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沛 | 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帕提亚帝国西向经略与本都王国的崛起——对米特里达梯战争背景的深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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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3 20:00
吉林
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帕提亚帝国西向经略与本都王国的崛起
内容摘要 公元前2世纪末是帕提亚帝国西扩的极盛时期，也是本都王国在米特里达梯六世领导下开始迅速崛起的时期。米特里达梯六世通过与帕提亚帝国和亚美尼亚王国的联盟关系，获得了来自当时西亚一流强国的资金支持，并得以迅速扩充国力和领土。因此，米特里达梯六世挑战罗马共和国东地中海霸权不应被仅仅看作是本都与罗马之间的战争，而是帕提亚帝国西向经略和罗马共和国东扩政策相碰撞产生的第一次非正面较量。随着帕提亚帝国陷入分裂动荡的“黑暗时代”，失去帕提亚支持的本都王国在与罗马的战争中因实力不济逐渐走向衰亡，最终使罗马共和国完成合并东地中海区域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帕提亚帝国；米特里达梯六世；本都王国；米特里达梯战争；米特里达梯二世
在传统罗马共和国扩张史书写和叙事中，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Ⅵ Eupator，前120—前63年在位）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罗马之敌”。这位君主治下的本都王国（The Pontus Kingdom，前302—前63年）与罗马进行的著名的“米特里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前88—前63年）”虽然因阿庇安等罗马史家的记载而传诸后世，但其影响力和知名度远远不及罗马与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布匿战争（Punic War）。究其原因在于，米特里达梯战争与晚期罗马共和国处于严峻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时代重合，故晚期共和时代罗马史研究的重点自然就放在了这一时期罗马的“内政”上。而这一时期罗马在东地中海的扩张进程，往往是通过以苏拉（Cornelius Sulla）、卢库鲁斯（Lucullus）和庞培（Gnaeus Pompey）等政治军事名人的视角一笔带过。因此，在大部分罗马史著述中，罗马共和国疆界和霸权扩展至西亚并最终将全地中海区域征服的具体过程未能得到清晰展现。而公元前1世纪初爆发的米特里达梯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罗马霸权东扩西亚之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总是被同时期频繁爆发的罗马内战烟云所掩盖。实际上，在公元前1世纪初米特里达梯六世治下的本都王国，统治着南俄草原克里米亚、西高加索、小亚细亚北部以及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大片土地，其国力、人口、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处于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堪称此时东地中海世界唯一可以威胁罗马霸权的头号强国。而这一时期的希腊化世界，传统强权塞琉古帝国（Seleucid Empire，前305—前64年）和托勒密王国（Ptolemaic Kingdom，前305—前31年）均已衰落，这些希腊化国家在对外政策甚至国内政局方面都受到罗马霸权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支配。相形之下，本都王国的强大与整个希腊化世界诸王国的整体衰落趋势非常“不协调”，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而米特里达梯战争结束后的公元前63年，罗马共和国已经与东方的帕提亚帝国（The Parthian Empire）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彻底完成了对希腊化世界政治遗产的瓜分，形成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帕提亚帝国在本都和亚美尼亚节节抵抗罗马并最终失败的过程中似乎始终“作壁上观”，这与帕提亚与罗马长期对峙抗衡的东方大国地位明显不符。那么，探求本都王国与亚美尼亚、帕提亚帝国三国之间是否存在过一个“反罗马轴心”的问题，无疑是理解米特里达梯战争和罗马东扩西亚背后深层地缘政治结构的关键。
近代以来，西方古典学界对本都王国的研究相继涌现，不得不说这与米特里达梯六世作为罗马死敌的个人魅力以及古典史学书写中米特里达梯六世的“他者”形象密切相关。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希腊化史研究叙事体系中，王室来自非希腊-马其顿裔、具有波斯渊源的本都王国始终处于较为边缘的研究地位。由于本都王国具有较为浓厚的希腊化色彩且统治中心不在伊朗高原，研究波斯史的学者亦不将本都作为伊朗古代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来对待，这样便造成了本都王国的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古典学和伊朗学“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局面。21世纪以来，随着希腊化史研究领域的拓宽以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后阿契美尼德时代（Post-Achaemenid Age）”波斯帝国诸继承国家历史文化的关注，本都王国的研究开始出现更多成熟系统的作品，其中的代表包括霍伊特（J. M. Højte）主编的《米特里达梯六世与本都王国》以及艾德林·梅耶尔（Adrienne Mayor）的《毒王米特里达梯：罗马最可怕的敌人》。