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怎样做劳工底同情

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艺术社会学、艺术市场研究、社会理论、中国社会学史、劳工社会学等，代表作《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一、“劳工神圣”的源起与流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作为战胜国一方的中国陷入了举国若狂的欢庆中。素以“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为己任的北京大学放假三天，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学生停课游街，教授登台演讲，庆祝协约国获胜。11月16日，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的露天讲台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讲。自此以后，“劳工神圣”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说法，并逐渐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变成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与思想话语之一。

蔡元培的演讲其实只有短短三段话，何以产生如此之大的魔力？按照时人的评论，“他不过是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但是，“众人脑筋里”的“劳工神圣”却不必一定是蔡元培自己心目中的“劳工神圣”，甚至已与蔡元培的本义相去甚远。

蔡元培所谓的“劳工”，首先指的是在一战中担任辅助工作的十五万在法华工。中国直到1917年才仓促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但却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海外华工为中国争得了战胜国的资格。蔡元培之所以在演讲的首段强调“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正是出于这个背景。

但是，蔡元培进一步将“劳工”的范围从赴法华工身上拓展开来，指出“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的都是劳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蔡元培在这里既消解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分化，也消解了“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结构，认为四民皆工，从而将其统一在“劳动者”的范畴下。劳工神圣，毋宁说是“劳动神圣”或“劳动者神圣”。这里的“劳动者”其实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以劳动作为内在规定性的人的概念。

蔡元培的演讲发表后，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在知识界中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乃至意识形态。然而，在这个概念的传播过程中，其含义也发生了流变。起初，人们对“劳工”的理解基本上还是蔡元培本来的宽泛定义，即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全体劳动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的外延逐渐趋窄，最终完全落在了工人这一群体身上。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苏联革命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19年春天巴黎和会决议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宣告中国战后外交的彻底失败，知识分子对协约国以及提倡“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迷信随之破灭，便转而将目光投向新生的苏联。这世界上第一个“劳工共和国”的劳农专政模式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兴趣乃至推崇，在李大钊等人的引介下，劳工主义乃至“工人专政”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到了1920年代，人们在说“劳工神圣”时，其实就已专指“工人”神圣了，这时的“劳工”已成为一个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工人”概念。而且，这里的工人并非一个个体的概念，而是作为集体言之。换言之，劳工神圣，指的是劳工作为一个群体的神圣，这也意味着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弘扬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解放和人的神圣性，已经让位给群体或集体的神圣性。

二、从“劳工神圣”到“劳工问题”

劳工神圣的提出，意味着“在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与国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中，一个新的分类范畴——‘劳动人民’应运而生。他们凭其创造财富的生产潜能，以及被重新发现的德性与智识之可塑性与优越性，而翻身获得解放，并获得政治参与的正当性甚至特权资格。”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劳工神圣”的口号与劳动人民在现实中的处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对比与张力。1923年，江苏第一师范的学生张邵英在《学生文艺丛刊》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劳工神圣》：“劳工神圣。这话真的吗？呸，劳工神圣？怎样劳工就是神圣呢？简直是实业家、资本家的牛马呵。”从文学的角度，此诗实在只能算拙劣的白话诗习作，然而，它所表达的对劳工做牛做马的现实的失望乃至反过来对“劳工神圣”本身真实性的诘问在当时却颇有代表性。

比张邵英的诗发表还要早两年，一位名叫吴啸天的作者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劳工神圣的反面观》，开篇就说“近来瞧见报纸上什么‘劳工’啊‘神圣’啊闹得震天得响，好像要和那‘解放’、‘平等’去比一个高低上下了。我就想起一椿故事来了。可是那劳工的程度、神圣的结果，究竟可能像我们所希望的呢？”接着，作者讲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王老侉的故事。王老侉是小说主人公“我”（北京一所师范学校的老师）所熟识的一个车夫，他年纪大，力气弱，拉车慢，因而生意不好，找他拉车的人不多。“每天拉车，除去车租灯油，余下几个铜子带回去预备明天的吃喝”而已。有一天，王老侉从绒线胡同拉一个八字胡须抽吕宋烟的乘客去西河沿，因为走得太慢，乘客不满，上车时说好给八个铜子，下车后只给了六个，而且直接将钱扔在大马路上。他急忙趴下来捡钱，却不幸被一辆经过的汽车给撞倒，伤了一只脚，从此拉不了车了。王老侉只好带着自己的瞎老婆出来乞讨，将“那两吊四一月行租的草篷子退了租啦，反正随便哪个胡同就是我们的家”。那年冬天特别冷，一场大雪后，“我”翻开当地报纸的本地新闻版，上面写着城厢内外发现倒毙男女三百余口，于是不禁心想“老侉他俩贫寒到这个地步，可不是这三百余口的一份子么？”故事的最后，“我”丢下报纸，“抽了一口冷气，道：劳工！神圣！”

吴啸天的小说比张邵英的诗显然要更加复杂，也更富文学性，但两者对“劳工的程度、神圣的结果”的反讽却是一致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人力车夫的悲惨境遇与“劳工神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恰恰预示着一个新的问题域在现代中国的学术与政治中的出场，这就是“劳工问题”。

“劳工”成为“问题”，其最初的意涵在于，劳工固然是“神圣”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承受着苦痛、不堪的命运，因而是一个需要被认识和研究的现象与问题。“神圣”与“问题”的双重性，在关于人力车夫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事实上，前述吴啸天关于人力车夫的小说只是冰山一角，在当时，人力车夫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文学母题，甚至出现了“人力车夫诗歌”“人力车夫小说”这样专门的类型文学。在这些作者的笔下，人力车夫既是良心与民族精神的化身，例如鲁迅1919年发表的《一件小事》写车夫的“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小的我来”，“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同时又是社会苦难的具体承载者，例如郁达夫1924年的短篇小说《薄奠》写“我默默的坐在车上，看看天上惨淡的星月，细听着他（车夫——引者注）的一条条的诉说，觉得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个人的苦楚”。正是这些文学作品，将人力车夫共同构建为“劳工神圣”与“劳工问题”的双重载体，成为其具体而鲜明的意象表征。

然而，文学视野中的劳工问题，其最终指向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与道德反思，而非劳工本身。此外，文学固然可以揭示现状、寄予同情，但“劳工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才会使“劳工神圣”不至于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文学本身并不能提供答案。诗人田汉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反思当时的诗歌创作的著名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中即提到：“中国有劳动者，中国以前却并不‘知’有劳动者……现在算有许多人渐渐知道什么劳动者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劳动问题’，更不知劳动问题要如何解决!”换句话说，“劳工神圣”虽然得到普遍承认，但到底要如何做才能落到实处呢？《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第21期上刊载的一封通信即表达了这样的焦虑。写信人（南洋公学的一名学生）在信中说：“若说劳工神圣底真意义，我班次很低，学识很浅，实在一点都不明了。自从看过力子回答我们的话，和你劝告我的信，我的心不知不觉受非常的刺激，极愿意待劳工如神圣，但是我不晓得从何处着手。”同年第29期，该刊又发表了一组通信，写信人则提出“怎样做劳动者底同情”的问题？所谓“不晓得从何处着手”“怎样做劳动者底同情”，正是知识界普遍的困惑。

〇本文节选自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7-22页，标题为编者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外国记者Owen Mortimer Green所拍摄之上海街头照片，图中可见大量人力车夫。[图源：mag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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