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在聊 | 我在乌兰巴托打羽毛球：世界的角落，角落中的青年一代

卡卡：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会社茶话会”栏目的第12期分享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卡卡。本期的茶话会，我们请到了会社的资深老编林岭作为主讲人，林岭老师目前是蒙古高原上的一名打工人。同时我们还请到了会社的一位亲友乌又，担任本次茶话会的对谈人。本期茶话会的主讲人林岭和对谈人乌又，均在蒙古国有过丰富的工作和研究经历。无论是在首都乌兰巴托，还是在偏远的乡村地区，两位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今天我们邀请他们聊聊蒙古国的青年一代。

本次茶话会以羽毛球这项现代体育运动在蒙古社会的现状为切入点，简要探讨蒙古在民主化转型后出生的青年一代的社会境遇。这种境遇与蒙古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文化意识密不可分，尤其是蒙古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独特位置，更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青年的生活选择和心理状态。作为同样身处青年一代的主讲人，林岭和乌又将分享他们在蒙古与同辈人交流中体会到的压力、迷茫和对未来的向往。她们观察到，蒙古青年在升学、毕业、求职、返乡、租房和通勤等生活关键词中，蕴藏着独特的生活故事。那么，当这些关键词映射在另一群青年人身上时，又会引出怎样的故事呢？下面，让我们把话筒交给林岭和乌又，听听她们的见解和观察。

一、羽毛球运动基础设施的资源不均

林岭：

在蒙古国生活的大半年里，因为工作原因，我的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首都乌兰巴托。与此同时，蒙古国的社会资源基本都集中在乌兰巴托，以至于在很多蒙古人看来，只有乌兰巴托可以称得上是“城市”，其他地方都叫“乡下”。羽毛球是我的个人爱好，因此在得知自己将前往蒙古后，我便开始在网上查找羽毛球场地。我在谷歌和脸书上检索了和羽毛球有关的各种关键词，也许是因为地理位置较偏，即使我用蒙古语输入，能找到的信息也极为有限：主要都是蒙古国的羽毛球协会又有了什么新动作，或者非常零散的关于国家队的新闻。羽毛球在市民生活中的影子几不可寻。寻找场地的过程并不顺利，我甚至几度怀疑这里是否有面向公众的羽毛球运动。在我的设想中，这项运动在蒙古可能并不受重视。然而，当我亲身抵达后却发现，这项运动不仅有参与者，还反映出蒙古当下社会的一些有趣现象。

今天，我们希望通过羽毛球这项体育运动，简要探讨蒙古社会中青年一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及蒙古独特的社会结构下的生活境遇，分析他们在面对这些社会现实时的选择与道路。

经主讲者标记。[图源：googlemap.com]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蒙古从事羽毛球运动的人群。在乌兰巴托有四个比较大的羽毛球俱乐部，有一定的名声，人数较多，有职业的教练，在各类赛事里面也能拔得头筹。乌兰巴托的运动资源极为匮乏，尤其是面向市民的公共运动设施更是少之又少。这个和城市发展的历程有关。因为乌兰巴托本身就是前苏联时期建成的政治中心，它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红色英雄”，整个城市的规模非常有限。民主化转型之后，社会资源又急剧地向这里集中，导致地皮变得极为紧俏，连容纳居民正常生存的空间都不够，更何谈体育设施。即便有开放的场地，价格也非常昂贵。例如，在国内的一些三四线城市，每小时30至40元人民币的费用，就可以在专门的体育馆内租到一块设施完备，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清洁维护的场地。北京的高档场地，硬件设施更奢华的，每小时可能收费在100至160元，或者更高，但是场馆条件也更加齐全。然而，在蒙古，这类场地的价格常常高达200元甚至更高。即便条件较差的旧体育馆，每小时的租金也约为150元。场地的运作方也大多不是商业主体。有了上述基础信息后，这几个俱乐部的分布位置就显得很有意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各自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

我目前去得最多的俱乐部名为“Khadun Badminton Association”，其名称中“Khadun”一词在蒙古语中接近于“皇帝”或“可汗”。尽管名为“Association”，其实只是一个小型俱乐部，规模非常非常有限，只有三块羽毛球场，其余时间还会用作排球和篮球场地。从地图上直观地来看，它似乎离市中心并不是很远，走路四十分钟就能到。但是如果你亲自走一走，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棚户区。这个俱乐部的场地位于一座叫做军人中心医院的军用医院中，是前苏联时期的建筑遗产，曾经是蒙古第一家“科学”医院，主要用于军人的治疗和休养。这也体现了蒙古作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鲜明特征，即政党系统之内集中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很多别处没有的福利待遇。目前的医院大楼是在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的，俱乐部所在的体育馆一度是军人们的娱乐场所，体育馆楼下的值班室里有个柜子，里面放着一排帅气的狙击步枪。尽管设施陈旧，但这里的羽毛球场地和体育馆仍在使用。但是除了这个体育区域外，医院的其他医疗区域似乎已经不再运转，设施老化也很严重。这地方经常来来往往，医院大楼也总是灯火通明的，但是很少见到除了值班士兵以外的人，有时显得鬼气森森。

除了像Khadun这样依托苏联时期建筑遗产建立起来的羽毛球俱乐部，另外，作为教育设施的一部分，有些新建的国际学校也配备羽毛球场地，并聘请高水平的教练。例如“New Era”和左下角的“Shine Mongol Harujimaru Fuji School”就属于这一类。通过这个名字，大家或许也能看出来它实际上是一所日本建立的国际学校，是日本在蒙古的文化投资项目之一。据称这所学校是日本在蒙古众多国际学校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一所。学校位置偏离市中心，坐落于乌兰巴托南部的富人区，以避开市中心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近年来，许多政府机构也逐步迁至南部区域，在南部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而且在这个区域，城市发展的逻辑是非常资本主义的，完全以消费为中心，在这里生活的人也大多是城市的上层阶级。左上角的“New Era”则是另一个此类例子，这是一所美国人投资的国际学校。在这里参加羽毛球运动的大多也都是学校的老师或行政管理人员。