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本都王国和米特里达梯六世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本都王国自身存在的希腊化、罗马化和波斯化等多维政治和文化层面展开专门的个案研究，尚没有从希腊化世界政治格局乃至近东国际体系的角度论述本都王国在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和近东历史中地位与作用的专著出现。笔者认为，在晚期罗马共和国内政外交乃至罗马从共和国向地中海大帝国转型过程中发挥过重要历史影响的米特里达梯战争，仍然是理解本都王国和晚期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关键节点。研究帕提亚帝国历史的著名波兰学者奥布里希特（M. J. Olbrycht）曾专门探讨过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帕提亚帝国与本都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三角同盟”关系，并认为在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Ⅱ，前124—前91/88年在位）治下处于极盛期的帕提亚帝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上始终保持了强势的扩张和进取姿态。由此看来，本都王国在米特里达梯六世时代发动挑战罗马地中海霸权的战争，除了经常被论及的米特里达梯六世个人野心、罗马共和国社会阶级矛盾以及地中海海盗问题的驱动之外，还应该将包括帕提亚帝国在内的整个西亚世界纳入对米特里达梯战争原因的考察。实际上，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初，帕提亚帝国对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晚期塞琉古王国和小亚细亚诸王国施展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攻略举措，并通过与亚美尼亚和本都王国的结盟使这一时期帕提亚帝国在西亚的霸权臻于巅峰状态。只是随着公元前87年米特里达梯二世的去世以及帕提亚帝国陷入长期内战分裂状态，才使得传统学界难以观察到帕提亚帝国在罗马共和国东扩过程中曾经扮演过的重要角色。而奥布里希特等学者对于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同盟形成的时间、维持的机制及瓦解的原因，仍存在可以进一步商榷探讨之处。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传统史料、钱币学和考古学证据及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一步还原和重建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帕提亚帝国与本都王国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同盟对于米特里达梯战争的深刻影响，由此重新评估本都王国和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演变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一、希腊化时代小亚细亚国际体系演变与本都王国崛起的历史机遇亚历山大东征灭亡波斯帝国之后，从兴都库什山到东地中海形成广大的诸希腊化王国并立的希腊化世界。而从政治归属上看，希腊化时代小亚细亚地区的波斯旧疆呈现出明显的破碎状态：塞琉古王朝控制着从西里西亚（Cilicia）到吕底亚（Lydia）的小亚细亚中部狭长地带，托勒密王国控制着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和爱奥尼亚（Ionia）、卡里亚（Caria）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北部则自东向西分布着本都、帕弗拉戈尼亚（Paphlagonia）和比提尼亚（Bithynia）三国，而卡帕多西亚王国（Kingdom of Cappadocia）和凯尔特人建立的加拉太王国（Kingdom of Galatia）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内陆腹地。作为希腊化时代小亚细亚列国之一，本都王国的核心领土位于小亚细亚东北部、黑海东南岸的狭长地带，最早是波斯帝国的卡帕多西亚行省的一部分。在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安排中，从未被亚历山大武力征服的陶鲁斯山以北小亚细亚地区一直处于波斯总督及当地世袭贵族的统治之下。根据阿庇安的记载，公元前302年，来自比提尼亚奇奥斯（Cius）城的波斯贵族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 Ⅰ Ktistes，前281—前266年在位）为了逃离继业者独眼龙安提柯（Antigonus Monophthalmus）的迫害，率领六名随从逃到了小亚细亚北部的帕弗拉戈尼亚，占领当地要塞吉米亚塔（Cimiata）自立。公元前281年，米特里达梯一世利用塞琉古一世于库鲁佩迪翁（Cyropedium）战胜莱西马库斯（Lysimachus）之后小亚细亚北部的权力真空割据称王，本都王国由此建立。自公元前281年至公元前150年，本都王国先后经历6位君主的统治。总体来看，直到公元前120年第七代君主米特里达梯六世即位之前，本都王国的疆域虽然和开国时期相比有所扩展，但整体上仍然是仅仅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一个普通中等国家。在公元前183年，本都攻占了黑海南岸的希腊殖民城市锡诺普（Sinope）并随后定都于此，而内陆地区的阿马西亚（Amasia）则长期是本都的传统宗教文化中心。本都王国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发展缓慢，始终未能成为左右希腊化世界政治局势的大国，究其原因与小亚细亚诸国并立的政治格局以及塞琉古帝国、托勒密王国和罗马共和国等域外霸权国的长期存在和介入密切相关。