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麦。又称爵麦、雀麦、杜姥草、蒸麦，这种植物茎秆直立，嫩苗期酷似麦苗，普通人很难区分开来。《救荒本草》中记载：“雀麦生于荒野林下，今处处有之。苗似燕麦而又细弱。结穗像麦穗而极细小，每穗又分作小叉穗数个。” 野麦小心翼翼、东倒西歪地生长在田野之中，不被期待，被人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到了春天，雀鸟便会从麦穗里汲取营养，漫山遍野的野麦自由生长，成了鸟兽虫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2023年6月，一个由13人组成的文学小组通过往期的投稿，选出了22篇文章并编辑成了一份杂志，其中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来自广东各个职校的学生，他们写自己的校园生活、写实习经历、对劳动和工作的思考；写虚构与非虚构，诗歌和小说……就这样，《野麦》第一期诞生了。
“我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职校生。”
在采访一开始的自我介绍里，刘安这样形容自己。他所提到的“标准”，指的是在初中后进入中职，然后再升学到大专的路径。初中时，因为不适应学校的学习进度，加上父母的婚姻面临破裂，刘安逐渐开始缺席班上的课程。如今再回想起来，刘安意识到当时已经出现了抑郁症的一些症状，“但那时候我自己并不清楚，外在的表现就是非常厌学，抗拒跟学校有关的一切，所以我整个初三都是没有上学的。”
中考后，刘安报考了广东的一间中职院校，父母尽管不支持，但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他们都觉得至少我还是个学生，哪怕是中专也好。”或许在大部分家长的认知和评价体系里，普高总是优于职高，而职高多少还是比去打工或是“混社会”再稍微好点。
不那么“标准”的职校生桑羽，经历了另一条从普高到一所大专学习的路径。2022年，18岁的桑羽遭遇了高考失利，原本在班上排名前20的他，因为数学这一科发挥失常而没能够上本科线，远低于原本的模拟考成绩。
“我觉得用绝望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也算贴切。努力了那么长时间，得来一个这样的分数我很不甘心，头三天，‘落榜生’这个念头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让我茶饭不思，充满了对未来道路的迷茫。”
桑羽的个人摄影（上）
《现代荒漠》，刘安，写于2023年回顾在职校实习的经历（下）
志愿上胡乱填报的大专“收留”了他，尽管老师和父母都试图劝他复读，但桑羽放弃了，“当时确实没心力再去复读了，要浪费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也承受不了那种高压的环境了，可能是我自己太懦弱，没有那个勇气。没有那些选择复读的人那么勇敢。”
现在就读大二的桑羽，班上就有一名复读了两年最终仍然没能成功考上本科的同学，而在广州市从化区这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建筑专业的班级里，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同学都是由于高考发挥失常而不得已选择了大专。
根据统计，2023年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全国共招收成人本专科445.49万人。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在校生超过2915万人。单从数字上来看，职校生这一群体十分庞大，然而在主流的讨论之中，职校几乎是隐形的存在。在谈到社会对职校的认可度时，大部分形容的话语里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负面的含义。
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普职分流”的概念，2022年5月1日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中则取消了“普职分流”的说法。政策变了又变，但留给职校生的课题却大差不差。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新规则》中说:“社会结构既由人的能动性构成，又同时是这种构成的媒介。”家长、朋友乃至于社会的言语与态度、对于职校的认知，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他们对于自己职校生身份的理解，同样的，也在今后的生活里，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投向世界的目光。
刊登于《野麦》第一期
作者/谭俊豪（笔名：游城十代/灵玉枫）
我们通过《野麦》联系上的第三名职校生是谭俊豪。准确的说，21岁的谭俊豪曾经是广州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2022年，学校安排学生去工厂实习，8月份的时候，谭俊豪在实习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工伤，导致他的左手如今半残疾。和学校、工厂几方之间的沟通并没有换来多好的结果，而被他形容为“专制、虚荣”的父母更站在了学校一方。2022年年底广州解封，他即刻动身出发，边做义工边骑行中国。当我们和谭俊豪线上开始对话时，他正一路云游到贵州。
