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 | 斐冬活动年代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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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10-03 20:00
吉林
内容摘要 随着希腊地区考古活动的兴起，考古材料为古希腊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许多问题形成了由文本向物质的考古学转向。不过，斐冬的活动年代问题，其文本与实物证据并未如“二重证据法”的要求产生交叉印证，而是呈现平行之势，在奥林匹亚纪年线索的基础上，以文本为导向的结论得到广泛认同，影响至今。面对奥林匹亚纪年相关文本证据的充分研究，斐冬所处时间的问题需要将更多材料纳入视野。综合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而言，斐冬活动的年代应当是文献与考古材料能够呼应的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的阿尔戈斯社会不仅生产繁荣，而且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活动，对阿尔戈斯乃至早期希腊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斐冬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政治人物。
关键词 古希腊；阿尔戈斯；斐冬；年代；“二重证据法”
阿尔戈斯的斐冬是古希腊历史研究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缺乏同时代的文献记录，关于斐冬的研究只能依靠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文献记载。以文献出现的时间顺序而言，主要包括：希罗多德（Herodot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埃福罗斯（Ephorus of Cyme）、特奥彭波斯（Theopompus）与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of Pontus）的记录，较晚的记录出自《帕罗斯碑》（Marmor Parium）、狄奥多罗斯（Diodorus）、斯特拉博（Strabo）、尼古劳斯（Nicolaus of Damascus）、普鲁塔克（Plutarch）、保桑尼阿斯（Pausanias）、波吕科斯（Julius Pollux）和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根据文献记录，斐冬是行事傲慢的阿尔戈斯僭主，他在世袭权力的基础上获得僭主式的权力，创立衡制，打造货币，试图收复忒墨诺斯的土地，横跨伯罗奔尼撒半岛驱逐埃利斯人，亲自主持奥林匹亚赛会，干涉科林斯事务，最终死于科林斯。零散的古代文献记录不仅在文本内有诸多矛盾，而且与考古材料存在冲突，令斐冬的事迹和活动时间充满争议，特别是斐冬的活动时间。因为斐冬的活动涉及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世界军事、政治变革，社会生产，宗教发展，地中海西部殖民活动以及伯罗奔尼撒地区共同体间的政治、军事、宗教互动，可靠的时间信息可以为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历史的发展提供时间框架，解决史料矛盾，对于研究早期希腊城邦形成问题至关重要。
