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 | 普鲁塔克作品中的男性气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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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6 20:00
吉林
内容摘要 古希腊语中的“ἀνδρεία”既可以表示战争中的“勇敢”，也具有“男性气概”这种更抽象的含义。战争中的勇敢是古典时代以来希腊社会极为重要的德性，然而普鲁塔克却不鼓励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同胞通过战争途径实现勇敢这一德性。对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而言，战争中对勇敢的追求可能会引发罗马对希腊的进一步干预。普鲁塔克对此有所担忧，他降低了军事功绩对展示勇敢的重要性，并建构了男性气概与希腊教化和身份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 普鲁塔克；男性气概；《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教化
在《科瑞欧拉努斯传》的开篇，普鲁塔克批评罗马人用主要指军事中勇敢的“virtus”一词来统称所有德性（ἀρετή），而古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单词“ἀνδρεία”则只表示德性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古希腊语“ἀνδρεία”和拉丁语“virtus”差异的讨论，普鲁塔克既“将德性的希腊人与好战的罗马人拉到了一起”，同时也暗指罗马人对德性缺乏全面的理解，将军事中的勇敢优先于其他所有美德。对这种词汇差异的讨论，反映了普鲁塔克作品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对品性—德性（ἠθικὴ ἀρετή）的关注以及“对比”（σύγκρισις）的写作方式。借助对普鲁塔克作品中希腊与罗马传主展现男性气概/勇敢方式的考察，可以管窥其如何通过“对比”将“一种希腊视角置于罗马历史”，以及如何通过建构希腊的男性气概观念优于罗马的，从而彰显希腊文化与身份的优越性。
2019年《伊利诺伊大学古典研究》（春季刊）的3篇论文专门探讨了普鲁塔克作品中的男性气概这一主题。伊丽莎白·卡尼（Elizabeth Carney）以《亚历山大传》为研究个案，展示了女性在定义和复杂化男性气概方面的重要作用。丹尼尔·利昂（Daniel W. Leon）认为普鲁塔克在《皮拉斯传》中将皮拉斯展现男性气概的方式视作其失败的关键因素，并将男性气概作为一种社会表演进行研究。苏洛查娜·阿西瓦塔姆（Sulochana Asirvatham）则对普鲁塔克的两部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和《道德论集》皆有观照，认为普鲁塔克对“ἀνδρεία”的处理是其对希腊德性的一种自我反射式捍卫。某种程度上，上述三篇论文延续了莫德·格里森（Maud Gleason）、蒂姆·惠特马什（Tim Whitmarsh）等学者的研究取向。格里森、惠特马什等关注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作品中性别与族群、身份、权力的纠缠，认为这种纠缠是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作品的显著特征。在这种研究取向下，卡尼等三位学者通过性别研究的视角，将普鲁塔克作品中的“男性气概”置于希腊—罗马文化互动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鉴于国内学界尚未对普鲁塔克作品中的男性气概观念予以特别关注，本文在上述研究取向与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察普鲁塔克所处的政治现实出发，分析罗马的政治统治以及希腊的传统如何影响普鲁塔克对男性气概观念的建构，进而讨论这种建构如何促进其希腊的身份认同。战争是展现勇敢的绝佳机会。在古代希腊社会，“战争之于男性，犹如婚姻之于女性”。最早的《荷马史诗》中，与勇敢相关的表达常与英雄们特定的战斗行为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德性观的沿革中，勇敢虽只是德性所代表的男性理想之一，但与军事活动一直有关联。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普鲁塔克继承和守护着希腊的古典传统，却在展现男性气概方面降低了其与军事活动的联系。
