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宗教改革发生前欧洲的背景状况
16世纪初，荷兰教士和作家伊拉斯谟，通过文字痛斥时弊：“基督教教廷是在血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也是用血来巩固的。” 其著作《愚人颂》成为16世纪畅销榜排名首位的书籍，以幽默讽刺的语言攻击教会弊政，呼吁基督教文明的伟大再生。之后，其英格兰好友莫尔爵士的著作《乌托邦》问世，该书开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
16世纪，成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者将世俗化精神引入国家事务，非宗教人士取代教士，中世纪自然法概念被抛弃，教士特权的神圣光环转移到了世俗统治者身上，人们的敬意目光从圣徒的道德转向公民的道德，人们的理想生活从修道士生活转移到家庭生活。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者结合，形成一种爆炸性力量，打破了过去1300年里，传统的拉丁基督教对欧洲人的精神垄断，以一种反文化、反传统的姿态，对其发起挑战，以宗教上的特殊主义取代教会的普世主义，抛弃了天主教的超俗和神圣，转而追求此时今生、人文主义和希腊罗马时代充满欲望的异教世界。
发生在欧洲的反传统的骚动推翻了人们所熟知的所有旧观念，为世俗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尤其是为科学思想和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正是后者使欧洲人成为世界的主宰。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的再发现，可谓奠定近代政治基础的三大运动，简称为“3R运动”。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别将人本身从所谓的种种外在禁锢——神权的、教会的、封建领主的——解放出来，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现代国家也从罗马帝国、中世纪神权政体及形形色色的封建小邦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成为两条核心公理，所有社会结构理论由此生发。个人与国家、权利与权力，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政治的钥匙。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奠定了一整套现代政治的基本性格。
在政治领域，人的主体地位被空前高扬，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的探究精神也开始深入政治领域。西方古典世界，所谓“灵修之道”与“治国之道”的联结，被马基雅维利所终结。
文艺复兴，从意大利起步，之后演变成为一场遍布全欧洲的文化运动，英国、法国、荷兰也涌现出众多知名的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著作，反映出人们对教会、国家、国民相互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现代印刷术的发明，对于中世纪末期的教士和国王们来说，千百年来那种独占上帝意旨解说权的神秘面纱，被撕的粉碎。
火药的发明，推动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走向热兵器时代，用 Karl Marx 的话来说，火药的应用将中世纪骑士精神轰得粉碎，政治的世俗化、平等化进程被极大推进。在马科斯·韦伯看来，热兵器，使得现代国家垄断暴力工具成为可能。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先后，更有逻辑上的承接。文艺复兴的突出成果就是人文主义，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移，而人文主义的发展则给了宗教改革家们思想上的支持。若是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许不会来得如此猛烈。
宗教改革为科学革命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空间，进一步推就现代所谓“去魅化”进程；《圣经》各国语言口语化翻译新译本涌现，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教会”、或教会的国家化，日益显著。反教会主义，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醒和世俗国家的兴起；日益增长的宗教个人主义，既启迪了社会契约论——这一现代国家的建国学说，也加速了神权政治走向所谓公民宗教的现代政治。
宗教改革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欧洲几乎所有的主体角色都需要这场革命，从各个国家的君主，大学，直到德国的农民。各国大众运动、宗教战争此起彼伏，将整个欧洲拖入大混乱之中。