以时间先后顺序而言，斐冬的活动时间最早为公元前9世纪，晚至公元前6世纪初。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带来巨大的解释空间，学者们依托文献材料，形成了以文本为导向的观点。随着考古活动的兴起，考古材料逐渐进入古希腊史研究，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形成了考古学转向。虽然欧美各国考古工作者自20世纪初便对阿尔戈斯地区进行系统性发掘，取得了众多重要成果，不过斐冬所处年代问题并未受到显著影响，该问题仍以文本校勘中修订奥林匹亚赛会届数而形成的观点为主。在斐冬所处时间的问题上，文本与物质证据并未如“二重证据法”的要求那样产生交叉印证，而是呈现平行之势，一方面与古典学研究长期依托文本形成的独立话语体系有关；另一方面，学者对待考古材料比较谨慎，因为部分考古材料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奥林匹亚纪年线索得到充分发掘，时间问题需要将更多证据纳入视野。本文尝试通过奥林匹亚纪年、衡制与货币、忒墨诺斯家族系谱、科林斯的西部殖民地中的相关时间线索来探究斐冬所在年代问题，将文献材料范围扩大到伯罗奔尼撒地区乃至希腊世界，利用考古材料为文本提供物质文化语境和时间参照，同时为物质证据提供文本解释，使两者相互印证，一同构成探究时间问题的证据基础。斐冬干涉第8届奥林匹亚赛会的记载与斐冬是忒墨诺斯第10代后裔的信息在时间上较为一致，因此穆勒（K. O. Müller）根据保桑尼阿斯的记载，认为斐冬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人物。格罗特（G. Grote）的观点与穆勒相近，格罗特认为斐冬是第8届奥林匹亚赛会前后的人物（公元前770—前730年）。不过，斯特拉博记载最初26届奥林匹亚赛会由埃利斯人主持，并未中断。尤西比乌斯引用阿非利加努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的记录表明，比萨提斯（Pisatis）人于公元前668年控制第28届赛会，之后还控制过第30—52届赛会（公元前660年—前572年）。除了第8届外，保桑尼阿斯的记录中还有4次赛会不是由埃利斯人主持，分别是：第34届赛会（公元前644年）、第48届、第50届、第104届。埃利斯人是否在后两次中失去管理赛会的资格仍然存疑，第104届赛会由于时间太晚与斐冬无关。从斯特拉博和尤西比乌斯的记录来看，第8届不是“非奥林匹亚赛会”（Anolympiads），比萨提斯国王潘塔里昂（Pantaleon）干涉的第34届与比萨人控制的第30—52届的情况符合，加上潘塔里昂可能被视为一位僭主，令部分学者对斐冬干涉第8届赛会的史料产生了质疑。
19世纪初，福尔克纳（T. Falconer）在编辑斯特拉博作品时，将保桑尼阿斯记载斐冬干涉的奥林匹亚赛会由第8届改为第28届（即从公元前748年变为前668年）。这个时间不仅与“非奥林匹亚赛会”的时间一致，而且与保桑尼阿斯记载的公元前669年叙西阿伊战役（Battle of Hysiae）相近。此战，阿尔戈斯战胜斯巴达，表明此时阿尔戈斯人军事实力强盛，同时为他们向西进入埃利斯地区扫清了障碍。这样的修改使得多处文献证据能够协调起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斐冬于公元前668年干涉第28届奥林匹亚赛会的观点得到了包括韦德–格雷（H. T. Wade-Gery）在内的诸多著名学者的赞同，并逐渐得到学界广泛认可。20世纪中期以来，有学者对公元前668年的时间提出质疑。赫胥黎（G. Huxley）指出，从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的冲突出发，叙西阿伊位于阿尔戈斯与泰吉亚的边界之上，尽管这种地理位置容易让人想到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冲突，但古代文献并没有提及斐冬与叙西阿伊战役或公元前668年的关系，在没有明确文本证据的情况下，研究者不能仅靠推测便修改保桑尼阿斯的记载（即，将第8届修改为第28届）。此外，从奥林匹亚赛会优胜者名单来看，第28届赛会的优胜者中有一位来自斯巴达的卡米斯（Charmis），若阿尔戈斯在前一年大胜斯巴达，而斐冬随后主持了赛会，那么阿尔戈斯人不大可能会允许斯巴达人参赛。