公元前281年至前190年间，小亚细亚地区最强大的势力是塞琉古帝国。而在希腊化时代前期，卡帕多西亚王国也是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独立王国，自公元前255年起就建立起了世袭的波斯裔君主制王朝，并与塞琉古王室频繁联姻，因而也具备希腊—波斯双重王室血统。另外，卡帕多西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盛产供给重装骑兵的战马，当地的祭司神庙直到斯特拉波时代仍然极其富有，可见卡帕多西亚王国经济实力的雄厚。因此，征服卡帕多西亚对于本都王国走向帝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但也存在着很大的攻略难度。相比之下，小亚细亚东北部的本都王国局促于黑海东南岸，东、西、南三面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包围，其地缘政治优势并不突出，而横贯本都境内的本都山脉（Pontic Alps）也不利于沟通本都的滨海平原和内陆山地。从自然资源和生产方式上看，本都王国经济的支柱是黑海捕鱼业、沿海城市工商业和内陆地区的农耕和畜牧经济。本都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经济潜力巨大，但由于其早期领土纵深和滨海领地不足，其农业、人口和对外贸易难以支撑起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故而在其历史发展的前期，本都始终未能找到从王国迈向帝国的历史机遇，并在希腊化时代前期的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地位。
公元前190年马格尼西亚战役（Battle of Magnesia）结束之后，战胜塞琉古的罗马人对小亚细亚重新进行了政治安排，由此对本都王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前188年，罗马共和国与塞琉古帝国签订《阿帕米亚和约》（Treaty of Apamea），将原属塞琉古帝国的小亚细亚领土分别转赠给帕加马王国和罗德斯（Rhodes），塞琉古帝国被迫放弃陶鲁斯山脉以北的小亚细亚全部领土。与此同时，原先从属于塞琉古帝国的亚美尼亚总督阿塔西亚斯（Artaxias）和扎里亚德斯（Zariades）独立，在亚美尼亚建立起阿塔西亚德王朝（Artaxiad Dynasty，前190—公元12年）。在塞琉古帝国势力迅速退出小亚细亚的有利形势下，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三世（Mithridates Ⅲ，前220—前185年在位）和法尔纳克一世（Pharnaces Ⅰ，前185—前170年在位）得以逐渐蚕食帕弗拉戈尼亚以及黑海东南岸的科尔基斯（Colchis）。随着法尔纳克一世的不断扩张，罗马共和国最终决定出面介入，于前179年迫使法尔纳克一世放弃从加拉太和帕弗拉戈尼亚夺取的领土。而法尔纳克一世之后的本都诸王开始实行亲罗马政策，主动融入罗马主导的阿帕米亚国际体系。另一方面，法尔纳克一世还通过与博斯普鲁斯王国（Bosporan Kingdom）结盟巩固了本都在黑海地区的地位。公元前155年，米特里达梯四世（Mithridates Ⅳ，前170—前150年在位）派兵支援亲罗马的帕加马王国对抗比提尼亚。公元前149年，新即位的米特里达梯五世（Mithridates Ⅴ Euergetes，前150—前120年在位）为了表达对罗马的恭顺，派舰队和雇佣军参加了罗马灭亡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33—前129年，米特里达梯五世帮助罗马人平定了帕加马僭王攸美尼斯三世（Eumenes Ⅲ）的叛乱，使得罗马成功在帕加马故地建立亚细亚行省。由此可见，在阿帕米亚时代罗马霸权间接支配小亚细亚的政治格局下，本都王国虽然抓住了塞琉古帝国衰退的历史机遇，迈出了对外扩张的重要步伐。但由于罗马在东地中海的支配性权势，本都诸王始终不敢公开挑战《阿帕米亚和约》确立的、以罗马共和国为宗主的小亚细亚国际体系，甚至为了保住既得征服成果主动维持与罗马共和国的“友谊与同盟关系（amicitia et societas）”。而本都王国真正开始转变对罗马共和国外交政策，发生于米特里达梯六世时期。米特里达梯六世于公元前113年亲政之后，立即着手对外扩张，并于公元前108年兼并了黑海北岸的博斯普鲁斯王国。而这一时期，西亚国际格局发生了进一步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帕提亚帝国的崛起。
帕提亚王国自公元前247年便从塞琉古帝国独立出来，但直到米特里达梯一世（MithridatesI，前171—前138年在位）时代帕提亚才真正扩张成为一个帝国。公元前141年，帕提亚军队夺取塞琉古帝国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陪都塞琉西亚（Seleucia），由此标志着帕提亚帝国开始取代塞琉古帝国成为西亚的新霸主。公元前130/129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七世（Antiochus Ⅶ Sidetes，前138—前129年在位）以举国之兵力发动最后一次东征。公元前129年冬，帕提亚人利用塞琉古驻军在所征服城市里横征暴敛引发骚乱之机，突袭安条克七世并将其斩杀，遂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塞琉古帝国彻底丧失了西亚大国地位，沦为局促于叙利亚地区的三流国家，而帕提亚帝国开始跃升为西亚首屈一指的政治势力。公元前124年米特里达梯二世即位后，帕提亚帝国迎来了极盛时期。米特里达梯二世在东部边疆击败塞种人（Sakas），在两河流域平定叛乱的属国查拉塞尼（Characene）和埃利麦斯（Elymais），随后于公元前113年夺取了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塞琉古城市杜拉—幼罗波斯（DuraEuropos），帕提亚帝国势力范围遂扩张到幼发拉底河沿岸。公元前111/110年，米特里达梯二世首次发行带有希腊文“王中之王（ΒΑΣΙΛΕΙΟΣΒΑΣΙΛΕΙΟΝ）”称号的铸币，此称号也在同时期巴比伦天文日志（Babylonian Astronomical Diaries）中以其阿卡德语形式首次出现（Šar Šarrāni），这标志着帕提亚帝国开始进入其全盛时期。