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慧 | 近代日本的纠偏实践与局限——以“第二个教育敕语案”为中心
文摘
历史
2024-09-21 20:00
吉林
内容摘要 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与翌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构成了近代日本天皇制的重要两翼。彰显“天皇神圣”思想和“忠君爱国”理念的《教育敕语》在日本社会的普及过程中被逐渐绝对化、极端化，在甲午战争期间更是掀起了极端国家主义的浪潮。战争期间成为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的西园寺公望，对此深感担忧。西园寺上任后积极主张文明化的教育方针，强调科学教育、女子教育、外语教育等，特别是主张“平常时”的道德教育，并试图颁布“第二个教育敕语”，倡导适应新时代的新道德。“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因受到保守体制的打压和制约，同时也因未得到首相伊藤的支持而未能成功。然而这一纠偏实践却打破了“教育敕语”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为我们提示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其倡导的文明化教育方针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也存在帝国主义的一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西园寺冒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森有礼”的危险，试图纠正《教育敕语》弊端的主张和实践也为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乃至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铺垫，其重要意义亦不能否定。
关键词 《教育敕语》；西园寺公望；“第二个教育敕语案”；纠偏实践
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确立了近代日本教育的总方针，与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一道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制的重要两翼。彰显“天皇神圣”思想和“忠君爱国”理念的《教育敕语》在日本社会的普及过程中被逐渐绝对化、极端化，造成了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死”思想的泛滥和强化。然而《教育敕语》绝对化、极端化所带来的弊端，是否曾得到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的认知？是否有人对此进行过批判，并尝试纠偏？若有，这一努力在日本社会又遭遇了何种阻碍和压制？这些都是我们认识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治体制和日本社会的关键所在。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对《教育敕语》的弊端有所察觉并试图颁布“第二个教育敕语”的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及其推行的文明化教育政策。
有关《教育敕语》的研究，学界积累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教育敕语》的起草经纬，颁布后在日本教育界以及社会的普及过程，还是《教育敕语》对近代日本乃至当代日本的深远影响等，都已有诸多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然而这些研究很少关注试图修正《教育敕语》弊端的努力和尝试，也极少提到甲午战争期间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推行的教育政策，特别是企划“第二个教育敕语”，试图纠正《教育敕语》弊端的实践和局限。而有关西园寺公望的相关研究中，虽然早在日本战前就有诸多著作出版，引用了较多西园寺的回忆和谈话，但涉及教育政策，特别是“第二个教育敕语”的内容颇少。而对文部大臣西园寺的较为系统的研究，要举立命馆大学西园寺公望传记编撰委员会所编并从1990年开始发行的《西园寺公望传》（全四卷、别卷二卷），该套书的出版代表了日本学界关于西园寺公望研究的最高水准。其中第二卷的第四、第五章分别介绍了西园寺两次担任文部大臣期间的教育政策。然而该书并未深入探讨“第二个教育敕语案”的内容，以及西园寺公望的纠偏实践在日本教育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未分析其纠偏实践遭遇挫折的历史原因及其局限性。