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影人在平潭：好奇、开放、永远真诚

10月的平潭岛，海风带着夏日余温，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电影人相聚在此。第四届IM两岸青年影展10月11日至13日在福建平潭举办。影展收到342所高校、共2264部短片作品报名，覆盖面和投片数都创下四届之最。最终主竞赛入围作品50部，颁发了15个奖项。

在这些影片中，青年创作者们用他们的真诚和热忱，表现出年轻一代的关怀，有的打破边界，有的用镜头和叙事表达出对传统的反复追问。他们身上带着一种纯粹的新鲜的活力。在岛屿上，在海洋中，人们仿佛能捕捉到了电影创作年轻时候的样子。

很多前辈也来到了平潭，评委会主席张艾嘉、年度电影人任达华、青年电影推荐人吴慷仁等嘉宾登台为青年创作者们颁奖。前辈身上对艺术创作的始终的热情，不仅让年轻人们感受到前辈的鼓励，也看到了榜样的力量，找到要长期持续创作的能量源泉。

作为第四届IM两岸青年影展的官方合作青年文化媒体，《NYLON尼龙》专访了五位来自两岸三地的年轻电影人。他们有的获得了大奖，有的没有，但共通的是，他们借由这一青年影人交流的平台，互相更多地感受到彼此、了解彼此。

在这里，我们邀请他们谈了谈：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如何成长？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的困惑有哪些？怎样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年轻在电影道路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每个人也都可以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理解。

游智杰的《四牲六道》获得了本届IM两岸青年影展麒麟评委会大奖，这部作品也是他在中国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学系的毕业作品。

游智杰出生于1996年，从小的时候就对电影感到特别大的兴趣。2022年，他就以《神明在看》获得第44届金穗奖最佳学生剧情片。他也曾获选为釜山影展新锐影人和FIRST青年电影展训练营导演。

对他来说，电影就像是一种魔法，能够把想象世界变为现实。他尤其擅长以惊悚、悬疑伪纪录风格引领观众深入探索混乱的世界。在获奖的这部影片里面，他出其不意地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事故视频的形式和视角去拍下了这一部，略显荒诞而惊悚有趣的短片。

从高中起，游智杰就在各大剧组工作实践，其中不乏知名剧组，有《一吻定情》、有《范保德》、有马丁·斯科塞斯拍的《沉默》，他说，“还蛮幸运的，那几年的电影长片都还不错，跟的组都有学习的机会。”

不过他也很坦白地说，自己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看电影，有空的时候他会打游戏，游戏的设计和美学以及游戏中的故事，反过来会成为他拍摄电影的灵感来源。就像《四牲六道》展露了一种体裁的突破，在游智杰身上，青年创作者有不拘泥固定的形式或者确定的想象的活力，可以创造新的属于自己这一代的表达方式。

以下是游智杰的讲述——

虽然已经是个28岁的老大学生了，但每逢来到青年影展，都让我感受到年轻作者们创作中的无限可能性与激情！

这次IM两岸青年影展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两岸创作者们的作品品质和创意水准的展现，更重要的是，能有机会透过这些平台交流彼此的文化背景和艺术概念——特别是看到两岸的年轻导演在学生阶段的独立制作电影领域的坚持与热情。

我出生于1996年，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被电影影响。国小的时候，家里的电视台会放很多“奇奇怪怪”的电影，那时候小朋友就会有很多想法，幻想自己的世界，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向往拍摄。小时候用滑盖的手机拍照，然后把拍的照片变成一个动画，就觉得，哇，好神奇，像变魔法一样，非常上瘾上头。电影就好像是这样，魔法般，把自己脑海中想象的世界变出来给大家看到。

《四牲六道》原本有一个长片的概念，2022年的时候我开始创作这个后来变成短片的版本。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网络上的事故视频，就比如说车祸抢劫啊，警察开枪啊，运钞车被抢啊等等。不管视频本身好不好看，我深深地他们吸引，尤其是被抢劫或是撞车的那个瞬间。这些视频一般都是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警察的密录仪，又或者时监控摄像头录制下来的。所以我就构想了，完全用这个形式用这种视角来呈现的短片。