最迟至公元前97年，米特里达梯二世已经降服了奥斯罗恩（Osrhoene）、阿迪亚贝尼（Adiabene）、戈尔蒂耶尼（Gordyene）等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小国，从而完全建立起了帕提亚帝国在两河流域和南高加索的附庸国体系。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的西向经略是帕提亚帝国极盛时期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与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同盟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也是本文接下来重点考察的内容。由于位于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帕提亚帝国与黑海南岸的本都王国并不直接接壤，亚美尼亚则可以发挥沟通帕提亚帝国和本都王国的地缘中介作用。因此，论证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角同盟的存在，必须首先论证帕提亚—亚美尼亚同盟及其形成的确切时间。传统观点多认为，米特里达梯二世经略亚美尼亚并迫使提格兰入质的时间发生于公元前120年左右，即与本都米特里达梯六世登基同时。但从亚美尼亚阿塔西亚德王朝世系传承上看，公元前120年提格兰入质帕提亚帝国之说存在明显的难以解释的矛盾。根据查士丁《腓力史摘要》的记载，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的亚美尼亚国王是阿塔瓦兹德斯一世（Artavasdes Ⅰ），且这一事件发生在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为患帕提亚帝国东疆的塞种人（Sakas）并为先王报仇之后：
弗拉特斯死后，其叔阿塔巴努斯即位为王，他与吐火罗人开战，手臂受伤，很快死去。其子米特里达梯即位，由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伟大的称号……他多次成功地与斯基泰人作战，为其父辈从斯基泰人那里受到的伤害报仇雪耻。最后，他（米特里达梯二世）与亚美尼亚国王阿塔瓦兹德斯开战。
作为亚美尼亚向帕提亚帝国称臣的条件，阿塔瓦兹德斯将自己的王子、未来的提格兰二世入质帕提亚。但由于在提格兰二世之前还有一个亚美尼亚国王，即甚少被文献所提及的提格兰一世（Tigran Ⅰ），因此查士丁的记载无法解释提格兰一世与提格兰二世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看，入质帕提亚的提格兰回国即位接替的去世先王必然就是当年将提格兰送往帕提亚为质的亚美尼亚国王。如果阿塔瓦兹德斯一世去世后由提格兰一世即位，则仍在帕提亚为质、尚未登基的提格兰二世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且这对于帕提亚方面而言无疑是一种破弃同盟关系的行为，故而提格兰二世的父亲很可能不是阿塔瓦兹德斯一世。帕特森（Lee E. Patterson）便认为，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的亚美尼亚国王应该是提格兰二世的同名父王提格兰一世，而查士丁显然将两个同名的提格兰国王混为一谈。而公元5世纪的亚美尼亚史家霍伦尼的摩西（Movses Khorenats’i）也认为，提格兰一世是阿塔瓦兹德斯一世之弟，由于阿塔瓦兹德斯一世膝下无子，故将王位传给弟弟提格兰一世。由此看来，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的国王确应为提格兰二世的父王提格兰一世。因此，如果我们排除查士丁记载的干扰，可以基本认为希腊罗马史家和亚美尼亚史家关于提格兰二世父王为提格兰一世，且提格兰一世为阿塔瓦兹德斯一世之弟的记载是正确的。从巴比伦天文日志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将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提格兰一世，并迫使后来的提格兰二世入质帕提亚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111/110年，巴比伦天文日志（AD. 3，No. 110）记载：塞琉古纪元201年（即公元前111/110年），王中之王阿萨息斯（Ar-šá-ka-a Lugal Lugalmesh，即米特里达梯二世）（集结了一支大军），在他的率领下向亚美尼亚之地（Habigalbat）开拔……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111/110年也是米特里达梯二世首次采用“王中之王”称号的时间，这很可能是为了纪念米特里达梯二世在一系列成功征战之后取得的丰功伟绩，而令亚美尼亚称臣也完全吻合“王中之王”的政治内涵。而查士丁记载的米特里达梯二世征战顺序指出，帕提亚帝国击败亚美尼亚发生于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塞种人稳定帝国东部边疆之后。可以认为，在彻底解决塞种人侵扰帕提亚帝国的问题之前，米特里达梯二世对于两河流域以西的事务是难以顾及的。因此，帕提亚西征夺取杜拉—幼罗波斯的公元前113年可以作为米特里达梯二世胜利结束东征、解决塞种人东疆边患的时间下限。而在夺取杜拉—幼罗波斯之后，米特里达梯二世集结兵力于西北边疆讨伐亚美尼亚并迫使提格兰一世称臣，就可以说顺理成章了。因此，结合巴比伦天文日志的记载，可以认为公元前111/110年才是帕提亚帝国击败亚美尼亚、提格兰二世入质帕提亚以及帕提亚—亚美尼亚同盟（帕提亚为宗主、亚美尼亚为臣属）形成的时间。根据弗兰克·科瓦奇斯（Frank Kovacs）对阿塔西亚德王朝亚美尼亚钱币的研究，提格兰二世的继承者阿塔瓦兹德斯二世（Artavazdes Ⅱ，前55—前34年在位）在即位之初的公元前55/54年发行过一组带有两种纪元的王家铸币，即以公元前64年为起始的庞培纪元（Pompeian era）和所谓的“提格兰纪元（Tigranid era）”，其中后者的年数为67，由此可推断此纪元是为了纪念提格兰二世的父王提格兰一世的登基之年，即公元前121年。