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敬 | 种族与土耳其民族认同建构（1930—1938）
文摘
历史
2024-04-14 20:00
吉林
内容摘要 20世纪30年代，为了巩固新政权、维护领土统一和促进西式现代化顺利进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尝试在土耳其国内建构以种族为基础的单一民族认同，提出了具有浓厚种族色彩的“土耳其历史理论”和“太阳语言理论”，并对国内少数族群实施种族同化政策。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统一，增强了民族自信，但也造成族群关系紧张和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等问题，也为后来土耳其实行泛突厥主义外交创造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民族认同建构是在特定领土边界内采取行动，将不同族群打造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使其形成统一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过程。现代土耳其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领土和人口，境内族群和文化多样，因此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高度重视民族认同建构工作，试图在抛弃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使国内公民形成单一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巩固世俗主义政权。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宪法第88条规定：“所有被依法授予土耳其公民身份的人，不分宗教和种族，都是土耳其人。”1924年成立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也宣布，土耳其是一个“由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目标团结起来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和政治整体”。1927年制定的共和人民党条例第5条指出，“党确信公民间最牢固的纽带是统一的语言、情感和思想”。上述规定强调公民身份、语言和领土是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表示这一阶段土耳其主要倡导以公民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但是进入30年代后，土耳其民族主义将重点转向种族认同，认为国内人口源自同一种族，因此对少数族群采取种族同化政策。由于缺乏严格的历史和科学依据，土耳其种族理论和实践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依旧对当代土耳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最大的后果就是导致种族意识扩散，使土耳其人普遍同情境外突厥语人群，为战后泛突厥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及文化成因。
1922年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胜利以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便开始实施彻底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倡导基于公民身份的民族认同。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土耳其民族主义重点支持种族研究，宣扬种族意识，试图以此来强化公民的民族认同，酝酿和提出了所谓的“土耳其历史理论”与“太阳语言理论”。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理论深受土耳其开国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个人思想的影响。凯末尔认为历史是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所以鼓励知识分子加强这方面的研究。1930年4月28日，他指示民族主义组织“土耳其之家”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土耳其人的历史和向民众普及历史知识。“历史研究委员会”以民族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历时数月编写出《土耳其历史常识》一书，供学校教学和群众阅读使用。第二年，“历史研究委员会”更名为土耳其历史学会，并成为独立的学术组织。凯末尔多次与该学会著名历史学家福阿特·科普律吕等人会面，还频繁主持历史学会的会议，探讨历史和民族理论问题，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以这些共识为基础，土耳其历史学会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土耳其历史理论。1932年7月2日至11日，土耳其历史学会召开第一届历史大会，研究土耳其人的种族、语言、文明史和人类学特征等问题。凯末尔的养女阿菲特·伊男代表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向大会做主题报告，提出了所谓的“土耳其历史理论”，其实质就是代表土耳其官方发表有关土耳其人起源和历史的基本观点：第一，土耳其人起源于东方的中亚地区。中亚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海域，后来由于气候干旱和海水枯竭等原因，这里的人不断向四周迁移，他们东到中国，南去印度，西抵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甚至最远到达希腊和意大利。公元前12000年左右，土耳其人在中亚度过旧石器时代，所以他们的历史要比欧洲人早5000多年。第二，土耳其人在古代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且将他们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土耳其文明对世界各文明，包括现代欧洲文明均产生过影响。第三，土耳其人拥有和现代欧洲人相同的生物特征，也属于短颅雅利安白色人种，因此在种族上与欧洲人相近。