随着20世纪阿尔戈斯地区考古发掘活动的展开，考古材料提供了更多信息，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的阿尔戈斯地区发展迅速，具体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主要来自墓葬、陶器和金属器物三方面的发现：第一，墓葬数量快速增加，表明阿尔戈斯人口增长迅速；第二，陶器制造处于希腊世界领先地位。阿尔戈斯陶器的器型十分丰富，装饰风格有长足发展，形成自身特征。阿尔戈斯的陶器对其他地区有较大影响。阿尔戈斯的陶器是此时希腊世界第二重要的几何陶流派，仅次于雅典；第三，青铜冶炼和制作技艺成熟，金属制品数量和质量处于希腊世界前列。阿尔戈斯的青铜别针极具代表性，造型优美、制作精良，且发现数量巨大。阿尔戈斯同样是青铜三足鼎和雕像的重要产地。青铜别针和三足鼎考古发现表明阿尔戈斯是当时希腊世界的青铜制造中心。墓葬、陶器及金属器物的考古发现说明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阿尔戈斯处于繁荣期，社会财富增加，手工业能力位居希腊世界前列。部分社会财富以随葬品的传统方式来展示墓主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宗教圣地的考古发现表明社会财富出现了新的流动方式，与希腊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社会财富通过宗教崇拜的渠道变成了神庙中的奉献物，体现出希腊各地共同体对宗教活动日益增加的关注。奥林匹亚和阿尔戈斯两地三足鼎装饰的相似性表明两地很早便存在联系。在奥林匹亚发现了一些残片，具有阿尔戈斯三足鼎的特征，出现时间可能为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在公元前8世纪奥林匹亚发现的外来奉献物中，阿尔戈斯的奉献物是重要来源。墓葬中的武器反映出阿尔戈斯武器生产的领先地位和军事能力。阿尔戈斯地区很早出现了使用铁制武器的痕迹，在早期和中期几何陶时期的墓葬中都发现了铁制武器。铁制武器出现的同时，青铜武器的发展并未停止。在阿尔戈斯45号墓葬（Tomb 45）中发现了一套相当完整的青铜盔甲和一些其他其青铜和铁制物品，这座墓葬也因此得名“盔甲墓”（Panoply Grave）。此外，两座晚期几何陶时期的墓葬出土了青铜头盔。“盔甲墓”的大致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或在公元前8世纪末。无论何种时间判断，在阿尔戈斯发现的盔甲都是目前已知希腊世界最早的成套青铜盔甲。人口的大量增长与领先的武器装备表明，阿尔戈斯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基础。此外，宗教圣地发现的马匹雕塑具有独特社会、宗教意义，成为共同体中权力精英构建社会权力活动的象征。在阿尔戈斯赫拉神庙遗址中发现了众多马匹雕像。在拉里萨（Larisa）山顶也发现了带底座的青铜马雕像。阿尔戈斯的马匹雕像造型独特，体现出制作者的高水平技艺以及对马匹活动的深刻理解。马在生产活动中作用不大，更适于竞赛和战争，拥有马匹在公元前8世纪及后来的希腊世界都是地位、财力和权力的象征。将马奉献给神明既是宗教活动，也是社会权力的构建。所以阿尔戈斯的马匹雕塑很可能是权力精英在社会和宗教两个维度上构建自身权力的表现。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阿尔戈斯的社会生产繁荣，人口增长和先进的军事装备成为阿尔戈斯扩张的基础，保桑尼阿斯记载阿尔戈斯人彻底摧毁阿西涅（Asine），被驱逐的阿西涅人得到斯巴达人帮助，并在之后参与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考古材料证实了阿西涅的毁灭，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末以前。另一方面，共同体中的权力精英开始通过宗教构建自身权力，日益重要的宗教圣地成为斐冬这类精英展示自身财富和权势的舞台。 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阿尔戈斯的繁荣景象没有延续到下一个世纪。首先，公元前7世纪阿尔戈斯墓葬数量大幅下降，墓葬方式出现重大变化，随葬品几乎消失。其次，公元前7世纪的陶器制造和金属制造严重衰退。公元前7世纪阿尔戈斯处于衰落之中，若斐冬能够干预赛会，那应当是在阿尔戈斯处于繁荣的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干预保桑尼阿斯记载的第8届赛会，而非在阿尔戈斯整体衰退的公元前7世纪干预第28届赛会。希罗多德和普林尼提及了斐冬创立衡制，没有记载衡制内容。在文献记载中，斐冬创立的衡制中容积单位的记载较为清晰，长度和重量单位很模糊，上述记载都没提供年代信息。《帕罗斯碑》中斐冬刊布衡制和制造银币的时间为公元前895/4年或前894/3年，这个时间与多数的文献材料都没法对应，而且与考古材料的情况不符，无法提供有效的时间线索。