本论文将从《教育敕语》的颁布与普及，西园寺公望与“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纠偏实践的挫折与局限等三个方面，探讨《教育敕语》颁布后在日本社会的普及过程中被逐渐绝对化、极端化的进程；同时聚焦于甲午战争期间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所倡导的文明化教育方针以及试图颁布“第二个教育敕语”，修正日本教育界弊端的尝试；并通过探讨其纠偏实践在日本社会遭遇的阻碍和挫折，透视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内在矛盾以及日本社会存在的深层问题。众所周知，1872年（明治5年）颁布的《学制》成为近代日本教育发展的重要开端。其制定过程深受法国以及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强调“学问是立身之本”，要实现“一村没有不学之户，一家没有不学之人”，凸显了其功利主义及全民皆学的特征。然而“文明开化”政策的推进和欧美启蒙思想的大举涌入，引发了日本统治阶层内部保守派的担忧。1879年（明治12年）作为明治天皇侍讲的元田永孚起草了《教学大旨》，主张“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而现实中“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对民间的“崇洋媚外”风潮深表忧虑。强调“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针对元田的儒教复古，开明派政治家伊藤博文起草了《教育议》加以反驳，指出元田所说的“风俗之弊，实出世变之余，而其势有不得已者”，不过是维新变革的副产品，认为不可“急于救末弊，从而变更大政前辙。若更回护旧时之陋习，则甚非宏远之计”。对此元田永孚又起草了《教育议附议》予以回击，认为西方的伦理学“君臣之义薄，置夫妇伦于父子之上，固悖我邦之道。且修身之书多出耶稣教法”。主张道德教育应“以四书五经为主”；并指出，“今圣上陛下，有为君为师之天职”，立“国教”正当其时，而“今日之国教无他，亦复其古而已”。尽管伊藤并不认可元田主张的立“国教”想法，但是1880年文部省还是修订了《教育令》，并把“修身”课列为了所有科目之首。而且1882年元田编纂的《幼学纲要》被指定为修身教科书。
面对儒教复古的风潮，试图对此进行修正的是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73年由森有礼发起成立了近代日本第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团体——明六社，在文明开化的大潮中占有重要一席。1882年森有礼与赴欧洲进行宪法调查的伊藤博文相遇相知，成为日后辅佐伊藤的重要契机。1885年内阁制度创立后，森有礼成为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上任后为了培养近代国民，积极倡导忠君爱国精神，并指出：“国家富强要凭借旺盛的忠君爱国精神，所以文部省的职责就是培养和焕发此精神。”在任期间，于1886年3月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令和中学令等一系列学校法令，奠定了国家主义教育体系的基础。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森有礼的教育方针着眼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的近代国民，在道德教育上主张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忠君爱国，这与元田永孚所主张的儒教修身教育存在明显不同。当时出现的批判森有礼教育政策的《对森文相之教育意见书》据说就是出自元田之手。1889年2月11日，前去参加明治宪法颁布仪式的森有礼遭遇暴徒袭击而身亡，保守派以之为当然。“森有礼显然是倒在了与元田永孚的严重对立中”，不能不说森有礼的死预示着“日本近代教育中逐渐生长起来的‘近代性’被断送”，同时也意味着通往《教育敕语》之路的“障碍”被清除。宪法颁布的翌年1890年发布了《教育敕语》。敕语的原案由井上毅起草，经元田永孚修改而成。“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敕语的开端即强调了天皇祖宗的德业和臣民的忠孝为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敕语虽然肯定了“重国宪，遵国法”的立宪主义立场，但更强调了“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绝对效忠天皇的精神。可以说，《教育敕语》的制定过程是经过反复斟酌并体现了各种思想存在的，架构了难以对其进行批判的构造。从敕语结尾部分所强调的“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中不难看出起草者的自负。《教育敕语》的发布确定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成为规定日本国民思想道德的根本规范。《教育敕语》颁布后，明治政府主要通过学校向日本臣民普及敕语的精神。通过重要节日举行仪式时，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并进行训话，还有每天向敕语的文本行礼，以及通过修身课详细讲解敕语的内容等方式，推进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教育体制的形成。