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强 夏玲莉 | 殖民规训的异化：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隔离制度与麻风病人的反抗
文摘
历史
2024-10-15 20:00
吉林
殖民规训的异化：
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隔离制度与麻风病人的反抗
内容摘要 20世纪初，美国出于殖民利益考量决定在美属菲律宾实施麻风病隔离制度，并于1904年建立库里昂隔离区。美国在隔离区通过法律、教育、纪律等多种方式，非人道地严苛规训麻风病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麻风病人包括自主生活权在内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他们以逃跑、拒绝治疗和劳动、秘密结婚、武力斗争等群体自发反抗行为，挑战隔离制度和殖民秩序。鉴于殖民规训的异化结果，美国殖民者逐步放宽对库里昂隔离区的管制，并建立区域治疗站来调整麻风病隔离制度。美国在菲殖民统治缩影的库里昂隔离制度折射出，即使在受到严重限制的殖民环境中，基于种族主义使命观的殖民规训非但难以建立起对菲律宾民众的有效统治，相反还会面临普遍反抗，进而冲击解构预设的殖民秩序。
关键词 库里昂；麻风病；规训权力；殖民主义；反抗行为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美菲殖民政府就迫不及待地“清洁”新获得的东方领土，不仅试图净化环境、水和食物，还尝试改造本土民众的身体和行为；殖民政府认为：“当地民众的健康是群岛的关键问题，把他们从我们发现的软弱无力的民族转变为强壮、健康的民族，就是为国家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然而在此过程中，殖民者通常只关注各种传染性疾病的物理防治，忽视了菲律宾人对卫生治理措施的社会反应。20世纪初，美国殖民者建立的库里昂麻风病隔离区（Culion Leprosy Colony）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这里被称为“殖民地中的殖民地”，一方面，美国规训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本质在隔离区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麻风病人的反抗则是菲律宾民众抵制美国殖民统治的本能表现。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库里昂麻风病隔离区进行研究：一是从宏观视角探讨美国殖民者在菲公共卫生治理；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库里昂麻风病人的社会地位及日常生活，鲜有学者关注隔离区麻风病人对美国殖民冲击的回应。实际上，作为当事者，麻风病人的态度和行为对殖民地卫生治理措施和结果均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美属菲律宾委员会、卫生局、美国国会等原始档案，聚焦库里昂麻风病隔离区，分析美国殖民规训及其异化为菲律宾本土社会反抗之间的互动，并扩及美国在菲殖民统治的历史变迁。
麻风病是一种影响皮肤和表皮神经的慢性传染性疾病，它在人类遭受的重大疾病灾难史中仅次于瘟疫。早期基督教文化对麻风病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旧约》将麻风病视为对道德败坏之人的惩罚，是一种身体和道德“不洁”之症，因此把麻风病人排除在教会之外；另一方面，《新约》则将关注点转移到耶稣对麻风病人的救治上，提倡宽恕与拯救。然而到了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这种基于对麻风病人在情感上的厌恶和排斥，关于麻风病患者在道德和种族上的劣等历史建构，则客观上强化了殖民国家将该群体作为规训对象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群岛就已存在麻风病。1601年，耶稣会士科林（Francisco Colin）在莱特岛（Leyte）传教时就描述了当地麻风病人状况，这也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关于麻风病的记载。此后，随着发现病例的日益增多，传教士们开始修建庇护所为病人提供治疗。然而，西班牙殖民政府仅将此举置于传教事业范畴，“宗教的意义在于提供看护，除非通过神奇的手段，否则教会不认为他们的病人有任何治愈的可能”，故19世纪之前，西属菲律宾政府针对麻风病的努力仅限于宗教层面的护理和救助，而非寻找治愈之法。到19世纪，国际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重大发展，1873年，汉森（Gerhard Armaeur Hansen）研究发现了麻风病的病原体——麻风杆菌，为此疾病的性质、传播和病因提供了科学解释。在此背景下，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从政府层面对麻风病人进行管制，但1896年菲律宾革命的爆发致使这一计划终止。