而“Khan Hills”则代表另一种类型的体育设施，即住宅区内的体育设施，主要服务于南部条件优越的住宅区居民。得益于乌兰巴托市区急剧扩张的城市化，首都过度集中了社会服务和社会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房地产行业也随之高速膨胀起来。但是这些晚近修建的居民区在居住的形态上和苏联时期的建设就非常不一样，有很清晰的“业主”、“社区服务”概念，正因如此，才会配备体育娱乐设施，而且因为修建的时间比较晚，建设理念也是服务业主，所以这所体育馆的硬件设施也非常好，甚至有专门容纳观众的看台，所以只要是在乌兰巴托市区内的比赛基本都在这里举办。

体育竞技的发育从一开始就和国家系统的运作紧密联系。在了解上述这些背景后，大家对蒙古的羽毛球水平大概有什么印象？关于这件事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我目前参训的Khadun Club是我一位朋友帮我找到的，所以准备报名的时候也是她带着我先去参观了一圈。在参观之前，我原本的设想是，专业队员都在封闭训练，轻易不会在外面乱跑，这样的俱乐部里能见到的估计也就是初学者。所以我的朋友问我大概水平如何的时候，我说有几年经验，参加过一些比赛，算是中等进阶的状况。于是朋友在帮我跟俱乐部的负责人介绍情况的时候，估计是说了一些吹捧之词，对面的小哥听完，说了一句让我大为狐疑的话：“如果你确实水平不错，可以试着冲击一下蒙古国的全国锦标赛冠军”。我心想虽然在业余爱好者里面我算是入了门，但是应该还没到这种程度吧？他又提出，俱乐部里的两个教练可以打一局比赛让我看看，如果我能打赢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免费给我提供训练。我虽然不解但当然还是同意了。后来我和大家熟悉起来才知道，当时他们看着我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又听说我在中国打了很多年羽毛球，都以为我是什么绝顶高手，所以特地派了水平最好的教练来跟我“炫技”，炫完还特意跑来问我“姐觉得怎么样”，我坐在那里汗如雨下。这两位男生的球技相当出色，在职业运动员当中固然算不上顶尖，但是也绝对达到了专业队员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远远超出我的最初预期。当然，在我一开始的想象中，我理所应当地认为在役的职业队员应该都是封闭训练的，当然不会轻易出来“打野球”。但是看了他们的比赛之后就非常震撼。一方面没有想到在蒙古还会碰到这么厉害的球员，另一方面也很疑惑于他们不好好集中训练跑出来瞎晃悠什么。得知他们的成长背景后，我才了解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们的职业发展与蒙古羽毛球运动的发展轨迹紧密相关，背后反映的是蒙古在民主化转型后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势。

二、职业羽毛球运动员的人生经历剪影

有几位运动员的职业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额尔登，巴雅尔和孟和吧。这三个人基本上垄断了蒙古国各项羽毛球赛事的前三，前两位来自达尔汗乌拉省，另一位来自阿拉杭爱省。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他们几个和俱乐部里的一个日本女孩子讲日语才知道，他们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本福冈度过的，约有七八年时间，期间接受训练并参加国际比赛。目前这三个人里面只有巴雅尔目前还在役，目前已经28岁了，到了很多运动员退役的年龄，但他还在坚持，大多时间在日本训练。另外两位已经先后退役了。这两人离开日本回到蒙古的时间都不算长。额尔登年纪最小，22岁，大约在三四年前回到蒙古国念本科，而孟和现年同样28岁，是去年才退役，如今正式回到蒙古，目前在蒙古国的国防部工作，但是也会兼任全国大型体育赛事的顾问，具体的职位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据说级别不低。而他目前的领导是我们俱乐部里一个年轻小伙的爹，也希望他能通过经营俱乐部来做一些羽毛球运动推广。除此外，开办羽毛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对于他而言，某种程度上也是退役运动员们彼此之间保持联系的一个结点。很多国家青年训练队的队员退出集中训练之后，也会加入我们的俱乐部，至少有稳定的场地可以偶尔打打球，还能和以前的朋友们时常见面，不至于让技能荒废。

这样或许大家也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俱乐部老板，也就是孟和，有这么牛逼的手段能够搞到这种曾作为军用设施的体育资源。这或许与他的家庭背景或个人经营有关，他在政府中有比较牢固的关系。（我在检索资料时才发现，我们俱乐部中一位常来的大哥，与老板关系密切，实际上是蒙古农业部的一位高级领导。然而，这位大哥对女性态度不友好，以至于我每次见面都对他甩脸子，刚刚才发现他在政府系统内职位颇高。）因此，孟和无论依靠家庭资源还是个人努力，都有较为稳妥的出路，即便运动生涯结束后也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而额尔登的情况则不那么理想。他的父母并不在乌兰巴托生活，他和弟弟一起在乌兰巴托租房，除了顾及学业，空闲时间还需要通过兼职维持生活，比如担任比赛裁判、教网球，以贴补家用。和中国家庭不同，大部分蒙古父母并不会在子女上大学期间为其承担全部的生活开支。所以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课余时间找兼职维持自己的生活。

目前还在役的巴雅尔状况也比较艰难。这位大哥也算是“体二代”，他的父亲是个相当有名的排球教练，一开始是希望儿子能尝试一下个人运动，所以送他去学了羽毛球。据朋友们讲，他近年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日本一家羽毛球社团的资助，所以在其他伙伴都先后退役的时候仍然能够参训参赛。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训练一点也不密集，现在已经在蒙古闲待了好几个月了，似乎并没有在紧密练习的样子，甚至有空跑到我们的俱乐部里来和业余爱好者们玩。在蒙古他几乎没有任何训练资源，蒙古羽毛球协会的支持也有限，日常开销多靠运动员自费，重大比赛才会有少量商业资助，平时训练的资源极为匮乏。然而到现在他已经参加了六次亚运会，如果按照他最终的目标来看，即参加奥运会，那他的成绩可能算不上理想。