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誉为阐释教育敕语的权威之作——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由时任文部大臣芳川显正提议编撰而成，具有浓厚的官方性质。井上在序文中指出“敕语的主旨就是培养孝悌忠信的德行，巩固国家的基础。培养共同爱国的义心，以备不虞之变”，把阐释的重点放在了“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上。井上提到在《敕语衍义》的写作过程中，听取了中村正直、加藤弘之、井上毅等人的建议，并“通过内务大臣呈献给了天皇，在天皇手边停留了十天左右，然后又得到了天皇的下赐”。井上颇为自豪地强调“《教育敕语》的解释书超过六百余种，然而得到天皇阅览的只有《敕语衍义》一本”，借助天皇的权威来助力《敕语衍义》在日本学校教育以及社会中的影响。在日本官民上下致力于普及敕语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对教育敕语的批判和不敬都会发酵为重大事件，成为被日本社会打压的对象和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内村鉴三的“教育敕语不敬事件”。内村是第一高等中学的教员，在参加学校的《教育敕语》奉读仪式后，出于其基督教信仰，并没有像其他教师、学生一样对《教育敕语》行大礼。内村被作为不敬的典型，遭到了其他教师以及学生的攻击，甚至媒体也纷纷批判，最后致使内村不得不辞去了教师一职。“内村鉴三不敬事件”成为把教育敕语推向极端化、绝对化的导火索，不仅在日本教育史上，而且在日本思想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敕语》颁布后的第四年即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期间日本教育界更是极度强调“忠君爱国”，宣传“大和魂”，掀起了极端国家主义的思潮。正是在此风潮中，西园寺公望就任第二届伊藤内阁的文相，上任后公开批判日本教育社会的保守思潮，提倡文明化的教育方针，并在任期内企划了“第二个教育敕语”。西园寺公望于1894年10月3日至1896年9月28日、1898年1月12日至4月30日，两次担任文部大臣一职，开始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西园寺虽出身于名门贵族，然而十年的法国留学经历（1871—1880），对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法留学期间，西园寺师从于法国激进主义思想家亚格剌斯，并与中江兆民成为同窗好友。留学归国后，1881年3月西园寺与中江兆民一起创办了《东洋自由新闻》报，并出任社长一职，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中。名门贵族出身的西园寺成为倡导自由的报社社长，犹如“在政府脚下投放了炸弹”，明治政府借助天皇的诏敕，逼迫西园寺辞去了社长一职。1882年明治政府派伊藤博文赴欧调研宪法时，西园寺成为主要随员之一。在欧调研期间，两人交往逐渐加深，成为日后政治协作的原点。
第二届伊藤内阁期间（1892—1896），西园寺继井上毅之后成为文部大臣。上任后西园寺对日本教育界过度强调“大和魂”“敌忾心”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深感忧虑，并公开批判教育界的保守体制，提倡文明化的教育政策。西园寺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如颁布《高等女子学校规程》《市町村小学教员加薪国库补助法》，向帝国议会提出《设置京都帝国大学的计划案》，创设大阪工业学校，等等。与这些具体措施相比，西园寺在其演讲及谈话中所强调的“文明化”教育方针更为引人注目。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强调科学教育。西园寺指出：“西洋发达的文明就是依靠科学的结果，”“科学的盛衰与个人的命运及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第二，重视女子教育。西园寺强调女子教育是增进社会文明的要素，并指出：“培养善良的国民必须要借助于妇人内助之力，这正是西洋诸国致力女子教育的原因，并且女子接受教育，发展天赋的良知良能也是理所当然之事。”第三，提倡外语教育。西园寺主张“把英语这样的科目，要从选修科目编入基础科目中。同时减少国文科教学的时间，甚至可以废除国文科”。西园寺的这一言论在当时日本教育界引起了极大震动。第四，主张“平常时”的道德教育。西园寺针对教育界极端强调“忠孝”的现状，指出“忠孝并非坏事，但忠孝并非就意味着亡国和亡家，当前教师教给学生的忠孝大都是非常时之忠孝”，主张摒弃“非常时”的忠孝教育，提倡“平常时”的道德教育。西园寺反对以衰世逆境的人物作为国民教育的典范，主张20世纪的国民应“活泼爽快”“正大有为”。西园寺的文明化教育方针，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关于道德教育的主张遭到了日本教育界、政界及新闻界的攻击，其教育方针被批判为与“国家主义”相对抗的“世界主义”的教育方针。西园寺教育政策的重心就是企划了“第二个教育敕语”。