这样一来，阿塔瓦兹德斯一世和提格兰一世的在位时间可以分别修正为公元前159—前121年和公元前121年—前95年，而公元前111/110年正好位于提格兰一世的在位区间，由此可基本修正公元前120年米特里达梯二世征服亚美尼亚的传统观点。在解决帕提亚—亚美尼亚同盟形成的时间问题之后，接下来讨论亚美尼亚—本都同盟形成的时间。根据阿庇安的记载，公元前89年米特里达梯六世拟对罗马开战之前，派使节佩罗皮达斯（Pelopidas）出使罗马，并对元老院发表了如下演说：你们（罗马人）应该牢记，米特里达梯统治的是他祖先留下的土地，他也征服了许多邻近的民族：比如非常好战的科尔基斯人，黑海边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后方的许多蛮族部落。他的盟友准备服从他的每一道命令，斯基泰人，陶里人，巴斯塔奈人，色雷斯人，萨尔马提亚人以及所有住在顿河、多瑙河和亚速海的民族。亚美尼亚的提格兰是他的女婿，帕提亚的阿萨息斯王是他的盟友。他拥有许多船只，有些已经建成，有些正在建造，各方面的物资都非常充裕。
在佩罗皮达斯列举的米特里达梯六世同盟者名单中，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均榜上有名。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89年米特里达梯战争爆发前夕，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角同盟已经完全形成。不仅如此，亚美尼亚和本都之间还存在着王室联姻关系，即提格兰二世娶了米特里达梯六世之女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为王后。由于提格兰二世即位于公元前95年，克娄巴特拉下嫁提格兰二世的时间必然发生于前95—前89年之间，这也是本都—亚美尼亚婚姻同盟形成的时间区间。但联姻往往是加强两国既有同盟关系的巩固手段，而非标志着两国同盟关系的开始。因此在提格兰二世即位初年，本都与亚美尼亚的友好关系很可能已经有长时间的进展，这表明两国同盟的形成很可能早于提格兰二世的即位。根据赫拉克利亚的门农（Memnon of Herakleia）的记载，提格兰二世的父亲提格兰一世时期，亚美尼亚很可能就与本都形成了同盟关系：米特里达梯通过战争降伏了法西斯河以远直至高加索山之外的地区，开始逐渐变得极其自负。鉴于此，罗马人开始怀疑米特里达梯的意图，并颁布敕令要求本都归还从斯基泰人那里夺得的属于古代诸王国的领土。米特里达梯表面上遵从罗马的要求，但却集合了他的盟友，包括帕提亚人，米底人，亚美尼亚的提格兰，斯基泰诸王和伊比利亚。
与阿庇安的记载不同，这里门农并未指出“亚美尼亚的提格兰”是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女婿提格兰二世，因此不能排除提格拉一世时期亚美尼亚就与本都之间存在同盟关系的可能性。公元前102/101年，爱琴海提洛岛卡比奥伊圣所（Kabeiroi）的祭司雅典人赫利安纳克斯（Helianax）为米特里达梯六世建造的祭坛浮雕上刻画了12位被崇拜者，其中便包括本都王国军政要人以及帕提亚王中之王的两位使节。赫利安纳克斯祭坛浮雕铭文显示此时帕提亚帝国的外交活动范围已经抵达爱琴海地区，且很可能已经与本都王国结盟。然而12位被崇拜者中并没有提及亚美尼亚及其统治者，因此亚美尼亚和本都同盟关系建立的时间上限应不会早于公元前101年。由于亚美尼亚的阻隔，帕提亚与本都之间仅以外交使节的方式建立较浅层次的友好关系，无法将这种友好关系落实为相互配合的政治军事行动。而公元前95年提格兰二世即位后，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三国在小亚细亚的战略协同立即开始付诸实施，由此凸显了长期为质帕提亚的提格兰二世作为连接帕提亚—本都同盟的重要中介作用。因此可以初步推断，从公元前101至前96年，帕提亚帝国与本都之间为了进一步深化同盟关系，开始利用作为帕提亚帝国从属的亚美尼亚发挥桥梁作用，而长期受到帕提亚政治文化影响的提格兰二世无疑是落实三国同盟的最佳人选。由此可知，提格兰二世即位的公元前95年对于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三国同盟的形成来说意义重大，可以视为三国同盟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而提格兰二世即位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帕提亚帝国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同盟关系，提格兰二世将自己的女儿阿里亚扎特（Ariazate）嫁给了米特里达梯二世，至此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同盟正式转化为牢固的王室婚姻同盟。 从以上分析可知，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同盟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帕提亚征服亚美尼亚、帕提亚连结本都、提格兰二世即位落实同盟以及三国婚姻同盟四个阶段。在帕提亚东部边疆稳定的有利形势下，米特里达梯二世在公元前1世纪初全力西向经营，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为后盾，通过属国入质、使节派遣、王位继承和王室婚姻的手段层层递进，在公元前94年左右建立起以帕提亚帝国为宗主、亚美尼亚为臣属、本都为平等同盟的三国体系。而米特里达梯六世和提格兰二世也利用这一形势，开始了本都和亚美尼亚挑战罗马地中海霸权的历史。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同盟的形成，表明希腊化时代晚期帕提亚帝国已经成为影响东地中海政治格局的关键力量。自塞琉古帝国以来，王室婚姻同盟便是马其顿裔希腊化王朝与小亚细亚波斯裔王朝之间维持宗主—附庸关系的重要手段。而帕提亚帝国在取代塞琉古帝国成为西亚新霸主之后，完全继承了这一政治策略。不仅如此，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王室都来自希腊化的伊朗贵族，彼此之间拥有相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希腊化王国普遍衰颓、罗马霸权体系深入东地中海的历史背景下，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同盟作为由伊朗裔王朝牵头发展而来对抗罗马这一未来地中海霸主的国际制衡体系，至此登上历史舞台。