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辰 | 近代英国东盎格利亚地区港口—腹地关系研究
文摘
历史
2024-07-05 20:00
吉林
内容摘要 15—18世纪，英国开始进入“转型时代”。其土地关系、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经济区域中港口—腹地的相互关系也随之改变。诺里奇是英国传统农业产地东盎格利亚地区中最重要的内陆腹地城市，外港大雅茅斯是著名的渔业中心。中世纪时期，外港大雅茅斯依托渔业中心的地位，更多地承担农产品贸易的职能，是此时港口—腹地关系的中心；近代诺里奇的毛纺织业逐渐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其腹地工业中心的职能开始发挥作用。对于近代以诺里奇为代表的港口—腹地关系研究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原工业化”地区和近代早期英国传统城市转型的一个绝佳实例。
近代英国经济格局演变、发展的轨迹，伴随着的是英国城市职能和相互关系的转变。突出贸易和工业职能的近代工业化城市开始取代中世纪传统城市，并在区域内构建起了新型的港口—腹地关系。
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地区位于英国东部，包括萨福克（Suffolk）、诺福克（Norfolk）两个郡，以及剑桥郡（Cambridgeshire）和埃塞克斯郡（Essex）的一部分，是英国传统的农业产地。腹地核心城市诺里奇（Norwich）近代以来成为了英国毛纺织中心；港口核心城市大雅茅斯（GreatYarmouth）是中世纪以来英国最为重要的渔业中心和东部海岸贸易枢纽。随着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以毛纺织业为代表的“原工业化”的发展，二者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从中世纪以港口城市大雅茅斯为中心到近代以腹地城市诺里奇为核心的转变。研究近代以诺里奇和大雅茅斯的互动关系为代表的英国东盎格利亚地区港口—腹地关系在英国转型时代的转变，对于研究英国传统城市的转型、“原工业化”区域的发展和英国整体的经济转型，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补充。中世纪时期，东盎格利亚地区作为英国重要的农业产地，在粮食实现自给的同时，开始借助大雅茅斯港口兴旺的渔业实现农产品和原料的进出口贸易。港口是此时区域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以港口为中心的港口—腹地关系开始形成。
位于英格兰东南部、濒临北海的东盎格利亚地区拥有数个出海港口，其中大雅茅斯是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中世纪英格兰海洋渔业的中心。1348年，大雅茅斯人口保守估计在4500人左右，是诺福克郡第一大镇（Town）。整个中世纪大雅茅斯都是欧洲鲱鱼最主要的供应地和英格兰鱼类食物的主要供应地，并且长期居欧洲海洋渔业产量的前列。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大雅茅斯的繁荣达到了顶峰。1334年，除布里斯托尔（Bristol）、约克（York）和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外，大雅茅斯市是纳税最高的英格兰地方城镇。在塞文河（Severn）和泰晤士河（Thames）的港口中，只有伦敦和约克的财产征税高于大雅茅斯。大雅茅斯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海洋渔产贸易，每年3月底至8月初的北海渔汛期间，来自大雅茅斯的渔船持续活跃在冰岛、挪威、阿伯丁一线及多哥浅滩（Dogger Bank）等北海著名渔场。大雅茅斯的秋季鲱鱼市场是欧洲第二大鲱鱼市场，北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商人络绎不绝。当地海关税账目记载，1331—1348年间，大雅茅斯每年有大约700—1800拉斯特的鲱鱼贸易额。中世纪的东盎格利亚地区是英国最为发达的农产区，其腹地中心城市诺里奇是该区域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东盎格利亚地处英格兰东部低地，土质多属黏土和白垩土的混合体，为耕种和放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地区主要的种植物为大麦、小麦以及燕麦。