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1906年10月14日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家庭。为逃避德国纳粹的种族迫害，阿伦特于1933年逃亡巴黎，法国在二战中陷落后，于1941年再次逃往美国。在逃亡美国之前，阿伦特其实已经被法国投降派当局关在了一个集中营里。在这之前有许多年，阿伦特与二战前夕欧洲的大部分犹太人一样，没有护照。
没有护照，意味着没有国籍；没有国籍，意味着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政治权力，意味着没有人权。阿伦特，后来仅仅凭着一个签证，逃亡到了美国，感谢上帝！
阿伦特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伟大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拉合尔.伐恩哈根》、《全权主义的起源》、《人类境况》、《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革命》、《论暴力》、《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黑暗时代的人》、《共和国的危机》、《心灵的生命》、《犹太问题著作集》等专著。
阿伦特在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首次提出“恶的庸常化”。
艾希曼，纳粹时期执行屠杀犹太人政策的主要军官之一，被称为“死刑执行者”。1906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1932年加入纳粹党，1941-1945年，担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艾希曼，对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负有重要的执行责任。
二战后，艾希曼逃离德国。1960年5月，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逮捕艾希曼，并将他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阿伦特当时向《纽约客》杂志提出作为该杂志的特约采访人前往耶路撒冷采访和报道该审判。1961年4月，阿伦特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
从1963年2月16日开始，《纽约客》杂志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庸常化”的报告》为题，陆续发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系列报道，并汇集成书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就在美国及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阿伦特，在人类社会思想体系中，首次提出了“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国内学术界早先翻译为“平庸之恶”。
将“the banality of evil”译成“平庸之恶”， 其实不准确。这个翻译颠倒了主语和定语的次序，不符合原文的语义，也错失了这一词语最重要的含义：全权主义进行的思想操控，有可能让人丧失最基本的道德思考和分辨善恶的能力。国内一些学者建议将 “平庸之恶”修订为“恶的庸常化”，笔者非常认同。
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阿伦特认为有必要深入思考政治罪恶的精神源头。她试图从精神方面揭示酿成全权主义悲剧的原因：人们是否不再思考善恶问题？人们是否不再进行分辨善恶的思维活动？换言之，人们是否已经丧失思维能力？
阿伦特不仅从政治体制层面思考全权政治的历史罪责，更深入一个人在人性、良心的层面来反思个人在全权主义罪恶中的道德责任。在她看来，除了全权体制的消极影响之外，人们精神生活防线的崩溃也是全权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
阿伦特用“恶的庸常化”来形容艾希曼之流的罪恶。她不是要为艾希曼的罪行开脱，而是要为其罪行定性。艾希曼在为纳粹作恶时，并不像纳粹领袖那样具有明确的作恶动机，从他的证词中看不出他对犹太人的仇恨。
阿伦特认为，有些邪恶在本质上是平庸的。艾希曼既不愚蠢，也不是恶魔，他只是平庸，无思无感，对罪恶麻木地执行而不加以良心的反思。一个人缺乏思维能力，也就无法激发良知。他在纳粹屠杀中扮演了一个尽忠职守、听从命令的角色。
阿伦特认为，不只是艾希曼，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公民都有可能犯下类似的罪孽。纳粹统治下的许多人都共同分享了这种“恶的庸常化”，无思想、无觉醒的生活被很多德国公民视为理所当然。
在全权主义制度下，处于艾希曼位置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加害者和被加害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施虐或被虐的对象。从艾希曼事件中，阿伦特看到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现象——全权主义在消灭人类的思维能力。
全权主义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已身患此症。犯罪者不仅对罪行本身没有任何愧疚，甚至连犯罪本身都缺乏动机。艾希曼等人之所以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由于其生性恶劣，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对罪恶不反思。没有思想指的不是缺乏一般性的思维能力，而是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从而没有对是非、善恶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中国的家庭 Church 近些年在激烈争论要不要关心政治，这就是阿伦特给出的答案，她对我们提出的警告是：一个人如果缺乏政治性思维，就会丧失对是非、善恶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一个共同体存在的目的是关心人，关心一个人能否活出上帝所赋予的人之尊严；能否在是非、善恶判断上行在上帝的旨意中，而政治思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性思维，这个过程帮助我们彰显上帝赋予我们的良知。