各个国家中，英国宗教改革可以说解决的最好，实现平滑过度，但后来的清教徒运动带来社会动荡，保皇派与议会派之间的内战惨烈爆发，最终国王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送上了断头台。
这篇文章的主题为反思宗教改革。基督信仰是一个复杂的征程，宗教改革家们提出的新主张，其实是在圣方济各运动之后，对基督信仰又一轮新的简化，这种简化突出体现为两点：一是以若干条新的简明扼要的教义信条作为信仰声明，另一就是以唯独圣经的主张，否定教会传统。
反思宗教改革，针对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两位改教家的所作所为而展开。宗教改革至今过去了五百年，路德和加尔文被后来的追随者们，以浓重笔墨粉饰包装，如编写个人传记等，打造圣徒化形象。马丁路德、加尔文圣徒形象在数百年不间断宣传之后，在今天的新教基督徒群体中已经深入人心。这个反思会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看见，也请大家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系列反思共两篇，第一篇是序言与马丁路德，第二篇为约翰加尔文与延展思考。80%的内容来自于沃格林，20%的内容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特别声明一下：尽管有些时候，沃格林不得不对一些神学教义展开剖析，但他的立场和态度很明确，沃格林无意卷入新教神学院不同学派之间的任何争论。
反思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篇
（一）马丁路德的多重身份
马丁路德（1483-1546），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丁路德的多重身份：马丁路德除了是奥斯定修会修士和一流的事务管理者之外，他还是维腾堡大学一位活跃而有影响力的教授，一位非常繁忙的教会政治家，一位多产的经文注释家，以及将《圣经》译为德文的翻译者。
马丁路德是古往今来的语言巨匠之一，他的《圣经》翻译对福音派基督教的传播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这项翻译，路德实际上缔造了即将取消方言分殊的通用德语。如同后来的来华宣教士翻译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对中国口语化写作的里程碑式的推动。
作为一位作家与演说家，路德的高产令人难以置信。他还是顶尖的书信作家，天赋极高的音乐家和诗人。
这就是马丁路德的斜杠人生。
（二）马丁路德都做了些什么？
1）宗教改革
1517年，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启动。
宗教改革并非肇始于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理论，而是源于幽闭力量和早在1517年之前即已存在的一系列议题的大释放。一触即发的局势与路德人格之间无意识的互动，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端，决定了其随后的进程。
我们稍后展开反思。
2）反犹主义
这一部分内容，龙降恩牧师在他前段时间在平安中国的分享《籍信称义》中有提及。
1543年, 在发动宗教改革26年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出版《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在这本小册子中, 马丁·路德呼吁基督徒要敌对并苦待犹太人, 将犹太人视为永远的仇敌. 他提出基督徒对于犹太人的七步计划:
避开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学校；
不许他们拥有住房；
没收所有他们的祷告书和塔木得经书；
禁止他们的拉比教书；
不向犹太人提供保护，不许他们使用街道；
禁止他们放高利贷，没收他们的钱币和金银；
给年轻和健壮的犹太人镰刀、斧头、铲子、纺织机，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赚他们的面包。
因着马丁·路德在新教教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的反犹太主义因此深植许多基督徒的人心，成为后来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帮凶, 间接促成了这犹太人历史上最惨痛的苦难。
2024年，伴随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战争持续，全球兴起了二战之后最大的新一轮反犹浪潮，美国一批的精英大学卷入其中。反犹主义从未离开过这个星球，每个基督徒当切切警醒，为以色列祷告，与犹太长兄同在，并肩站立与魔鬼爪牙邪恶势力作斗争！
3）公立教育
16世纪之前的英国及欧洲大陆，针对学龄儿童初等教育的学校主要由教会兴办，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私立学校，以及家庭教师群体。当时整个欧洲的状况是没有公办学校，亦没有强制教育，而这一切因着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而改变。