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很疑惑：他们难道没有考虑过留在日本吗？虽然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生活过，但是毕竟在蒙古和日本的生活状况相差实在太大了。不说别的，仅仅是蒙古极度糟糕，甚至到了致病水平的空气质量，在我看来已经构成一条“跑路”的理由了。如果生在什么权贵之家，钟鸣鼎食，那倒也罢了。但以孟和为例，他目前虽然在政府就任，但生活其实并不那么如意，平时的工作受到上级的很多限制。俱乐部的朋友们偶尔会在练球结束后一起吃饭，期间经常听到他抱怨“和蒙古人好难相处，大家脾气都很粗暴，要是碰到喝醉的酒鬼很容易会发生冲突。日本人就非常有礼貌，而且在日本也有很多玩乐，蒙古就什么都没有”。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很难不在心里暗自接茬：那你干嘛不干脆回日本去呢？这个疑问在我心里存了很长时间，后来才逐渐得到解答。

对于额尔登来说，如果你在现场观看他的比赛，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打球的一位河南大哥提到，如果按照国内严格的羽毛球等级划分，他在河南省队中大概能达到中等水平，如果训练质量再提高一些，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然而，他们的世界排名却并不理想，尽管参加过几次亚运会并获得了世界排名，但成绩始终没有达到预期。（这三个人目前在世界羽联BWF官方网站上的排名数据。但是为了匿名保护，到底谁是谁就不说了）

图片为世界羽联BWF官方网站的排名数据。[图源：bwfworldtour.bwfbadminton.com]

日本在羽毛球项目上一直是非常强大的存在。训练从小学开始就非常严格，一直持续到初中和高中。参加的选手众多，要求高，标准严格。对蒙古的三人来说，在日本很难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尽管他们付出了多年辛勤的努力，但成绩并未达到可以支撑职业生涯发展的水准，最终只能无奈地回到蒙古。

以我粗浅的眼光看来，这三个人当中最有潜力的是年纪最小的额尔登。他的家乡达尔汗省是蒙古国羽毛球发家的源头之一，所以很早就开始接触羽毛球，也早早就展露才华。青年球员时期，他的世界排名一度冲到了158，在蒙古的年轻人中小有名气。但是这位天才少年的职业道路极为坎坷。额尔登去日本时年仅12岁，靠日复一日的煎熬和磨练才学会语言。此外，据说他的教练脾气并不是非常好，因此他与教练关系也不融洽。在日本的日子里，他经历了无法与教练和队友顺畅沟通的孤独，小小年纪独自在异国生活，内心备受煎熬。加上成绩始终未见起色，在强手如林的日本无法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据朋友转述他的原话，“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了”，最终选择放弃日本的生活，回到了蒙古。然而，他回到蒙古后的故事并算不上什么荣归故里。虽然多年苦练羽毛球技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但回到蒙古后因缺乏适合的系统和体制来承接，最终只能像同龄人一样参加高考，考入了蒙古国立大学，主修计算机。当他进入大学后，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羽毛球的希望，一直在联系蒙古国的奥委会，想为自己争取训练经费。奥委会先是许诺允许他前往其他国家参训，并且提供经费支持他的训练和参赛开销。为着这张空头支票，他甚至休学了一年，期待着能尽早恢复训练。当时蒙古国奥委会的主席也是羽毛球协会的主席，此人据称非常擅长公共言辞，频频在新闻中露面，风头无两，却迟迟没有兑现对额尔登的承诺，要么拖延时间，要么称预算不足。额尔登最后没能等来政府的支持，反而是两年疫情封锁。在无休止的等待和绝望之中的某一个片刻，他彻底放弃了作为运动员的职业道路。我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他，本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他说想去德国继续学习，或者就留在蒙古念个硕士也不错，但是未来的职业规划中，他的生活与羽毛球再无干系。每每想到此，我都很难不替他感到酸楚。从我的角度看，若他能更早开始接受训练，或训练质量再高一些，或许能通过羽毛球开辟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蒙古国羽毛球协会的logo。[图源：sport.gov.mn]

在我的老板孟和身上，这个故事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版本。相较于额尔登和巴雅尔，他的身体条件没有那么出色，在羽毛球运动员里有些偏矮。力量出色，但是技术和球路都比较粗糙。他大概是很早就看出来自己的天资算不上数一数二，留在日本没有什么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几率，加上在政府系统内的门路关系，反而回到蒙古能过上更受人尊敬的生活。

那么羽毛球这项不算那么亲民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在蒙古发展起来的呢？羽毛球作为一种室内运动，首先需要封闭场地、球网和球等消耗品，再加上球拍、球鞋等装备，对经济能力有一定要求。对于蒙古这样公共体育设施稀缺，制造业极其薄弱的国家而言，想要打上一局羽毛球比赛，除了高价的场地之外，各类用具都需要进口。日本在蒙古的文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羽毛球这一相对“小众”的运动发展。而羽毛球能在蒙古得到推广，与日本的文化投资密不可分。蒙古于1972年便与日本建交，双边的文化和经济交流逐渐增多。在此期间，一位来自日本的羽毛球教练将这项运动带入蒙古。照片中的两位选手，我戏称他们为“蒙古的李雪芮和林丹”，正是这项运动在蒙古发展历程中的代表人物。

图为两名羽毛球选手的合照。[图源：主讲人拍摄]