据记载，13—14世纪，诺福克郡的庄园每英亩可产小麦10.8—13.6蒲式耳、大麦14.7—15.6蒲式耳、燕麦12.2—13.1蒲式耳，可产豆类作物7.2—7.5蒲式耳。早在11世纪，诺福克地区就开始种植豆类，这种作物可以凝聚土壤中的氮，维持土地的肥力。东盎格利亚也是英国最早取消休耕制度的地区之一，1268年东诺福克取消了休耕制。1350年，诺福克庄园保留休耕制度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在此地的11个领主自营地中，每年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三，大于三圃制下的耕地面积。与此同时，农民对休地还会反复破土翻耕，以便铲除杂草并保持地力，而休耕地的减少则意味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发达的农业生产保证了东盎格利亚地区在满足本地消费后，有余力可以进行农产品的贸易活动，而外港大雅茅斯则凭借着渔业的繁荣拥有了可观的商船规模。腹地剩余的农产品通过港口出口，港口也开始进口腹地所需的原料。由此，中世纪东盎格利亚地区形成了围绕着农产品（鱼类）的进出口贸易模式，并建立起了以港口为中心的港口—腹地关系。首先，交通条件密切了港口—腹地的关系。东盎格利亚地区河流密布，主要河流耶尔河（Yare）自西向东横穿此区域，并在大雅茅斯入海。大雅茅斯距腹地核心城市诺里奇仅32公里，与区域各个城镇的距离也适中，并都有水路可达，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东盎格利亚地区发达的内河运输网，构成了复杂的内河外港航运体系，极大地方便了原料及货物的运输。此外，区域内也有一系列针对本地商人的内河航运免税特权和优惠政策，使得本地的商人和农民能将各村庄剩余的农产品通过陆运或河运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雅茅斯出口，同时也方便进口的原料运往内地进行分销。其次，转口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大雅茅斯商船规模的扩大。随着海洋渔业的不断发展，诺里奇商人开始以渔业为基点，大力投资大雅茅斯商船队，并发展多元贸易。其商业舰队遍及欧洲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港口，船队规模达到顶峰。1300—1350年间，大雅茅斯拥有由大约60到100艘百吨以上的船只和其他为数众多的小船只组成的商船队。根据波尔多海关的记载，1303—1311年间，由诺里奇商人控制的大雅茅斯商船队至少有65艘百吨以上的船只参与到红酒贸易中。大雅茅斯自身也宣称，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有90艘“大型舰船”在港可供使用。1340年大雅茅斯向国王上书，提到大雅茅斯有37艘船只在港待命，同时还有52艘船只在皇家海军服役。最后，港口大雅茅斯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凭借着渔业的中心地位和庞大的舰队规模，中世纪的大雅茅斯成为东盎格利亚地区的对外贸易窗口，区域内的进出口贸易都要经由大雅茅斯才得以实现。大雅茅斯也成为了此时区域港口—腹地关系的中心。据记载，自中世纪以来，萨福克郡和埃塞克斯郡小港口的商船每次来大雅茅斯进行贸易时，都要买走15—20夸特的南方谷物以及少量的牲畜产品。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的商人则往往在大雅茅斯固定的口岸满载麦芽和大麦，这些农产品通常被用来酿酒或者是作为伦敦的粮食储备。大量的谷物也常常被运往北部的纽卡斯尔和苏格兰城市，以换取煤和盐。低地国家是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据记载，在1449—1460年间，来自低地国家的一名商人至少购买了400夸特的燕麦、550夸特的麦芽以及320夸特的燕麦酒。有证据表明，谷物在大雅茅斯的出口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肉类、布匹和羊毛等农产品的贸易也很突出。这些商品的收购往往在夏季中旬就开始了，在收获季节往往有大量的谷物在大雅茅斯储藏，同时还有布匹和丝织品、肉类、动物脂肪，蜡烛以及黄油等商品堆积在大雅茅斯港口以待出口。进口的产品都有极强的实用目的，主要用以满足区域农业生产需要。