1524年，在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七年后，马丁·路德提出一项主张：“政府应建立学校，并强迫父母将孩子送进学校。”马丁·路德这一主张起初是针对宗教改革运动所反对的天主教会，却在无意之中给了政府可乘之机。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德国一些小邦相继颁布强制教育的法令。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法令，强制全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可以说，马丁·路德的这一主张，间接推动了政府主导的强制义务教育在欧洲诞生。
继德国之后，1870年，英国国会通过《初等教育法》，对5-12岁的儿童实施强制初等教育，这个保守主义思想起源的国家，亦出现了公立学校。1881年，法国教育部长费里制定《费里法案》，确立6-13岁儿童国民教育义务性、免费和世俗化原则。自此之后，由政府兴办普及义务教育，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公立教育学校成为政府强行对民众进行洗脑教育的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皆是如此。二战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将基督信仰驱逐出了公立学校；如今，民主党主政的多个州的州政府正将同性恋等有关性别自由的内容在州内所辖公立中小学强行推广，并剥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和权力。
深陷在民主党主导的左倾自由主义泥潭中，美国还有纠错的可能，就是因为美国还有大量私立学校的存在。然而，在逐年招不到足够学生的困境中，近年来一批的私立学校的倒闭关门潮发生，这些学校无法同拥有更多资源的公立学校展开竞争。
面对现代性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严重危机，其中一个纠错举措就是教育应回归民间。
（三）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主张的反思
1）信徒皆祭司
路德为了摆脱对于“教皇永不犯错”在程序上定于一尊的依赖，将判断信仰之权分散到每个基督徒身上，而这实际上便使得每个基督徒都成为其自身永不犯错的教皇。
沃格林的深刻洞见是，就相关的诠释学原则而言，“根据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判断经文”将会提升“信仰”的地位，此举进而将“经文”贬低到次一等的位置，由此引发第二步，便是将激发了经文的道与被激发的经文言词区别开来，于是作为第三步，对于道的直接把握便使得受到激发的诠释者可以完全将经文弃之一旁。这些人“与上帝对话”，其蒙恩而得的知识使他们不必再研习《圣经》。
由于路德的反智主义，他并未预见到自己宣告所有人均足以成为经文诠释者之后，将会出现的在经文诠释领域的无序乱象。
路德并未设想过，以回归经文作为基督教教理的基础，会成为与传统的断裂以及个人任意性的肇端。其原本的设想只是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与经院哲学进行武断恣意的决裂，为了重建被他认为教会故意曲解深埋的伟大传统。
与伊拉斯谟一样，路德是如此憎恨亚里士多德主义，以至于他把与经院哲学复杂创设的决裂，看作向更少分裂之虞的、朴素单纯意义上的基督教的回归。
沃格林将路德与伊拉斯谟的这种反智主义成为反哲学主义，这一脉络是从早期宗教改革者一直延伸到19世纪的保惠师——孔德等人。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诞生了「知识分子」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最初的含义是指代从伊拉斯谟到达郎贝尓、狄德罗与伏尔泰，那种对严肃的、哲学性的智识，表达深恶痛绝态度的学者。
路德在其《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中指出，在教皇制腐化的影响下，大学已经变成“希腊荣光的训练场”。这些大学不会讲授太多的《圣经》与基督教教理，因为它们是被“目盲的异教徒亚里士多德”主宰着。路德认为，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物理学》、《形而上学》与《伦理学》，这些课程应统统取缔，因为这些著作并没有包含多少关于自然与属灵事物的真理。路德进一步指出，大学的法学院也应当取消所有教会法与罗马法课程。
从路德的反哲学主义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教派运动典型特征的那种破坏文明的因素。宗教改革之后不久，德国的农民大众暴力运动即惨烈发生。
1525年，德国农民以《十二条款》声明发动叛乱，疯狂掠夺领主的财产。造反的农民们高举着路德的主张，作为发动革命的正当化借口，他们遵循自身对圣经诠释以及“心灵”的带领，迈出了通向暴力社会革命的一步。