就地位而言，这两位在蒙古羽毛球界堪称标志性人物。我从这位女老师的女儿口中得到了这段故事。这两位前辈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正是蒙古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的关口，借着这个潮流，一位日本羽毛球教练来到蒙古，致力于推广羽毛球运动。这两位在当时还是高中生，他们就在这位教练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羽毛球之路，通过学习和训练成为了羽毛球运动员，后来更成为了教练员。后来，在这位日本教练的安排下，蒙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蒙古开始选送优秀青年运动员前往日本培训。而这两位的训练主要是在蒙古完成的，他们下一代运动员则被送往日本深造。目前蒙古的新一代青少年球员，能力较为出色的会前往日本，有一部分也自己承担在其他国家训练的开支。对新一代的年轻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想要获得职业上的发展，四处奔波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所学校里聚集着来自上层阶级的子弟，这些家庭出来的孩子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可能不依赖国家的支持，完全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就能负担得起他们的运动训练。这位大姐目前在俱乐部执教，她的女儿也在这所学校上学，据说她的父母希望培养她，以及她的几个同学、小伙伴，希望培养他们走上职业球员的道路。但对于新一代的球员来说，想要获得哪怕一点点提高，一点点发展，背井离乡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这位小姑娘可能现在14岁。上一次我们聊天时，她刚刚把自己的常驻训练基地从泰国变到了中国，因为泰国的交通和天气她可能练了一段时间，发现不是特别能适应。最近她跟父母商量后，决定去成都训练，那里有一个相对比较合适针对青少年的训练营。当然，这种训练营一般价格都很高昂，但她准备去成都的训练营训练。与此同时，她一边兼顾自己的训练，还要兼顾在蒙古国内的课业，如果一旦决定退出这条职业生涯的道路，那么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走，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要不停地到处奔波，不停地去寻求可能的机会，以及未来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波折，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即便是这样，我跟其他人聊到，同辈的孩子还是非常羡慕，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出国去训练，能够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看看，是人人都向往的体验。

三、出国又返乡：“第三邻居”外交战略与青年一代的颠沛命运

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有非常广阔的国际视野，很多人能讲非常好的英语，基本上18岁以后的上大学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能讲可以交流的英语。他们也非常早就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媒体，非常熟悉YouTube、Instagram、Facebook这些社交媒体的玩法，他们很早就接触了这些文化内容。但他们也非常早就领会到了蒙古跟外面的世界之间竞争上的差距有多么巨大。要跨越这种差距，在外面的世界给自己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如果没有来自家庭的全力托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哪怕家庭去托举，也不一定经常能实现。这也让我想到，虽然蒙古的青年现在可能看上去拥有各种机会，各种资源非常广阔，能够带领他们走向不同的国家。但向外走的机会又非常不稳定，又非常虚幻，你很有可能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走出去，最后作出的决定还是回家。

为什么蒙古的社会生活，以及青年一代的人生抉择、人生境遇如此鲜明地与蒙古之外的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起源于蒙古国的一项根本国策，它不仅是一个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文化、经济、社会政策，叫做“第三邻居”。大家看这个字面意义上的意思，其实也多少能理解。看到了第三邻居，你当然会想第一、第二是谁，那么不出意外，就是蒙古身旁的这两个超级政治体——中国和俄罗斯。蒙古经历民主化转型，它脱离了苏联的影响，变成一个更进一步的独立自主的政治体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夹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政治体之间，它怎么避免受到钳制的命运。与此同时，它的国家能力非常薄弱，工业基础，经济体系都极其不完善，除了肉类之外鲜有不用进口的食品，工业制品就更不用说了。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更加加重了这种不安，事实上它的经济系统也的确非常不稳定，受到了国际关系起伏的极大的影响。我听一个朋友提过，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石油供应开始波动，有一段时间乌兰巴托市区里需要排队才能给汽车加油。所以这种忧虑对蒙古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对它的执政党而言，都是非常强烈且鲜明的，是日复一日的忧虑，是挂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所以它的很多社会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的意识之上的。所谓的第三邻居就是蒙古国政府应对国际关系形势所想出来的一个办法。除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接壤的邻居，它又找出了可能领土上并不接壤，但在历史上有很多来往、文化上能够相互连接的邻国，或者在经济上可能得到一些相互往来、利益交换的邻国。日本就蒙古所找到的最早的一个邻居，因为日本在亚洲内经济实力、文化实力都很强，在对外侵略时期一度急剧扩张，在战后也一直保持着“打造海外日本”的理念，并且一直都非常注重文化投资。尤其是在伪满政府时期，日本在整个东北地区进行了一些殖民活动，很早之前就对蒙古产生了一些文化上的影响。自然而然，日本变成了蒙古的第一个目标。除了日本，韩国也是非常尤其是这几年非常重要的邻居。从这张图上可能照片上不太看得出来，但其实我来到乌兰巴托之后，在这个广场上走了一圈之后，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就是有非常多来自韩国的投资。