三、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三方在卡帕多西亚的战略协同从地理范围来看，米特里达梯战争前罗马共和国在小亚细亚的附庸国主要包括比提尼亚、加拉太和卡帕多西亚三国，而卡帕多西亚王国则是罗马权力向小亚细亚东部延伸的最远突出部。从地缘上看，米特里达梯六世首先必须蚕食罗马在小亚细亚的附庸国体系，然后才能直接威胁设置于帕加马王国故地的罗马亚细亚行省，并挑起后来的“米特里达梯战争”。在罗马小亚细亚附庸国中，位置最靠东的卡帕多西亚王国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卡帕多西亚王国南枕陶鲁斯山脉与西里西亚接壤，东接幼发拉底河上游，西邻加拉太王国，北部与本都接壤，其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征服卡帕多西亚是本都称霸小亚细亚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因此，卡帕多西亚成为米特里达梯战争爆发前夕本都与罗马争夺的焦点地区，并且将本都的盟友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帝国都卷入其中。
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同时，罗马共和国在结束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和辛布里战争（Cimbric War）之后，重新把视线转向东方，利用其已有的小亚细亚附庸国体系，进一步向东拓展势力范围。罗马人在公元前103年派兵进剿海盗巢穴西里西亚，至公元前96年再次将卡帕多西亚王国纳为臣属。公元前100年，米特里达梯六世谋杀其外甥、亲罗马的卡帕多西亚国王阿里阿拉塞斯七世，将自己8岁的儿子立为卡帕多西亚国王，称阿里阿拉塞斯九世，随后米特里达梯六世又发兵进犯罗马附庸比提尼亚。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米底斯三世（Nicomedes Ⅲ，前127—前94年在位）请求罗马介入，在罗马西里西亚总督苏拉的压力下，公元前96年米特里达梯六世被迫放弃自己扶植的卡帕多西亚国王，亲罗马的阿里奥巴扎尼斯（Ariobazanes）即位卡帕多西亚国王。为了帮助本都对抗亲罗马的卡帕多西亚王国，公元前95年帕提亚米特里达梯二世令亚美尼亚王子提格兰回国即位，即提格兰二世。提格兰二世即位后，首先吞并索菲尼（Sophene），然后入侵卡帕多西亚，配合本都挑战罗马的宗主权。为了回应提格兰入侵引发的卡帕多西亚王国事态，罗马元老院派苏拉前往小亚细亚东部，在科马基尼（Commagene）与索菲尼边境要塞梅利特内（Melitene）会见了帕提亚米特里达梯二世的使节奥罗巴祖斯（Orobazus），即历史上著名的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第一次外交接触。关于罗马与帕提亚之间首次外交会面的时间，传统学界的观点认为发生于公元前92年，而巴迪安（E. Badian）和约翰·博罗特（John J. Poirot）则认为应订正为公元前96年。但从历史事件发生的逻辑顺序上看，罗马帕提亚外交会面事件应发生于提格兰二世首次入侵卡帕多西亚之后、米特里达梯六世联合提格兰二世再次征服卡帕多西亚之前，也即在公元前95—前92年之间，因此苏拉会见奥罗巴祖斯很有可能发生于公元前94/93年。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在此次会谈中，苏拉代表罗马以宗主和仲裁者身份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卡帕多西亚国王和帕提亚使节中间，令帕提亚帝国与罗马属国卡帕多西亚处于同等地位，无形中羞辱了帕提亚使节。而奥罗巴祖斯回国后，由于有辱帕提亚帝国的大国威严，旋即被米特里达梯二世处死。对于早期罗马—帕提亚关系以及此次外交事件，以亚瑟·吉文尼（Arthur Keaveney）为代表的古典学者认为，帕提亚帝国从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开始就认识到罗马霸权的强大，因此奥罗巴祖斯使团的出使目的是与罗马共和国达成友好关系（foedus amicitia）。但奥罗巴祖斯被处死的结局表明，米特里达梯二世根本没有接受苏拉建立的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看似友好实则不平等的外交关系，而是随即联合本都和亚美尼亚展开了对罗马共和国近东霸权的挑战。而提格兰二世的即位和亚美尼亚为了配合本都对卡帕多西亚的入侵，应该被理解为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三国有意识的战略协同，而非提格兰二世在未征得宗主国帕提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的单方面行为。因此，奥罗巴祖斯使团的真正目的是调查刺探罗马在小亚细亚的政治意图和军事情报，以配合本都米特里达梯六世和亚美尼亚提格兰二世入侵罗马属卡帕多西亚的军事行动，而非寻求与罗马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达成维持幼发拉底河边界的妥协状态（modus vivendi）。苏拉辱使事件之后，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同盟立即开始反击罗马在小亚细亚的宗主权，并在卡帕多西亚攻略上取得重大进展。公元前92年，米特里达梯六世派军队成功驱逐了亲罗马的卡帕多西亚国王阿里奥巴扎尼斯，此次出征的将军巴古阿斯（Bagoas）和密特拉斯（Mithraas）是亚美尼亚提格兰二世的援军将领，根据奥布里希特的研究，这两个将军的伊朗姓名显示其很可能是帕提亚帝国在其臣属国亚美尼亚安插的官员。在将亲罗马势力逐出卡帕多西亚的同时，米特里达梯六世入侵罗马附庸比提尼亚王国并大获全胜，成功降伏了比提尼亚，本都王国领土遂扩张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为与本都和亚美尼亚的军事行动相配合，公元前92年帕提亚军队从梅利特内渡过幼发拉底河，降伏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科马根尼王国，而出兵援助科马根尼的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十世（Antiochos Ⅹ Eusebes）被帕提亚军队击杀。