埃福罗斯和《帕罗斯碑》明确记载斐冬在埃吉纳岛制造银币，埃福罗斯认为这是希腊世界最早打造的银币。埃吉纳带有海龟图案的“龟币”（tortoises）出现的时间较早，流通范围广泛。埃利安（Aelian）记录埃吉纳人首次打造了货币（νόμισμα），波吕科斯记载埃吉纳的“龟币”曾广泛流通于伯罗奔尼撒地区，这种货币流通时间很久，到公元前4世纪仍在使用。有学者认为希腊世界最初的货币在埃吉纳打造，尤尔（P. N. Ure）相信斐冬打造的银币就是埃吉纳的“龟币”。若斐冬打造银币的记载可信，那么埃吉纳银币出现的时间就可以作为斐冬所在年代的确切证据。但文献记录提供的信息在时间和地点上均存在诸多矛盾之处。第一，以目前的证据而言，埃吉纳的“龟币”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出现。奥斯本（R. Osborne）认为希腊银币的出现与吕底亚人放弃琥珀金大致处于同一时间，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从目前已知的银币类型、题材和金属冶炼的证据表明，希腊世界引入货币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银币出现的时间与绝大多数的文本证据都不相符。第二，斐冬在公元前6世纪统治埃吉纳并打造银币的可能性很低。埃吉纳曾因商贸而闻名，该岛的位置十分有利于商品集散。到公元前6世纪，埃吉纳已经是繁荣的商业城邦，民众多从事航海活动，在反抗邻邦埃皮道鲁斯的海战中占据上风，他们的海上力量甚至到达埃及，参与了纳乌克拉提斯（Naucratis）的建设。阿尔戈斯是传统的重装步兵强邦，文献中没有阿尔戈斯海军的记载，所以公元前6世纪阿尔戈斯跨海直接统治埃吉纳的可能性很低。此外，古希腊众多的货币标准反映出各个城邦倾向于在自身政治范围内制造货币，作为拥有强大海军的商业城邦，埃吉纳更可能发行带有自身政治影响力的货币，而不是允许阿尔戈斯人在此发行银币。斐冬在埃吉纳打造银币的文献记录可能包含部分史实和时间线索。首先，斐冬打造货币的材质可能是铁。在文献记录中，埃福罗斯和《帕罗斯碑》提及货币材质是银（ἄργυρον），赫拉克利德斯和波吕科斯没有记录货币材质。在希腊世界引入贵金属货币之前，铁或铜曾广泛用于交易。正如布雷松（A. Bresson）所言：“货币并不必然以铸币的形式产生······以一种特定物品，或者更经常是几种特定物品专门用于结算和（或者）保值、交换。”普鲁塔克在莱库古的传记中提到斯巴达早期铁制通货的来源，并且在莱山德的传记里记载了通货的名称和使用情况：可能所有古老的钱币都是这类形式，一些国家的人使用铁扦或青铜来做货币；由此甚至直到今天，许多小面值钱币保持着“奥波尔”或“铁扦”的名字，6“奥波尔”是1“德拉克马”，或是“一把”，因为一只手至多能抓住这么多。
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也有使用铁制通货的情况。在阿尔戈斯地区的18处墓葬中出土了铁制物品（3处属公元前9世纪，其余属公元前8世纪），其中8处墓葬发现了铁扦（Obeloi），且数量为：12、6、6、2、2、1、1、1，铁扦长度似乎在160—165厘米之间，可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此外，其中一些墓葬出土的铁扦数量为6或12，符合古代作家记载的“奥波尔”与“德拉克马”之间的比率。其次，文献记录斐冬曾向赫拉神庙奉献铁制通货。铁制通货奉献到神庙的做法直到希罗多德的时代仍然存在。赫拉克利德斯在解释“奥波尔”一词的含义时提及了斐冬的奉献以及造币活动（Antiquiteis. 144-5）：阿尔戈斯的斐冬在埃吉纳首次打造了货币，他发行了货币，并收集了铁扦，将之奉献给了阿尔戈斯的赫拉。因为在那时，铁扦常常以手来衡量，即“把”（δράξ）,尽管我们不用手拿6奥波尔，我们仍称这个数量为1“德拉克马”（δραάξασθαι），源于“取一把”。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称放款人为“奥波尔过秤员”（ὀβολοστάτην），因为古人常常将他们的铁扦按重量付钱。本都（Pontus）的赫拉克利德斯如是说。