路德希望通过对现存文明秩序的小规模、局部破坏，达至创造新型社会秩序的目的。随后当更为激进的人试图将破坏工作进一步全面推进，以至于远远超出路德为自己所设定的限制时，他又惊惶不已。
2）因信称义
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或者籍信称义，强调的是“唯靠信仰”的原则，这一原则是路德哲学人类学的核心内容，这一看法也决定了接下来其关于社会与政治现实的观念。
“仅仅”依靠信仰便可称义，这一尖锐的表达攻击了两个方向，首先，它攻击了通过好的事功便可称义的教条；其次，它攻击了经院哲学对信仰问题的表述方式，即“信由爱塑成”。无论从历史或系统的角度来看，后者实际上更为关键和重要。
路德所攻击的是，是经院哲学在属灵生活之文化领域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圣托马斯在其《哲学大全》（直译为反异教徒大全）一书中，阐述了“信由爱塑成”的原则。圣托马斯认为信仰的实质存在于“友爱”——上帝与人之间的友谊——之中。真正的信仰具有一种智性内涵，正如若是没有对“至善”——人生之最终目的——之美妙景象的智性领会力，便无从谈论爱及对上帝的自愿追随一样；然而，智性领会力需要通过爱之意志性的信奉，得以完善，“因为通过其意志，人才能安居于其通过智识领会之处”。
“友谊”意指一种双向的关系，它不能通过人类激情的热忱强制得来，而是预先设定了上帝对人之爱，人之本性通过此种恩典，得到一种超自然形式的拔擢。人对神之爱的意向，唯有在人之信仰，乃是由先在的神对人之爱塑造之时，方有可能实现。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之“形式”，巧妙而富于类比性的转换，圣托马斯创造了一种语言工具，借以指代信仰经验之中超自然构造的成分——也就是说，神之爱作为存在之属灵渊蔽，恩典之光穿透人心。因此，信由爱塑成，正是存在对神之爱的意向的现实。
圣托马斯通过细致的刻画，界定出一系列有缺陷的类型。例如，如果信仰不过是一种或许在体验上十分强烈，但并非由爱塑成的智识倾向的话，则此种信仰便是“死寂”的；进而言之，在缺乏恩典的情况下，信仰可以在人性情感领域喷发众多伪类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仰亦可呈现为一种功利式情感形式，即出于一种对后果的恐惧而使人转向上帝。
信由爱塑成，这一教义核心内核构建了一种关于人与社会的宏伟而体系化的哲学，标志着基督教融入一种历史性文明实体，这一进程在中世纪达至巅峰。
而路德简化后的因信称义教条，正是对上帝与人之间“友谊”这一教义内核的瓦解。这一瓦解一直延伸到了19世纪，在孔德和马克思那里，瓦解过程最终达到了形式上的终点，将反叛上帝作为世间固有的社会秩序之基础；人类自我救赎的教理，与超越性实在严密区隔，这标志着西方文明历史的一个终点，而一旦越过此终点，人除了失去恩典、囚居于人性之中的阴郁惨淡之外，可谓满目茫然。
路德“唯靠信仰”之教义，乃是对“神人友谊”教义的首次蓄意攻击。随着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精神解体运动被进一步开启，这种攻击已经变得极具社会影响力。
从圣经启示角度而言，路德“因信称义”描述是一种对信仰静态化的解读图景，这割裂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对信心的动态定义，这个动态定义赋予了信心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处于一个现在完成进行式时态所描述的动态进程中，这将穷尽我们一生；而在这个旅程中，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
路德1520年发表了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通过其因信称义的教义，进一步将罪与得救平行化，灵魂仅靠信仰便可称义，不管自身行事有多么良善，任何事功在这方面都无济于事；因信称义只关乎灵魂，与人的罪恶本性全然无涉。从路德的表述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即将赋予其教诲以强大历史有效性的世俗宗教性背景。依靠信仰的圣言之力变成了灵魂之力，基督居住于灵魂之中，则无论此一经验的个人如何为罪，其灵魂均会得救。
在这些论点上，路德与一位通过精神之内居而得以变体的千禧年主义的世俗主义者相差无几。
路德式的现实主义与诸世俗运动的千禧年主义后来在马克思那里产生了融合。世界是腐坏而难以拯救的；无论是作为基督徒在彼岸得以完善的灵魂自由，还是通过精神居于人身的历史的世俗变体，一个自由王国均无从建立。然而，一个自由王国无论如何都必须存在，解决之道于是从人与社会“唯有革命”方得称义那里觅得。
另外，在路德教理的表层，“唯靠信仰”原则对因事功称义构成了攻击。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基督教思想家坚持这一教义，这种攻击也就显得颇为新奇。
路德的主张：“信仰是归于上帝的，爱是归于邻人的”，他发展了一种俗世固有之爱的主张，这一主张在经过加尔文强化之后，成为清教徒诸社会实现进步主义天堂的伟大驱动力。最终，路德的俗世固有之爱，演变为孔德及其实证主义继承者们的利他主义。