在离开广州前，谭俊豪参加了广东的一个演讲夏令营，打磨和练习了无数遍演讲稿临到场却没用上——“准备上台的时候，突然间我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2020年，谭俊豪参与了广东的一个演讲夏令营和青草职播间两个系列的活动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谭俊豪今天仍然会感觉到“无地自容”：“我最害怕的就是我会做不好，大家其实都很包容我，但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大家那么优秀，说实话，当时确实感觉到很自卑。”“一群留学生，一群贵族学生。”他又补充道。
无论是否脱离职校生的身份，“职校生”的经历都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仍在时时刻刻渗透在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以及他们看待他人的目光中。
HOPE学堂的前成员，现HOPE学堂志愿者子津也提到：“因为外部评价而影响自我评价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他们会内化到个人对自己的理解和评价之中。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来，或者表达方式都各不一样：比如日常会感觉到自卑，有的人可能表现为不愿意跟别人提及自己的学校，还有人抱着对升学很高的期待，想要转变自己的身份。”
夜晚的学校图书馆，摄影：张鹏
2022年，桑羽开始了在大专的学习和生活。当问到之前关于对大专的想象时，他没有多作犹豫：“我没有对专科的想象，只有对本科的想象。因为在我从小所灌输的教育中，大学本科的生活才是大学生活。”
在学校的一切都快得不可思议：建筑专业需要大量的绘图和练习，白天桑羽在教室里上课，下课后就去到图书馆自习、看书。大专的生活比桑羽想象得要更紧张充实，建筑班上的同学们更是超乎想象的自律，这种高强度的生活让桑羽一度陷入了一种内耗的情绪之中：
“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学的这个专业，常常觉得特别没有意义。其实在我进入大专之前对职业学校一直有一些偏见，认为大专不能算是大学，这种自负的心态也伴随了我很久。现在的大专生活对我来说像是一把枷锁。我只想快点摆脱，换另一种新生活。但是，看到同学们都在努力积极地认真听课，完成任务，我也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自己就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呢？我常常用那一句‘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来麻痹自己。殊不知如果没有轨道，列车的行进就会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
在这种无意义中，人总是会试图给自己寻找坐标，或许对桑羽而言，每天报道的学校图书馆是其中一个，而HOPE学堂则是另外一个。
2023年，在子津的发起之下，HOPE学堂的文学写作小组成立了，在那些投稿的文章里，子津看见了职校生极少被人看见的另一面。“有的人会模仿一些作者的笔法，写作很有风格；有的同学会用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还有一些比较偏现实主义。但大家的写作各有各的特点。”这个由13个人组成的文学小组对搜集来的43篇作品进行了筛选分类，最终选出22篇作品——《野麦》的第一期就这样诞生了。
负责统筹、规划和编辑的子津，最后还由于人手不够，和野麦的成员一起从零学着怎么做整本书的设计与排版，除了稿件的部分，一点一点地看着《野麦》生长起来。
《野麦》参与丰年庆（上）
排版工作坊现场（下）
2020年的5月。为了完成硕士论文，子津来到了江西一座中职进行田野调查，论文完成了，子津却觉得自己“对职校学生看见得还不够”，随后加入了在广州为数不多的支持中职学生的公益团队HOPE学堂。
谈到为什么会将目光投向职校生这一群体，子津说：“一个是因为之前会比较关注打工者的生存情况。很多职校学生面临的未来就是去到工厂或服务行业，成为年轻的打工者，那么在即将成为打工者的这一群年轻人身上，他们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第二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在一个看重学历的社会里，职校生受到的待遇是非常糟糕的。而这些反馈可能直接来自于他们身边，比如父母、老师或者曾经的同学等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去为这些同学改变一些什么，能够让他们在一个更支持性的环境下成长？”
关于杂志名字的投票
加入HOPE学堂之后，子津跟进了不同的项目。HOPE学堂陆陆续续推出了职业探索项目，也会邀请嘉宾来做访谈，以及成立戏剧、文学不同方向的工作坊。
支持学生们做公开的戏剧演出是在更早的2021年，和需要一头扎进去但不知道何时能浮起来的文学比起来，“它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尝试的东西”，子津说道，“看起来戏剧似乎更高级，但每个人都有身体，并不需要你写得有多好，你也可以去用身体来表达。相比于我们日常的文字语言，戏剧能够运用的媒介传达感情更丰富，更真实，它本身也是一个打开自我的一个过程。”
HOPE学堂影子剧场的一场表演
2023年成立的文学小组相较而言更年轻，不过尽管形式上不一样，本质上仍是为了让不被看见的职校生表达自我，无论它们会被视为值得听见的声音还是一阵异响。