波吕科斯曾引用亚里士多德《西库昂政制》（Sicyonian Consitution）的片段，对“奥波尔”的解释与之类似，在同一残篇中也记载斐冬将这些“奥波尔”（obeliskoi）奉献到了赫拉神庙。上述记载得到了考古证据的证实。在阿尔戈斯赫拉神庙平台的东北方向尽头出土了铁制奉献物。科德斯特里姆认为这捆铁扦数量为96根。库尔班（P. Courbin）认为阿尔戈斯的铁扦构成了一种原始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在几何陶末期便在阿尔戈斯地区建立起来，以长度和重量为标准，到公元前8世纪末似乎已经标准化。出土的证据表明，阿尔戈斯的铁扦在公元前8世纪时已经具备原始货币的作用，在货币由铁向银过渡之前，必然需要铁扦重量的标准化，这种改革很可能与斐冬颁布衡制有关。斐冬可能将铁扦作为官方标准奉献到神庙，用以管理那个时没有打造成通货的铁质材料，这与文献中斐冬创立衡制联系密切，且符合早期伯罗奔尼撒地区使用铁制通货的情况。再次，奉献铁扦可能是一种确立“铁–银”兑换比率的活动。赛特曼（T. Seltman）与卡根（D. Kagan）都认为，在赫拉神庙中发掘的铁扦是一种古老的铁制货币，结合文献中的说法，在赫拉神庙奉献铁扦的活动可能是一种确定铁与银价值比率的方式。在阿尔戈斯曾发掘出一座用于冶炼银的熔炉，表明从公元前10世纪阿尔戈斯开始便出现了银的冶炼技术。古希腊工匠很早便使用“灰吹法”（cupellation）从铅矿中提炼银。熔炉的发现和冶炼技艺的古老历史证明，阿尔戈斯很早便有冶炼银的能力。正是在此基础上，斐冬奉献铁制通货用以确立“铁–银”的比率，从而成为后世文献中斐冬打造银币说法的来源。最后，阿尔戈斯与埃吉纳在公元前8世纪就存在同盟关系，或许是文献中埃吉纳一地记载的来源。希罗多德提及阿尔戈斯人曾协助埃吉纳人对抗雅典，战后，阿尔戈斯和埃吉纳人延长了别针。希罗多德的记载与阿尔戈斯出土的别针长度逐渐增加的情况相符，根据科德斯特里姆的分析，这场战争应当爆发在公元前750年前后。此后，阿尔戈斯与埃吉纳一直保持着某种盟友的关系，阿尔戈斯可能占据主导地位。阿尔戈斯与埃吉纳自公元前8世纪便存在的同盟关系将斐冬与埃吉纳联系起来，后者是传统商业中心且被认为是希腊世界首个打造银币的地方，或许成为文献记载中斐冬在埃吉纳打造银币的地点来源。如上文所述，斐冬在埃吉纳打造银币的记录中包含着部分史实。剥离掉文献记载中地点（埃吉纳岛）和材质（银）的元素，斐冬打造货币的实质可能是利用颁布的衡制统一铁币，或是确定“铁–银”比率。斐冬创造衡制和货币的说法得到后世希腊作家的广泛接受，其缘由可能是斐冬的创新措施通过军事扩张从阿尔戈斯扩展到了其他地区。斐冬对外的军事活动符合安德鲁斯将他归为军事类僭主的看法，而对内的通货改革措施，则体现出僭主统治的个人能力与野心。在尤尔看来，斐冬在古代文献中被视为不同以往的统治者，成为僭主而非国王，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斐冬的开创性措施，而非他的蛮横行为或战争成就。萨瑟兰（C. H. V. Sutherland）指出，最初的货币或许是某一地区君主、僭主或政府组织至高权力的显著活动和过程。在恢复忒墨诺斯遗产，对外施加影响争夺霸权，干涉奥林匹亚赛会的同时，斐冬可能在阿尔戈斯内部采取了改革措施，无论是规范铁制通货还是规定“银–铁”比率，依据考古证据中铁扦和别针长度变化的时间而言，这一活动应大致发生在晚期几何陶末，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忒墨诺斯、克瑞斯丰忒斯（Cresphontes）和阿里斯托德莫斯（Aristodemus）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他们组织了最后一次对伯罗奔尼撒的入侵，形成了阿尔戈斯、美塞尼亚和斯巴达，斐冬是忒墨诺斯的后裔。这些记录为探究斐冬所在年代提供了两方面线索：斐冬在忒墨诺斯家族系谱中的位置；忒墨诺斯家族与斯巴达王室的平行关系。所以可以尝试由下向上、自上而下两种顺序来推断时间信息。