第四，土耳其人在流散过程中不断“与其他种族混血”，但是依旧保留了大部分祖先记忆和原始文化，所以当代土耳其人有理由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第五，土耳其人的历史是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家应教育后人，让他们了解自己的雅利安种族身份，感受本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明，并为此而自豪。第六，当代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不管信仰和文化如何，都是一个种族，拥有相同的血统。1937年9月20日至25日，土耳其历史学会召开第二届历史大会，集中展示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土耳其历史理论”。为了扩大影响，会议邀请了许多外国人参加，由瑞士日内瓦大学人类学系的种族专家尤金·皮塔德担任大会名誉主席。伊男再次代表学术界向大会做了题为《土耳其历史学会考古活动》的主旨报告。报告指出，考古发掘充分证明土耳其人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也显示当代土耳其人和安纳托利亚早期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从古至今，土耳其人始终保留了它“最核心的种族特征”。尤金·皮塔德赞同伊男的观点，并且补充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居民，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拉奇人等，也是短颅人，所以和土耳其人是同一种族。语言是民族主义用来界定民族性的重要标准。凯末尔甚至认为语言认同等于民族认同。他依据19世纪以来流行的西方种族理论，认为土耳其语反映了土耳其种族的优秀特征，所以推广土耳其语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和民族认同。凯末尔要求知识分子加强土耳其语与印欧语系关系的研究，证明土耳其语确实是优秀种族的语言。1930年，土耳其历史学会刚成立，他便下令成立土耳其语研究会，责成其解决这些问题。在凯末尔的坚持下，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提出土耳其语是土耳其种族和现代土耳其民族的核心特征，并决定消除外来语的影响，恢复土耳其语的“优越性”和“纯粹性”。会后，土耳其语研究会立即行动，将自身名称中的“研究”“协会”二词从阿拉伯语改成了土耳其语。凯末尔要求土耳其语研究会贯彻和落实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的精神。1932年9月26日，土耳其语研究会召开第一届土耳其语大会，探讨如何规范和发展现代土耳其语。与会者一致认为，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充分证明土耳其语属于印欧语系，也与苏美尔语等古代语言有联系。与会者抱怨外来语抹杀了土耳其语的种族特征，使书面语和口语分离，普通人很难掌握。与会者决心发掘和弘扬民间口语，让土耳其语重新焕发活力。因此，在1934年8月召开的第二届语言大会上，人们继续讨论土耳其语的“净化”事宜。会后，土耳其语研究会在各地搜集和整理民间词汇，或者利用土耳其语词根创造新词，然后将其公布于众，用来代替旧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在这场语言“净化”运动中，亚美尼亚裔学者马塔扬因表现积极，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被凯末尔授予土耳其姓氏“迪拉恰尔”（意思是“喉舌/宣传者”）。 但是，对土耳其语的“净化”行动又带来新的问题，即随着大量删除旧词汇和采用新词汇，新土耳其语变得晦涩难懂，不但妨碍人们正常交流，还引发社会各界的不满。为了缓解矛盾和继续弘扬种族意识，凯末尔等人决定重新修正语言理论。1936年8月，土耳其语研究会召开第三届土耳其语大会，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太阳语言理论”。“太阳语言理论”认为，土耳其人在上古时期崇拜太阳，并从这种崇拜中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学会了用独特的音节表达思想，慢慢就形成了土耳其语；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土耳其语又演化出了一些其他语言，因此土耳其语是世界主要语言的母语。“太阳语言理论”的提出有两大意义。一是通过证明其他语言深受土耳其语的影响，来说明当代土耳其语可以继续引入外来语，尤其是西方词汇。二是通过证明土耳其语有悠久古老的历史和“优秀特征”，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种族自豪感，达到强化民族认同的目的。“太阳语言理论”的这些意义，使其发表后在全国获得大力推广。随着“土耳其历史理论”和“太阳语言理论”的提出，土耳其全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种族气氛，无论官方文件还是公共媒体都充斥着大量种族词汇，如“土耳其血统”“土耳其族裔”等。这表明种族已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构民族认同的主要工具。正是在种族性历史和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采取了如下民族认同建构策略。
一是发掘“原始”土耳其种族文化，夯实民族文化基础。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土耳其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已经丧失原有的种族特征和品质，因此亟须恢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把目光转向农民，认为偏远地区的农民拥有真正“纯粹”的土耳其血统和文化，因此主张向农民学习，通过发掘农民文化来复兴种族文化。于是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农村，去从事农民语言、习俗和文化的发掘与整理工作。这些知识分子尤其重视对阿拉维派文化的研究。阿拉维派作为伊斯兰教的少数教派，历史上备受主流教派的歧视和打压。但是阿拉维派生活在交通闭塞的东部山区，历史上较少受外部文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维派在宗教生活中使用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并且用民间口语记载了大量古老传说和宗教诗歌，所以被民族主义者誉为土耳其种族、语言和血统的活化石，甚至是自觉抵制异族文化入侵的民族英雄。通过整理、出版农民和阿拉维派的历史文献，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为建构种族语言和文化积累了大量素材。