在采访里，子津反复提到在和职校的同学交往过程中，反而是她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或许从一些数据或整体性的报道里，你可以了解到职校生的大概情况，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是非常丰富多元的。在职校的一些同学身上，我看见他们不愿意放弃身上一些美好而珍贵的特质，而在学校教育里慢慢成为了所谓的‘脱轨者’，这些特质可能是‘不服管教’‘追求创造性’‘渴望自由’”。
雨中的学校，摄影：张鹏
事实上，在高考中一路升学，名校毕业却又转身投入公益事业的子津又何尝不是“脱轨者”？当我们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究竟意味着什么，子津提到了家人的不理解，以及因为大量的与人沟通带来的消耗，但她并没有往下多说。
2023年年末，子津在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可以忘记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前段时间学生的事情吧，我觉得有些疲惫。但也说不准，可能是其它原因。她说我的工作想必是很消耗的，我点点头。
“我最近重新读了《小王子》，和以前读的感受很不一样。”她说。
我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阅读《小王子》时的感受，被理解与看见的感受。在离家不远的那条路上（当时那条路周边还是黄土堆成的小山），我望着路两边的屋顶，跟妈妈复述书里的情节，但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后来升入大学，在邮件里，我向喜欢的老师推荐了这本书，他回复我说，这个故事也是教育的故事。
“现在，关于小王子和玫瑰花的关系，我有实感了。也许感受又会不一样吧。”我跟西南说。
事实上，在采访进行过程中，有一种忐忑一直伴随着我：当他们把讲述的权利转交给我，我该如何解释“职校生”？更担心的问题是，这样一场完全针对“职校生”的采访，是否会模糊“桑羽”“刘安”和“谭俊豪”他们本身的样子？
结束了采访，我追问刘安作为被采访的人是否会觉得“职校生”的身份被放大，而作为自己的那部分却被忽略了？过了很久以后他才回复我，但刘安在这个问题上的体感显然比我想象得更坦然温和：
“我觉得还好，职校生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强烈的身份标签，而只是我生命的一个阶段。作为职校生的自己也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之外，还有家庭，社会，朋友的方面，但都是相辅相成的。作为职校生的经历影响了我其他的社会身份，反过来也是，所以我觉得作为职校生的自己能被看到是很好的。”
大专学校的猫与中职学校后街，摄影：刘安
最近，刘安正在为了准备入学到处奔波，处理事情，2023年，他考上了广州的一所本科院校，即将开始学习英语专业，这也是他从小最擅长的科目。（根据覆盖全国24个省市、353个县、近千所中职学校的16946份调查数据，直接就业的仅有35%，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而且升学的人中大约十分之一升入的是本科院校。在升学途径上，主要是对口单招和各种形式的直升，比如五年一贯制和中本贯通，还有9%的同学直接采取了参加普通高考的方式。）
谭俊豪在贵阳的一间烧烤店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左手不便，烧烤店老板时常会对他多加关照，安排的工作也比较清闲。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会看看书，最近正在读《悲惨世界》：“在这边干满半年的时候，我想自己组装一台旅行车，重回318国道，回到我的旅途当中。每一天，我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幸福，就已经很够了。”
谭俊豪的写作笔记
今年暑假，桑羽在广州的一间电影院也找到了一份检票员的暑期工作，尽管工资不高，但“手头会宽松很多，赚到钱了还可以给妹妹买雪糕”。空闲的时候他会看看书，HOPE学堂举行的读书会，桑羽几乎每一场都会参与。读书会组织一起看的书里，他最喜欢《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很多年以后，有一天喜爱看书的瓦罗加指着书页上的一个符号告诉我，说那是句号，如果书里的人说完了一句话，就要画上那样的符号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迷山的时候，见过那样的符号，它写在森林中，是我看到的那个湖泊。不过那个像句号的湖泊给我的生活画上的并不是句号。”
《野麦》杂志内页
我想起他在采访里提到的2022年的夏天：“高考成绩出来一周，我一直特别沮丧。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去旅行，半夜我们骑自行车去珠江，一边聊天，一边骑车，珠江的风吹过来，我陶醉于它晚上的风情，那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在被成绩、绩效简单定义的社会里，那个曾经像句号的标点符号，或许会影响一些事情，而说到底，我们的生活却很难被一锤定音。
*参考资料：
《中职教育升学：误解、事实与政策》北京大学，田志磊
撰文：大野
编辑：yy、唐卓人
设计：圈圈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