我将生活周遭常见的行车纪录器和警察身上的密录器作为叙事媒介，转化为观影视角，进而打破传统的视听思维框架，这种运用能不用过于纠结电影技术上的种种限制，更能大胆尝试全新的叙事方式呈现故事情节。

拍摄这部影片，我的第一个念想就是玩这种形式。如果要把更深层更内在一点的东西说出来的话，最后那一幕情节，街上的人都变成了活尸，不管是警察蓝领还是什么阶级，最后都一视同仁。

很开心这部片在IM两岸青年影展收到的肯定。透过这次参与，我不仅收获了宝贵的回馈，也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侪。我的心情是非常感激和兴奋的。

起初这部片在2023年刚完成的时候，我是很没自信的、焦虑的，但在2024年从各个节展传来的喜讯中，渐渐这些都放下了，也对未来的创作充满了期待与信心，这些肯定不只对我，更是每个作者们去坚持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最最最好的根基。

现在的我有信心继续探索不同的叙事方式，也希望能将这些灵感融入未来的作品中。接下来希望短片制作告一段落，就往长片去发展，要换个赛道去试着慢跑。

其实家里人也不支持我拍电影，他们宁愿我去奶茶店做手摇饮料，或者去便利店收银，至少还有稳定的薪水。我的家庭里没有人从事电影，他们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概念，家人会认为电影当兴趣玩玩就好了，不要当正式的工作，做电影的工作，没日没夜的收入也不稳定。一度真的闹到我离家出走的地步。不过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之后，我是通过尝试理解家长的想法，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互相尝试去理解，才能够好好的沟通，可能关系就稍微会有缓和。

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结尾，我想不管怎么样，一定会遇到坏的、彻底跌到谷底的情况，一定会有。但只要熬过去继续做下去，基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苏训辉，获得本届麒麟新锐短片的作品《狗》的导演，28岁，他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现在在从事自由职业。

用他的话来说，年轻可以浪费时间，尝试体验不同的新事物，但让人有点迷茫。迷茫在于他和身边的朋友总是有这样的困惑：喜欢电影，但是从事电影行业能不能成为让他好好生活下去的方式，不太清楚。

但是迷茫中，苏训辉又透露着一种乐观和真诚，想趁年轻再拍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忠于自己的生活。这一次在IM青年影展获得的奖赏，不仅有来自对内容的认可，也有经济上的实际支持，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狗》这部剧情片的故事是这样的：鲁南农村妇女王金翠的丈夫因车祸入院，迫于经济压力她找到了肇事司机老瘸腿，对方不仅身体残疾还是个光棍，在王金翠的一顿毒打下他说三轮车是被一条狗撞翻的，无奈之下，王金翠和两个妹妹开始在村子里寻找这条肇事狗。

苏训辉是山东日照人，这故事也来源于他的家庭的真实经历。面对哀伤的亲近的人的故事，他在制作过程当中无数次哭泣，有过纠结，但最终还是决定真诚的面对自己，把它展露出来，这样的电影才能打动人。

以下是苏训辉的讲述——

《狗》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的毕业作品。作为刚刚毕业的创作者，短片被大家看到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这次很高兴在平潭在两岸青年影展遇到了很多朋友，老师可以交流。还有观众的反馈也非常重要，对我接下来的创作会很有帮助。

我2019年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在那里才开始真正地创作，去写，去拍，才会真正去思考拍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事？自己为什么要拍电影？以后会不会拍电影？很多想法都是研究生期间摸索或者思考出来的，当然有些问题现在也想不明白。

现在去思考到底要不要拍电影，或者说以后该怎么去拍电影，要不要拍电影，这个事其实很复杂，现在已经不是能在这个行业里淘金的年代了，现在已经过了当时那个很疯狂的时期，那现在留下来的可能是一批真正对电影热爱的人，他们还是愿意在这个阶段去投入，投身于电影事业，这个我挺钦佩的。

然后到了我现在要开始考虑的问题，就是还要不要拍电影。第一，自己喜欢吗？或者说这个事它能不能给你减轻一点生活负担，还是说它要纯粹当成一个爱好，就是你要干着一份别的工作，不再是全身心的投入，而当成一份兼职。