二是对少数族群实行种族同化政策。土耳其民族主义认为，国内公民既然来自同一种族，那么就应该说同一种语言，弘扬同一种文化，实际就是要求各族群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采用土耳其族的语言和文化，从而为建构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民族实体铺平道路。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从20年代起便启动了种族同化政策。1928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学生会发起“公民，请讲土耳其语!”运动，号召全体公民使用土耳其语，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与支持。进入30年代，“公民，请讲土耳其语!”运动变得更具有强制性，少数族群的语言被全面禁止。强大的舆论和政策压力迫使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率先放弃母语，改用土耳其语。罗马教皇驻伊斯坦布尔的公使——未来的教皇隆卡利主教（1881—1963）宣布完全使用土耳其语布道；埃迪尔内、布尔萨等地犹太社区决定对不说土耳其语的成员进行罚款；部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土耳其世俗基督徒协会”，配合实施种族同化政策。1937年以后，土耳其国内使用非土耳其语的人明显减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族群也被列为种族同化的对象。1934年6月13日，土耳其议会通过《移民法》，授权政府将东部库尔德人迁往西部土耳其族聚居区，加快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化进程。该法还禁止“非土耳其族移民”在国内自由定居。10月27日，土耳其议会又出台《定居豁免法》，要求外事部门严格审查外来移民的种族身份，禁止给“拥有土耳其文化，但又不属于土耳其种族者”颁发移民签证。接着在《关于快速处理移民安置和人口问题的通知》中，土耳其政府允许向“来自土耳其种族，或拥有土耳其文化且只会说土耳其语的移民”直接颁发入籍证明，如波马克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卡拉帕帕克斯人等；但禁止向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颁发入籍证明或移民证件。新政策显然将种族背景作为移民获取土耳其公民身份的先决条件。三是利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成果激发种族优越意识，强化民族认同。土耳其民族主义信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张用科学手段促进民族认同建构。第一届历史大会结束后，为了揭示土耳其种族的历史成就和生物特征，证明土耳其人是优秀种族，土耳其知识界掀起了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热潮，先后探测和发掘了大量古代遗址和墓葬。1935年8月6日，研究者甚至掘开奥斯曼帝国著名建筑师希南的坟墓，对墓主遗骸做了“形态学和科学特征”的研究，包括测量脑容量的大小，试图以希南为例来证明土耳其种族的优秀。虽然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多并不符合民族主义者的理论预期，但并不影响种族思想在全国的传播。每次考古有“重大发现”，土耳其政府都会精心加以包装，然后在各地巡回展示，供广大市民、农民和学生参观学习。在首都安卡拉市中心，当局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赫梯图腾雕塑“太阳盘”，提醒人们注意当代土耳其文明与古代赫梯文明的传承关系，感受土耳其种族的古老与“优越”。各地也陆续建立起许多博物馆和陈列馆，通过大量图片和实物展示土耳其文明成就。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和安卡拉民族博物馆是这些展馆中最著名的两个。土耳其民族主义尝试以种族为基础建构民族认同，这种做法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背景，以强化国内各族群的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目的。
首先，推动西式现代化顺利实施。19世纪后期，部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全面学习欧洲文明的主张。进入20世纪初，著名记者阿卜杜拉·杰伟特更是喊出了“世上没有第二种文明；所谓文明就是欧洲文明，要连花带刺引进”的口号。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民族主义者全面推进全盘西化事业，建立了一整套西式政治制度，还大力推广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为了使西式现代化顺利进行，消除民众对欧洲文明的抵抗心理，民族主义者软硬兼施，采取了多种手段，宣扬土耳其种族优越思想无疑有助于他们达到目的。一是提高土耳其人的种族地位，使土耳其人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欧洲，克服对欧洲文明的排斥心理。二是用世俗的种族认同取代宗教认同，削弱土耳其人对伊斯兰教的精神依赖，瓦解反对西化的宗教基础，填补因否定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历史带来的意识形态真空。其次，消除国家分裂隐患。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牢记帝国主义借口少数族群问题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最终导致帝国瓦解的教训，避免类似悲剧在现代土耳其重演。为此，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政府多次与希腊交换人口，并吸收了大量外来移民，使土耳其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对优势。但即便如此，土耳其国内仍有大量不同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族群。一是根据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土耳其国内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享有“少数民族”地位，拥有建立学校、孤儿院和慈善基金会等“特权”。二是除土耳其族以外，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巴尔干人和高加索人等少数族群的人口也为数不少。