切分。然而，一旦我们要处理更加复杂的社会比如现代社会，这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研究者怎样才能用眼睛直接感知到实际构成现代社会——即现代工业社会——关节的格式塔？即便这种社会是经由人的规划而来，这也绝无可能，因为格式塔对于裸眼来说是不可见的，并不是生活在其中我们就能理解事物：一个人只是在股票交易所待上两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可能会看到股票交易的运作方式、股份转换的方式等等，但他对股票交易本身仍然一无所知。然而民族学家只要在原始社会中待上三个月，他就能看清一些关节。既然格式塔是不可见的，就得采用其他方法。而这就是民族学和民族学实践的局限，但与此同时，民族学实践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自我民族学（auto-ethnologique）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唯一能结出果实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硕果累累。

阿尔都塞巴黎高师公寓的煤气管道铭牌与中文版《论再生产》（吴子枫拍摄）

今天社会学存在的第三种形式，我称之为经验社会学。我们称之为经验社会学——这是个神圣的术语——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经验社会学就是意在克服民族学缺陷的科学尝试。面对当代法国这样的整体社会，民族学的、民族学家的感知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标明各种关节所在，就不能靠观看或经常接触，——完全靠生活在法国社会去发现这些关节是不可能的，——而应当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验社会学可以说是一门弥补上述根本理论缺陷的学科。经验社会学是现代的伟大事业，它发端于美国，但现如今在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都已经很发达了。大家可能记得法国也有先行者，哈布瓦赫（Halbwachs）就是经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你们同意吗？不同意？多少有一点吧？同意？总之，经验社会学同样有一个法国传统，它是伟大的事业。什么是经验社会学？它是一门自称为科学的学科，至于究竟是不是，那就得另说了。总之它自称是科学的，它也正好力图利用伽利略的方法来研究那些不能被直接感知的对象，那些其结构不能被直接感知的对象，也就是说，它力图发现可见现象的本质，即利用间接方法发现可见现象的不可见本质，正像物理学所做的那样，正像伽利略物理学所做的那样。所以，这些方法类似于物理学的方法，都是些可以用数学方式控制的方法，或可以用数学方式创立的方法。

我要给你们举一个在当前经验社会学中流行的典型方法即调查法（enquêtes）为例。关键在于弄清楚在一个确定的领域或在一群人的头脑中所发生的事情，但这是感知不到的。我们知道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感知到的东西很肤浅，而关键恰恰在于揭示隐而不见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个区域里正在发生之事的本质。所以，研究者会采用一种间接的方法，他会去做调查。也就是说，研究者让人们说话，但完全不是要求他们回答科学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是要求他们回答一些并非科学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那是一些间接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貌似与科学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关系——总之，不应当有关系。通过对它们的研究，通过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科学家或说社会学家就能从中得出客观的、科学的，从而与提问人和答问人的主观性无关的结论。这就是调查法的运作。也就是说，研究者力图从一系列被调查的人那里获得主观的证词，在对这些主观的证词加以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分辨出被调查者生活于其中却未能有所意识的客观现实。要达到这种科学的、客观的结果，研究者显然要使用一整套方法，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科学点，第一条科学预防措施，在于对要回答问题的人进行抽样，换句话说，关键的是要安排得当，不仅问题要恰当，而且对于研究者想要研究的那个群体来说，回答问题的人也要有代表性。所以，全部难题就在于有一个正确的样本，也就是说，在于找一定数量的人帮忙，同时要有这样一种可靠性，即全部的回答确实能代表研究者想要摸清的那个阶层的意见。很明显，如果想知道巴黎地区肉贩的意见，那研究者就不能去问波尔多或者马赛地区的肉贩；另一方面，即便就在巴黎地区，研究者也不能随意找一个肉贩问话，因为第十六区的肉贩和穆夫塔尔街的肉贩不是一回事。因此，问题在于知道，就存在巴黎地区的肉贩意见这么个东西来说，问题在于知道应该调查哪些肉贩。随便找一个人可不行，因为要问的人得作为肉贩世界社会学现实的代表，通过不断询问一个又一个的抽象个人，研究者最终事实上等于询问了肉贩行会——在这个行会存在的范围内，至于这个行会是否真的存在，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调查法大致就是这样的。一旦研究者收集到这些结果，也就是说，一旦研究者收集到这些主观的证词，那么，这些主观证词加总起来就可以被认为代表了相关的客观意义，也正是到这里，研究者才开始加工上面所说的证词。而在研究者加工它们时，数学方法就派上用场了。数学方法首先被用于采集典型样本，接着用来阐释从讯问典型样本中的个人而得到的结果。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经验社会学正是在这里使用科学方法的，即当它使用数学方法并提出若干具有理论意义的方法论难题时。