我现在身边很多同学慢慢把拍电影的从一个主业变成一个副业，这样子生活才能维持下去，这是很残酷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家又必须要去面对。当然我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不住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最重要的是生活。所以我有的时候想，自己还要不要再去拍电影，以后还能不能拍电影，这个事一是看自己，二就是看命运了。

《狗》这片子在我的老家山东日照拍摄。对我来说演员非常重要，当时为了找合适的演员真的费劲了心思。一开始遇到一些演员，她们可能身材比较好，姿势比较优雅，但我心里清楚，文质彬彬不是我要找的那一类。

我需要她有一些非常原生的生命力，甚至有一种粗粝感。跑了好几个地方去民间剧团、去专业剧团，甚至还去了一些农村的葬礼上找那些哭丧的人。最后是在农民剧团找到的这位主演，阿姨的信念感非常强，后面的呈现结果也挺好。

这个故事其实来自于我家庭一个悲伤的真实经历。有时候我内心会有一种道德焦虑。我纠结过：这个事要不要跟外人说？这明明是个很私人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家里人的事给外人看呢？不太好。

但我觉得创作者还是要真实的面对自己，你如果无法真实的面对自己，那你也无法去面对别人。我还是希望以一种非常坦诚的态度来创作这部作品。虽然故事中会有很多难说的问题，但是这个我基本都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了。过程中，也有痛苦。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冷静沉着的导演，我在现场经常哭，从看景的时候就在哭，拍摄的时候在哭，拍完了也哭。内心很复杂那种感受。但是如果想打动别人，那就要坦诚真实的去面对自己，不能有保留，如果我觉得不好意思应付一下编一下，那在观众的眼里肯定也不会好。

这一次拿了奖也交了朋友，我非常开心。开心之余也稍微有一些忧虑，因为在交流中也看到了一些自己的不足。希望自己在努力拍一些新的东西，好的作品可以见到更多的观众。

我觉得“年轻”不需要被太多的定义。年轻就是自由的，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且后果是可以承担的。我这个观点可能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年轻可以浪费时间，可以去体验任何东西，而不用想这个东西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会不会对我有帮助。我最近其实也在想写一个关于年轻人的长片剧本，也努力在写，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大家都有同种的特质，我觉得这种共通性非常令人着迷，虽然大家也会有迷茫，但我觉得没关系，迷茫不可以解决，但时间可以解决，等过了这个时间就OK了，现在就是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东西会比生活更重要。

道吉坚参是个藏族男孩，家乡在大西北，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如今他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是MFA导演系硕士研究生。

从高中时他就发现了自己对电影的兴趣。自2018年起，他先后参与了万玛才旦电影《气球》，以主创身份参与洛旦电影《迷路》《新娘》等长片藏语电影的拍摄。他也喜欢写小说，主要发表小说作品有《放了我 成为我》等，在小说的题材里，他似乎能找到更多的自由。

《掠过冬天的鸟》是他在研究生期间拍摄的第一部正式的影片，也是他人生中第一部。

在平潭，道吉遇到了很多同龄的电影人，也见到了更多观众和前辈，他感到：“大量的观影和交流，会让我对自身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更多的自信。”

以下是道吉坚参的讲述——

其实这次参加影展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事，和影展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一次我去看晚上的展映，影院的楼下是一幅巨大的影展的海报，我看到海报底下有一群大妈围在一起跳广场舞。 

我觉得很好玩儿，因为作为创作者，不论是我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表达，很多都是基于现实生活我们所看到的事、所看到的人。她们恰好在影展海报下的出现，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巧合，也更加让我肯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对于一个创作者的必要性和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创作中的真诚特别重要。我其实不太喜欢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认为如果说从内心而言，你真的想去拍这个东西、去表达这个事情的话，只要是真诚真心的创作，也会有很多的人跟你有共鸣，会是一个比较双向的表达。