一、由下至上追溯。埃福罗斯记载斐冬是忒墨诺斯第10代后裔。保桑尼阿斯提及忒墨诺斯王朝最后两位国王为列奥凯戴斯和迈尔塔斯（Meltas），并指出迈尔塔斯是迈冬（Medon）的第10代后裔，迈冬则是忒墨诺斯的孙子。希罗多德记录列奥凯戴斯是斐冬之子。综合古代记录，忒墨诺斯王朝最后的三任统治者是斐冬、列奥凯戴斯和迈尔塔斯。从忒墨诺斯王朝最后两位统治者向上追溯，推断斐冬所在年代主要有两条线索：列奥凯戴斯参与西库昂僭主克里斯提尼女儿阿伽莉斯特求婚的时间；忒墨诺斯家族统治终结和阿尔戈斯政体变革的时间。列奥凯戴斯在西库昂活动的时间约在公元前6世纪70年代。推断忒墨诺斯王朝终结的线索来自三份古风时期的铭文，三份铭文都提及了“公务执事”（damiourgos）的官职，其中一份时间较早的铭文列出了9位“公务执事”的名单，其中3位带有父名，其余6位没有（IG4.614）。铭文还规定：“若没有‘公务执事’在职时······”这可能意味着9位“公务执事”在共同体中拥有最高权威。“公务执事”的巨大权力表明此时阿尔戈斯已经废止了王权，政体可能是共和或民主制。杰弗里（L. H. Jeffery）认为三份铭文出现的时间约为公元前575—前550年。阿尔戈斯政体变革时间大致能与列奥凯戴斯在西库昂活动的时间对应。由此而言，斐冬所在时间约为公元前7世纪末或公元前6世纪早期。但是这两条线索所依托的史料均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克里斯提尼治下的西库昂与阿尔戈斯处于敌对状态。克里斯提尼时代的西库昂与阿尔戈斯爆发过战争，克里斯提尼意图清除荷马史诗中的阿尔戈斯因素以及国内阿尔戈斯英雄的影响，更改西库昂的多利亚部落名称为“驴”和“猪”来表示羞辱。在双方敌对状态中，列奥凯戴斯可能无法参与克里斯提尼女儿的追求活动。其次，在叙述主题相关的一些事件时，希罗多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顺序。根据希罗多德记载，麦加克勒斯（Megacles）之子阿尔克美昂（Alcmeon）与克洛伊索斯属同一代人。与之矛盾的是，希罗多德还记载了克洛伊索斯与庇西特拉图是同一时代的人，而庇西特拉图至少在10年前便娶了麦加克勒斯的女儿。同样，根据希罗多德记载的事件，阿律阿铁斯（Alyattes）与克洛伊索斯是同一代人，但阿律阿铁斯与克洛伊索斯不可能同时统治。这种问题可能也出现在克里斯提尼女儿婚礼的记录之中。希罗多德可能将斐冬与一位同名后代混淆，在一位尼米亚赛会的优胜者竖立的纪念碑上，提及了优胜者阿里斯提斯（Aristis）是克里奥奈（Cleonae）的斐冬之子，铭文的出现时间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赫胥黎在此基础上对忒墨诺斯家族最后几位国王的重新进行了推测：斐冬（约公元前750—前735年）、列奥凯戴斯（约公元前700年）、迈尔塔斯（约公元前660年）、克里奥奈的斐冬（约公元前600年）、阿里斯提斯、列奥凯戴斯（约公元前570年）。希罗多德一方面知道那位著名统治者斐冬，另一方面了解列奥凯戴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阿尔戈斯的僭主，从而混淆了两位斐冬。最后，铭文证据的时间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杰弗里承认铭文出现时间的判断可能存在误差。哈蒙德认为铭文应该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如果将铭文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7世纪，那么列奥凯戴斯也应提前，与希罗多德的记载不相符。从铭文内容上来说，9位“公务执事”的名字可能是早期阿尔戈斯神话中的显要人物，他们或许并非真实的人物。比如波塔毛斯的本意是河流，指伊纳科斯（Inachus）。“公务执事”的出现可能也不意味着阿尔戈斯政体发生了变革。