比如资助蒙古羽毛球运动员去杭州参加亚运会的这个emart，它其实就是一个来自韩国的资本，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连锁超市。基本上上层阶级人人都要去消费的地方，在这里也能找到很多在蒙古本地超市找不到的商品。韩国在这几年尤甚，在蒙文化与经济投资变得非常密集。大街小巷上，尤其是便利店，几乎垄断了零售行业。大街小巷能看到非常多的韩国便利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太意外的答案就是美国。美国也是非常早就承认了跟蒙古隔空当邻居的关系的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个国家的关系好得蜜里调油。在这期间出版了很多文化作品，我在蒙古各个高校研究院的图书馆里都看到很多那个阶段出版的作品，翻开书里面的介绍，大概就能感觉得出来，其实两个国家当时是处于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目前，很多蒙古学生之间也流行通过J1签证前往美国，参加所谓的work-study program。在乌兰巴托有很多专门的中介，帮学生们办理签证，准备签证面试，以及处理一些在美国可能碰到的问题。这类服务收费虽然高昂，但是如果花上夏天三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打工的话，能够赚到的收入足够甚至足够维持下半年回到蒙古之后的生活，所以很多年轻学生都会努力争取这样的机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对令人比较意外的答案，就是法国，德国和匈牙利。为什么法国跟蒙古之间建立的隔空当邻居的关系，我目前还没有推测得特别清楚，就跟很多朋友聊天提起，大家暂且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推论。匈牙利和蒙古之间的联系是在历史文化上是有据可考的，在亚欧大陆还没有目前这么分化的时候，现在的匈牙利和蒙古在早期历史上有很多联系，都和“匈人”帝国在血缘上有很多继承关系，族群文化之间有非常多的互动来往。现在匈牙利社会科学的高等院校当中，还有非常强的内亚研究或者说蒙古研究的传统，我们还是能看到非常多的相关研究的馆藏，早期的研究史料，我曾经听说过现在匈牙利人也相信自己的祖先和曾经征战四方的蒙古人是同一个群体。除了这种研究传统之外，法国和匈牙利也开放了非常多面向蒙古学生的求学机会。这几个国家都开放了非常多的面向蒙古学生的学习的机会，不管是短期的访学还是长期的交换，或者说能申请学位的学习，都有非常多的资源，还有奖学金等等。对于德国和匈牙利，共同的社会主义历史其实是这两个国家和蒙古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节点。早在苏联统治时期，就有非常多的蒙古学者前往民主德国和匈牙利进行学习，比如蒙古国著名当代文学家达希道尔金·纳楚克道尔吉（Дашдоржийн Нацагдорж）。苏联解体之后，欧洲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内亚地区的文化学术交流其实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下来，也为蒙古的“第三邻居”的政策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图为达希道尔金·纳楚克道尔吉。[图源：wikipedia]

可想而知，这种所谓的文化交流从来就不只是友好对话那么简单，这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利益牵扯和权力关系的，尤其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状况下，曾经社会主义世界当中秉持的那种极度特殊的“平等观念”已经解体，蒙古所面对的是苏联撤出后急剧下降的工业产值以及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而匈牙利基于第三邻居的政策，对于蒙古的青年一代（指转民主化转型之后出生的一代）学生而言，他们有非常多的机会去跟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去领略外面的世界的风采，然后去进行学习交流。但是大部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据我观察，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了蒙古。可能跟中国人头脑印象当中的这种留学生生活不太一样，大家可能想到留学生生活可能是小红书上经常出现这种精致的朋友圈，经常去徒步，经常去玩耍，到处去旅游，到处去看风景，然后在各种非常奢华的教堂门口拍照。跟这种印象可能不太一样，我现在还觉得非常震惊，就是很多蒙古的学生离开蒙古到外面去打工之后，他们的生活圈子依然非常闭塞，哪怕他们可以讲当地的语言，比如说很多蒙古学生学了很多年的韩语之后，到韩国去打工或者访学、交换，他的圈子还是非常闭塞，还是集中在生活在这里的蒙古学生，也很少会跟当地人打交道。他们留学的一个重要副业就是去打工攒钱，那么以韩国为例，这种打工攒钱的渠道其实是非常的辛苦。而且大部分学生他们打工是不合法的，一旦被抓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哪怕你合法打工，能做的也都是一些非常辛苦的低端体力劳动。我们俱乐部的一个女孩子趁暑假的时候到韩国去念暑校，又打了一段时间工之后回到了蒙古。我问她，你都做了些什么。她说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超市的冷冻车间搬箱子。按照餐厅的规定，女孩子是不应该去搬这个箱子的，这种重体力活是留给男性的，但是当时的值班经理完全不顾这个规定，叫那个女孩搬了一晚上箱子，12个小时的报酬是200块人民币。

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这样的经历依然是极为宝贵的。每到夏天课程结束，他们就会急忙出国打工，尽管工作辛苦，但工作之余，仍然能享受首尔的夜生活、体验发达国家的生活环境。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见识是非常珍贵的。因此，在蒙古生活了大半年后，我再次深刻体会到所谓“第三世界”国家面对的巨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如此深刻，个人在面对它时，即便看到许多看似开放、包容、充满机会的表象，内心依然充满酸楚、不平等感，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存在在在背井离乡、最终归乡的摇摆道路上。我很难用合适的语言为今天的讨论做一个结尾。面对这样的道路，面对如此强烈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些许绝望感，这种情绪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并不罕见。蒙古或许是转型相对成功的一个例子，但对于蒙古的青年一代来说，未来的暗淡感依旧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常常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最后的最后，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作结吧，我的很多朋友在我讲过在蒙古的生活经历之后都去看了，反响还不错。这部影片的导演编剧都是蒙古人，主要是关于一个17岁的青年萨满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非常好地体现了蒙古年轻人所承受的那种巨大的撕裂和张力。提前祝大家观影愉快。

[图源：douban.com]

四、韩流热潮与变幻的社会景观

我的故事就暂时讲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乌老师！

乌又：

林岭刚刚从羽毛球这个小角度出发，引出了一个宏大的主题。他通过展示地图和关键的地理信息，提到了日本学校。你提到的Harujimaru Fuji学校，是以一位日本相扑手的名字命名的，他是蒙古国乌兰巴托人。他从日本回来后，作为主要股东投资建立了这所学校，这位前相扑选手也是蒙古国人。他可能与蒙古国体育界有相当的联系。

林岭：

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

乌又：

很多蒙古人去日本成为相扑选手，他是比较有名的，他的蒙古名叫Byambaatar。

林岭：

我也因为之前去过那个俱乐部几次，一进学校大门就有一个巨大的相扑手画像挂在里面，是日式风格的。这让我大为震撼。当时在学校打球，整个氛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我知道我在蒙古，但学校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日本风格，学生们在打球前会互相鞠躬并说一些感谢的话。体育馆里同时挂着蒙古和日本的国旗。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为什么在一个如此封闭的小空间里，教蒙古孩子如何像日本人一样生活。