至此，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同盟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战略推进得以成功进行。公元前90年，罗马将军马尼乌斯·阿奎里乌斯（Manius Aquilius）又将阿里奥巴扎尼斯重新扶植为卡帕多西亚国王，这成为米特里达梯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米特里达梯六世表面上屈服于罗马的反击，实则暗中开始全面备战。而米特里达梯六世发行的铸币数量在公元前92年和公元前89年5—6月间达到高峰，证明本都此时开始进入全面备战阶段，且本都王家铸币数量在米特里达梯战争前夕的暴增很有可能来自帕提亚帝国的财政支持。公元前89年，为了迫使本都遵从罗马元老院的旨意放弃征服的土地，罗马附庸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米底斯四世（Nicomedes Ⅳ，前94—前74年在位）联合罗马军团入侵本都，结果被早有准备的米特里达梯六世打得惨败。米特里达梯六世乘胜进军罗马亚细亚，并于前88年周密策划了对亚细亚行省罗马和意大利殖民者的大屠杀，共计8万人身亡，史称“亚细亚晚祷（Asiatic Vespers）”。罗马共和国被迫对本都全面宣战，持续25年之久的米特里达梯战争正式爆发。由此可见，罗马与以帕提亚为首的三国同盟争夺卡帕多西亚的王位人选，实际上才是米特里达梯战争爆发的直接根源。可以明显看出，米特里达梯战争的爆发一开始让罗马共和国完全措手不及，而本都方面可以说早有准备酝酿已久。罗马人虽然察觉了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扩张野心，但远远低估了米特里达梯六世所拥有的资源和发动战争的能力，其中最大的失误即是忽略了帕提亚—亚美尼亚—本都三角同盟的存在以及帕提亚帝国和亚美尼亚对本都的大力支持。而即使在后来帕提亚帝国因为内战退出三国同盟之后，本都和亚美尼亚仍然持续抵抗罗马东扩二十余年，可见米特里达梯六世当年积攒的国力和财富之雄厚。四、米特里达梯二世的去世与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同盟的瓦解公元前87年帕提亚米特里达梯二世去世后，帕提亚帝国爆发内战，直到公元前70年弗拉特斯三世（Phraates Ⅲ，前70—前58年在位）即位之后，才逐渐重新统一全国。传统学界一般将公元前87年至前70年帕提亚帝国没有强有力统一君主的时期称为帕提亚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在此期间，帕提亚帝国内部以米特里达梯二世的王储戈特尔泽斯一世（Gotarzes Ⅰ，前91—前80年在位）及其子奥罗德一世（Orodes Ⅰ，前80—前75年在位）一系为代表的西向派与萨纳特鲁克（Sanatruce，前75—前69年在位）为代表的中亚派长期斗争，且西向派逐渐失势。帕提亚帝国处于分裂状态无暇西顾，这无疑对本都刚刚开始进行的米特里达梯战争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而帕提亚帝国内部不同贵族派系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影响帕提亚王位继承乃至帕提亚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米特里达梯二世击败塞种人之后，将后者安置于德兰吉亚纳（Drangiana，即后来的锡斯坦“Sakastan”）地区，而苏林家族（House of Suren）则成为帕提亚帝国在锡斯坦的封疆贵族，并逐渐与当地塞种人通婚融合。通过吸收塞种人的军事力量，苏林家族成为推动萨纳特鲁克一系上位的关键推手。随着米特里达梯二世晚年将注意力转向西方的东地中海世界，并对本都王国进行不遗余力的财政支持，长期驻守帝国东境的苏林家族对米特里达梯二世的西方政策产生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帕提亚帝国疆土结构的二元特征，导致了帕提亚国内贵族派系在战略方向上存在着根本矛盾。因此，主要利益方向在伊朗东部的苏林家族，对于帕提亚帝国经略西方的政策必然是相对冷淡甚至反感的。而后来苏林家族扶植上位的帕提亚君主在西方政策上长期采取保守战略，直至卡莱战役之前都不愿介入东地中海政局，可以说完全符合笔者的这一判断。尽管米特里达梯二世死后帕提亚帝国的王位继承斗争扑朔迷离，但从最后结果来看，弗拉特斯三世的即位标志着帕提亚帝国内部中亚派的胜利，而米特里达梯二世一脉为代表的“西向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萨纳特鲁克一世和弗拉特斯三世为代表的中亚派帕提亚君主由伊朗高原东部锡斯坦的苏林家族支持上台，代表帕提亚帝国在中亚方向的利益和政策。因此，帕提亚帝国内部中亚派且与西向派之间是死敌关系，故在米特里达梯战争后期，弗拉特斯三世多次拒绝本都米特里达梯六世的结盟请求，在罗马和本都—亚美尼亚同盟的战争中作壁上观，最终导致本都和亚美尼亚在罗马征服铁蹄下相继败亡的历史命运。由于帕提亚帝国爆发内战，本都—亚美尼亚同盟内部的实力对比也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国同盟中本来实力最弱的亚美尼亚王国开始填补帕提亚帝国内战在西亚造成的权力真空。公元前83年亚美尼亚提格兰二世吞并塞琉古王国，并开始进攻帕提亚本土，至公元前70年提格兰二世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叙利亚、西里西亚、卡帕多西亚、索菲尼、阿特罗佩特尼（Atropatene）、科马根尼、奥斯罗恩等附属王国在内的短暂的“亚美尼亚帝国”。随着戈特尔泽斯一世及其继承者奥罗德一世的覆灭，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同盟在公元前75年之后已在实质上宣告瓦解。而萨纳特鲁克一系上台后，帕提亚帝国的西方政策开始急剧转向保守。而公元前74—前67年，卢库鲁斯和庞培接替指挥米特里达梯战争，没有帕提亚帝国在背后支撑的本都和亚美尼亚两国被先后击破，至公元前66年提格兰二世被迫投降庞培。