关于计划的动机，《西园寺公望自传》中有重要记载。西园寺提道：“我担任文部大臣时，感到了发布第二个敕语的必要。虽然还未成案，但现有的教育敕语一个是不够的。我认为应制定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教育方针。这件事上奏了天皇，并得到了应允，但最终未能成案。而当我认为成案时却因内阁辞职而未能实现。”对此，西园寺的秘书竹越与三郎在《陶庵公》一书中有更为具体的论述。“（西园寺）公认为以往的道德，由于社会是由上、下两个阶级组成的时代产物，而只存在上下之道德。而如今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变为上下、左右之社会，处于新社会就必须要兴起新的道德”，而新的道德即是“所有人民都在平等地位上，互相尊重，共同生存。”鉴于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西园寺主张不仅要“上下之道德”，更要兴起适应新时代的“左右之道德”。该书中还提到，西园寺把上列宗旨上奏给天皇，“天皇指示（西园寺）公颁布新的敕语，并起草体现上述宗旨的敕语文本”。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竹越提到西园寺在1898年第二次出任伊藤内阁文部大臣时，决定任命竹越为敕任参事官兼秘书，并叮嘱说：“现在保守党们频繁诬陷我，说什么世界主义，并教唆要暗杀我。已经有森有礼的前例，不可预知会发生何种危险，我们都要有充分的准备。”从竹越的记述中不难看出，西园寺为改变教育社会的保守体制，甚至做好了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森有礼”的准备。西园寺之所以有如此决心，正是与他的“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密切相关。近年来，在立命馆大学所藏的西园寺相关史料中发现了“第二个教育敕语”草案，证实了《西园寺公望自传》和《陶庵公》两书中相关记载的真实性。由于其意义重大，本文将其译为中文，并转引如下：教育关涉治乱盛衰，与国家百年大计相随。皇国既已确立，朕继承大统，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上下一心，孜孜不倦。此乃开国之国是，一经确立，不可动摇。朕先前颁布敕语，确定教育大义，然而民间在诱掖学生、开导后人上往往误入歧途。今日不图矫正，唯恐他日大悔。助长对外卑微、对内骄横之陋习，以衰世逆境之士为人生典范，模仿危言激行，朋党比周，犯上成俗。此等皆是有误青年子弟之由，并非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之义，亦有悖战后戒骄谦抑之旨。今日列国发展日新月异，东洋亦面临巨变之机。而条约修订之结果，他国臣民将生命托付于朕之统治，已迫在眉睫。值此之际，朕之臣民与他国臣民接触，要和蔼可亲，发扬大国宽容气魄。今日帝国乃蓬勃发展之际，要增进社交德义，精励各自之职，重责任，戒轻骚之举，磨炼学术技艺，以培养富强之根基。推进女子教育，探求提高其地位、辅佐夫君教育子女之道。此等乃一日不可忽略之急务。朕日夜惦念之处，唯有期待朕亲爱之臣民与文明列国为伍，成为列国臣民所信任爱慕之臣民。尔等父兄师表，或有志于教育之人，要深体朕之衷意，遵循国家百年大计，致力于教育方向之无误。纵观草案，最大的特点就是文中并没有“忠君爱国”和“忠孝”等字眼，而是强调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指出虽然发布了《教育敕语》，确定了教育大义，但民间在教导子弟上却步入了歧途。往往以“衰世逆境之士为人生典范”，有悖战后戒骄谦抑的宗旨。第二，作为不平等条约修改的结果，内地杂居已势在必行，此时“朕之臣民”要发挥“大国宽容气象”。第三，在此帝国蓬勃发展之际，要“增进社交德义，精励各自之职，重责任，戒轻骚之举，磨炼学术技艺，以培养富强之根基”，提出了具体的道德要求。在草案的文末强调了教育的目标即是与文明列国为伍，培养受列国国民爱慕的日本国民。可以说“第二个教育敕语”草案最大程度体现了西园寺所追求的文明化教育方针。剖析草案的内容，不难看出其中的诸多想法和主张已在文部大臣的讲话中有所体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式上，西园寺对即将成为“教育原动力”的毕业生寄予了厚望，指出必须培养“二十世纪的国民”，强调“国民的气象应该活泼爽快，不应慷慨悲壮；应该正大有为，不应偏曲奇僻”，批判世间“往往以衰世逆境之人为典范，洗脑青年子弟”，“其弊害必将遗至他日，有悖于国家今日之隆盛”。而这一内容在草案中也有充分体现。西园寺多次批判的“以衰世逆境之人为典范”的修身教育，到底所指何处？由元田永孚编撰的《幼学纲要》1882年正式成为修身教科书。纲要列举了“孝行第一、忠节第二、和顺第三”等二十条德目，而且对于每一条，都是利用日本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具体人物来进行说明。例如“孝行”中除了神武天皇、仁明天皇、平重盛等日本古代人物外，还列举了东汉曹娥、晋李密、宋徐积等人物。“忠节”中登场的人物有大伴部博麻、和气清麻吕、楠正成等，中国的历史人物则有汉代苏武、蜀诸葛亮、唐颜杲卿、宋岳飞、文天祥等。可以看出这些被誉为忠节典范的人物，无一不是“衰世逆境之人”。值得关注的是，在《幼学纲要》正式出版前的汉文版草稿中，甚至把“杀掉爱妾充当军粮”的唐代张巡也列为了忠节的典范。