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个系列反思共两篇，第一篇是 沃格林｜反思宗教改革之马丁路德篇 （包括序言与马丁路德），第二篇为本文（包括加尔文与延展思考）。80%的内容来自于沃格林，20%的内容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特别声明一下：尽管有些时候，沃格林不得不对一些神学教义展开剖析，但他的立场和态度很明确，沃格林无意卷入新教神学院不同学派之间的任何争论。
反思宗教改革之加尔文篇
（一）加尔文简介
加尔文（1509-1564）是一位早慧天才，其构思写作《基督教要义》时年仅25岁。他是一位语言大师，其1541年《基督教要义》拉丁文本的法语译本，成为法语及其散文风格的一座里程碑，法兰西民族的一大文学瑰宝。
《基督教要义》呈现出的作者宗教经验之强烈，学术研究之勤勉，下笔行文之通畅。《基督教要义》叙事清晰、结构明了、保罗万象，超过1200页的巨著，被视为新教世界的主要神学体系，而加尔文被视为一位为新教神学奠基的神学家。
借着《基督教要义》，加尔文试图努力在圣经新约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基督教义体系，这种尝试或将揭示《新约》的历史结构，从文本中提炼教义。新约中的对观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的基督教义，使徒保罗书信的基督教义，以及希伯来书等，代表着不同的作者陈述版本，无法做到全无矛盾地被放进一个教义体系中。
除了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还有另一身份，其也被称之为日内瓦的加尔文：
这是一个通过针对轻微罪行设置的间谍与告密者组织，执行其组织纪律的加尔文；
是破门而入搜罗证据的加尔文，
是在行刑架上强行逼人告解的加尔文，
是以施以谴责相威胁敲诈公民进行财政捐纳的加尔文，
是将赛维图斯私人通信对象送入宗教裁判所的加尔文；
是在其向日内瓦寻求庇护之时，将赛维图斯处以火刑的加尔文；
是滥用法庭捏造指控制造合法谋杀的加尔文；
是通过屠杀或流放那些不符合其期望的公民，而将日内瓦变为一个“清洁”城市的加尔文。
（二）针对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一些反思
1）首先，《基督教要义》不是一个体系化的理论。
然而，对于一个神学理论架构而言，体系化其实极为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各个模块教义之间的融会贯通，令得整个神学理论进一步趋近相对整全的陈述。
天主教神学体系为何在体系化维度方面取得明显的成功？因为无论是奥古斯丁的教父神学，还是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其方法论是借鉴希腊哲学，奥古斯丁选择了新柏拉图主义，圣托马斯选择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体系化神学使教理和希腊形而上学互相贯通，托马斯主义的教义体系之体系化，并非从属于信仰的奥义，而是从属于其形而上学——此种形而上学并非基督教的，而实质上是亚里士多德的。
沃格林指出，马丁路德、加尔文发起的宗教改革不仅仅是一场针对教会的反叛，也是一场对于智识秩序的反叛。尽管与路德相比，加尔文某种程度上有更强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希腊廊下派的），他也和其他先行者一样，加入到了一场针对“经院哲学”的反叛之中。
而这就意味着，加尔文明确反对形而上学。
但是加尔文在写作《基督教要义》之时，教会传统中教父神学与经院哲学的背景又不可完全规避，因此《基督教要义》充斥着一种哲学传统的碎片化断章。加尔文的神学论述就只能采取归纳和分析的方法，而无法采用演绎和综合的体系化方法。因着反对形而上学，加尔文无法给予其自创的神学理论一个贯通性的体系。
加尔文主义作为新教神学中的主流显学，《基督教要义》的非体系化致命缺陷导致后来一系列新教世界神学教义的混乱纷争。一个例子是：预定论原本在天主教神学中，几乎处于一个完全旁枝的存在，却在加尔文神学的郁金香要旨中成为核心教义，并被提升为双重预定论。
一个在天主教教义中并无实际重要性的预定论，在加尔文神学中被激活了。加尔文的跟随者们后来在构建加尔文主义神学时，选择了预定论作为出发点推理其他模块。然而，预定论这一教义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体系化学说的核心发动机。双重预定论，五百年来将整个新教世界的神学家们拖入了若干重大议题的争议泥潭，一大批知名神学家们一代代展开激烈争论，至今仍看不到止息的前景。