古希腊先哲们很早就意识到，人的社会性特征，也就是说人是群居的。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这话的意思是，人天然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依赖，人不能作为个体单独存在。一群人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就必然面临秩序的主题，因此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人依据自然是政治的动物。
阿伦特指出：对政治的冷漠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在人们看来，如果基本的生物性活动能够维持下去，政治就是多余的，还原这个冷漠立场就会发现，冷漠出自人对自身性的故意遗忘。人世间的灾难，就是人们逃避政治活动的结果。
阿伦特指出，人内在的精神生活，也就是人的尊严和良知是抗恶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西方公共精神衰落、形而上学失效的时代，尤其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人们更需要依靠内在的信仰与精神支撑，才能保有良知和道德。
“恶的庸常化”诞生的土壤，就是全权主义。
全权主义促就了专制者的“极端之恶”，“极端之恶”导致“恶的庸常化”，而“恶的庸常化”反过来又为“极端之恶”添砖加瓦。这两种恶都是人类社会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罪恶，但我们要明白，“极端之恶”才是根源，“恶的庸常化”只是“极端之恶”的一个结果，一种表现。
为什么今天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不思考？
首先，思考会很累，一个人展开思考要能先提出问题，要能问出为什么，而人性中的懒惰和懈怠，导致人们不愿意进行脑力劳动；思考除了需要花钱购买书籍，另外更大的付出是，还要花费时间阅读，思考这个行动，费钱费力。对有些人而言，别说展开思考，想想这个话题都觉得累，这点时间用于吃喝玩乐多好。一句话总结，这些人活成了动物的样子。
思考费脑子，导致人疲累；如果思考进程，进一步深入到对自己反思的程度，那么除了累的感受，还有一个更难以接受的感受，就是痛苦，因为反省反思意味着你要否定自己，这太痛苦了，身心俱损。对有些人而言，放弃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简直就是反人性，这太痛苦了，实在不愿意面对！
一个人不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
1）从众、随大流
针对某件事，看看周围的人们做出了何种选择，然后自己也就随同这种选择，永远不思考这样做对吗。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大家都只扫自己屋前雪，那我也这样；如果大家都接受被他人奴役，那我也接受被他人奴役。
2）自觉自愿地接受洗脑
天朝近年来，民众一会儿响应号召反日，一会儿反韩，接着又是反美、反英、反澳大利亚……，民众根本不会停下来思考，成天反这反那，为什么这片土地的人们似乎是在与整个世界为敌？
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人们不思考，就会大面积走向愚蠢，而愚蠢埋下的重要伏笔是：毁灭人类之巨大灾祸。
阿伦特深刻阐明：正是无数德国民众的“恶之庸常化”与希特勒的“极端之恶”联手，共同导致了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朋霍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邪恶本身并不是良善的最危险之敌人，愚蠢才是。”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不要跟愚昧的人预警灾难，因为灾难就是为他们而来，一个民族的所有苦难是这个民族的民众自己选择的结果。” 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说：“一个民族总会得到与他匹配的那个政府。”
如今，天朝这片土地上，“恶之庸常化”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普遍存在，这让我们看到福音的使命是多么紧要和迫切，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挽救这个民族。
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明确的结论？
因为，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过程其实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对话，可是今天这片土地上多数人内心深处的那个我并不存在。
上帝赋予我们的良知和尊严，对自由和美善、公义的向往，对他人的爱和同情，还有责任感，构成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或者说灵魂深处的自己，而这个自己，是一个人不同于动物一般混吃等死的本质所在。
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绝对不是智商低下，而是良知、尊严、爱和责任的缺失。这片土地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灌输给年轻人的就是赤裸裸的精致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爱沿着家人、亲友和熟人之间形成的一个个同心圆的半径延展，而快速衰竭。没有爱，就没有责任，完全感受不到他人的苦痛，对他人的苦难，完全丧失同理心，漠然无视。
阿伦特将听从内心良知的呼唤，作为此在走向本己的方式，此在最本真的生活方式是为自我的独立思考，并源出自我的涌现。
阿伦特说：恶的涌现或许并非“源出自我”，相反，恶的涌现，是完全没有任何自我在场，是自我良知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