乌又：

这个学校是2018年才开的，他的动机或者说出发点是因为他很欣赏日本文化，他在日本待了很久，也是很有成就的相扑选手。他基本上是想把自己感受到的日本文化传递给蒙古的下一代，所以他开了这么个学校。他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他感受到的日本文化，在蒙古建了一个纯日本的学校。

林岭：

原来如此。目前我印象中，虽然接触了很多私立学校，包括法国、德国、土耳其的私立学校，但我感觉日本在私立学校内部的文化输出尤为强劲，可能其他学校都没有做到这个程度。

乌又：

你刚刚也提到了很多乌兰巴托的私立学校，其实乌兰巴托就听着像什么德语学校、法语学校、俄语学校、日语学校、中文学校等等。他们听着好像是私立学校，在我们这里的语境里，就是国际学校都非常贵，就是一个上中中产阶级才能够去得上的地方，但是在蒙古的话，其实他们就是稍微普通人稍微努力是可以够得起的，因为他们的学费不太贵，而且另一方面蒙古就是苏联解体之后蒙古的公立学校实在是太烂了，你从公立学校出来上了一个好的大学的概率非常低，尤其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因为乡村居民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的国外的援助的重点全部都在乡村，所以说乡村公立学校的这个教学条件反而比城市公立学校条件要好很多，所以就是在城市里面，只要父母亲有一点能力的话，基本上都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且这个私立学校又不像我们这边那么的昂贵，所以如果能够送得起，就肯定去送私立学校。

林岭：

我其实很好奇的一点，感觉韩国的私立学校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出名，就我到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初中，高中是在韩国的私立学校。

乌又：

我也没听说过。我也想问你来着，有没有类似的韩国私立学校。

林岭：

其实是没有听说过的，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

乌又：

我读到的材料也不多，就比如说20年前吧，08年左右就08年以前。21世纪就最初那十年蒙古国是非常排亚的，但它不只是排亚，连日本韩国也都是一起，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打砸抢事件，它是连日本韩国的店都不会放过的。但是最近这十年，突然韩国的影响力这么大，我确实也不知道。但是我前段日子跟人聊，有个老师，他08年左右在蒙古国乡村做田野，那会儿牧民才刚开始有电视机。还有叫什么太阳能电板的时候，他们刚开始接触到电视，打开电视看的就是韩国的电视剧。拿现在来说，很多小学生，他们的偶像明星全部也都是韩国女团男团成员，但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韩国最近十年左右才开始对蒙古国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投资量。

林岭：

每次说到这，我很感慨，来到蒙古之后。就尤其是女孩子的妆容跟打扮上能看得出来就是韩国的这种影响有多么的夸张，就很多在国内就是不太买得到的就是韩产化妆品，在这边就是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乌又：

对。

林岭：

甚至就是商场外边儿，它会有那种大妈就是支一个小摊儿，然后上面摆的全都是这种韩国的牌子。然后有很多面膜的牌子就是其实在国内都没有听说过，我都需要先小红书一下，我才知道这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乌又：

蒙古国的牧民很多还是游牧的状态，虽然他们和中心地区的联系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日常生活还是就是吃肉为主，菜确实非常少，从四五十岁的中年到二三十岁年轻人也都是以吃肉为主。不管是男的女的小孩都是爱吃肉，蔬菜是吃的非常少的。然后当地一个小的超市里面大部分也都只卖土豆和胡萝卜。

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吃菜的话，竟然是用韩国人的方式去吃菜的，比如说他们会买肉，然后烤肉，然后用那个白菜叶包着吃。超市里面除了土豆，洋葱，胡萝卜之外，就专门卖韩国包烤肉米饭的这样的一个菜叶子就专门卖。然后他们吃饭或者是吃菜的习惯也都是直接按照韩国的饮食方式，然后又是韩国的酱料，涂着烤肉吃那个菜，然后让我感觉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菜在炖肉的时候，如果放一点点菜，他们都不会吃的，非常嫌弃，可是他们会拿很大的菜叶子包着肉和米饭吃，这是他们唯一一个吃米饭和肉的和菜的方式。所以说韩国的文化确实是深入到了很远的地方。

林岭：

就第三邻居的政策，他一开始的出发点是想让自己的经济也好，或者说这种国家的战略安全也好，就变得更多样化一点，就是以此来消除太过于依赖俄罗斯跟中国所带来不好的影响。但现在结果就是他打开了自己的这个市场之后，就是充分的拥抱外界带来的结果是，但依然就是最后结果依然是极其依赖其他国家的进口。有很多强大的资本的力量在试图进入，导致本地社会生活完全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之上。这种依赖在很多层次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运转都会受到太多因素的威胁。

乌又：

他们的饮食习惯，包括吃肉和蔬菜的方式，都是韩国式的。他们观看的电视剧和孩子们听的音乐也是韩国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使用的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比如摩托车，这在现代相当于他们的马。尽管他们的马文化正在复兴，但放牧时大多数人还是骑摩托车。这些摩托车几乎每半个月就要修理一次，甚至每天都要修理，所有零件甚至摩托车本身都是中国制造的。此外，其他所有生活用品，包括蒙古包外面的毡子，也都是中国工厂的产品，从二连浩特进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更加依赖中国，生活中许多小到厨具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如果说韩国在文化上对他们有影响，那么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对他们的影响是同等重要的，一个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则是隐性的。

林岭：

好的，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个小时，主持人特别提醒我们要留时间给大家提问。那么，我们将话筒交给主持人。