所以，整个的问题都在于弄清楚主观的证词是否与现实或某一种现实相对应，而答案只能是：有时对应，有时不对应。因为大家都理解，弄清楚巴黎地区肉贩行会中是否存在一般意见这个问题本身，可能与某一现实相对应，也可能不对应。换句话说，对于某个确定的问题，肉贩行会实际上可能有一个共同意见，但也可能没有共同意见。如果所寻求的意见根本不存在，那研究者的方法再科学也无济于事。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方法之外，现在牵涉到的是要回答的问题本身的恰当性。换句话说，调查法的一般程序在于，首先，制定出一份调查问卷，应用数学方法建立一个有效的被调查者样本，向样本中的人提出问题；然后，研究者又应用数学方法，以有效的、数学的和统计学的方式，去阐释从这个样本中得到的被认为是客观的回答。然而，这一切都预设了研究者向那些人提出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即研究者所提的问题对应着某个现有的客观对象。然而，这是一种根本的历史经验，而康德是第一个将这种确认理论化的人：人们可能对一个不存在的对象提出问题。因为相信对象存在，所以认为自己有权利提出任何问题的社会学家，完全有可能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提出问题。我刚才向你们谈到了康德。在人类思想史上，康德是第一个提出关于科学存在的可能性、关于没有对象的科学存在的可能性的一般理论的人。《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就是这种理论。这是关于可能性的理论，但不仅是关于可能性，甚至是关于必然性的理论。然而，这是一种必然性，没有对象的科学存在的根本必然性。抱歉在谈经验社会学的时候提到康德，但我相信这确实是一个根本的理论难题。康德证明，可能存在，甚至必然存在一些没有对象的科学，这不是出于历史的意外。在康德的时代，这些无对象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理性心理学和宇宙学。这是一种值得铭记于心的经验，因为它极端宝贵。在康德那里，一切善、理性和有价值之物都基于此，也就是说，基于对这个事实的确认：存在一些没有对象的科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概括的话，我们可以提出下述问题：只有完全应用科学的方法，特别是以严格的形式即数学的或数学化的形式呈现的方法，才能带来貌似科学的整个发展；然而，只有当这整个发展实际上涉及一个存在的对象时，我们所处理的才是一门科学。

巴黎高师校长弗雷德里克·沃姆斯（Frédéric Worms）接受赠书（吴子枫拍摄）

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所处理的是貌似科学的发展，只是方法论细节上的科学发展，而这种发展涉及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必须等康德过来，等他来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可以、甚至应该建立一些不存在对象的科学，以及为什么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社会学不必等待自己的康德来改造自身，相反，从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就是伟大的批判哲学——的教训出发，社会学自己便能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正在创建一门科学，但这门科学的对象碰巧不存在吗？”我希望社会学会如此作答：在一些明确的情况下，对象的确存在，我很确定，我已经对它做过科学检验；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对象并不存在。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二种提出社会学难题的方式。我之前对你们说过一些，所以接下来会讲得很快。我之前对你们说过，我们可能会问自己科学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可能会把这个我们大体会认可的理想的科学定义同社会学的当前状态相比较。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如下方式提出问题：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什么是科学？科学由什么构成？