在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时，执政官仍在不断选出。若“公务执事”在忒墨诺斯家族统治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么很难确定阿尔戈斯政体变化的时间，更无法此来推断斐冬所在年代。综合有关证据来看，自下而上追溯的线索无法提供确实的时间证据。二、自上而下计算。埃福罗斯提及斐冬是忒墨诺斯的第10代后裔。该记载可能是真正的传统说法。狄奥多罗斯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都引用了埃福罗斯的记载。狄奥多罗斯记载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归的时间为公元前1090年。克莱门特记载的时间为公元前1069年。雅各布判断克莱门特的记载比较可信，将此内容增补到了埃福罗斯名下。普拉肯（D. W. Prakken）认为克莱门特给出的时间比狄奥多罗斯更加准确。这个时间也是公元前370年之前整700年，而公元前370年似乎是埃福罗斯记载的起点。伊索克拉底的记载与之一致。以公元前1069年作为赫拉克勒斯后裔忒墨诺斯、克瑞斯丰忒斯和阿里斯托德莫斯一代人回归的时间为计算起点，与古代作家记载的斯巴达历史相符。伊索克拉底称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已有400年，狄奥多罗斯记载斯巴达人在希腊世界拥有500年霸权。斯巴达的霸权往往以莱库古颁布法律为标志（约公元前869年），征服美塞尼亚则是特奥彭波斯在位时期（约公元前769年），到斯巴达在留克特拉败北（约公元前371年）分别过去了约500年和400年。 从斯巴达的阿基斯家族（Agiad）系谱来看，从阿里斯托德莫斯到留克特拉战役阵亡的国王克列欧姆布洛托斯（Cleombrotus I）之间有21代统治者，每代人的时间大约是三分之一个世纪（33.33年）。若公元前1069年作为忒墨诺斯一代人的末期，则斐冬所在年代约为公元前769年；若作为忒墨诺斯一代人的初期，斐冬所在年代约为公元前736年。后一种推断与斯巴达人回到伯罗奔尼撒地区700年并历经21代统治者的记载相符，不过斯巴达人称霸希腊和征服美塞尼亚的时间也对应从500年和400年减少了近一代人时间，分别约为466年和366年。古代作家对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归和斯巴达历史的整数时间显然不是精确的记录，以此为基础的仅能对斐冬所在年代进行大致推测——约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斐冬对科林斯的扩张及其后续，将斐冬与科林斯的西部殖民活动联系起来，提供了一条间接的时间线索，可以作为上述时间线索的补充。
斐冬曾策划对科林斯的扩张阴谋，后因其友哈珀昂（Habron）向科林斯方面透露信息而失败，事后哈珀昂定居科林斯。哈珀昂的孙子阿克泰翁（Actaeon）遭到追求者的武力抢夺，在冲突中死亡，巴齐斯家族（Bacchiadae）的阿基亚斯（Archias）是这场冲突的祸首。科林斯人没有惩戒凶手，不久遭受干旱和瘟疫，为平息灾害，阿基亚斯根据神谕内容自愿离开科林斯，前往西西里建立叙拉古。其他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记载了零星相关信息，狄奥多罗斯简要提及了阿基亚斯以及阿克泰翁的死亡，并未提及斐冬和巴齐斯家族。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帕耳忒尼俄斯（Parthenius of Nicaea）引用了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etolia）诗歌中的故事，透露出科林斯人在驱逐巴齐斯家族后的喜悦，阿克泰翁的死亡给巴齐斯家族带来的悲伤。马克西穆斯（Maximus of Tyre）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一位巴齐斯家族的成员抢夺阿克泰翁，并未提及斐冬、阿基亚斯和科林斯的殖民地。斯特拉博提及阿基亚斯和克西科拉提斯（Chersicrates）一同从科林斯出发向西部移民，前者建立叙拉古，后者建立科基拉，斯特拉博的记录可能源于埃福罗斯。