2）《基督教要义》没有一种体系的贯通性，更接近于一个教义的百科全书，这一著作以其汇编的广泛性而非原创性而显明。
但全书的论辩，仍然具有一种可识别的意义上的统一性。我们可以探索性地将此种统一性概括为一位律师为某一诉讼所做的辩护词。
《基督教要义》的力量存在于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呈现的论辩的集中性；而这一目标，我们可将其描述一方面为了反对天主教教义，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马丁路德于1525年遭遇的危机。
3）加尔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普世性教会，在这个教会中，加尔文不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而是一位新的圣彼得。
为了创建这个新的普世性教会，加尔文必须说明旧的教会不仅腐化，而且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否则的话，他便将被压制在一个教会分裂者的位置上，无从诉求自身创建教会的至公性；此外，他必须给其他同时代及后来的使徒式人物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加尔文自己的教会是如此美好，以至于没人有理由再构建一个与之匹敌的教会。
沃格林指出，加尔文在上述两方面均超出了自身的能量所及。
4）加尔文预定论错误构建的性质。
加尔文预定论后来在1647年，于《威斯敏斯特信条》之中沉淀下来。就其表面价值而言，这个教义经常被称为加尔文的“上帝中心论”，然而从体验上来看，这个“上帝中心论”事实上转化为“选民中心论”，亦即一种将超验化的神通过“召唤”体验固定在其允诺之上的一种内在化努力。伟大的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约翰弥尔顿（1608-1674），看到《威斯敏斯特信条》中的预定论描述之后，公开表态：如果神真是这样一位神，他宁可选择不信。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沃格林对加尔文预定论错误构建性质的深入剖析。
加尔文理论并无体系，而理解其预定论的关键在于该教义信信仰语境中的体系化错置。借助一种托马斯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象征符号理论，这一错置就可被发现。
预定论教义，从较为狭隘的意义上，亦是一种关于神的本然与属性的理论。它包含了诸如“神拣选一些人获救”以及“神遗弃一些人”之类的表述。此类表述包括一种超验性的主语（神），以及来自属世体验的谓语。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由这种混合造就的表述，并非经验性科学的表述，它们只是象征符号。
沃格林指出，此类涉及超验表述中的谓语，一定不能在一种属世语境中加以理解，而是必须加以“类比推理”。因此，将此类象征符号作为论据引入有关信仰体验的讨论之中，在理论上是不被允许的，这是第一。
第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引入预定论之必然性——这一元素，亦是不被允许的。如果细细展开思辨，可知神的蔌令的必然性或无可逃避性，源自神的非时间性特质。由于神外在于时间，所有那些发生在时间之内的事物，对其而言并非未来、而是现在。而且鉴于神是“第一因”，在时间序列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在其无时间的因果律中，都是基于必然性而发生的。
然而，这些关于神的省思全然不能影响到人类所能体验的现实构造。神的省思必然性，既不能取缔自然中被体验到的偶在性，亦不能取缔人被体验到的自由意志。因此，加尔文的错误便可被界定为对于省思符号的一种误解，神学家们从中尝试类推描述世界与其创造基石的关系，并妄图用其作为直接表述的诸种主张，指代一种属世之人类体验的内容。
在加尔文的事例中，由于超验性力量涌入而导致人的自我意愿被清除的强烈性，使得沉溺于此中错误的心理倾向，变得岌岌可危。通过神的恩典而获得重生，具有如此难以抗拒的打击力量，以至于鲜有人类自由的余地。但人仍然是人，而非一种完美的本质。
加尔文的决疑论式讨论证明，对于那些鲁莽地认为恩典乃是一种具有承诺效果的经验性过程的人来说，惊奇已被储备起来，有待发生。
但是，心理学的阐释并不能取缔问题之可观的、理论性的构架。
在加尔文预定论教义中，我们再次遭遇了反哲学主义的后果，时代的混乱要部分归咎于中世纪晚期欧洲智识秩序的崩溃。而通过一位宗教创始人加尔文的影响，其智识失序，今天已成为西方社会广泛领域的一项遗产。
（三）延展思考
1）反智浪潮