来自于汉萨同盟的盐大部分用于鲱鱼的腌制和皮革制品的制作，而奶制品和黄油的生产和保存也需要大量的盐；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沥青和焦油主要用于船只建造和修理，牧羊人也常常用其标记剪过羊毛的羊群；白树蜡用于制成梳理羊毛所需的肥皂；来自低地国家的啤酒花、染料和起绒机是腹地工业的主要原料；来自科隆的石料，来自诺曼底的磨石，来自安特卫普（Antwerp）的铁制品、木材、玻璃和木炭等产品，都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 这些事例有力地证明，伴随着外港大雅茅斯贸易的繁荣，作为大雅茅斯腹地的诺里奇,在满足了本地消费之后，已经大规模地参与农产品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低地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其中，腹地城市诺里奇更多承担的是农产品集散的职能，而港口城市大雅茅斯是区域的对外贸易口岸和二次分销市场，承担着进出口贸易的核心职能。由此可见，中世纪东盎格利亚地区的港口—贸易模式是以外港大雅茅斯为核心的互动关系。近代以来，以毛纺织业为核心产业、新呢布为主要产品的诺里奇，逐渐成为整个英国乃至欧洲的纺织中心，开创了毛纺织史上持续近百年的“诺里奇时代”，东盎格利亚地区的港口—腹地关系开始转为以腹地工业区为核心。
近代英国毛纺织业中心开始从西南诸郡向东盎格利亚地区转移，其中心城市诺里奇凭借着“诺里奇布”成为英国毛纺织业的中心城市。一般来说，“新呢布”指的是17世纪起源于定居在诺里奇的来自佛兰德（Flanders）的移民在欧洲大陆先进毛纺织生产工艺的基础上纺织所得各类精梳毛纺织物的统称，不仅仅包括精梳毛纱，也包括以这类毛纱为原料的各种成衣及各种制成品。由于该类产品往往打上诺里奇市政规定的标准印章，故又称为“诺里奇布”。1613年，诺里奇市政议会通过了《关于制造“诺里奇布”的法令》（A Law for Making of Norwich Stuffs）。此法令不仅明确了“诺里奇布”同传统绒面呢毛纺织产品（下文统称“旧呢布”）的区别，同时也规定了对于不同毛纺织品检验及印章的应用。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法令中出现了“诺里奇布”的字样，这个称呼随之广泛传播。此后，诺里奇市政于1653年11月颁布了《关于管理在诺里奇和诺福克郡生产“诺里奇布”的法令》（An Act of Regulating the Making of Norwich Stuffs in Norwich and Norfolk），重申“诺里奇布”和英国“旧呢布”在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上的种种差异，并且对于纺织作坊的规模、佣工数量、织机数量、生产流程及产品监督、原料购买、产品检验及销售做了相当细致的规定。在此之后，在官方文献中“诺里奇布”开始成为统称。“诺里奇布”相对于“旧呢布”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诺里奇布”的原材料是精梳过的长羊毛，纺织中混合诸如亚麻之类的纤维，而英国西南诸郡出产的“旧呢布”则主要采用未经精梳的短羊毛纺织而成。其次，“诺里奇布”更易于漂染。精梳毛呢在低地国家兴起的时候就以颜色缤纷而著名，特别是以瓦朗谢纳（Valenciennes）和里尔（Lille）为核心出产的精梳瓦朗谢纳花边呢（Sayetteries）更是以混色而闻名。“旧呢布”染色相对困难，其上色的产品往往是最高档的纺织品，如英国斯卡莱特绒面呢（scarlet broadcloth）。最后，“诺里奇布”更加轻便，质感更像丝绸。“诺里奇布”以绉布（Crapes）、塞耶特呢（Sayette）、单面起绒法兰绒（Bayette）以及帮巴津毛葛（Bombazine）为主纺织品。其中绉布就是诺里奇纺织者将亚麻和羊毛混织而成，而诺里奇出产的帮巴津毛葛也混入了丝绸。这种新的技术和手段使得“诺里奇布”更加轻便，也更加接近于丝绸的触感，成功迎合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潮流。采用这种工艺的纺织品在海外市场，特别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极其受欢迎。诺里奇出产的毛纺织品以其优秀的品质、时尚的设计以及艳丽的色泽迅速占领了英国的中端市场，并在英国的中产阶级中颇为流行。17世纪著名的英国史学家富勒评价道：“来自诺里奇的纺织品不仅质量上乘，而且种类上相当多样，其样式每年都会有变化，甚至会通过改变自己纺织品的名字来吸引顾客。”“诺里奇布”在技术和质量上占据优势的同时，在价格上却比其他17世纪英国生产的大部分毛纺织品都要便宜。根据海关每磅商品收取的税金进行估算，英国传统毛纺织区西南诸郡出产的绒面呢的价格相当昂贵，最高级的英国斯卡莱特绒面呢售价高达每码55.22便士；而以新技术纺织的单面起绒法兰绒的价格在每码16便士左右；品质可以与斯卡莱特绒面呢媲美的帮巴津毛葛的价格在每码40便士左右；经过漂染的呢绒的价格不超过每码36便士，其中白色呢绒每码33便士，黑色的呢绒每码35便士。大量证据证明“诺里奇布”在英国国内市场的风靡。