斯特拉博沿用了埃福罗斯关于叙拉古建立的记载。斐冬与科林斯的关系包括两处记录：斐冬对科林斯的阴谋（普鲁塔克记载）；斐冬介入科林斯内部冲突，之后死亡（尼古劳斯记载）。在斐冬与科林斯的相关记录以外，科林斯西部殖民地中的阿尔戈斯因素得到考古和相关文献材料的证实。首先，在叙拉古发现的墓葬和随葬品陶器具有显著的阿尔戈斯风格。在叙拉古发现了一处墓葬，埋葬方式与阿尔戈斯地区十分相似；在叙拉古的墓葬中发掘出阿尔戈斯陶器风格的陶器，墓葬时间均在公元前680年之前，表明阿尔戈斯人可能很早便参与到了叙拉古的移民活动。其次，叙拉古的大多数移民可能来自阿尔戈斯与科林斯边界附近的特内亚（Tenea）。斯特拉博记载特内亚人伴随阿基亚斯前往叙拉古。特内亚位于阿尔戈斯通往科林斯的道路上，这种地理条件为阿尔戈斯人参与科林斯殖民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叙拉古早期可能有一位来自阿尔戈斯的统治者。公元前5世纪初的史家希普皮斯（Hippys of Rhegium）记载了西西里和意大利早期历史，经阿忒奈奥斯（Athenaeus）的摘录而保留下的残篇中提到“阿尔戈斯人波利斯（Pollis），他曾是叙拉古的国王”。《辞源》（Etymologicum Magnum）中称波利斯为僭主，他将色雷斯（Thrace）的葡萄品种引入西西里，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在色雷斯被称为“Βίβλινος οἶνος”，在西西里被称为“Πόλλιος”。《工作与时日》中提到这种葡萄酒，表明此酒很早便出现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正因如此，雅各布认为“波利斯”之名源于葡萄酒的名字，并非真正的历史人物。如果他是一位历史人物，他或其祖先可能在叙拉古建立之初便从阿尔戈斯来到了叙拉古。尽管无法得到更多证据的支持，不过在叙拉古的建立中，阿尔戈斯人无疑是重要参与者。 由于斐冬对科林斯的阴谋构成了阿基亚斯前往西西里建立叙拉古的背景因素，考古和文献材料也证实了叙拉古和西部殖民活动中的阿尔戈斯元素，加上阿克泰翁死亡时可能只是儿童或少年，所以斐冬与阿基亚斯和叙拉古的建立很可能处于同一时代。叙拉古建立的时间，目前存在可能：其一，由修昔底德的记载推断叙拉古建于公元前734/3年；其二，根据《帕罗斯碑》和卡斯托尔（Castor of Rhodes）的纪年，叙拉古建城时间是公元前758/7年。无论是公元前734/3年还是公元前758/7年，以叙拉古建立推断斐冬的年代而言，大致范围应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来自文献和考古中的证据都表明，公元前8世纪，特别是该世纪中后期，阿尔戈斯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人口增长迅速，青铜器和陶器生产繁荣，军事实力增长，社会财富增加并且开始流向宗教活动。阿尔戈斯的发展为斐冬的一系列活动提供了基础，而公元前7世纪阿尔戈斯的衰落显然削弱了斐冬干涉第28届奥林匹亚赛会并以此确立斐冬所在年代观点。综合奥林匹亚纪年、考古证据与奥林匹亚纪年、衡制与货币、忒墨诺斯家族系谱和科林斯的西部殖民地四条线索，比较一致的时间证据包括：干涉第8届奥林匹亚赛会；创造衡制，奉献铁制通货；忒墨诺斯第10代后裔；叙拉古的建立。斐冬的活动年代问题在文本证据之外得到实物证据提供的时间框架和关键器物的时间信息，斐冬所在年代应是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更为确切的时间点是保桑尼阿斯记载的第8届奥林匹亚赛会（公元前748年）前后。这一时间观点包含了20世纪以来阿尔戈斯地区考古活动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在以文本为导向的观点之外提供了文本与物质文化交叉印证的尝试。
本文作者 张岩，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编 辑:赵 阳
初 审:黄 滢
复 审:李 强
终 审:董灏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