西园寺之所以强调颁布“第二个教育敕语”的必要性，不仅源于其对修身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同时也是源于其与元田永孚的思想对立。西园寺所主张的文明化教育方针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批判和攻击，然而其并非是孤立之物，杂志《世界之日本》为西园寺的文教政策提供了一个舆论平台。《世界之日本》是在陆奥宗光、西园寺的援助下，1896年7月由竹越与三郎创刊。该杂志按照西园寺的提议而命名，执笔成员除了竹越、陆奥、西园寺三人外，还有伊藤博文、梅谦次郎、尾崎行雄、新渡户稻造等，涉猎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竹越在创刊号中强调了创刊宗旨，提到“日本不是绝对的一国，而是由共存共治大法所连接的世界列国的一员”，“如果知晓列国的思想、生活是相互融合和相互影响的话，就不能与世界形势相背而永守孤独”。在此情形下，比起“日本人的日本”，不如主张“东洋的日本”。比起“东洋的日本”，不如再进一步倡导“世界的日本”。强调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从世界的视野思考经纶，以世界的胸怀在列国间斡旋”。这一“世界之日本”立场，与“第二个教育敕语”草案中强调的“与文明列国为伍”的主张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世界之日本》杂志也多次登载教育方面的言论，成为支持西园寺教育政策的舆论阵地。竹越在《送西园寺侯》一文中指出：“今日的教育以国家之名鼓励伪善，为国家之名而宽恕罪恶。只强调自国小范围的善和美，而不知学习普天下的大善大美，这是泯灭真正爱国心之举，是有识之士担忧之处。”竹越在批判日本教育界的弊端的同时，也积极评价了西园寺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称：“现在我国民中，没有被保守反动，夜郎自大之情所洗脑的还有几人？当局者的多数已经不是他的支持者，父兄也已不是他的支持者，就连掌控天下舆论的学者都不是他的支持者。他孤立一人在向一代风潮宣战，虽然未能取得全面成功，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伊藤内阁还能持续三四年的话，教育社会的倾向定会转变。”可以说竹越本人及其创办的《世界之日本》杂志是西园寺文教政策的重要支撑。然而遗憾的是西园寺第二次担任文部大臣的时间特别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就因病辞职。可以说“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最终并未实现，计划的内容也不为时人所知。西园寺本人回忆说“因内阁辞职而未能实现”，竹越在书中提到是因西园寺生病辞职而未能实现。以上因素固然重要，但深入看，笔者认为日本社会的保守体制才是其遭遇挫折的最大原因，而首相伊藤博文的态度亦不容忽视，此外西园寺所提倡的“文明化”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教育敕语》颁布后，元田永孚致信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写道：“即使不磨之宪法也会因时势而不得不加以修正，而于此大旨（教育敕语）则亘于万世而不可复易一字矣。此敕谕发于阁下责任之日，是何等之庆幸哉。”该书信不仅透露了元田对首相山县捍卫《教育敕语》神圣性的期待，同时也暗示了不允许对《教育敕语》做丝毫的修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允许修正既有方针的倾向也表现在起草《教育敕语》的另一关键人物——井上毅身上，体现为对接任自己文部大臣职务人选的异常警戒。1893年3月，井上就任第二届伊藤内阁的文相，于1894年8月因病辞职。井上辞职后由芳川显正临时兼任，井上在8月31日写信给文部次官牧野伸显，提到“临时兼任长官是与小官在教育上有相同思想之人，小官希望大家如从前一样奋勉，辅助兼任长官”。10月2日即西园寺公望就任文相的前一天，井上在给牧野的书信中写道：“尽量辅助现在的兼任长官，可谓教育上之良计。比起红、白等带有颜色的人来说，淡泊无味最妙。读后请将书信投入火中。”不难看出，井上担忧既有的教育方针被更改，反对与自己思想不同之人继任文相，表现出对西园寺公望担任文部大臣的高度警戒。
而西园寺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日本政界、教育界的保守势力，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逐渐极端化的国家主义思潮，使整个日本社会形成了一大保守阵营。以下从日本帝国议会围绕设置“高等教育会”问题的攻防中，就可以透视出西园寺所对峙的保守体制。西园寺在任期间，日本帝国议会召开了第7、8、9三届议会。其中第7届议会为“战时议会”，议事内容并未涉及教育问题。1894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8届议会上，加藤弘之向贵族院提出了《关于设置高等教育会及地方教育会的建议书》，并就设置的理由进行了说明。即“确立永久不变之教育方针”，以防止由文相更迭所带来的教育方针、政策的中断和改变。