尽管如此，在西班牙统治后期，殖民者对麻风病的管控已经制度化，并在后续美国对菲律宾麻风病人的殖民规训中得以具体实施。1898年5月1日，由杜威（George Dewey）上将统帅的美国海军在马尼拉湾打败西班牙舰队，标志着美国作为一支新殖民势力进入东南亚。结束美西战争的《巴黎条约》规定，菲律宾群岛的主权正式归属美国。美国殖民者虽然获胜，却也面临在菲实行何种统治策略的关键问题：其一，以起义军为代表的菲律宾民族主义势力不断崛起；其二，“菲律宾民众排斥美国，除非能够做一些让其受益的事情，否则他们不会欢迎美国人”。基于此，美国决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既继续打击菲民族主义者，又同时开展公民行动项目，重点发展菲律宾交通、教育和公共卫生，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这种政策的真正意图无非是消除群岛内部对美国殖民统治的反对。1899年，对菲殖民政策的制定者罗特（Elihu Root）明确指出：“根据《巴黎条约》获得的所有地盘都属于美国，美国对其获得的地盘和居民拥有一切权利；在岛屿上的民众须完全服从美国安排，我认为这一点毫无争议。”在上述政策思路的指导下，美国公共卫生官员、教师、科学家等殖民政策的执行者被选聘到菲律宾，以践行“恩威并施”措施中的所谓“恩”的一手。菲律宾糟糕的卫生条件令初登群岛的美国殖民者大吃一惊，驻菲美国陆军医生劳斯（Louis M. Laus）上校在报告中提道：“20世纪之交的马尼拉卫生状况与17世纪的欧洲某些城市相似，死亡率高得惊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曾在美国公共卫生和海洋医院服务处工作的外科医生海泽（Victor G. Heiser）则指出：“马尼拉人口超过20万，竟然没有污水、垃圾处理系统，携带病菌的人类粪便直接排入下水道或埋入地下；街道没有定期清扫，主干道上到处都是未收集的垃圾；水库、输水管道和自流井要么不足，要么受到污染；医院也缺乏现代化的手术室和手术设备，人们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医疗救助。”美国殖民者意识到，如想在菲实现殖民统治稳定，非常有必要“净化”殖民地。这既能确保在菲白人的健康安全，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投资，可以证明美国能够通过科学知识和高效集中的统治机器，实现菲律宾人“种族转变”，从而向世界展示美国如何成功地履行自己的使命。麻风病作为菲律宾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必然很快引起美国卫生官员的注意。他们发现：“成千上万的麻风病人并未得到管理，有些人在偏僻的沙坑里苟延残喘，有些人在集市上乞讨，甚至还有人在杂货店接触食品，几乎见不到遏制麻风病传播的任何措施。”而1897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病会议已经宣布，隔离是预防和根除麻风病的唯一手段。因此，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圣拉扎罗斯医院（Saint Lazarus Hospital）后，便以最快的速度将分散在马尼拉城区和郊区的麻风病人集中起来。自此，麻风病人便开始由政府统一管控。其实，在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就已在国内路易斯安那州的卡维尔（Carville）建立麻风病人聚居区，稍后又在夏威夷莫洛凯岛（Molokai）对麻风病人实施集中收治，因此，至20世纪初，美国在麻风病隔离制度方面已积累起一定的经验。殖民菲律宾后，美国卫生官员便立即展开调查，最终确定群岛麻风病患者约为3500到4000人，其中包括那些生活在马尼拉、宿务（Cebu）和南甘马林（Camarines Sur）宗教麻风病院的病人。与其他疾病患者人数相比，菲律宾麻风病人数虽绝对值不高，但由于患者流动性大，诊断方法也不准确，他们据此认定这种传染病已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美菲殖民政府内政部长伍斯特（Dean C. Worcester）以及转任卫生局长的海泽反复审议后，决定实施一项已有部分先例却存在争议的政策，即在菲律宾建立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将群岛所有麻风病人聚集于此。作为美国麻风病控制计划的主要设计者，海泽研究当时的麻风病医学文献，并了解到感染者对患病的恐惧后建议，只有隔离和实验性治疗才能根除这种疾病。一开始，库里昂岛并非美菲殖民政府建立隔离区的首选。早在1901年12月，军事委员会就计划将卡加延岛（Cagayán）的霍洛（Joló）作为隔离点，但由伍斯特与公共卫生委员会组成的考察小组实地勘查后认为，该岛“缺乏充足的饮用水供应，没有港口，更何况岛上还有约3000名摩洛人，不适合建立隔离区。”相反，巴拉望岛（Palawan）北部沿海的库里昂地区气候舒适，土壤肥沃，供水充足，拥有广阔的空地以满足建造病房、住宅及附属设施所需。最重要的是，它距马尼拉200英里（约322公里），方便运输物资，而且位于科伦湾（Coron bay）深处，地偏人稀，非常适合将麻风病患者与人口中心隔离开来。