通过沃格林的反思，我们认识到，今天新教教会反智主义的根源来自于路德和加尔文的主张。
就路德的案例而言，我们难免感到好奇，一个接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怎么会攻击一种并不存在的通过事功称义的教义？而在加尔文的案例中，我们一定感到疑惑，一部恢弘神学巨著的作者，怎么如此明显地不理解“存在类比”？
在此类奇特景象的背景中，我们必须假定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出现了一种学术的衰败，这种衰败堪比今天我们当代学术机构的崩溃。
反哲学主义代表的反智浪潮端倪，出现的更早，我们从伊拉斯谟身上亦可以看到。它构成了路德和加尔文兴起的时代社会背景，尽管两人确凿无疑将其夸大，并使得反哲学主义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而此种智识崩溃乃是中世纪宏观制度解体的一部分，早在马基雅维利那里，这种制度解体便发生过创伤性的影响。
2）精英与精英运动
宗教改革之后，基督信仰因着多宗派的不断诞生，走向了去中心化的道路。但在加尔文的神学视野里，他其实依旧抱持着中心化的理念，区别只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中心化不是天主教，而是以加尔文主义为教义的新的普世性教会。
旨在发展一个取代天主教会的新的普世性教会的第二步，毫无疑问是确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这一计划是《基督教要义》的实际主题，这也是为什么预定论教义成为核心教义的根本原因，因为预定论教义要服务于这个实际目标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基督教要义》，更接近为一本现实政治之作。
首先，路德的“唯有信仰”教义，将信仰体验推到了一个人对上帝应许之信任的经验型良知的地步；而到了加尔文这里，则通过“第二等级遴选”及抚慰自身所在等级选民的“特殊召唤”，加尔文主义的追随者确知自己已经获得拯救。
加尔文主义阐述拯救之所以可能，端赖于在信徒在教会组织中的成员身份，端赖于对其教会纪律的遵从；而其成员资格取决于接受两种圣礼；一个信徒被逐出教会，便意味着遭到神谴。
加尔文努力反对那种使不可见教会可见化的努力，但是，他被拖进预定论问题之中，这又是他本人希望能够取得的一种可见性。
加尔文对于危机的体验，他的新纪元意识，他对于当下历史时刻需要一种“教会转化”的确信。选民受到召唤不仅是为了拯救，也是为了致力于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教会建设。
加尔文隐秘表达了一个在日内瓦霸权之下新的福音派和区域性教会构成的一种普世性联盟的计划。加尔文主义的祈祷文发展出某种与后世自由主义“永久革命”相似的理念。
与路德一样，加尔文对那违背神之律法的政治秩序，只允许信徒消极抵抗及遭受殉道磨难，但与路德不同，加尔文正视那种拥有武装先知的可能性，这一点与马基雅维利颇为相像。面对不公义的政权，选民有反抗之责，加尔文谨慎地并未界定此种反抗的程度到底为何。
加尔文的理论为后来战火四起的欧洲宗教战争提供了全然意识形态的火药库。1562年法国宗教战争爆发；1618年多国卷入的三十年战争爆发；1649年英国内战中，克伦威尔斩首了英王查理一世。宗教改革后欧洲陷入一场巨大的混乱。
加尔文将预定内在化于选民良知的做法，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新精英”。加尔文为一种新的普世性教会的奋斗，不过是为了新的精英及权威的奋斗。救赎和遗弃的问题从上帝神秘莫测的簌令转换成人类明确无误的体验。人类不得不自作决断，而行为则成为一种真正“悔改”的测验。
通过加尔文，基督教的历史性成为西方危机动因中的一种决定性因素。早期基督教的终末轮状况被复活，进而在以色列选民观念注入之后变得更为严重。
在加尔文的时代，精英乃是一群预定得救的选民，随着新教斗争与宗教性精英的名声扫地，精英群体走向世俗化，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则开启了创造新的属于物质世界之精英的体系化努力。而与加尔文在许多方面具有共性的孔德，在其中做出了原型式的尝试；截止19世纪中期，那通向现代极权主义的新的精英运动，拉开了序幕。
16世纪初叶，宗教改革在欧洲爆发，之后不到100年，欧洲迎来了更加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
3）宗教改革的重大意义
宗教改革，进一步瓦解了中世纪属灵与属世的合一秩序，但某种程度上，又实现了基督教的新生和发展，以及推动人类文明在英国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