普鲁塔克的态度在《对政治家的谏言》中有直接体现，他劝诫萨迪斯的少年马内马库斯（Manemachus of Sardis）不要通过军事成就追求荣誉以及展现男性气概，因为“罗马士兵的靴子就在头顶之上”，应将“目光从将军的帐篷中移开”。对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下并有志于从事政治的希腊上层男性而言，他们须时刻谨记：“你只是一个臣民，在一个由总督控制的地方任职，而总督是罗马皇帝的代表。”从客观条件而言，在马可·奥勒留统治（161—180）之前，罗马也未曾在阿凯亚行省征募正规军队，通过战争展现男性气概的道路对希腊男性而言是封闭的。普鲁塔克之所以不鼓励希腊同胞通过军事途径展现男性气概，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是相关的。罗马对行省的反抗采取残酷镇压政策，试图诉诸战争以获得自由无疑是一种自杀。公元67年，罗马皇帝尼禄为感谢希腊人对他的盛情款待，下令赐予整个希腊行省自由。几年后，韦帕芗便收回了给予希腊行省的自由，重新将其归入元老院的管辖。希腊行省的自由被收回，其重要原因是斯巴达等地区在获得自由的几年内，不断上演内讧和小集团之间的冲突，派别斗争十分严重。为结束希腊地区的混乱局面，韦帕芗托辞希腊人已经忘记了自由而恢复了希腊的行省地位。这一政治变故给普鲁塔克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在作品中不断告诫自己的同胞要避免内讧与战争，谨记自己的臣民身份，以免连仅剩的权利也被罗马人收回。除对地方行省的军事反抗采取高压措施，罗马还竭力压制东部行省潜在的政治参与。掌握行省最高权力的总督很长时间未受到有效牵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希腊人观念中权力不受限制的僭主，这种长期的军事政治压迫不可能不对希腊族群的性格产生影响。西塞罗在给弟弟昆图斯的信中认为：“长期的奴役使他们（希腊人）学会了过分谄媚的艺术······他们不敢违背我们的意愿。”对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男性精英们而言，他们依然需要通过相互竞争以展现男性气概，只不过这种竞争转移至建筑、竞技、节日、戏剧表演、宴饮中的慷慨等无害罗马帝国根本利益的方面，而非可能导致战争的竞争。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对此有很好的总结：“整个有人居住的罗马世界，就像在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一样，人们已经把旧服饰和武器放下，转向了装饰品和其他各种乐趣。”另一方面，罗马统治下普遍而持久的和平也使希腊世界无须为了战争而组织起来，通过战争展现男性气概亦不再如古典时代那样享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普鲁塔克在《对政治家的谏言》中反复提醒：“城邦的领袖荒唐地鼓动民众效仿祖先的功业、理想和行动，而这些在如今并不合时宜。他们本来很可笑，却未受到嘲笑。”“各族群目前不需要政治家，因为每一场希腊战争和外国战争都已从我们中间消失了。”“马拉松、欧里梅敦、普拉泰亚，以及所有其他使大众骄傲自满的战争事例应当仅留在智术师学校里。”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古希腊人是公共的族群，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在希腊男性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男性气概的描述很大程度也是基于他们的公共行为和话语。然而，罗马统治下希腊地区的公共生活中已没有古典时代民主制度下的那种“政治平等”（ἰσηγορία）与“直言”（παρρησία）。独立的丧失使战争、革命和外交等事务不再是希腊政治家的理智选择。对于希腊的少年们如何展现男性气概，普鲁塔克在《论倾听》中给出了“识时务”的建议，“从生命的一开始，男孩就应该与哲学的理性结合（λόγος φιλοσοφίας μεγιγμένος），而只有哲学才能使一个少年变得具有男性气概（ἀνδρεῖος）和完美（τέλειος）。”在《道德论集》的《对政治家的谏言》《论倾听》等篇章中，普鲁塔克对希腊同胞明确了不要通过军事功绩展现男性气概的原则。为了使希腊同胞更好地接受《道德论集》所确定的这一原则，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塑造了或正面或负面的男性形象以供效仿或借鉴。其中，负面形象较为重要的是科瑞欧拉努斯（Coriolanus）和马塞勒斯（Marcellus）两位罗马将领，正面形象则主要是希腊政治家福西翁（Phocion）。