因此，菲律宾委员会于1902年通过第490号法案，将库里昂岛确定为麻风病隔离点，并为其建设拨款5万美元。就在工程即将开工时，马尼拉暴发疟疾，负责规划与修建的卫生官员因返回马尼拉帮助抗疟，隔离区的建设不得不停工。当他们重返库里昂时，第490号法案已经失效。1904年8月22日，殖民政府重新颁布第35号行政令，不仅强化此前的法案规定，还宣布购买库里昂岛，赋予该岛政府资产属性，全部迁出岛上原有人员。岛上基础设施同年开工，原有状况较好的建筑被改造成病人住所，布局与传统的菲律宾村庄类似；新建的房屋则用椰树叶和竹子搭建在硬木框架上，使其高出地面，每个房间足以容纳5—7人；此外，患者也可选择用政府提供的材料，或从岛内采购的硬木建造自己的房屋。殖民政府主观认为，把他加禄人（Tagalogs）、伊洛克人（Ilocanos）、米沙鄢人（Visayans）安排在一起，患者们白天相互交流，晚上则与自己的同乡共同居住，就能使患者在隔离区的生活与在家乡无异。按照海泽的说法：“我们不希望麻风病隔离区仿佛监狱一般，而是像一个快乐的村庄，不仅卫生，充满幸福感，甚至拥有一定的美感。简朴的房屋，配上充足的水源，种植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总之，要有能让病人忘记不幸和痛苦的环境氛围。”在美菲殖民政府的想象中，这样做肯定就能让麻风病患者正常生活，自觉遵守隔离制度。经过两年的筹备和建设，1906年5月27日，来自米沙鄢群岛的第一批约370名患者由两艘海岸警卫队快艇运抵库里昂。他们大多处于疾病晚期，已经残废、失明或精神失常，因疖子和肿胀的皮肤而严重毁容，美国医官查尔斯·德梅（Charles F. de Mey）、四名修女和一名耶稣会神父负责接待他们。他们的到来代表着菲律宾麻风病隔离制度开始正式运作。此后，麻风病人陆陆续续被送到库里昂，至1909年，“除了摩洛省的少数病人，菲律宾全境的所有麻风病患者，都已置身美国设计的库里昂隔离制度管辖之下”。 事实上，库里昂隔离制度绝非美菲殖民政府宣称那般美好。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美国公共卫生官员都对麻风病人进行严格规训，他们不仅要对患者的身体采取物理治疗，还期冀在将库里昂麻风病患者改造成“有道德的现代公民”幌子下，大举干预菲律宾本土民众生活，系统推进其殖民统治计划。第一批麻风病人于1906年运抵库里昂后，为更好地控制病人，美国殖民者即通过法律、教育、纪律、训诫等多种方式，对麻风病人的社会、经济抑或文化生活进行正式规训。规训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是殖民主义宗主国针对殖民地的单向权力，有着训练、校正、惩戒等多重意涵。它还兼有作为知识领域的“学科”内涵，用以指代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具体到美国针对库里昂麻风病人的规训，它既是殖民权力干预病人肉体的治疗和监视手段，又是不断制造传播知识的途径，充分彰显出它作为“权力–知识”结合产物的本质。其最终目的，无疑是训练出对美国殖民统治俯首帖耳的菲律宾人。
首先，规训集中表现为对麻风病人的羁押收容。为使群岛所有麻风病人全部集中到库里昂，1907年，菲律宾委员会颁布名为“菲律宾群岛麻风病人的逮捕、拘留、隔离和治疗方法”的第1711号法案，即《隔离法》。该法案为公共卫生局以及地方市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权力行使依据；卫生部门被赋予广泛的司法和警察权，有权自下而上争取所有相关机构的帮助。卫生局长及其授权的代理人有权逮捕、拘留、隔离或监禁菲律宾群岛的任何麻风病人；在卫生局长提出申请后，每一位地方官员都有责任逮捕任何被指认的麻风病患者，并将其交给卫生局长或其代理人，违反者将被处以最高200比索的罚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或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抑或两者并罚。不难发现，“该法案的各项条款充分反映出，殖民当局已利用国家权力，将麻风病定位为犯罪”。除带有暴力和强制性质的收容方法外，作为库里昂隔离区主要设计者的海泽还命令，负责卫生的官员及专业人士，必须在菲全境开展卫生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向民众宣传麻风病知识，介绍疾病的性质和最新的预防措施；替隔离制度执行者的暴力规训行为辩解，表示他们是出于“善意”和“崇高”的动机才干预患者的私人生活并限制其行动；医学专家们就麻风病进行演讲，播放幻灯片和电影，向人们灌输对麻风病的恐惧，就像海泽在日记中指出的那样，“成功的关键在于教育群众对疾病产生恐惧”；最重要的是，展示库里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有保障治疗的图片和影像，将库里昂宣传为一个“希望之岛”。执法与教育相结合的规训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对麻风病人身体和思想的控制。其次，美菲殖民政府对库里昂麻风病患者的社会关系，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采取了同步的严格管控措施。外部管控指切断库里昂麻风病患者与隔离区以外的联系。