在精研路德对基督徒社会的这种阐述之际，读者不经要问，伦理究竟去哪里了？作为现代世界最为强大力量的自我中心的蒙昧主义阴影，开始慢慢迫近。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抑或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中关于律法的“问题”，它们体现的整个问题领域在路德那里都不存在。
路德只是简单坚持说：“心的决定，可以解决所有价值困境与纷争。” 从路德的心，我们可以看到康德之术语“良心”的预制品。
义人“唯靠信仰”原则摧毁了奥古斯丁的教会理念。路德式信仰的实存性单边主义并未产生出使义人在经验上可体验的结果，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只有在义人的兼际意识之中才能变得经验上可见。
在路德的时刻，欧洲正处于通过福音论反叛造成的巨大失序的初始年代。
1525年，宗教改革开始深陷血腥的泥沼，而路德通过他著名的对那些“愚夫”和“无赖“们的劝诫词，鼓吹屠杀异端分子，从而使自己深陷其中。这之后路德又活了20年，但沃格林认为他的灵性及理性生命，在1525年即已终结。
（四）小结
1）通过对“信由爱塑成“的攻击，路德攻击和摧毁了基督教精神文化的核心。
通过”唯靠信仰“原则，信仰成为一种对圣经所载的外在化启示的单边的信托行为。
通过这种变形，信仰失去了人在恩典触碰下成人中的令人战栗的亲和性，却又不牢靠地处在义人乐观主义的自信和傲慢的诱惑所带来的危险之中。
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种并不会影响人类本体的因信称义的经验式良知，尽管这有可能并非路德的意图，这是一种人性分裂。
2）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的攻击，路德对摧毁西方精神文化可谓贡献甚巨，尽管他并非唯一肇事者。
路德的反哲学主义后来在启蒙运动学者们那里变本加厉，并在我们当代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那里，由于其咄咄逼人的无知而走到了至为卑下的地步。
3）通过其义人的“唯靠信仰“原则，路德摧毁了人类实存的平衡。
其关于热爱事功之天堂的观念，转移了实存的重点，从一种”静观生活“转变为人类通过有用的工作和服务达到终极圆满的观念。
我们今天正经受着这种重点转换的致命后果：智识与精神文化的萎缩，使我们专擅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文明，在现代千禧年主义的大众运动的威胁之下，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
4）路德的一种原型式人格。
路德在其《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中显现出的人格特质。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权威口吻体现出一种彪悍的力量。这种力量赋予路德的言语与行为以体积和动量；而附着于这力量之上的睥睨傲物与刚毅无畏，则使路德成为历史中一种强大的因素。这力量本身在智性、德性、灵性上是中立的，使得路德在手握真理之时所向披靡，但也同样使其在误入歧途之时更加泥足深陷、谬种流传。
自路德开始，西方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格类型，以其一己之力与全世界为敌的个人。
通过一些比较，我们将会更清楚此种新型人格的特质。若是将路德与1516年的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莫尔相比，我们会惊诧于破坏程度略逊的后三位的谦逊。
与路德一样，这三者都试图对抗所处时代的罪恶，然而，马基雅维利的“受轻视的平民”及启示录狂热、伊拉斯谟人文主义的禁欲主义及智识上的贪婪癖，以及莫尔恶作剧式的反讽和外交领域的苦楚，三者著作中共同体现的那种半是希望、半是幻灭后反抗的文体特征，与路德明火执仗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以一人之力单枪匹马地扭转一个伟大文明的路向，这种奇观以其不可思议的恢弘程度而罕有其匹。
但我们不可将力量与伟大相混同。路德将其自身意志加诸于其时代之上，在西方文明中开创了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即使在其全盛之日亦给时代造成了浩劫，因此我们必须将其视为西方革命机理中的一个新生因素。这种力量的释放乃是一场革命，也只有在革命局面的情景下释放才能富有成效；为了取得成效，释放行动必须触发大众的反应。
我们在后来的被称为宗教改革的第二次世俗化阶段——启蒙运动中发现这种特质。
这种特质在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身上显现出来，伏尔泰、孔多塞、Karl Marx 和希特勒等个性颇为不一的人物均赫然在列。
5） 路德并不具备足以使人把握问题实质的智识力量，他异乎寻常地缺乏智识洞见与想象力。
但毫无疑问，马丁路德是一位一等一的观察家与行政干才。除了帝国的宪制改革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不在路德的视野之内。
对于祸害人民的种种问题，他目光犀利，他拥有朴实、理性的道德感，他有着健康的基督教犬儒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