卡卡：

非常感谢林岭和乌又的精彩分享。相信大家通过这些内容，对蒙古国及其青年人的生活状况和文化状况有了基本了解，并且可能对某些方面有更深入的兴趣和问题。想要提问的朋友，请在聊天框中输入您的问题，我们的主讲人将会为大家解答。

奶皮子：

我进来时因为调试设备晚了，错过了关于主讲人的简介。我想知道现在在蒙古国的华人，无论是否是蒙古族，在蒙古国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因为什么原因去到这个地方？

林岭：

我们俩自己不属于特别普遍的群体。在蒙古生活的华人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来蒙古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一类是在蒙古做生意的商人，主要是从事进出口贸易或餐饮零售等行业。还有一类是移民二代，可能是早些年离开中国来到蒙古定居的。这些移民与中国仍然保持一定的联系。

奶皮子：

谢谢。那去蒙古留学的话，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选择和倾向？

林岭：

这个问题您可能需要咨询留学中介，或者在小红书上搜索相关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可能提供的答案不会那么准确。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问其他体育运动在蒙古的情况。最受欢迎的当然有篮球、排球和传统的蒙古摔跤。篮球和排球我具体说不上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让这两项运动在蒙古变得比较兴盛。很多人关注这两项运动会关注很多，比如NBA球星和欧洲、美国，尤其是日本的排球运动员。有一部日本动漫《排球少年》在蒙古极为风靡。蒙古摔跤更不用说了，是比较重要的传统运动。据我所知，有位级别很高的政治家或部长就是摔跤运动员出身的。所以摔跤无论是从观赏性还是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来看，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林岭：

又碰到一个问题，关于羽毛球俱乐部人群的年龄和身份。我们刚刚提到的四个俱乐部代表了在蒙古关注羽毛球运动的人群。我自己打的这个俱乐部是由退役运动员创办的，所以这个俱乐部可能更重要的意义是方便这些退役的或现役的运动员之间交流。他们的年龄大概在20到29岁之间，相对比较年轻。New Era和Harujimaru Fuji 这两个地方是依托学校建立的，主要面向的成员是还在中小学的学生，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小的有4、5岁的，大的可能有14岁的。Khan Hills是面向居民市民的，建在一个小区里面，主要成员是政治、经济地位相对好一点的中产阶级，他们住得起相对偏僻的富人区，并且有时间和钱进行体育活动，年龄可能在20到40岁左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林岭：

好像我们还有很多别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穷人的阶级跃升的可能性怎么实现，有哪些方式可以实现？以我自己粗浅的见解而言，在我看来，蒙古社会的特点是上层阶级非常固化，贫富分化非常严重。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上层，主要是政治家和大资本持有者，主要是做贸易和矿产的。政治家和大资本持有者通常是同一拨人，他们非常牢固地把持了上层社会的门槛。没有家庭积累的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可能很难直接依靠自己进入到这个圈层里面去。在这个圈层之下，实现所谓的阶级跃升不是特别难。

林岭：

以我身边的朋友来说，读书上学可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通过读书上学能够实现所谓的阶级上升，但天花板也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我刚刚说到这些，只能说通过我自己非常有限的个人的观察，我当然不能说是关于整个国家的状况下结论，大家刚刚也能听到，乌老师在乡村地区的观察跟我在城市里的观察其实有很大区别。大家切记，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

乌又：

从性别结构上来讲，蒙古是一个非常保守和传统的国家，男女之间存在非常顽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相应的教育。从小就开始区分女孩子和男孩子应该怎么样，尤其是在牧区生活中，这种界限非常分明。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家庭的观念比较轻松，不像我们这里必须要结婚，离婚也不是那么严肃的事情。在那里，在一起和分开是非常常见且轻松的事情。举例来说，我认识的很多家庭中有很多年轻的单身母亲或单身父亲，他们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不想继续共同生活，其中一方会轻易离开，很少有人会去领结婚证，用法律来保障婚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法律上没有结婚或离婚的程序，所以他们想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了就离开。我也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传统或保守的，但他们的生活状况是这样的。我也听说结婚或办婚礼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很多人选择不办婚礼，直接同居生活。生孩子上户口也没有程序化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家庭结构比较松散。

林岭：

我上次和乌老师聊到这个事情时，也感到挺惊讶的。因为在我的过去经历中，我认为牧民社会因为牧业是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常需要很多人力，超出了一个家庭单位能提供的人力劳动，所以经常会需要朋友来帮忙。我过去的理解中，牧民社会的社会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但来到蒙古后和吴老师聊天，发现他们的家庭关系还是比较松散的。我听到很多例子，蒙古的父母不会像中国父母那样对子女有非常高的投资，真的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孩子。很多时候孩子18岁了，已经成年了，有些东西父母选择不给，孩子就需要自己想办法。

林岭：

可能说今天这种家庭关系、婚姻观念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他们传统所谓的传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乌又：

刚刚你讲的那个很多年轻人，就算有很多机会可以留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他们仍然选择回去。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也包括结合我自己在牧区观察到的一个现象，父母确实不会给孩子特别多的东西。但首先他们也没什么可给的。第二个是他们不会，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话，会倾全家之力买一套在发达城市的房子，这种事情他们是不会干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对孩子的那种爱是非常可见的。他们特别喜欢小孩子，对自己的子女也是非常怎么说？就是一个能看得见的那种爱意的流传在里面，所以我感觉，这种家的情感还是很强烈的，肯定是因为他们跟父母亲或者是包括一起放牧的游牧单位，他们几个家庭之间的连接，他们的爱意的流传是非常明显。只能去感受，这个爱不是用一种物质去表达的，而是又是非常显性的可见的情感。