另外由柏田盛文向众议院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书。虽然建议书最终在贵、众两院都得以通过，但并未得到伊藤内阁特别是西园寺文相的承认。问题的关键是为何西园寺在任期间会出现这样的建议？答案在第9届议会的辩论中得以进一步明确和揭晓。1895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9届议会，围绕设置“高等教育会”的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攻防。加藤弘之向贵族院提出《关于设置高等教育会的质询要旨书》，在上届议会提出的建议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有关台湾问题及中国赔款问题等内容，进一步重申设置高等教育会的必要性，并要求政府给予回复。文相西园寺在答辩书中指出：“在政府中设此会来束缚教育行政，会架空国务大臣的职责，为此不能同意该建议。”此后西园寺又在二次答辩书上指出：“文部省已设有各种部门，可以临时召集教育人士，咨询各种教育事宜，无须另设高等教育会这样的咨询机构。”再次否决了设置高等教育会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柏田盛文在众议院说明建议理由时公开批判了西园寺文相，指出：“小学应以训导国民、增强国家观念及强调国家特性为根本理念，而现文相竟然在小学之楷模即师范学校的校长会议上发表世界主义的演说，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战略而已。凭借教育上一时的战略，来培养第二代日本国民，是我们决不允许的。因此高等教育会是非常必要的。”柏田在对西园寺文教政策强烈不满的基础上，强调了设置高等教育会的必要性，其目的明显在于阻止文部大臣西园寺改革既有的极端国家主义教育路线。尽管西园寺在任期内奋力抵抗高等教育会的设置压力，然而在西园寺辞职两个月后，高等教育会在第二届松方（正义）内阁期间得以设立。由此可见，日本文部省所推行的国家主义教育方针，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出现了极端化的趋向，而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潮已突破教育界的范畴，延伸至日本议会乃至政党势力中间，形成了日本社会的保守体制。而西园寺所对峙的正是这一强大的保守阵营，这也是西园寺文明化教育政策受挫的最大因素。与此同时首相伊藤博文的态度也至关重要。作为伊藤内阁的文相，西园寺的文教政策理所当然得到了首相伊藤的支持。《世界之日本》杂志第25号登载了《伊藤内阁的教育意见》一文，伊藤在回答采访时说“我们最终、持久的目标就是与世界最进步之国民进入同等文明之列”，指出现实中脱离此轨道之情况颇多，今后教育上要特别注意，而“值得庆幸的是我的阁僚西园寺侯与我有完全相同意见”。表明了对西园寺所主张的文明化教育政策的支持。然而对于西园寺的“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笔者认为首相伊藤并没有同意。这不仅是因为伊藤顾及山县、元田等保守政治势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伊藤看待《教育敕语》的态度问题。伊藤曾向天皇上奏《教育敕语补充之议》一文，其内容充分体现了伊藤的想法。该史料没有日期记载，但可以推定是伊藤被封为侯爵期间即1895—1907年间所写。有人向天皇上奏了《教育敕语补充案》，天皇为此向伊藤下问咨询，伊藤回奏了《教育敕语补充之议》一文。文中强调了《教育敕语》的不可侵犯，指出：“德育的方针及其大纲一经确定，亘万世而不可变，凛然而不可侵犯，”“教育敕语囊括德育之大纲，发布以来人心翕然向之，而不敢乖离。”同时伊藤指出：“为矫正民间不知宇内大势之徒，顽固守旧之徒而上奏教育敕语补充案，即使不得已也应谋求他途。补充教育敕语不仅有一时之物与永久之物混淆之嫌，且有损教育敕语尊严之恐。”伊藤虽对民间的保守动态有所顾忌，但反对有损《教育敕语》尊严之举。伊藤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时代认识。《世界之日本》第2卷第5号登载了《伊藤侯的中国政策》一文，该文是1898年伊藤出访中国后所发表的见解。伊藤指出“世界列国为加强社会凝聚力而采取团体行动，而国家主权有必要促进这一社会、团体的凝聚运动，以备国民国家之竞争”，认为中国衰落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国民的凝聚力薄弱，强调了“列国对峙”时代“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而前述《教育敕语补充之议》中，伊藤认为“教育敕语囊括德育之大纲，发布以来人心翕然向之，而不敢乖离”，再次肯定了“教育敕语”在统合日本国民、增强社会凝聚力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到底是谁向天皇上奏了“教育敕语补充案”呢？目前还未发现相关史料，但笔者认为不能排除西园寺的可能性。1900年12月的《京都日出新闻》登载了《西园寺侯的教育谈》一文，西园寺在其中谈到“把教育敕语看成不能增一语、不能减一字之物，唯独强调一旦缓急之句，而忘却其他之观，是我最感遗憾的”，也暗示了修改、补充“教育敕语”的可能性。虽然当时的西园寺已不再任文部大臣一职，但不能排除其与“教育敕语补充案”之间的关联。