当收治的病人乘船到达库里昂时，迎接他们的是十英尺高的隔离栅栏，远离故土的他们可能要永远被扔在孤岛上，无法逃脱的铁丝栅栏无异于他们与外界隔离的象征，这与政府向他们展示的风景如画的避风港大相径庭。另外，卫生官员严禁亲友陪同病人前往库里昂，尽管允许亲友在病人安顿好后进行探视，但探访行程完全受政府安排与监控，且只能在附近的布桑加岛（Busuanga）远眺。此类严苛规定几乎使库里昂麻风病患者的外部社会关系完全断裂。同样，美菲殖民者对麻风病人在库里昂的活动施加无处不在的多重内部管控。库里昂隔离区划分为两大区域，等同于两个“世界”：一个是麻风病患者的生活区，另一个则是被称为萨诺（Sano）的区域，没有患病的工作人员，包括行政、医疗和宗教人员在此居住；萨诺区的人可以自由活动，他们进入或离开麻风病人生活区时消毒即可，但麻风病患者却绝不能前往自己生活区以外的任何地方，所有出入口也都用水池或者铁门加以封锁。隔离区内部的双重属性，甚至延续到麻风病患者的婚姻关系上。卫生局担心异性接触会干扰甚至抵消治疗的效果，而且一旦生出受感染的婴儿，还会增加殖民政府的财政和后勤负担。“不管层级高低，凡从事与菲律宾麻风病人护理有关工作的官员，都一致认同男女分离的规训措施。”为此，他们分别建造男、女宿舍，并在女宿舍周围设置铁丝网，规定进入库里昂的患者不允许结婚。考虑到婚姻禁令不仅是行政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海泽要求向库里昂派驻沙特尔圣保禄修女（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修女们严格监督未婚女性，陪同她们去诊所或教堂，并说服她们加入“圣母玛利亚之子会”（the Congreg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Mary），这是一个强调为圣母牺牲生命的妇女宗教团体。在纪律和宗教的双重规训下，库里昂隔离区严格监控麻风病人的活动及社会关系，一旦违反便会受到惩罚。第三，美菲殖民政府规训麻风病人，也表现在针对库里昂隔离区经济活动的严格监管。在货币方面，库里昂岛只能使用专属货币，即由铝制成的“麻风币”或“麻风钱”。首批货币于1913年由弗兰克公司设计与印制，从1920年开始，则由马尼拉造币厂铸造。硬币正面上方印有“库里昂麻风病人隔离区”字样，下方为“菲律宾群岛”图案，背面则有“卫生局”的署名。该货币是库里昂地区唯一的法定货币，因此，在隔离区做生意的非麻风病人必须将“政府货币”换成“麻风病人货币”才能进入，离开时则相反，整个过程都不能脱离当地警察的视线。殖民者同样规划隔离区的经济活动。尽管患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未加区分，但被拘押在库里昂的病人大多来自下层阶级，反麻风病运动的主要赞助者韦德夫人（Mrs. H. W. Wade）认为：“麻风病是一种贫穷病，你会在穷人、无知者和未开化者中发现它。”基于这一认知，卫生官员在库里昂为麻风病人设计了一套经济规训措施，以满足和吸引那些染病后仍想工作之人。1911年，由于对隔离区的卫生条件感到恼火，海泽命令病情较轻的患者每月打扫两次岛上卫生，并承诺支付工资。到1914年，此类性质的劳动增加到每月4次。此外，患者还从事其他领取报酬的职业：卫生官员在岛上开设一家商店和邮局，由麻风病人来进行有偿管理；隔离区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作都由病人完成；耕作、捕鱼、准备和分发食物也由病人自己承担。这些经济活动全在美菲殖民政府官员和警察的严格监控下进行，一旦卫生官员认为它们有违隔离制度规训，则立即叫停。库里昂之所以被冠以“殖民地中的殖民地”称谓，这无疑是个有力的证明，卫生局对隔离区麻风病人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最后，美菲殖民政府强化隔离区的文化管理和渗透，这是其规训麻风病人最希望持久见效的措施。殖民者深知仅靠法令、纪律或训诫等规训方式，并不能使隔离区麻风病人屈服，尺度把握不当，甚至会造成患者反抗，而思想文化领域的潜移默化不仅可以弥补上述缺陷，还可以为美菲殖民政府树立“仁慈”“乐善好施”形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文化生活方面的规训采用了软硬结合的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卫生官员利用各种公民和宗教节日来组织活动，以使麻风病人逐渐接受美国文化。他们将隔离区有音乐天赋的病人组成铜管乐队，负责迎接新来的病人，并在特殊场合举办音乐会；此外，还成立一个弦乐队，为舞会和招待会提供音乐伴奏；两个乐队轮流于周日和周四在主广场演出。当然，在圣诞节期间，病人们还会收到由菲律宾反麻风病协会（the Philippine Anti-Leprosy Society）从马尼拉募集来的礼物。其二，卫生官员会组织麻风病人开展体育活动，认为这不仅会使病人更好地进行治疗，还符合其将菲律宾人从“弱小种族”变为“强大种族”的目标。当病人们对棒球表现出兴趣时，美国医生毫不掩饰喜悦之情地描述道：“两支球队的患者在比赛中都表现出了美国棒球精神。”其三，殖民者还通过戏剧或电影的方式来向麻风病患者传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1913年，殖民者在库里昂建起剧院，菲律宾委员会和卫生工作人员安排患者观看用当地方言表演的戏剧和文艺节目。