林岭：

明白。我觉得还是刚刚咱们说到就是牧区跟城市这种生活的差别就是蛮大的，因为就是我身边的几个朋友，尤其是现在处于就是本科马上要毕业，可能马上要给自己的将来做抉择就处于这个关口的这些朋友，我就听到很多都是跟父母这种关系的疏离，从家庭当中感受到了很多的冷漠之类的。尤其是我听，就是我有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就讲到他的家庭其实是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可能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是借助社会主义世界内部这种相互的联系，父母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一个是在俄罗斯念的博士学位，一个是在美国念的博士学位，但是现在轮到他继续去追求自己的学业想去日本读博士，其实来自家庭的支持又非常有限。听到乌老师说又觉得很感慨，就是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支持，很多时候都是集中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上面，但其实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情感的传达、情感的交流可能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式。

Ok那我们下一个问题！蒙古青年人如何看待他们的附近？

乌又：

是不是项飙讲的那个“附近”？

观众：

主要是指周围这种具体的物质的环境。

乌又：

就是项飙讲的“附近”，是因为他的意思是我们的“附近”在渐渐消失，我们需要重建这个“附近”，我们需要重新看见这个“附近”，他才会强调“附近”这个概念。在蒙古是不存在这个“附近”的这个概念的，要不然那孩子为什么会对乡土情结那么重？因为他们不缺乏“附近”。

林岭：

因为“附近”还是非常稳定的，因为蒙古它其实国土并不大，就是如果说你想家了，你可能坐个十个小时火车或者坐个七八个小时的黑车，你还是可以回家的。家还是很稳定的存在的，人的精神世界就是稳定的、亲近的，就是这个小小圈子，只不过可能现在离你稍微有点距离，但是如果你思念它，你还是随时可以回的去。对于在城市里的青年，我觉得附近也是还算挺坚固的，并不是说它变成了一个需要被重建的东西。因为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乌兰巴托，可能你跟你的小学同学一起在一个非常边远的小镇子里面一起生活，但是上了大学，发现你们又全都跑到乌兰巴托来了。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之所以附近这么难以保持，是因为就是人的离散在地理上的空间实在太过于广阔了，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说，从大家都是小题做题家考出来之后，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可能想起来一面就非常难。

乌又：

有道理。

林岭：

我觉得对于蒙古年轻人而言，想跟自己以前的朋友见面，跟父母亲戚去走一走自己熟悉的地方，还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乌又：

对从地理上是一个可接近度是很高的。第二个从就是离散，如果我们在发散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他们的阶级差别可能也没有那么。即使因为我在牧区，比如说参加那达慕的时候，很多从城里来的人会去自己的故乡参加那达慕，然后在故乡生活的一些朋友来见到了来自乌拉巴托市里的朋友，我的感觉不像是，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一回故乡，大家就觉得好像老同学如今发达了，立马把等级放在一个台面上的。他们的相处是非常平等的，从阶级或者是文化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离散程度来讲也不是那么高。

林岭：

有道理，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蒙古生活中的宗教影响。在城市中，宗教的存在感较弱，尤其是在市中心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对此，乌又老师应该比我更有话语权。

乌又：

在乌兰巴托，我参观过摩门教的“末日圣徒教会”（LDS）。这是一个教义非常严格的摩门教派，在全球积极传教，尤其重视学习当地语言。我遇到的西方教徒都能流利地讲蒙古语。而且，他们的教堂旁边就是一个佛教打坐场所，场景非常为独特。在乡村地区，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每家都会有一个小佛堂，供奉喇嘛的画像及祖先遗像。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本土宗教的影响似乎比佛教更大。

林岭：

确实如此。我记得之前去特公园的路上有个“世界萨满大会”，规模相当大，令人震撼。原来萨满教仍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许多人在困惑时都会去求助。在乌兰巴托市中心，几乎看不到佛教的影子，虽有一座寺院，但功能更偏向观赏，缺少宗教活动氛围。只有走到偏远的甘丹寺才会看到僧人的生活和活动，城市里很少有佛教踪迹。

奶皮子：

之后可以探讨一个专题，关于蒙古和韩国为何突然成为“亲密伙伴”的原因。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提到韩国在蒙古推广“民族同源”的说法，称两国都来自“白山黑水”地区。这种言论不仅在资本合作上推进了事务，也逐渐深入民间。

乌又：

这种说法听听就好。韩国在蒙古的影响主要通过基督教传教。韩国是基督教大国，传教能力很强，在蒙古也有很多韩国传教士，影响力可能比“民族同源”说法更大。

奶皮子：

我并不认为单一原因可以解释，只是这种说法可能是推动政治或资本合作的一种手段。

乌又：

确实，蒙古的政治层级相对开放，影响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集中。蒙古的民主转型相对成功，政治上层没有特别固化。

观众：

我这边有一个关于蒙古和韩国的跟进问题。我观察到在B站上很容易看到韩流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十分惊人。哈萨克斯坦有不少人模仿韩流，甚至本土文化产业也在吸收韩流元素，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对韩流的接受度很高。我刚查了一下，似乎也有蒙古歌手和艺人进入韩国演艺圈的例子。不知道韩流文化在蒙古的青年中是否也有类似的影响？

林岭：

韩流确实很普遍，最近甚至连达美乐和汉堡王都推出了Blackpink主题套餐。我感觉如果有人在蒙古开一家Blackpink周边店，估计能轻松赚钱。

乌又：

现在蒙古小学生中更火的是Baby Monster。

林岭：

你比我还时尚！Baby Monster刚出道不久。

乌又：

是的，Blackpink已经有点过时了，Baby Monster更受小孩子们的喜爱。

林岭：

确实，Baby Monster刚出道，吸引了不少年轻粉丝。

乌又：

不过韩流的影响不仅限于蒙古，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也都深受影响，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韩流的身影。在蒙古的特殊性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也不太确定。

〇分享者：林岭 乌又 〇策划：棱镜，密卷

〇排版：niliac 〇文稿修订：顾谖

〇审核：阿葵 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