1693年，东印度公司以每匹2镑的价格销售了350000匹“诺里奇布”，其中英国国内销售250000匹，海外销售100000匹，共计收入700000镑。国内市场的火爆带动了诺里奇毛纺织业快速发展。据亚瑟·杨的记录，1771年诺里奇毛纺织业的年出产量比17世纪早期增长了近50%。进入16世纪以后，在腹地城市诺里奇兴旺发展的同时，港口城市大雅茅斯却遭遇了一系列危机。其一，严重的财政危机。大雅茅斯作为英国东海岸重要的出海口，不仅是伦敦和林城之间重要的海岸据点，而且控制着通往诺里奇的水陆交通，自百年战争起就是英国海岸防御的重点区域。据记载，频繁的城墙建设和维修，导致大雅茅斯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有时甚至是城市收入的两倍。16世纪，随着国际局势的持续恶化，大雅茅斯开始人为地对港口造成淤塞，货物往往要在沙地上拖行数百码之后才能抵达港口区域卸货，这虽然保障了城市的安全，但无疑阻碍了港口城市的贸易发展。随着局势的稳定，伊丽莎白时代又开始进行港口疏通改造。反复的港口工程改造费用远超于大雅茅斯城市的常规收入，16世纪港口改造工程每年的支出平均要比大雅茅斯常规的财政收入多出110镑左右。其二，渔业的衰落。自15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气候和洋流的变化，鲱鱼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产量逐渐缩减，因此，荷兰（低地国家）渔民开始在更西、更北的北海洋面上，即英格兰渔民传统的捕鱼区域进行捕鱼作业，双方矛盾不断。到了16世纪，随着荷兰自治权的确立、15世纪以来一系列的技术革新以及政府对渔业的大力投资，荷兰逐渐在同英格兰渔业的竞争中取得了领先地位。新技术与日益成熟的补给船和商船系统相配套，使得荷兰在16、17世纪之交成为了欧洲海洋渔业和商业的代表，顺利登上了欧洲渔业霸主的位置。此后，基于历史因素及渔场资源重叠等一系列原因，占据优势的荷兰开始对英格兰海洋渔业进行持续的打压。一系列的因素使得中世纪辉煌一时的海洋渔业重镇大雅茅斯在16世纪末期彻底衰落，在英格兰近现代史上变得无足轻重。近代以来，诺里奇毛纺织业的发展使得人口、资本、技术及政策等诸多有利因素开始不断地向腹地中心聚集，港口逐渐成为腹地城市的经济附庸，仅承担对外贸易职能。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贸易模式的转变直观体现出港口—腹地关系的转型。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腹地毛纺织业的兴旺改变了中世纪以来以农产品和渔业为主的转口贸易模式。大雅茅斯放弃了农产品及渔业贸易，开始以出口毛纺织品为主要贸易模式。此外，大雅茅斯作为外港，本身不具备任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条件，贸易货物几乎都是由诺里奇商人运往大雅茅斯进行销售。由此，诺里奇商人不仅垄断了毛纺织业的生产，也垄断了大雅茅斯的毛纺织品贸易。以大雅茅斯为面向低地国家的对外窗口，质优价廉的诺里奇毛纺织业畅销海外市场。18世纪初，由大雅茅斯出口的“诺里奇布”有近8成出口至鹿特丹（Rotterdam），另有小部分出口至法拉盛（Flushing）以及卡彭（Campen）。在毛纺织品大量出口低地国家的同时，南欧也成为了诺里奇毛纺织品的主要市场。主要港口诸如里斯本、塞维利亚、卡迪兹（Cadiz）以及马赛都有大雅茅斯及诺里奇商人的身影。有学者这样评价“诺里奇布”在南欧地区的盛行：“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贵妇对于诺里奇生产的邦巴辛织物相当青睐，而且这两国的僧侣则基本上都身着诺里奇生产的驼毛呢衣，并以此为荣。”1750—1807年间，经过大雅茅斯出口的“诺里奇布”的比重在全英国毛呢出口中不断增加。18世纪50年代，经过大雅茅斯出口的“诺里奇布”只占全国出口量的10%，18世纪70年代增加到了30%，并在1780年达到了全英国精梳毛呢出口量的一半。17世纪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诺里奇达到其城市发展的顶峰，由此开始了英国毛纺织业历史上著名的“大诺里奇时代”。诺里奇也从一个传统的、以农产品集散地为主要职能的中世纪城市，转型为一个以手工业和贸易为主的近代城市；反之中世纪兴旺的渔业中心大雅茅斯，则因为种种原因开始衰落。中世纪在港口—腹地模式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外港大雅茅斯，在此时期已经完全成为腹地核心城市诺里奇的经济附属，仅剩下对外口岸的贸易职能，在港口—腹地模式中处于从属地位。