这次入围的《掠过冬天的鸟》是我第一部正式的剧情短片，在考研之前我就想好了我的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作品应该是什么。这第一部讲的是一个小喇嘛的故事：藏历新年之夜，从寺院放假回家的小僧人桑吉，在电视中偶然看到了一位风度翩翩的藏族歌手，一首老歌让桑吉想起了自己已经去世的爷爷。接着，在父亲陪同他去买僧人靴时，在僧人商店门外看到一张演唱会的海报，而那位他所仰慕的歌手，也恰在其中。拿着新鞋回到寺院后的桑吉，整日漫不经心，琢磨着如何才能凑到演唱会的门票钱。

故事的背景就是我的家乡，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我感觉我的家乡有三种颜色，第一种颜色是纯白色，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只要一下雪，基本上都是纯白色这种感觉。到夏天的时候会变成全绿色，走到哪都是绿色，高山、草原、河流这些都有。还有一种颜色就是黄色，也就《掠过冬天的鸟》里，草都是黄的那状态。

在我内心里，这个短片里最核心的就是仁增卓玛《昨天的故事》这首歌——

གནའ་སྔ་མོ་སྔ་མོ་སྔ་མོ་ཞིག་ལ།།

在很久很久以前

རི་རབ་ཀྱུ་ཡུལ་གྲུ་བཀག་ཅིང་།

巍巍群山

ཆུ་བོ་ལ་ཟམ་པ་མེད།།

江河无桥

གནའ་སྔ་མོ་སྔ་མོ་སྔ་མོ་ཞིག་ལ།།

在很久很久以前

བྱིས་པ་ཚོས་ནུ་ཚ་འཐུང་རྗེས།།

孩子们吃过晚饭

ཨ་མྱསེ་་ཀྱི་གནའ་གཏམ་ལ་ཉན།།

聆听祖辈的传说

ཨ་མྱེ་ཀྱི་གནའ་གཏམ་ནི།།

祖辈的传说是

ཁ་སང་གི་གཏམ་རྒྱུད་ཡིན།།

昨天的故事

选择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还有整个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怀旧的，怀念过去那些岁月，但是对未来的生活又抱有希望，这么一个含义。对于片中的主人公小桑吉，他当时在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他之所以一定要去那个演唱会听那首歌，一方面是怀念已经去世的爷爷，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比较迷茫的时候找到了一点心灵上的慰藉，所以他执意想去看那个演唱会。但是里面有很多成年人又不理解他，老是跟他讲，你作为一个僧人，不好好在寺院念经，你跑到这来干什么？会有很多人这样跟他讲。

我很多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之前的回忆。这部片子，还有有我自己很大一部分私心，就是想怀念我的外公。差不多是我在考研的前一个月他去世了，当时就更想着，如果说要拍，我第一部一定要拍这部片子，不管它好或者不好，我第一部一定要拍这个。

在学电影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快到大三的时候，有幸参与到万玛才旦老师《气球》那部电影的制作。我做的是场记。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算是对电影创作有了真正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条路还是想继续走下去，所以在我专科毕业满两年之后，我就研究生考到传媒大学。

我高一就认识到自己喜欢电影，整个高中和专科读书时都不停地看电影相关的书看电影，晚自习也在看。但是在去过《气球》的剧组之前，我所有看到的和听到的对我而言都是不太真实的。去了之后，前三天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看到所有人都特别忙，特别着急，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有很多人过来骂我：你过来度假的还是什么？当时我确实也挺委屈，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后来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万玛才旦老师的儿子久美成列，他过来告诉我：看得出来你是第一次来这种剧组，说你有什么不知道的可以问我，我可以帮助你。所以在那个剧组里，我觉得我成长了，也是第一次对电影制作方面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在片场，万玛老师话很少，也从不发脾气。我只和他很偶然地说上一句话，他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他笑笑。他人很热心，我考研的时候，他会偶尔打个电话问一下说准备得怎么样。其实我之前口语表达能力不好，很差，他告诉我，他以前也是这样，但你不表达不行，他说你好好练一练，我说好。在青海《气球》剧组待了45天，后来又继续在青海洛旦导演的剧组又工作了一两个月。在片场工作，帮助我在喜欢电影、拍摄电影的道路上更往前行进了一步。