在《科瑞欧拉努斯传》中，普鲁塔克将科瑞欧拉努斯塑造成了一名典型的罗马军人：非常关心军事上的卓越，并重视身体和军事方面的训练。在该作品的开头，普鲁塔克便强调了科瑞欧拉努斯天生对战争“充满激情”，从孩童期就操练兵器，且特别重视摔跤能力的训练。科瑞欧拉努斯的确因战争中的骁勇而获得了巨大荣誉。然而，由于只关心身体上的训练而不注重理性等希腊式的教育，导致了科瑞欧拉努斯人格上的重大缺陷，并最终招致了失败。科瑞欧拉努斯缺乏希腊式教育的表现之一是不具有古典时代雅典政治人物的说服技巧。尽管他刚获得将征服城市科瑞欧利（Corioli）作为自己名字的巨大荣誉，却依然无法说服民众选举他为执政官，并不适宜地发表蔑视民众的演讲，而这“让受其恩惠的罗马人感到了厌恶”。在普鲁塔克的观念中，科瑞欧拉努斯只专注于身体和军事上的成就，忽视了“更高”层次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本可以教会其理性、逻辑和哲学，并有助于抑制强烈的情感和其他过激行为。在与保民官发生冲突后，罗马民众将科瑞欧拉努斯驱逐出罗马，这激怒了无法抑制情绪的科瑞欧拉努斯，使其处于“愤怒和愤慨的情绪状态”中，随之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祖国。普鲁塔克把他的行为描述为一种疾病，“正如一个生病的人似乎发烧，愤怒的人似乎精力充沛，因为他受到一种炎症、肿胀和精神悸动的折磨”。显然，凭借勇敢造就军事功业，但“不让理性和教化支配”的科瑞欧拉努斯不是普鲁塔克观念中展现男性气概的模范。除科瑞欧拉努斯外，马塞勒斯是另一位只专注于通过军事手段以展现男性气概的负面典型。在《马塞勒斯传》中，普鲁塔克关注马塞勒斯天生好战的一面，称其是家族中第一个叫作“马塞勒斯”（Μάρκελλος，好战的）的人。在普鲁塔克的描述中，马塞勒斯和科瑞欧拉努斯一样，主要训练集中于有关战争的事务方面，他虽然崇拜希腊文化和教育，“但由于缺乏空闲时间（因忙于征战），永远无法熟悉（希腊的）学识”。《马塞勒斯传》与《科瑞欧拉努斯传》采取了类似的叙述方式，普鲁塔克强调由于仅仅着迷于军事训练和战争成就，导致无法控制激情和愤怒，这成为两位罗马将领最终失败身亡的重要原因。“没有人像马塞勒斯那样着迷于与汉尼拔决战，对战争的这种渴望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在普鲁塔克看来，马塞勒斯的死因屈服于愤怒，没有经过逻辑思考，“（他）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时候，在没有那种危难到可以推翻决定的激情时刻，就不加考虑地陷入了危险之中，他不是以将军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散兵或侦察兵的身份死去。”作为一个罗马将领，马塞勒斯获得了“至尊战利品”（spolia opima）的最高荣誉。在战争的勇敢方面超越所有人，拥有最辉煌的名声，却只以侦察兵的身份白白牺牲。普鲁塔克在整部传记中都强调马塞勒斯因热衷于战争中的勇敢，而抛弃了成为一个完整的、理想的“男性”所必需的德性。“他无益地放弃了其他德性，因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而普鲁塔克对马塞勒斯的苛责，某种程度是对其展现勇敢方式的否定以及自己的直言不讳。与科瑞欧拉努斯和马塞勒斯的描述相反，《福西翁传》中几乎找不到可以批评福西翁之处。作为展现男性气概的模范，普鲁塔克笔下的福西翁具有一种“混合特征”（μεμιγμένα）：“一种同等的混合，严肃和善良，谨慎和勇气，关心他人和无所畏惧。”这种“混合特征”兼具战争所需的“勇敢”以及用希腊哲学指导行动的能力。福西翁之所以具有令人推崇的“混合特征”，与其所接受的希腊教育密不可分。他最初是柏拉图的学生，后在雅典学园跟随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学习，享有“良好的教育”，并养成了“从一开始就值得效仿的最佳做法”。福西翁所接受的希腊教育使其能够控制情感、欲望、身体需求。