腹地繁荣的毛纺织业生产彻底改变了中世纪以来以外港大雅茅斯为核心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模式，东盎格利亚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诺里奇布”为代表的手工业制成品。同时，蓬勃的国内外贸易进一步刺激了毛纺织业的发展，大量资本开始涌入毛纺织业，使得腹地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基于此，英国东盎格利亚地区的港口—腹地互动关系开始超越中世纪典型的农产品集散、转口贸易模式，转变为以输出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海外贸易模式。其中，港口海外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腹地则为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品和物资保证，以腹地为核心的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的港口—腹地关系逐渐形成。英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港口—腹地关系的转变和发展受到资源、经济、技术手段、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体到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其相互关系的转变主要取决于产业转型、交通运输、贸易政策等方面因素。
（一）腹地产业的成功转型是港口—腹地关系转型的主要动力区域腹地城市诺里奇毛纺织产业的兴旺是促使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港口—腹地关系转变的主要动力。首先，海外技工的涌入带来了技术的革新。16世纪，来自佛兰德地区的移民直接为诺里奇和英国带来了欧洲大陆相对先进的“新呢布”纺织技术，从而确立了诺里奇近代英国毛纺织业和“原工业化”的核心城市这一地位。据文献记载，自16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佛兰德的移民开始大规模涌入英国。新移民给诺里奇的手工业带来了突破性的发展。1565—1567年，佛兰德移民大量定居诺里奇并投入生产劳动。据统计，仅由移民生产的“诺里奇布”产量就达到1200匹，这一数字在1587年达到惊人的38700匹。1582年，单面起绒法兰绒的产量达到13600匹。塞耶特呢的产量从1583年的3000匹上升到了1585年的8300匹。1584—1585年，在诺里奇毛纺织品的总产量中，由瓦龙人纺织的占到了三分之一。拉塞尔细呢纺织行会在引进新技术之后，出产的呢绒数量从初建立时的276匹，增长到1572年的2845匹，并在1581年达到巅峰的4100匹。据统计，1574—1575年度，“诺里奇布”产量是八年前的26倍，以后大致维持在年均3万匹左右。其次，凭借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腹地城市诺里奇的城市人口开始迅速膨胀。诺里奇在11世纪曾经成为仅次于伦敦的全英第二大城市，但其人口在1650年才勉强达到两万人左右。在此后的百年间，依靠着毛纺织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诺里奇的人口出现了快速的增长，1752年即达到了36169人，并于1786年突破4万人，达到41051人，到1821年诺里奇的城市人口突破了50000人，1851年达到巅峰的68713人。人口的大量增长也为毛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在18世纪中期，纺织业在诺里奇自由民职业中所占的比率是相当高的，一度到达55.2%。1781—1790年间纺织业在自由民人口中依然保持着40.3%的占有率。庞大的从业人口使得毛纺织业无可置疑地成为诺里奇最为重要的产业，为城市带来大量的财富，吸引着更多的人参与到毛纺织业的生产中。庞大的从业人口同时也构成了毛纺织进一步扩大生产的基础，并为毛纺织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商业资本，使诺里奇毛纺织业在国内外市场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最后，大量资本开始投资于腹地的毛纺织业。据统计，16世纪的诺里奇市政议员中，拥有纺织作坊或从事纺织相关产业并拥有（继承）农场的议员占比达到80%左右。呢绒制造商斯特瓦德（Augustin Steward）更是在1540、1543及1556年三次出任诺里奇市长，并于1549年出任代理市长。1589年诺里奇交税的有产者（householder）统计显示，其中至少有8名漂染工、4名扎光机技工、15名剪毛工以及1名制衣工。