我最近刚刚拍完的第二部片子，和第一部有很大的不同了。算是藏区的一个西部犯罪故事，它整体是比较类型化的。主要就是想把奇观和风景最小化，把人物给凸显出来，节奏，汉语、藏语这些语言都有，会涉及到很多类型片的元素：比如说枪战、打戏、追车，也会有一定的感情戏。也是我的一大突破。

这次在影展虽然只有一个提名奖，但是对我未来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结束后，和评委、老师以及观众的交流里面，我觉得我跳出了以导演身份去看待自己作品的局限，有了许多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而我觉得这种意识对我未来的创作而言，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无论是在编剧层面，导演层面，还是剪辑层面，通过这些建议和启发，让我看到了可以让自身进步的许多可能性。

在本届影展上，《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获得“松下Lumix启发奖”。

导演朱云逸出生于1988年，他笑着说从年龄上讲，他不算年轻了，不过他也坚定地认为艺术的年轻不是来自于身体上的年轻，而是总是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心，这是创作者需要保持的状态。

朱云逸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Le Fresnoy–法国国立当代艺术研究院。作品形式多以影像、装置为主。在法国对艺术的多番接触和尝试的过程中，他渐渐形成的自己的作品脉络，感知是他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是一部在法国里尔盲人学校拍摄的关于盲人小孩的纪录片。这部片还入围了2023年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短片竞赛组，受到多个电影节的认可。但事实并没有那么顺利，他这部影片的拍摄手法、制作方式都曾经被研究院里的比较权威的人士所批评，在批评和认可之间，他还是找到了创作应该有的坚持和想法。

以下是朱云逸的讲述——

来到影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看电影本身。如果一定要总结的话，最深刻的是张艾嘉老师给我带来的触动。我觉得她依旧非常年轻，始终对电影对艺术保持着那种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可能和几十年前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她的心态非常开放，很想再去探索新的东西，做新的尝试。

这对我们年轻的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榜样。对我来说年轻不是身体上的，不是年龄，如果一个人他总是想探索最新的东西，对未知的东西充满了好奇，他就一直是年轻的心态，起码在创作上。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要长时间的去保持这种对世界对艺术的开放性、好奇心非常的重要。

这次获奖也非常非常高兴，这不仅是一个肯定，奖项也提供了丰厚的奖金。年轻的创作者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困难就是缺少资金。这对我下一部片子是非常大的帮助。

我原本不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这次获奖的影片《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让我可以对自己产生一些自信。它现在发行得不错，也被大电影节接受。但之前我受到了非常多的否定，一度做不下去。

这是一部在法国里尔盲人学校拍摄的关于盲人小孩的纪录片，以在孩子中间最受青睐的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主要线索。我总是对于他们的世界很好奇。这些先天性失明的孩子要怎样理解这个非常图像化的世界？他们如何构建自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一个没有“镜子”的世界里，他们又是如何构建自己的“形象”呢？我用胶片拍摄的他们，和他们一起做雕塑，一起“听”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

我2021年开始做前期的准备写概念和方案，2022年的时候到盲童学校拍摄。制作的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是充满了一种否定的声音。咬咬牙才做完这个片子。我完全没想它能发行得这么好，我只是觉得我必须要按照我的想法那样做。

拍摄我上一部作品的时候，我认识了这些盲童。因为第一次时间很短，没有时间去了解他们，作为主体他们是被动的。所以在这个片子里，我就想上他们去表现他们的世界。他们作为一个叙述者，来真正主导这个影片。

我一直坚持，一个是用胶片，因为胶片首先它是一个触觉的材料，还有它拍摄盲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包括我换胶片的时候，还有洗胶片的时候，都必须要像盲人一样，在暗室里面去触摸才能得到图象。我觉得是有一些内在联系的。一个是做3D的时候一定要先给小朋友做雕塑，然后从雕塑转换成动画。这个片子所有拍的东西，我都想一定要跟小孩有一个触觉上的接触。让他们首先摸过，我们才能看到。

但这样的想法大家都不能理解，我不也知道为什么不能理解。在法国国立当代艺术研究院，答辩的时候我那个负责项目的制片，做完之后给他发过去看，他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邮件。说我这个很危险，说我这个片子做得太传统了，答辩的时候有可能不能通过。在艺术界比较有资历、有权威的那些人，总是说不好，确实也让我产生自我怀疑，动摇过，但最后我还是挺坚持的。