对此问题的探讨还有待于今后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总而言之，西园寺的“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最终并未能实现，笔者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得到首相伊藤的同意。在西园寺发觉《教育敕语》绝对化的弊害并试图进行修正的时候，伊藤却再次肯定了《教育敕语》在统合日本国民上发挥的重要作用。首相伊藤虽对教育界的保守动态有所顾忌，却没有支持西园寺的“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立宪政治的运营过程中，如何看待天皇的权威问题。西园寺发觉了伊藤的立宪政治目标和拥护天皇权威神圣化之间的矛盾，且提出了阻止矛盾深刻化的根本方策，却没有得到伊藤的认可和支持。最后，在思考“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的受挫原因时，也要探讨文部大臣西园寺所倡导的“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关于此点《世界之日本》杂志中有详细的阐述。代表杂志基本立场的是竹越在社论中反复强调的“自由帝国主义”论。竹越指出“随着时势的变化，特别是（明治）27、28年的战役（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对手已不再是中国和朝鲜，变成了世界列国，即日本已站在世界大舞台的中间”，在此形势下，日本所应推行的政治策略就是“自由帝国主义”，即“对内自由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竹越指出“该主义为英国自由党领袖罗斯贝利所倡导，也应成为我党经营国务之大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对内扩大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强化政党政治。对外“在文明国的社团中，谋求拥有最上等的势力地位”。作为《世界之日本》的内政外交论，竹越的“自由帝国主义”论也代表西园寺的政治立场。西园寺在任文相期间，曾担任代理外相，协助有病在身的陆奥外相处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外交事宜，直接参与日本政府对中国、朝鲜问题的决策。因而在评价西园寺的政治活动时，既要客观评价其自由主义的一面，也不能忽略其帝国主义的性质。对内自由主义，对外帝国主义，把两个内含矛盾的概念整合一起，不能不说决定了西园寺纠偏实践的历史局限性。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仅面临着推进文明开化，实现立宪政体的近代化压力，还肩负着摆脱不平等条约体系，实现国家独立的紧要课题。明治宪法体制的构筑者在创建立宪政体的同时，发觉能够凝聚国民感情、统合日本民众的“国体”才是日本实现独立的内治前提，于是才有了强调天皇大权的明治宪法，和倡导“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的《教育敕语》的联袂登场。宪政与国体，二者相互矛盾却又共存于近代日本的政治体制中，当其中的“国体”部分被不断放大、被推向极端化之际，也促发了基督教人士、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开明官僚等各类主体连绵不绝的“纠偏”尝试和努力。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正是近代日本纠偏实践的重要一环。
历史学家冈义武对西园寺评价道：“明治22年（1889）的宪法由简洁的条文构成，在其拥有绝对主义一面的同时，作为近代宪法某种程度上也拥有立宪主义的一面。而西园寺一直期待宪法中立宪主义要素的不断增长。希望在天皇大权之下，实现立宪主义的政治体制。”西园寺所追求的立宪政治目标，与拥护天皇权威神圣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西园寺不畏日本社会强大的保守势力，公开提出文明化的教育方针，并在任期内试图颁布“第二个教育敕语”。虽然该计划最终未能成功，然而却挑战了《教育敕语》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为我们提示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西园寺冒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森有礼”的危险，试图纠正《教育敕语》弊端的主张和实践也为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乃至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铺垫，其重要意义亦不能否定。
本文作者 张智慧，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编 辑:赵 阳
初 审:郭丹彤
复 审:黄 滢
终 审:董灏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