17世纪以来，共有25位从事毛纺织业及其相关行业的自由民出任诺里奇市长。这至少可以说明诺里奇的上层阶级大部分都在经营毛纺织产业，由此并可推测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诺里奇的毛纺织生产，为产业的兴旺提供了资金上的保证和支持。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大量的人口和资本开始向毛纺织业聚集，一起推动诺里奇的产业转型，诺里奇也成为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港口—腹地关系中的核心。（二）交通运输的改革是港口—腹地关系转型的基本载体近代以来，在中心城市诺里奇的带领下，东盎格利亚地区的交通状况持续改善。1756年，从诺里奇发出的货物通过陆路最少还要花费三天才能运抵伦敦。但随着1765—1770年诺里奇对周边重要港口及转运市场道路的一系列修缮及建设，1785年诺里奇的货物到达伦敦最快可以只用15个小时。东盎格利亚地区的道路建设受到当时评论家的一致好评：1796年，受雇于农业委员会调查东盎格利亚地区农业概况的农学家肯特认为，由诺里奇通往各主要城镇的道路的质量简直是全英最顶尖的；1804年，亚瑟·杨提及以诺里奇为核心辐射出来的东盎格利亚地区的道路建设：“诺福克郡（的道路建设）在近20年来成果显著，可以和全国最发达的郡相媲美······道路收税关卡的建设非常规范和令人印象深刻，其下属的道路也受到了很好的维护。”须要注意的是，这些评论所说的道路建设特指的是设立收税关卡的专属商道，这种道路直到1813年也仅占诺福克郡全部道路的7%—8%左右，而普通道路和这种专属的商道的差距是极其显著的。除了在道路建设上的努力和成就，诺里奇市政也极为关注运河的修筑和内河网的扩大等问题。1773年，诺里奇市政提议开凿一条直接连接金斯林（King’s Lynn）和诺里奇的运河，以缩短两地之间的运输距离并降低从金斯林进口的西南诸郡和爱尔兰出产的高品质长羊毛的价格，同时也可以扩大“诺里奇布”在国内的销量。这个计划最终由于美国独立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而不了了之。诺里奇市政于1777年再次提出开凿连通诺里奇和唐纳姆马基特（Downham Market）之间的运河，以连接耶尔河和乌斯河（Great Ouse），这样可以使得诺里奇和中部城市北安普顿（Northampton）、亨廷顿（Huntingdon）以及剑桥通过内河运输连接起来。此举不仅可以扩大“诺里奇布”以及东盎格利亚的农产品在英国内地的销售量，同时可以使得诺里奇和剑桥的斯托布里吉集市（Stourbridge Fair）贸易更加便利。此项计划同样由于英国议会的财政紧缺拒绝拨款而终止。随着英美的和解，诺里奇海外贸易趋于平稳，1785年诺里奇市政再次提出了开凿运河的议案。这次的计划将前两项的计划综合起来，开凿一条以诺里奇为中心城市连接金斯林和伦敦的大运河。肯特对该计划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其在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运河建成的前景：“如果（运河）开凿顺利的话，那么从诺里奇到伦敦的运输成本一年至少可以节省20000镑······在开凿之前，从塞特福德（Thetford，距诺里奇约48公里的城镇）到伦敦的成本高达每吨4镑，而如果运河成功运作，那么运输成本将至少下降80%。”然而海外战争再次打断了这项野心勃勃的工程。事实上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大规模的运河修建计划并没有在诺里奇和东盎格利亚地区完成，完成的只是一些小规模项目，如诺里奇到豪尔汉姆（Horsham）和戴斯（Diss）的运河竣工，诺里奇至大雅茅斯的河道多次疏通和修浚。随着工业革命时期铁路建设高潮的掀起，1841年，诺里奇至大雅茅斯间开始修建铁路。在呈交给诺里奇市政的《诺里奇至大雅茅斯铁路修建展望》（Prospectus, Yarmouth and Norwich Railway）中有着这样的描述：“在王国之内也许没有其他地方像这两个城市一样渴望着连接。一个是东盎格利亚地区的大都市，另一个是该区域最重要的港口······（铁路的修建）不仅可以使得诺里奇的毛呢织品及农产品更多更快地运往对外港口，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失业和贫困问题同时也会得到解决。”修筑方案于1842年通过，铁路于1844年5月完工通车。但是由于诺里奇毛纺织业的衰落，预期的铁路建成后的高回报并没有出现。据估计，第一年诺里奇至大雅茅斯的铁路收益仅仅是建设费用的8%，远远低于预期。