1688年，英格兰的贵族领袖们、议会中辉格党以及部分支持新教的托利党人联合起义，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国王驱逐，从荷兰迎回了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与夫婿威廉三世，两伉俪君主共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这一被称为英国光荣革命历史事件，催生了《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这一法案是是英国君主立宪制诞生的关键性事件。
可以说，新教信仰是以君主立宪、代议制、有限政府、普通法为核心特征的宪政秩序在英国实现优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以及推动新教基督徒履行，以属灵的天职使命指导下的勤勉工作、节俭生活、回报社会为特征的属世道德生活，这一秩序后来又进一步祝福到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
而反观天主教主导的南欧、南美，特别是南美，区内的民族国家在政治生活、社会发展、经济成长等方面，远不如新教信仰主导的英国、北欧和北美。
宗教改革后，在路德信义宗、加尔文改革宗之后，又涌现出了一批新教宗派，这些宗派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对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纠错。
至于新教与天主教的关系，五百年来走过了三个阶段：1）一开始相互排斥，都自认为自己是上帝真理的代表；2）双方彼此都认识到，谁也没办法成为上帝真理的代言人；3）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双方彼此更为宽容和接纳。
主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宗教改革的最为重大的意义是推动教会走向了“去中心化、分布式”的道路，这是上帝启示给我们地上的教会秩序。
这是我对新教教会关键词的总结：“去中心化、分布式、自下而上、竞争、联结”。
西方文明达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其中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个人、团体、地方的自主自助自治所代表的“去中心化、分布式”理念，中央集权注定与人类文明无缘。“去中心化、分布式”是上帝启示之属世秩序和属灵秩序的共同特征。
而“自下而上”内涵意味着两件事情：1）信徒的团契生活从个人、家庭、小组、堂点、牧区，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秩序依次展开，一个教会的小组周间团契生机勃勃、坚持不懈，这间教会就一定兴旺。2）教会领导力，特别是长老执事团队，由自下而上的选拔机制产生。宗教改革中诞生的长老会，创新性实践了这种选拔机制。该机制，克服了主教制容易形成的官僚化倾向，使得教会权威根植于自发秩序之中。
“竞争”，意味着基督教各个宗派，在认识上帝真理的道路上，在无形教会的主基督耶稣的带领下，有形教会之间在信仰生活、服务事功领域展开良性的竞争。
“联结”，这一关键词非常重要，新教教会从一种碎片化的分布，如何走向合一的集约？教会领袖应带领教会在所在地域、宗派、联盟等多个维度上实现联结，联结意味着你承认基督为大、基督为主。
另一个层面的联结，就是新教宗派或联盟与天主教的联结，我们看到近年来，美国福音主义联盟与天主教在美国公共生活领域日益联手，共同为上帝的公义重新彰显在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中而一起发声。
4）新教神学的发展
毫无疑问，在人类的知识学问中，神学高于哲学和科学，是最高的学问。宗教改革五百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新教神学家。
然而，在沃格林看来，英美和欧洲新教神学院今天普遍存在的文牍主义、教条主义风气，正日益禁锢新教神学的发展，这其实也是今天新教教会在英国、欧洲和北美日益衰落的复杂原因中的一个因素。
期待今天众多神学院的师生，直面问题、迎接挑战，在新教神学回归大公传统的趋势中，推动自身接续到教父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传统中，推动新教神学新的发展！
宗教改革前的1500年教会传统，不仅仅属于天主教，也属于所有的新教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