很少有雅典人见福西翁笑过、哭过或流露出任何强烈的情感，这与因无法控制激情而导致失败的科瑞欧拉努斯、马塞勒斯存在显著不同。普鲁塔克称，福西翁以活着时同样的自制力走向死亡。他那副神情，和被押进监狱时一模一样，和打了胜仗回来时也没有区别，人们都惊异于他的镇定和宽宏大量。《福西翁传》的最后甚至将福西翁的死与苏格拉底的死做比较，称“两者都是雅典的罪恶和不幸”。而这种对比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福西翁和苏格拉底一样，终其一生都在正确践行希腊的教育以及哲学。 上述可以看出，《名人传》中的科瑞欧拉努斯、马塞勒斯等罗马传主通过军事途径来展现男性气概，普鲁塔克认为这种方式不仅是罗马传主的个人选择，而与罗马“好战”的传统也密不可分。作为一个群体，罗马人不想通过希腊式的教育和哲学展现男性气概，这使罗马在建城后的几个世纪内卷入无数冲突。忽视希腊式教育和哲学使科瑞欧拉努斯、马塞勒斯等罗马将领的男性气概是不完整的，他们也因此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和愤怒，故不是普鲁塔克笔下展现男性气概的模范。与之相反，希腊传主福西翁兼具哲学维度的节制和战争要求的勇敢，“既是战神厄倪阿琉斯（Enyalius）的侍从，也精通缪斯的天赋”，是普鲁塔克的男性读者（学生）需要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由于评判标准是希腊的，所以总不利于罗马人”。其通过对比所建构的男性气概观念，希腊人亦处于更具优势的位置。人类历史时空中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男性气概，男性气概的观念并不是静态和普适的。大卫·吉尔摩（David Gilmore）在《发明男性气概》中指出：“如此多的地方把‘真正男性’的状态看作是不确定或不稳固的，是一种有待赢得或争取的奖状，以及如此多的社会通过文化约束、仪式或对技能和耐力的考验，建立了一种难以解释或排他性的男性气概形象。”某人或某群体具有男性气概意味着拥有一定的权力和优越感。反之，当某种男性气概的主张受到质疑与贬低时，连带的是对该种男性气概所在群体的质疑与贬低。因此，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当某人或某群体被贬低为缺乏男性气概时，回应往往是激烈的。
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有以老加图为代表的罗马上层激烈地谴责与贬低希腊。在给儿子的信中，老加图称：“他们（希腊）族群是完全卑鄙和不听话的。相信我，我以先知者的身份说：一旦希腊族群给了我们他们的文学作品，他们就会败坏一切。”老加图反希腊的观念在罗马上层一直不乏拥趸。西塞罗在《图斯库兰论辩集》中指出罗马人在战争方面具有优势，希腊的特长则体现在文化方面，罗马战士的品质来自本性（natura），而不是书本（litteris）。在其看来，希腊人对学问的专注导致了他们被更善于战争的罗马人征服。与普鲁塔克同时代的朱文纳尔（Juvenal）在讽刺诗中称自己“不能容忍满是希腊人的罗马”，并将希腊人与柔弱联系在一起，直白地贬低希腊人和希腊哲学家。在罗马人对希腊的偏见中，最集中的是认为希腊人过度自我放纵、热衷于奢侈的生活。罗马作家使用的贬义词“graecari”（像希腊人一样行动）通常与宴饮、耽于享乐、柔弱等希腊习俗联系在一起，他们也多对涂油、体操、摔跤等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习俗是希腊人被奴役和缺乏男性气概的原因。“受这些习俗的影响，希腊人不自觉地放下了武器，宁愿成为敏捷、酮体良好的运动员，而不是优秀的战士以及骑兵。”罗马作家对希腊人缺乏男性气概以及对希腊文化的贬低，某种意义上是对希腊身份的降格。在这些罗马作家眼中，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已经衰弱到不配再与曾创造过辉煌的先辈相媲美。面对这种指责与贬低，希腊行省的男性精英们最初大多以沉默应对。但到公元1世纪末，他们“尽可能大声地”发出了自己的“宣言”。其中，普鲁塔克对希腊人在男性气概等级中优越性的建构，是“发声”的尝试之一。他在《名人传》中着力塑造的科瑞欧拉努斯、马塞勒斯等罗马将领专注于军事的勇敢，不愿接受教化和哲学，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而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男性只有保持控制和支配才能达到真正“男人”的地位，亦即具备真正男性气概的特征。