用非常图示化的方式来说，我们可以说，科学是由三种存在也就是三种基本要素所定义，一方面是具有一定形式的一般理论，其形式的具体表现取决于这门科学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同这种理论相一致的特定方法论的方法。这就是科学的主观和客观方面——如果大家愿意这么说的话，科学就存在于其中：今天的物理学，就一方面是现有的物理学理论，另一方面是一些方法，物理实验，这些方法也包括理论物理学家的理论工作方法，因为众所周知，物理学中既有实验物理学家，也有理论物理学家。除了理论和方法，还有第三个要素，它事实上是这两个要素的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它自己的对象。你们没听错，我说科学是它自己的对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正是事情的要害所在。因为科学是这样一种对象：首先它属于它自己，它是它自己的，也就是说，它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别人。除物理学外，再没有哪个科学的学科把物理学当作自己的对象；除数学外，再没有哪个科学的学科把数学视为自己的对象：数学安坐其位，没人想要偷走它的对象，物理学也是如此。那心理学呢？与数学和物理学的情况不同，心理学处境堪忧，人们拒不承认它的对象，神经学家、生理学家、医生、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各门学科都从自己的角度夺走心理学的对象，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夺走它的对象。社会学的对象同样纷争不断。文学史的情况又如何呢？情况也不错，它被摆上货架，不少竞标者踊跃加码。这带来了其他问题，但人们最终可以观察到，我们当作科学典范的东西，就是拥有自己的对象并且其他人不会偷也不会质疑这一对象的科学的学科。因此，任何科学的学科都有一个对象，它是一个科学的对象，但同时也是争议（contestation）的对象，用一个时髦的字眼来说，是有争议的（contestée）对象，所以必须具体察看。它并非确定，而是可疑的。一般说来，如果人们为遗产而争吵，那多半是因为权利问题还没解决。一些家庭围绕土地分割争吵不断，只是因为事情并不清楚，有些地方不对头。所以，一门科学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对象。

同样重要的是，科学的对象和同一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相一致的关系。也就是说，必须有理论和方法论（这是一方面）与对象（这是另一方面）之间的一致。也就是说，对象不应该明显超出理论与方法论，理论与方法论也不应该明显超出对象。这就意味着理论必须是对象的理论，方法必须是被用于那个对象的那种理论的方法。换句话说，理论、对象与方法之间应该有一个一致的有机统一——尽管历史地看显然又并非一致，因为它会发展。有关方法在理论与对象之间关系中的位置，我这里不再深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也可以说说，这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方法事实上反映了在科学的理论实践中理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方法就是对这一关系的使用。方法是理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主动使用，也就是说，是科学实践本身中理论与对象之间的相一致的关系。一门科学的方法，是科学的一个方面，科学用它，通过有意识地在一种方法的形式下——也就是在一种理论与其对象之间关系的应用技巧的形式下——使用它，来加工其对象，以发现新的真理。这是另一件事了。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作对科学的定义的东西。首先，科学有一个自己的对象；其次，科学有一套理论和方法。这套方法是真正关于那个对象而非别的对象的方法，等等。这套方法要与对象相一致，并且是一致的方法，不至于带来什么严重的理论难题。如果将如此理解的科学与社会学的当前状态相比较，很明显，我们会发现，在当前的社会学中还不存在这种一致，毕竟这里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难题。我前面关于方法所说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里被倒过来了。仅有好的方法还不够，在测试、问卷等活动中所特别采用的方法，还必须同时与理论和对象相对应。这个方法必须是与它们相一致的。当前的社会学的情况却并非总是如此，因为一般说来，使用调查法的社会学家并没有向自己提出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否存在的问题，你们想想看吧！此外，这些社会学家也没有向自己提出如下问题：自己研究的对象确实是本学科的而不会碰巧是其他学科的对象吗？因为心理学家可能会说社会学家搞错了，后者研究的明明是心理学的对象。如果碰巧这种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并不存在——我是说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并不存在，如果碰巧心理学不能作为科学而存在，那么我们所谈的就是一连串的错误解释。这些错误解释可以应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位心理学家都以为他所处理的对象——包括在那些科学的心理学学科中，比如在实验心理学中——首先是一个存在的对象，其次是属于心理学的对象。大家搞清楚了这里的历史误会吗？这是另一件事了。

以上大致就是我们提出当前社会学与一般人文科学的关系这个难题的方式，我们已经理解了，人文科学在人类文化史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们不得不涵盖原先由人文学科或文学所占据的位置。

现在，帕斯隆在我左边，再过去是布尔迪厄。他们之前都是高师的学生，都是哲学家。一个人必须得先是哲学家，然后才能搞社会学吗？也不尽然。成为哲学家对社会学有害吗？从既有的经验看，并非如此。但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些缺点吗？有可能。不管怎么说，他们之后会讲这些，会向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但他们不仅仅是哲学家。他们是哲学家，是因为有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因为他们也得生活。显然，这是为知识分子提供的工作。除非你是天才并且已经和朱利亚尔（Julliard）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否则总得找个地方工作。所以，取得教师资格，然后去一所中学讨生活，在拥挤的教室里上一系列历史课，并最终摆脱这种束缚，在某一天成为研究助理，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贯穿着一些事件，被称作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事件，因为布尔迪厄本人在阿尔及利亚待了两年，做了一些与低级士兵身份不符的工作，因为他在做民族学方面取得了成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是他的故事，他会解释的。事实上，他们两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上面提到的三种社会学形式的具体综合。他们是哲学家，所以当然读过古尔维奇，也就是说，他们了解作为绝对的一般理论的社会学。我并不是说他们只读过古尔维奇，不是的：古尔维奇是一个寓言式的例子，他是你们能理解的一类个体，正如太阳之于亚里士多德那样，古尔维奇作为个体，自身就是一类。