最后的结果不错，它去了柏林，之前也收到了鹿特丹的邀请。柏林给我发邮件的时候，讲到了，看到我拍这个片子里的巨大的困难，怎么用一个影像的媒介去表现你不能真正表现的东西。当时收到那个邮件还蛮感动的，因为这其实就是我想说的。

这一切反过来给我的一些信心，有时候是需要坚持下自己的想法。

我现在想还是觉得回到作品本身，创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理解最重要。我觉得很多老师他可能并不理解你，包括一些创投，很多评委并不真正理解你要做什么东西，他就提出来他自己的意见之类的。

我觉得最主要一点是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表达，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认识。我做这个的时候，不是随便冒出来一个想法就要坚持，很多我们所谓坚持的想法，它确实也不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我这么坚持是因为我自己做这个项目，做了大量的研究，不管从理论上、从哲学，还是它的各个方面、它的参考、它的坐标，我知道这个主题，我可能在走一个别人没走过的地方。

其实对你做的这个东西有了大量的研究之后，你自己是最了解这个项目的。当然我们肯定是听取意见的，但是你会分辨出哪个意见是好的，哪的意见并不适合我这个项目。另外，其实还有一件事，我想跟这个小朋友有一个真正的互动。有时候我会想，可能我也不是个当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需要去掌控一些东西，但我其实老想着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拍的时候开开心心拍完、做做游戏。是首先让他们高兴，我再捕捉到一些东西。

虽然也被否定过，但我在法国学艺术做艺术的这些年，确实在渐渐地找到自己的创作脉络。我在清华学的雕塑专业，主要是学的一门技术，偏技术性。刚去的时候，在法国的美术学院，大家技术都不太好。但大家每个人做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想法也不一样，表达的内容都不一样。虽然技术不好，展现的形式最后出来感觉不太好，但是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如果你要是完全找自己喜欢表达的东西，你慢慢一步一步会找到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喜欢什么样的话题，我对什么样的材质感兴趣，我对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我对某一类人群感兴趣。

法国的美术学院是不分系，相对就比较自由，做什么形式的都可以，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那个时候也是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形式，渐渐的导向影像和装置最后觉得影像这个媒介还挺喜欢的，我觉得它比较自由的一个媒介，它比较综合。

在后来的作品里，其实也有跟雕塑相关的东西，但不是那么直接相关，是关于触觉。因为感知/触觉这个一直在我的创作里都有一些，像是一条线索。学雕塑，它给我一种对不同材料的敏感。不同的材料会代表不同的情感，或者它表达的意义不一样。接下来我还会想创作我自己感知到的真实的故事/情感/感受。

澳门女孩何炜彤出生于1996年，她本科到中国台湾政大广电系读书，2024年就要从影创所毕业。她的纪录片《卵子与它们的产地》入围了本届影展。她同时还是自由影像、剧场工作者，曾于澳门多所学校担任戏剧及影像制作导师。

这是她第一次创作纪录片，也是她第一次来到平潭，甚至，拍摄这部作品是她第一次好好认识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在捐卵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月经总是不规律，总是疼得要命。

何炜彤在影展上看到了好多很棒的年轻人，大家真诚且勇敢，用创作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她从纪录片中做出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创作，来自影展，来自老师和朋友们的肯定，也让她开始想要在舞台剧和剧情片的创作之外投入纪录片的制作，想讲述。用她的话来说，“只有香港机场那么大的澳门”，总是不得不解释为在香港旁边的那个澳门的小岛的故事，她也想在讲一讲身边的艺术工作者的故事。

以下是来自何炜彤的讲述——

我是澳门人，我在澳门长大，在中国台湾念大学，后来毕业之后有回去澳门工作，再次回到台湾念研究所，目前还在台湾，这次的纪录片是我研究所的一个作业，是第一次正式拍纪录片，我选择了从我自己先开始出发，拍摄我去捐卵的整个过程。2024年的4月到5月，我大概用5次抽血，9支排卵针加2支破卵针，数不清的药丸、生长激素，一场全身麻醉手术，换来40颗卵，以及新台币九万九的营养金。