在重塑男性气概观念的过程中，普鲁塔克利用了古希腊和罗马世界都存在的“控制”思想。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希腊人所擅长的教化，才能具有真正男性气概所需的自我控制能力。通过将男性气概与教化、“控制”观念所建立的联系，普鲁塔克升格了希腊身份。希腊教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类似于展现“男性气概的健美操”。与希腊人相比，教化不是罗马人所擅长的，他们有“潜在的野蛮行为”。从历史进程而言，在征服地中海世界的过程中，罗马人重视军事和战斗能力，忽略教化的培养。相较于希腊人，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人忽略教化还体现在语言的差异上。在《科瑞欧拉努斯传》中，普鲁塔克称罗马人只用“virtus”一个词来含括所有德性，忽略希腊语“ἀρετή”所代表的完整德性。“的确，在人类从缪斯那得到的一切好处中，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我们的本性被理性所驯服，被文化所教导，接受节制，摆脱过度。但在彼时，情况则是罗马人把与战争、军事成就有关的德性视为最高荣誉，这点的证据是他们只用‘virtus’这一个词语表示德性，该词真正指的是男性战斗中的勇敢。换言之，他们让男性战斗中的勇敢这样一种德性的特殊形式，代表总体上的德性。”在普鲁塔克的观念中，希腊社会的理想男性通过完整的德性得以体现，希腊人根据包含教化在内的综合因素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男性气概，而非仅仅通过军事与战斗中的勇敢。面对罗马作家对希腊人“无法比得上祖先”、奢侈与缺乏男性气概的诸多贬低，政治与军事上柔弱的希腊“臣民”通过文化俘虏了罗马人。某种程度上“希腊为世界提供了文化，而罗马提供了权力”。与其他被罗马人统治的地区不同，希腊人在罗马世界享有文化上的优势与特权。作为一名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文化精英，普鲁塔克在建构男性气概观念的过程中也利用了他们在教化方面的优势。他在《名人传》中宣扬罗马人需要通过希腊老师才能投身教化，才能习得如何成为“真正的男人”。通过建构与突出希腊人在展现男性气概中的这种“文化”优势，普鲁塔克传达了希腊人独有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有助于升格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希腊身份。公元前146年，昔日创造过辉煌的希腊世界最终被罗马征服。罗马统治下的臣服以及公共政治角色的“阉割”削弱了希腊文化精英的“男性”地位，使其身份危机凸显。随着东部地中海世界从罗马的扩张和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希腊世界的文化意识开始活跃。到第二代智术师时期（约60—250年），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学得以“复兴”，这一时期众多的希腊作品为研究希腊文化精英们如何协商身份、权力的话语提供了丰富资源。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普鲁塔克虽未自称为智术师，但“对比”的书写方式表明了其同样对身份问题有强烈的关注。
在权力缺失以及身份危机凸显时，许多希腊的男性文化精英诉诸教化上的优势进行弥补，教化也“从根本上与希腊优越性的表达联系在一起”。面对无法通过军事手段以证明自身真正“男性”身份的不利条件，普鲁塔克在男性气概观念的构建中也利用了教化这一文化优势。通过“对比”《科瑞欧拉努斯传》《马塞勒斯》《福西翁传》等作品中罗马传主与希腊传主展现男性气概方式的不同，普鲁塔克提倡了一种希腊式的“受教育的”男性气概以战胜罗马式“无知的”勇敢。借此，普鲁塔克建构了男性气概与希腊教化的关联，彰显了希腊精英在文化方面的优势，亦表明了其希腊的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
本文作者 黄建，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古希腊史。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编 辑:赵 阳
初 审:黄 滢
复 审:李 强
终 审:董灏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