另一方面，坐在我左边更远一些，卷发、个子稍矮的这位，他做民族学，他在阿尔及利亚一年半期间做了真正的民族学。也就是说，他知道第二种形式的社会学是什么样子，他也写过一些相关的书，所以他会向你们解释的。帕斯隆没做过民族学，他不会给你们讲这些，他不会和你们争论前面提到过的东西，他没做过民族学。但目前他们两位已经合作了一年半，做的是经验社会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布尔迪厄所做的涵盖了三类：抽象社会学、民族学和经验社会学。他[帕斯隆]显然跳过了民族学，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大家马上就会看到，他不如布尔迪厄强大。不过，这有时也给帕斯隆带来一些优点，因为他更接近哲学训练，这给他带来一些优点而不是他与概念的私人关系，这与生活在柏柏尔人中间长达一年半的经历完全不同。因为一个人在和柏柏尔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会丧失概念，而要找回它们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儿，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

好了，布尔迪厄和帕斯隆就是我们所要的、代表了[社会学不同形式]具体综合的人物。他们是文化对象——我为这个说法道歉（笑），但他们确实是文化对象。而且他们会作为文化对象来和大家谈一谈他们的社会学，向你们解释他们目前正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会——通过他们的知识自传——暴露一点点当前社会学的现实和它的难题。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一切，所以当他们着手做经验社会学时，他们就开始应用现有的方法。这很重要，他们开始应用现有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做大家都在做，并且都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即必须有好的样本，好的问卷，好好收集这一切，然后加工材料使之数学化，如此便万事大吉！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们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得到了绝妙的回答，但是他们意识到一件事，即他们得到的那些回答对应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这就让人有些头疼了，你们得到一些回答，而且是真正本真的、真正在科学上得到认证的回答，没有任何难题，一切都得到遵守，只是很明显，回答所针对的那个对象并不存在。我无意恭维一些人的条件，如果人们可以，如果有人想做一项社会学调查，例如，弄清楚圣母玛丽亚（Vierge Marie）在耶稣降世后是否仍是童贞女（vierge），即便是这个问题，研究者也肯定能得到一个回答。

好了，所以他们会向你们谈一个难题，也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谈到过的那个难题。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将施行于他们的工作条件本身。而大家可以立即放心的是，他们的工作条件本身也是你们的工作条件，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将施行于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就是你们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正在写的一本书，处理的恰恰就是以下这个问题：当前文化传播的基本形式是什么？他们已经科学地——哦，了不起，科学地——得出结论：在当代社会，文化传播的基本形式并非广播、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介，而是学校。大家可能会说，他们没必要费劲探索得这么远，但是大家得相信他们非探索得这么远不可，因为这种观点在当前社会学中还远不是主流。所以他们得到了这个结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研究教育：他们既研究自己所做的，也研究你们所做的。而这也是我们将要研究的东西，这也是他们这一年将要研究的东西，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也就是采用现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同时显然还要不时对这些方法本身提出质疑：我们有权利使用这些方法吗？但无论如何，这只是因为他们有坏脾气，只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在一条路的尽头会自动存在另一条路，他们思考任何漫步巴黎某些区的人都会遇到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思考这样一种情况：总有些路是走不通的死路。

〇本文录音和手稿收藏于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IMEC），法文版由夏洛特·布朗许（Charlotte Branchu）与德里克·罗宾斯（Derek Robbins）转录和整理，蕾切尔·戈姆（Rachel Gomme）译为英文。中文版由许松影据英文译出初稿，吴子枫根据未刊法文底本校译并定稿。本文翻译已获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授权，译文收入《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阿尔都塞。[图源：psicologiaymente.com]

〇编辑 / 排版：彭彭

〇审核：Y.H. 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