1914年，电影放映机和汽油发电机被运到库里昂，电影胶片定期由商业汽轮运送，一晚连映两部西方电影，还会择期重映，以便所有病人都有机会观看。病人严禁接触影片或放映设备，而且殖民者必须亲自监督每晚的娱乐活动。上述规训措施的殖民同化性质不言而喻。实际上，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隔离制度中的规训措施恰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描述：“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尽管海泽在规训过程中试图通过向病人提供福利或其他资源，来培养他们的对美忠诚，但小恩小惠与殖民主义居高临下的规训、种族主义浓厚的隔离制度对病人权利的侵犯相比，实在难以同美国口中的“仁慈”挂钩。美国殖民者在库里昂形成的一整套严苛隔离制度很快就遭到患者的反抗，“在菲律宾，麻风病人敏感且自尊心极强，很快就注意到任何对他们人权侵犯的行为”。患者最初要求获得公民权利，请求殖民政府赔偿他们无法带到库里昂的资产，以及承担他们在各省家人的隔离费用，但都没有引起重视。最终，他们决定采用群体自发的不服从行为，来反抗美国的殖民规训。
首先，库里昂麻风病人对美国殖民规训最明显的反抗，莫过于拒绝强制隔离。鉴于收容时长未定，美菲殖民政府无法保证麻风病人随时回家的权利，患者害怕与家人长期分离；况且，隔离区的社会关系和社区生活充满未知。故库里昂隔离制度正式推出后，病人就开始尝试各种方式来躲避羁押，而逃跑是出于本能的最直接反应。当卫生官员逮捕麻风病人时，患者家属就会将其藏匿在稻田里，病人欧斯塔基奥·蒙塔尔博（Eustaquio Montalbo）的经历在所有病患中颇具代表性。“四年来，我都在躲避当局。结果，我的右手完全残废，左手也很快就要失能。我的鼻子和耳朵，甚至我的脸都变得非常肿胀，几乎无法呼吸。”尽管遭受如此痛苦，他们仍不愿被殖民者抓捕到库里昂与世隔绝。为了给麻风病人通风报信，一些村庄甚至还设计了预警系统。除逃跑和躲避外，患者和家属还会武力反抗，卫生督察官员洛伦佐·塔沃拉达（Lorenzo Taborada）在美属菲律宾卫生局服务九年，当提及其羁押麻风病人到库里昂时，他表示经常受到病人包括棍棒、枪击、刀刺等形式的攻击。而那些已被抓捕到库里昂的病人，在亲身经历隔离区的严苛规训后，则更是千方百计地逃跑。在监管者休息时，试图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库里昂的人，用编织的椰树叶子做竹筏，然后将其藏在巨石后面，同时观察潮汐以确定最佳的出逃航行时间，一些人因翻船而淹死，但仍有一部分人顺利回家。随着逃跑人数增多，卫生官员命令库里昂的警察加强监督，但由于不少警察也是病人，他们本就同情逃跑者，因此对一些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根据卫生局记载，从1906年到1920年，库里昂隔离区平均每年约有36起逃跑事件，1906年隔离制度开始实施时，615名病人中有9人逃亡，到1908年增加到50人，而1914年逃离人数最多，约为95人，其次是1912年的84人和1911年的62人。从这些数据可以直观看出，自隔离区建立伊始，麻风病患者对美国殖民者的强制隔离制度和规训举措就一直存在敌意。作为卫生官员的何塞·阿尔伯特（Jose Albert）1921年就曾指出：“众所周知，库里昂隔离制度从来没有成功地赢得病人的支持或赞许。岛上一再发生的逃跑和自杀事件、许多隐瞒不报的案件，以及新闻界的持续谴责，无一不是最好的印证。”其次，库里昂麻风病人以拒绝强制劳动的方式来反抗美国殖民规训。卫生官员除对麻风病人的经济活动施加种种严苛约束和限制，还会强制他们进行一些美其名曰“有偿”劳动，严令身体机能相对健全的患者从事道路维修、建筑施工、照顾重病患者和保持库里昂卫生等工作，但都无济于事，患者并不积极参与。他为此抱怨道：“大多数可以工作的人都很懒散，只要他们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每周还能从政府那里得到20菲律宾分（Centavos）的救助金，他们就不愿意从事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甚至连打扫房间的普通工作都很难完成。”麻风病人之间的默契合作，如警察对患者监管的有意懈怠，有助于病人成功地逃脱和拒绝强制劳动。说到底，这些病人并非不愿工作，而是抗拒在规训高压下任人摆布。麻风病会造成患者身体能量和机能波动，他们难以遵守命令式的工作时间表，因此，反抗是要求根据自身能力自主工作，即使较少报酬，他们也心甘情愿。为此，麻风病人还集会请愿，要求美菲殖民政府结束与种族隔离无异的管控，称麻风病的传染性远没有卫生部门所说的那么强，他们有权自由行动。一些病人甚至罢工或攻击监视他们的白人医生。第三，库里昂麻风病人反抗美国殖民规训也表现为拒绝治疗。为证明不同于西班牙旧殖民统治，凸显自身使命意识和卓越的卫生地位，美菲殖民政府急于研制麻风病特效药。作为当时全球最大麻风病隔离区的库里昂有着“殖民地中的殖民地”之称，美国研究人员与受试者之间具有情感分离属性，这很好地解决了他们无法将麻风病杆菌传染给动物，推进药物实验的难题。即使实验以失败告终或对受试者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仍能不受干扰，继续筛选优化治疗方案。