不过，这条连接诺里奇和大雅茅斯的铁路还是大大缩短了诺里奇货物运往大雅茅斯的时间（约50分钟），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了。19世纪初，东盎格利亚地区凭借着发达的水路运输和在全英范围内较为先进的道路系统，为产品贸易及销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发达的交通系统是诺里奇毛纺织业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时期东盎格利亚地区发达的交通网使得腹地诺里奇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大雅茅斯也不再是诺里奇毛纺织品唯一的出海口岸。交通运输的改善成为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以腹地城市为核心的港口—腹地互动模式的基本载体。（三）国家的政策因素构成了港口—腹地关系转型的外部因素其一，在国内政策方面，诺里奇作为英国自诺曼征服以来的重镇，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城市与王室及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和互动。不论是中世纪时期的贸易及免税特权，还是近代早期争取移民的特许令，乃至自18世纪以来诺里奇在国内外市场对竞争对手的打压中，都表现出诺里奇和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自17世纪以来，由东印度公司大量引进的棉花和印花棉布，成为诺里奇毛纺织品最大的竞争对手。棉花凭借价格更便宜和纺织更容易的特点从印度殖民地引入英国，并在英国纺织市场上迅速占有一席之地。芒图在《18世纪产业革命》中描写道：“首先就是棉织品、绘花或印花织物。同时，风尚也参与其事，不久这些织物就大大地流行起来了······人们看到一些上流人士穿着印度织物，这在不久前，他们的女仆也许认为这种织物对于他们亦嫌过于俗气；印花布得到了升级，那个时候，王后本人也喜欢穿着中国丝绸和日本花布出来见客。还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的家、书斋、卧室里都充满了这些织物：窗帘、垫子、椅子乃至卧铺本身都是白洋布和印花布。”面对棉纺织品的竞争，英国国内的毛纺织业主开始了反击。其中以诺里奇呢绒制造商在1696年奏请上议院的陈情最具代表。诺里奇的毛纺织业主在陈情中不仅痛诉印花棉布使毛纺织品的销量锐减，城市陷入萧条，还对诺里奇引以为傲的毛纺织业不得不借以模仿印度棉织品的样式和款式才有好的销路这一情形感到屈辱。不断的申诉和请愿于1700年终于取得了效果，英国议会于1700年颁布《禁止进口棉织物法》。法令绝对禁止印度、波斯和中国印花织物输入贩卖；凡因违法而被扣押的货物，应予以没收、拍卖或再输出。但是法令并没有取得毛呢绒制造商所期待的效果，在法令颁布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大量未经漂染的印花棉布依旧可以以漂染和加工的名义进入英国市场。自1710年起，诺里奇呢绒制造商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1720年，政府和议会迫于压力和形势，颁布更为严厉的《禁止使用棉织物法》。法案规定：为了维护王国毛织品和绢织品工业，自1722年12月25日起，一切印度棉布的使用、穿着或售卖行为皆为非法行为。17—18世纪早期，诺里奇的毛纺织业借此法令得以在对抗棉纺织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巩固了腹地的核心产业的优势地位。其二，在海外贸易政策方面。自17世纪开始，英国建立帝国且不断扩张殖民领的主要目的是从殖民地获取垄断性的贸易利益，其出发点是重商主义政策。英国于1650年和1651年先后颁布了具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航海法》和《航海条例》，规定从英国及其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由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进行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接受此项政策，英国与荷兰在17世纪中叶进行了三次战争。英荷战争是典型的海权国家发动的战争，战争的爆发源自双方在海外贸易方面不可调节的利益冲突，战争的目的是争夺海洋掌控权以维护和发展本国的海外贸易。虽然英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三次英荷战争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条例》。