其中库尔德人不但占全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且存在库尔德民族分裂主义。1925年，东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发动叛乱，凯末尔政府付出巨大代价才将其镇压。1927年，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结盟，试图寻求西方势力支持。三是除土耳其语外，土耳其社会还流行许多其他语言，如库尔德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切尔卡西亚语、拉泽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犹太西班牙语、波马克语、波斯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鞑靼语、西班牙语、阿布哈兹语、罗马尼语和法语等。国内族群及其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令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倍感焦虑，担心这会破坏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团结、削弱公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危害土耳其领土统一，因此希望通过强调各族群间有相同的种族特征来加强他们的民族认同，克服族群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隐患。最后，继承和发扬土耳其人类学研究传统。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受欧洲东方学和种族学说的影响，少数土耳其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本民族的种族起源问题。1853年，法国人阿瑟·德·戈比诺在其发表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文中宣扬纯粹种族理论，声称混血是导致种族和民族衰落的唯一因素。这引起著名土耳其学者舍姆赛丁·萨米的注意，他以此为据，尝试发现安纳托利亚居民的共同特征，认为本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实际是一个种族。随着本土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种族学说在土耳其人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1904年，来自俄国的鞑靼知识分子阿克楚拉发表《三种政策》一文，指出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已无法挽救奥斯曼帝国，建议奥斯曼帝国向德国学习，通过建立一个土耳其种族国家来避免帝国的灭亡。阿克楚拉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民族观念，推动了有关土耳其种族研究的发展。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部分欧洲领土，进一步促使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支持建立单一种族国家。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种族意识。1919年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凯末尔号召本地基督教徒参加战斗，称他们为“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鼓励人类学家用科学的手段揭示国内人口的种族特征。1925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医学院成立“土耳其人类学研究中心”，标志本土人类学研究进入新阶段。1935年，“土耳其人类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土耳其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所”（简称人类学研究所），并隶属安卡拉大学的语言、历史和地理学院领导。人类学研究所重视对土耳其人生物特征的研究，还多次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掌握最新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凯末尔鼓励养女伊男献身于土耳其人历史和种族特征的研究。伊男前往瑞士跟随尤金·皮塔德教授学习，并以题为《论土耳其人的种族性》的毕业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人类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土耳其人类学评论》不断发表土耳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土耳其教育部长亲自担任《土耳其人类学评论》的名誉主编，充分显示政府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视。凯末尔密切关注和参与相关领域的活动，不但阅读了大量人类学著作，如尤金·皮塔德的《种族与历史：历史人类学导论》、约瑟夫·德·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阿尔弗雷德·科尔特·哈登的《人类种族》等，还多次指导或干预学术界的活动。通过学界和政界的通力合作，人类学不但成为土耳其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而且为建构土耳其种族性和确立种族在民族认同中的支柱性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彰显所谓土耳其民族的实力和“优越性”提供了科学依据。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研究和宣传，反映了其尽快完成民族认同建构的急切愿望。但是，土耳其种族理论缺乏严谨性，因此很快就遭到各方面质疑。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该理论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相关政策也被逐步放弃。尽管如此，该理论及其实践仍深刻影响了当代土耳其社会。