库里昂病人众多，临床试验便利，患者无形中成为美国研究和实验药物而随意操控的对象。为摆脱这种对待“小白鼠”般的规训，尽管卫生官员百般施压，20世纪20年代初，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登记病人放弃每周定期检查，其中20%的患者完全拒绝治疗，对隔离区的规训治疗充满怀疑。为改善这种状况，卫生部门要求病人在获得食物配给前，必须出示由医生签名的配给票据。捆绑式加码的规训措施引起麻风病人更为激烈的抗议，即便口粮票制度和严格的管理使接受注射的病人比例，从1923年的59%提高到1926年的74%，但将近30%的病人仍拒绝规训和治疗。当地卫生官员将这种反抗态度归因于所谓新殖民主义“仁慈”统治方式所致，事实并非如此。除为了摆脱殖民者强加的治疗规训外，麻风病人反抗主要缘于他们不甘长期忍受缺乏疗效而副作用巨大的治疗。据统计，有25名病人死于不必要的实验，而只有不到2%—3%的患者真正死于麻风病，甚至连卫生部门也开始相信实验性治疗会增加死亡率。由此观之，麻风病人的反抗绝不是非理性的选择。第四，库里昂麻风病人反抗美国殖民规训还体现在抵制婚姻禁令。如果说拒绝治疗以温和反抗为主，病人并未与卫生官员或监管人员发生较大冲突，那他们抵制男女分开隔离和婚姻禁令的方式则相当强烈，甚至多次使用武力手段来冲破这一殖民规训。麻风病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0岁，且不乏本身就为夫妇的情况，因此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隔离孤独中寻求爱情、亲情不失为一种精神慰藉。据一位受采访的妇女回忆，她们像笼中之鸟生活在修女的严格监管下，整天不是在教堂祈祷，就是在诊所接受注射。最初，麻风病人以秘密约会反抗分开隔离和禁婚规训。当在诊所治疗时，男人会向妻子或所遇到的心仪女人传送会面信息。约会在警察的掩护下似乎进展顺利，但很快被修女们挑选的女患者内线揭发，被抓到的女患者不仅要禁足，而且必须跪在卵石上接受长达一小时的训诫。这种惩罚激怒了隔离区的所有患者。当海泽对所有女患者解释规训是为她们着想时，有人激烈地反驳——“库里昂的妇女没有要求男人保护，也不想要任何保护”；更有人试图用伞尖攻击他。麻风病人反抗的升级，迫使美菲殖民政府在1910年有条件地解除禁婚令，一旦孩子出生，将立即被隔离。可随着婴儿数量的增加，殖民政府1928年再次禁止婚姻。重新陷入恐慌绝望的病人坚决反对，多次向卫生部门请愿。在未得到任何回应的情况下，1932年3月25日晚，约800名男子手持棍棒、斧头聚集在女宿舍，带走约40名女患者，并放火烧毁宿舍，得以让另外约600名女患者逃离库里昂回到家人身边。面对武力反抗殖民规训的行动，驻库里昂的美国官员束手无策。最后，抽调巴拉望岛的一支警察小队才于4月恢复平静。骚乱虽然一时平息，但隔离区病人仍在继续反对殖民政府的禁婚令。 美国殖民者为将库里昂隔离区的麻风病患者塑造成美国意义上的现代“健康公民”，不仅对其实施法律强制、纪律约束、医学实验，还采取生活训诫、宗教文化同化等规训手段，侵犯和剥夺麻风病患者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以及婚姻等公民权利，这无疑暴露出美国所谓“包容性种族主义”与旧殖民主义的同质性。在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患者对美国殖民规训的反抗，逐渐从温和方式演变成群体自发的武力行动。这对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和改变库里昂的社会秩序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使美菲殖民政府不得不对整个菲律宾的麻风病防治计划有所调整。1913年，库里昂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海泽辞职，同年出任菲律宾总督的民主党人哈里森（Francis Burton Harrison）提倡对隔离区实施“菲律宾化”管理方式，并大幅削减预算。1921年共和党人重返白宫，曾在古巴主持根治黄热病计划的伍德（Leonard Wood）被任命为菲律宾总督。他对菲律宾卫生格外关注，尤为重视库里昂隔离制度的调整，将整个菲律宾公共卫生预算的三分一分配到这里。1923年第三次国际麻风病斯特拉斯堡会议呼吁“更人道的救治”，也对美国的库里昂隔离制度提出挑战。诚然，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舆论有助于美国殖民者变换对麻风病人的规训手段，然而追根溯源，麻风病人的能动性方为关键。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隔离制度的各项调整，与他们的反抗和诉求存在着显著的一一对应性。