《航海条例》也奠定了此后近一个世纪英国对待殖民地的基本政策方针：“在经济上严格控制，使殖民地附属于英国的经济；但在政治上却让殖民地自我管理，减少英国的开支。”至此，以英国为主导的，维护英国商业利益的海上贸易保护体系基本建立，这标志着英国重商主义政策逐渐发展到极盛阶段。在经济政策与海权意识的驱动下，英国复辟王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海外市场快速拓展。为鼓励民间海外贸易，1679年英国颁布了《人身保护法》，对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给以法律上的保护。在政策支持下，这一时期的特许冒险家公司也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在17世纪下半叶利凡特公司达到顶峰时，其所接受的呢绒占英国呢绒出口总量约四分之一。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等被授予特许权的海外贸易殖民机构，纷纷利用有利时机发展贸易活动和殖民活动。《航海条例》的实施，强化了英国船只在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人身保护法》的颁布，推动了英国海外殖民机构的形成。以此为代表，近代英国重商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基本形成，推动了英国贸易模式的转变。特许贸易公司使用英国的商船将英国的产品运输销售到海外市场，又从海外市场向英国本土输送大量商品原材料，这不但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润，也推动了英国国内以毛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下个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海外政策的刺激下，英国“民族产业”毛纺织业的出口贸易迎来了爆发式增长。1700—1750年，英国毛纺织品的出口量上升了近50%，对南欧地区、非洲地区和北美地区的贸易量扩大了近6倍，对北欧地区和中欧地区的贸易量扩大了近7倍，对除北美外英属领地的贸易量也有所增加。这其中，作为毛纺织中心的诺里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学者估计，18世纪诺里奇出产的“诺里奇布”大概占了英国毛纺织品总产量的75%左右。毫无疑问的是，英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型扩大了诺里奇毛纺织业海外市场，进一步巩固了诺里奇在东盎格利亚地区以及英国的毛纺织业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区域港口—腹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英国的国内外政策不仅巩固了诺里奇腹地的产业核心，也鼓励了毛纺织产品的对外出口，成为转型时期东盎格利亚地区“港口—腹地”互动模式建立的外部条件。17—18世纪，在佛兰德移民带来“新呢布”的百年后，诺里奇以“诺里奇布”为主打产品，彻底占领了英国毛呢市场，并成功开拓了海外市场。17世纪的诺里奇不论在毛纺织业的从业人数、毛呢产量，还是在国内外市场方面，都在当时英国的手工业城市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诺里奇由此成为了英国“原工业化”的典范地区。与之相对的是，中世纪辉煌一时的渔业中心大雅茅斯在财政危机、管理混乱和荷兰的挑战下不断衰落，逐渐成为腹地城市诺里奇的经济附庸。近代以来东盎格利亚地区的腹地城市诺里奇以转型成功的毛纺织业为动力，以相对发达的交通网为载体，以相对优渥的国内外政策为外部条件，在转型时代顺利完成了从中世纪以港口为中心、以农产品（鱼类）进出口为主要贸易模式的港口—腹地关系到近代以腹地为中心、以（手）工业制成品（毛纺织品）出口为主要贸易模式的港口—腹地关系的转型。通过研究英国近代东盎格利亚地区港口—腹地模式的转型，可以为研究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原工业化”地区和近代英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提供一个绝佳的实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透视英国近代化的进程。
本文作者 周东辰，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