击破本都和亚美尼亚之后，庞培在本都王国故地设置比提尼亚—本都行省（Provincia Pontus et Bithynia），而罗马共和国也顺势于公元前64年接收早已奄奄一息的塞琉古王国并设置叙利亚行省，其势力终于抵达幼发拉底河并与帕提亚帝国接壤。由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败北和提格兰二世的投降，帕提亚帝国此后只能独自面对罗马，近东历史上的两极对峙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可以看出，在米特里达梯战争后期罗马共和国东扩至幼发拉底河的过程中，帕提亚帝国的西方政策显得极为保守，让许多学者据此误以为帕提亚自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起就没有向东地中海方向经略乃至挑战罗马霸权的意图。而从本文的考察来看，帕提亚帝国西方政策从进取到保守的转向是公元前80—70年代帕提亚内部王室和主导贵族派系从西向派转移至中亚派导致的结果。米特里达梯二世时代的帕提亚帝国对于经略东地中海地区始终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其最重大的战略成果便是以帕提亚的雄厚实力和经济资源，推动本都米特里达梯六世成功建立起了一个一度威胁罗马东地中海霸权的“黑海帝国”。随着公元前88年米特里达梯战争的爆发，罗马共和国被再次直接卷入东地中海事务，由此开启了共和时代罗马东扩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公元前74—前67年间，卢库鲁斯和庞培相继接任罗马东方军队指挥权之后，米特里达梯战争遂进入最后的决定性阶段。在米特里达梯战争的最后阶段，恢复元气的帕提亚帝国为收复被亚美尼亚人攻占的旧土，遂与罗马方面达成了一些关于两国边界的临时协定。公元前66年庞培降服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二世之后，与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三世就亚美尼亚王位继承和位于戈尔蒂耶尼的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公元前64年，庞培和弗拉特斯三世在几番争执之后就罗马和帕提亚的边界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罗马认可帕提亚在阿迪亚贝尼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势力范围，而帕提亚将戈尔蒂耶尼作为属国交还给亚美尼亚。公元前63年，米特里达梯六世在克里米亚集结兵力企图东山再起，无奈激起当地民众叛乱而未能成行。绝望中的米特里达梯六世在侍卫的帮助下自杀身亡，持续25年之久的米特里达梯战争至此结束。关于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东扩的关系，阿庇安有着如下经典的论述：
他（米特里达梯六世）在与罗马人的战争中不遗余力，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黩武以极，从东方到西方，他掀起的战火波及整个世界。（因为他）整个世界都在战争中受到攻击，因同盟关系而受到牵连，被海盗所侵扰，或者因临近战争地区而遭受兵火。尽管这场战争是这样的一波三折，但这场战争的结果给罗马人带来了最大的利益，因为它使罗马人领土的边界从日落之处扩张到幼发拉底河。
由此看来，本都王国的崛起及其与罗马的冲突是希腊化时代后期东地中海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也开启了罗马共和国东扩进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米特里达梯战争前后持续25年之久，波及希腊半岛、爱琴海、小亚细亚和黑海广大地区，与当时地中海的海盗集团及罗马内部分裂势力相结合，构成了对罗马地中海霸权的巨大威胁。米特里达梯战争的特殊性质在于，它不仅是希腊化时代后期东地中海地区最后一次对罗马势力东扩的有力抵抗，也是东方伊朗系希腊化大国与罗马争夺近东霸权的预演。由于希腊化时期伊朗文化与希腊文化在小亚细亚的长期交融混同以及希腊—马其顿裔王室与伊朗裔王室之间的频繁联姻，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同时拥有希腊城邦“解放者”、亚历山大继承人和希腊化文化“代言人”、东方伊朗宗教传统和波斯帝国继承者等多种复杂的文化身份，从而使其得以扮演这一时期挑战罗马地中海霸权最强有力的角色。可以说，本都既是最后一个挑战罗马地中海霸权的“希腊化王国”，也是第一个与罗马共和国发生直接对抗的波斯系王朝。本都王国对抗罗马的事业虽然最终失败，但米特里达梯六世对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帝国遗产的双重合法性宣称却间接被后来帕提亚帝国诸王所继承。而从本文论证的帕提亚—本都—亚美尼亚三国同盟的历史事实来看，帕提亚帝国在米特里达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系到这场战争的胜败和公元前1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走向。实际上，罗马对东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是与包括帕提亚帝国在内的西亚世界复杂政局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帕提亚帝国自身的政治史和对外政策对于理解希腊化时代后期地中海国际体系的演变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而本都黑海帝国在罗马东扩历史进程下“速兴骤亡”的历史表象背后，我们应该对米特里达梯战争背后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及罗马之外其他参与地中海历史发展的文明和政治体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估。本文作者 龙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伊朗古代史。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