首先，伍德不得不取消隔离区麻风病人均抵制的强制劳动，他承诺对那些可以并愿意工作的人支付酬金，保证使其有机会自食其力。这一政策调整使患者的经济活动变得丰富，更趋多样化。他们不再局限于从事卫生官员为其规训的清洁、建筑等特定职业，隔离区有可能因此成为“正常的社区”。许多病人成为个体经营者，据统计，1935年，约有900人从事农业；700人从事渔业、畜牧业和零售业；一些人管理面包店和鞋店，或成为铁匠和家具制造商；还有一些人从事刺绣、摄影和木工工作等。部分患者通过向总厨房或口粮管理所出售鱼类、肉类、蔬菜和水果赚取收入。病人从事食物生产一方面改善了库里昂的伙食，20世纪20年代，隔离区渔民提供的新鲜鱼产品，就取代了美菲殖民政府以往向库里昂供应的冷冻鱼；另一方面，病人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也会削减生活开销，从而支撑库里昂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患者自给自足的主动性使隔离区从以粮食配给为基础的管制经济，转变为自力更生的自主经济。经济模式的转变客观上让隔离区内部患者和非患者的有形及无形边界有所松动。自给自足的经济有所发展后，许多非患者开始被允许购买患者所生产的食物，甚至一些成为渔民的麻风病人也可以绕过大门向非麻风病人出售鱼类，成为后者的固定鱼产品供货者，而原本只能在隔离区使用的库里昂币也在非病人之间流通。其次，美国殖民者针对隔离制度的另一政策调整是取消婚姻禁令。1932年骚乱虽得以平息，但病人仍希望婚姻自由。骚乱后，卫生部门不得不指示成立麻风病人婚姻委员会，实地考察评估婚姻禁令的有效性。经过一系列走访，该委员会建议允许患者结婚，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的隔离区社会生活；他们认为婚姻禁令确实使轻微犯罪和不雅行为的发生率增加，而允许结婚有助于鼓励病人更加自立和守法。有鉴于此，1932年11月，卫生局宣称婚姻禁令侵犯了麻风病患者的幸福权，无论从行政还是医学角度讲都不可取，故决定予以废除。结婚条件是女方必须年满18岁，男方必须登记姓名、公民身份以及与女方的关系，并提供女方家庭出具的证明。1932年11月至12月就有17对麻风病患者结婚，第二年则增至244对，一些原本就有婚姻关系的夫妇也得以团聚。婚姻关系增加带来婴儿数量上升，卫生官员最初要求，婴儿出生后就要立即与父母分离，但因照顾婴儿的人员日益不足，加之父母反对，卫生官员随后废止了婴儿隔离做法。第三，对于麻风病人拒绝库里昂隔离制度中的强制性药物试验治疗，美菲殖民政府也适当调整了诊疗护理方法。一方面，伍德继续加大对库里昂医疗资源的投入比例。他出任总督的第二年，即1922年，隔离区医务人员不仅大幅增加，而且首次实现了按现代医疗科室加以划分。这意味着麻风病人可以得到更为细致的护理，使其减少病痛折磨，从而愿意配合进一步治疗。另一方面，医生也逐步改进对病人的治疗手段。隔离区建立初期，海泽主要是将大风子油（Chaulmoogra Oil）直接分发给麻风病患者口服，但该溶液刺鼻难咽，且未经加工直接服用对病人肠胃损伤较大，故只有少数患者选择长期服用。为缓解该局面，20世纪20年代，卫生官员联合制药公司将大风子油制成包衣药丸，并提取大风子油酸乙酯制成注射液。这种加工后的药剂使麻风病人更易接受，而且疗效也更为明显，据1923年统计数据报告，77.8%的库里昂患者病情好转，10.7%的患者转阴。这至少能从侧面反映出，麻风病人主动反抗带来了诊疗方案的积极转变。第四，除专门针对库里昂隔离举措的调整，美菲殖民政府还从总体上对整个菲律宾的麻风病隔离制度进行革新，于20世纪20年代末建立区域治疗站，采取分散隔离的方式。库里昂麻风病人所经受的隔离痛苦，以及他们为抵制严苛的殖民规训而展开的反抗，很快就引起菲律宾各阶层的同情，医学界人士开始批评美国在库里昂的非人性隔离制度，呼吁全面修改关于麻风病人治疗的法律。何塞·阿尔伯特表示：“库里昂的实验是失败的，因为麻风病的传播和扩散并没有明显减少。如果主管部门认为在家隔离不安全，不令人满意，就应将有开放性病变的病人隔离到适当的医院。”路易斯·格雷罗（Luis Guerrero）医生在1925年也建议：“在菲律宾主要岛屿的中心地带建立疗养医院，以便患者亲友更容易探视他们。”菲政治家和社会舆论同样认为，库里昂隔离制度残忍、不人道、不科学。上述建议呼吁建造省级治疗站和医院，而非违背麻风病人意愿，将其驱逐到类似库里昂那样近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然而，隔离区卫生官员却坚信：“从经济和卫生角度讲，不应停止库里昂隔离制度和建立小规模地区医院，因为建造省级治疗站和医院的提议很容易被滥用，从而使隔离目的落空，况且库里昂隔离的好处已经显现。”但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到20年代末，越来越多麻风病人的武力反抗有可能让反库里昂隔离制度演变为政治热点问题，菲律宾委员会被迫进行改变。1935年7月，副总督海登（Joseph Hayden）在库里昂听取麻风病人的意见。有代表基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要求美菲殖民政府为每位患者发放补偿金，因为他们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带到这里；还有代表抗议日益减少的拨款。作为回应，海登称将考虑病人的诉求。隔离区的卫生官员后续也态度软化：“发现对治疗有反应的病例，可将其分配到庇护所开发的治疗站，以便治疗医生随时就近救治，而治疗站必须设在主要的麻风病区。”显然，患者对严苛规训的反抗和菲社会各界的人性呼吁，对美菲殖民政府总体调整隔离制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尽管麻风病人仍被限制在治疗站中，但他们与亲友的距离比隔离在库里昂近得多。