首先，促进了土耳其国家统一和民族自信。种族理论自诞生于西方以来，便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导致一系列种族屠杀和迫害的罪魁祸首。但相比之下，土耳其种族理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土耳其种族论的目的，是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同化，迫使少数族群与土耳其族融合，形成统一的民族实体，因此不主张对少数族群的系统屠杀或驱逐。不仅如此，二战期间，土耳其还开放边界，先后接纳和帮助了10多万犹太难民。土耳其种族理论的包容性对族群整合有利，不但巩固了现有人口规模，减少了人道灾难的发生，还使民族共同体保持了事实上的连续性。同时，该理论驳斥“土耳其人是劣等民族”的西方谬论，鼓舞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弱化了民众对西式现代化的抗拒心理。此外，通过证明土耳其人是安纳托利亚的原始居民，土耳其民族主义为自己在本地区的统治地位辩护；通过否定土耳其人是外来民族的说法，有力回击了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分裂思想，驳斥了苏联对土耳其提出的领土要求。其次，激化了族群矛盾，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为了达到种族同化的目的，不惜对少数族群进行舆论和暴力压制。“公民，请说土耳其语!”运动兴起后，各地针对少数族群的语言和暴力行为层出不穷。以犹太人最多的伊兹密尔为例，人们指责犹太人不说土耳其语是不忠于共和国的表现。激进大学生甚至对在外交场合使用外语的土耳其族军官发动抨击。在各族群中，库尔德人遭受种族同化的压力最大，他们不但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权利，还被强制搬离故土，蒙受精神、肉体和财产的巨大损失，留下了惨痛记忆。这些记忆为滋生库尔德民族分裂思想提供了土壤。1937、1938年，土耳其政府军在德西姆省镇压骚乱，结果造成上万库尔德人死亡。2011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专门就这一悲剧进行公开道歉，足见当时的种族同化政策严重损害了族群关系。种族观念与民族主义结合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对外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对内歧视和压迫少数族群。1930年，激进民族主义的代表、国家司法部长马合木提·艾萨特·博兹库尔特在议会公然声称土耳其族是国家的主人，其他种族只有做奴隶的资格。土耳其人类学家也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标榜土耳其族血统“纯正”，嘲笑希腊人和犹太人是劣等混血民族。在极端种族情绪的怂恿下，极端民族主义者不顾苏联方面抗议，多次攻击苏联政府及其国内政策，替苏联境内“受压迫”的突厥语人群打抱不平。极端民族主义严重威胁土耳其的国内稳定和土苏关系。这一原因再加上二战末期德国法西斯衰落、种族主义名声扫地，促使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决定对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进行打击。1944年5月19日，伊诺努发表讲话，谴责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病态”和“破坏性的”，下令将数十名首要极端分子逮捕入狱。土耳其历史学会随即宣布放弃种族理论，禁止1931年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土耳其语研究会也对阿菲特·伊男的博士论文提出批判。但是，由于打击不力，再加上部分官员的同情和庇护，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者并未改过自新，而是以反共反资本主义的名义，在战后土耳其继续活动。著名种族主义理论家阿齐兹（1905—1975）疯狂追捧纳粹种族思想，鼓吹用战争手段推行泛突厥主义、驱逐国内少数族群，还对已故的凯末尔总统发起抨击。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加剧了战后土耳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严重阻碍族群关系健康发展。最后，为战后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崛起培育了思想和文化土壤。1922年，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胜利后，凯末尔立即表示反对泛突厥主义，并对泛突厥主义组织进行打击。但是另一方面，凯末尔又继承了泛突厥主义的种族思想，并且通过30年代的大规模研究和宣传将这种思想在普通民众中推广，使大多数土耳其人对境外的突厥语人群抱有好感。二战后，土耳其政府批判种族主义，但是保留了土耳其种族学说，并将其写入历史教科书，用来教育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使“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文化是突厥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泛突厥主义因此完成了从精英思想向大众思想的蜕变，为日后土耳其推行泛突厥主义外交准备了强大的民意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土耳其乘机谋求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增强经济实力，于是快速倒向泛突厥主义，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建设。2021年，突厥语国家组织宣告成立，标志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外交达到鼎盛。当前，土耳其继续利用泛突厥主义扩大国际影响，不断提高突厥语国家在种族、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相互认同。同时，土耳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势力还关注我国新疆地区，多次对我国发表不友好言论，对新疆稳定和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有鉴于此，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动向，又要研究它的历史成因。而研究种族与土耳其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显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社会因素。本文作者 敏敬，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