取卵本身是一件并不容易的过程。准备过程中我查出有多囊综合征，其实蛮多女生都会有，医生说三个亚洲女生里面一个就会这样。药物作用下，最后我催熟的卵子有惊人的40颗！所以我肚子就超胀超胀，变得超大的，而且走起路来会有点气喘，真的很像怀孕的体感。幸好很快就结束，大概10天我就去做了取卵的手术。

我平常工作穿裤子，动作但比较大剌剌一点，但那时候会保护肚子那40颗卵，我的行动就会放慢跟温柔一点，蹲下去的时候慢慢蹲，有点像是在体验一个母亲的身份。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少女啊！忽然有一天有一个母性的力量在召唤，短短十几天，也是蛮奇妙的。把那些卵取出来我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再跑跑跳跳了！

我28岁，但其实之前对自己的身体没有非常了解。我的生理期乱七八糟，但没有很认真了解过到底是为什么，现在经过医疗上的介入，才知道我的身体到底是什么问题。医生说，就是因为我有多囊，雄性激素的指数比较高，灌了雌激素跟黄体素，生理期就变正常了。捐卵之后到现在，我的生理期也惊人的正常，每一次都是30天。我想可能之后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吧。这个行为当然也面临很多道德的或是别的方面的批评，但反而听到这些声音之后更加确定我没有后悔做这件事，更加理清自己的脉络。

这是我第一次去平潭。在影展，发现50部的作品都好优秀，都很鲜活，很有生命力。整个取景从中国的大东北、大西北，还有到日本，甚至到国外看到很不同的地景。之前我比较少能够看到像新疆或是东北的一些短片。

因为我们创作者年纪都差不多，来自五湖四海，我发现大家可能关注的题材不一样，但我们彼此还是会有一些共通的对这个世界的关怀。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看到这个世界比较令人失望，或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无法改变现实的困惑，甚至感到是有点失望、绝望。但大家都很勇敢、真诚，把自己的关怀通过影片表达出来。蛮多青年导演的作品，我觉得是充满想象力跟生命力的，很狂野。那些可能处在现代主流或是比较商业的市场上，很难看到有那么生猛的表达的欲望。我心里知道，学生时代受的限制没有那么多，但等出社会，还是会有很多外界的因素影响，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坚持自己的初衷。我希望自己能够记住想要创作的悸动。

我之前的创作主要是舞台剧和剧情片，包括这次纪录片的创作，也有一个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荒谬的原因：因为我的毕业的剧情片制作，实在是超预算太多，没有钱了。本来这部片子剪辑出来，其实只想给我的朋友们讲清楚这一段故事。捐卵的那一部分营养金确实有缓解了一些我的经济压力。但我从这部纪录片的创作中还收获了更多。

这次入围IM两岸青年影展肯定是其中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这些认可也帮助我对于今后的创作有了更多的想法。

之前在舞台剧或是剧情片，我把自己的位置会放在比较后面。看那部片可能不会那么直接联想到我本人是什么样的状况，但纪录片某种程度上需要蛮大的勇气把自己摊开在观众面前。我自己在这个大银幕上很坦诚、很赤裸地把我生活的切片，甚至是身体的部分袒露在大家的面前。走到现在，我觉得我足够成熟，能够接受自己的每个样子，能够很坦然地被看见以及接受批评，我的心里面能够接受一切的声音。就算有一些人说“这个肥肥的比较丰满的女生，她还蛮勇敢的”，但我就觉得“还好，已经太瘦了”，小时候可能会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到长大一点，能够看到这不是那么表面的东西。

我现在也在继续创作纪录片，作为一种我的表达方式，继续让更多人看到自己没有想到的角度或者故事。我正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是有关在澳门做艺术工作的朋友的，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面对各种压力，包括经济压力，家里每天都问“你什么时候转行，去考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之类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这其实也是跟我自身的环境和关注的议题相关，我想继续用纪录片的形式讲我的故事，澳门的故事，艺术工作者的故事。

采访、撰文：张莱

编辑：唐卓人
图片：由IM两岸青年影展

及受访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