该初步计划在实际操作中不断优化，并促成了多所新区域治疗站的建立：1927年位于伊洛伊洛（Iloilo）的西米沙鄢（Western Visayas）治疗站；1929年位于阿尔拜（Albay）的比科尔（Bicol）治疗站；1930年位于宿务的埃弗斯利·查尔斯（Eversley Childs）治疗中心和位于三宝颜（Zamboanga）的麻风病院等。随着地方区域治疗站的建立，库里昂的麻风病人接收量大幅下降，新病人的年均人数从800降至240左右。1936年9月，刚走上自治之路的菲律宾召开第一届国民议会，总统奎松（Manuel L. Quezon）呼吁拨款50万比索，用于在马尼拉附近修建三个麻风病治疗站，以进一步减少送往库里昂的病人数量；议会于同年11月通过《第161号法案》。至此，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隔离制度也逐渐走向终结。某种意义上讲，海泽等卫生官员代表美菲殖民政府在隔离区实施严苛的殖民规训，这种外生变量试图将麻风病人培养成基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现代公民”，此举忽视了病人群体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习惯；麻风病人基于菲律宾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自发秩序，既温和诉求也武力反抗库里昂隔离制度，最终促使美菲殖民政府改变对菲麻风病防治策略。由此观之，即便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美属库里昂隔离制度的调整，但病人的反抗无疑才是直接导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主导了美国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基础。有着强烈种族优越论和浓厚使命意识的美国确立在菲殖民统治后，如何将菲律宾人从“软弱、原始”的种族改造为“强大、现代”的种族成为其首要问题。美国希冀通过系统化规训将菲律宾带入美国定义的“文明序列”，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移植“美国模式”，还力图通过公共卫生手段来规训并改造菲律宾民众和社会。
作为殖民计划缩影的库里昂隔离制度，被美国赋予对菲改造成功与否的试验田功能地位。在封闭环境中，卫生官员和医学专家通过殖民规训，对那些患有“可治愈”慢性疾病的人进行身体和道德改造。在美国殖民者看来，从“等同于野蛮人的麻风病人”到“公民”的转变，意味着菲律宾传统的家庭纽带朝进步、现代、文明等具有国家性质的抽象概念迈进。20世纪上半叶，库里昂隔离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麻风病人聚集地，当地研制的大风子油成为当时麻风病治疗的主要药物来源，美国借此提高了其在国际上的卫生地位和影响力，也成就了自我标榜的“优越种族的使命”。然而，这一切显然以牺牲病人群体的各项权利为代价，美国所谓的“新型殖民主义”，其实充满矛盾和虚伪的面相。麻风病人之所以反对库里昂隔离制度，挑战美国殖民者的规训权力，原因有二。一方面，病人在美属菲律宾的社会秩序中，无法感受到殖民者鼓吹的“包容性”，他们只是法律惩戒、官员教育、宗教束缚、文化同化的对象，内心的痛苦与绝望势必爆发，殖民规训最终异化为群体反抗。他们对殖民规训的挑战得到了超越语言和族群鸿沟的支持，正如警察监管的有意懈怠，社会舆论的长期呼吁，迫使美国软化规训措施。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属菲律宾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生了诸如菲律宾化、人口增长和预算削减等变化，不可逆地削弱了殖民者在隔离区的规训权力。这些结构性裂变使得病人可以逃跑、抵抗强制劳动和治疗、与非病人交易、结婚，并最终推动库里昂隔离制度的调整。 库里昂麻风病人是万千菲律宾民众的缩影。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非殖民化”趋势的影响下，菲律宾民众的民族独立思想日益高涨，他们抗议美国将其作为劣等种族的规训，要求美菲殖民政府遵循1916年《琼斯法案》（Jones Act）的承诺，给予菲律宾自治。在以奎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下，包括麻风病人群体在内的菲律宾民众通过请愿、武装起义等反抗方式，最终迫使美国于1935年作出让步，同意建立菲律宾自治政府。由此观之，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隔离制度的殖民规训及其异化结果，不仅近及改善了麻风病人自身的处境，而且远达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菲律宾朝“非殖民化”的社会秩序变迁。
本文作者 温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夏玲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编 辑:赵 阳
初 审:郭丹彤
复 审:黄 滢
终 审:董灏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