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地：知青 | 遗落在远乡的故事

文化 2024-09-20 01:08 浙江

转载自：30号院

下乡之前

知青：遗落在远乡的故事

原创朱新地

青春驿站：我们努力创造的“理想家园”终敌不过生活的艰难与人性的复杂......

从火车换到汽车再换到马车再换到马驮，颠簸了七天之后，终于到达了接纳我们的村寨。马帮在一个竹篱围成的院落前卸下我们的行李，赶马大叔用鞭子指着院子里一排简陋的竹房，操着生硬的汉话对我们说：“你们的家到了。”

“到家了?!”疲惫不堪的我们在地上铺开行李，草草漱洗之后倒下就睡，没有激动，没有欣喜，也没有失落感——失落感早已丢在怒江和澜沧江的峡谷里了。既然命定要在这块土地上战天斗地，既然已经决心扎根农村，这儿当然就是家了!

从城市里出来的一大群人已被—次次地分割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往日熟悉的一切也越来越远，不知是按什么原则分配到一起的十八个原先并不相识的人，一夜间成了“兄弟姐妹”，这便是我们的家了。

房子是新盖的，竹篱墙茅草顶，被隔成了两间，十一个男生住大间，七个女生住小间。每人一张竹床一个小竹凳。铺开行李躺上去，竹床还咯吱咯吱作响。抬头看看，透过屋顶的茅草有光透进来，仿佛可以看到天空。门上应该贴副对联吧，有人说：“身居茅屋放眼世界，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董加耕那句名言正合适。没有笔没有纸，对联终未贴上，但不管怎么说，这儿确实就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接纳我们的傣族村寨叫蛮腮，位于滇西盈江县太平区，靠近中缅边境（当时是合作社，“九大”以后才成立人民公社），寨子前有一棵高大的榕树，树冠枝繁叶茂，在亚热带阳光雨水的爱抚下，尽情向四周伸展着，有如硕大无比的华盖。村寨四周有丛丛竹林和芭蕉树，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寨子中流过，好美丽的一个村寨呀！

几个男生从大山上挖来了两棵树苗，说是要种扎根树。当我们沿着竹篱种下这两棵树时，也种下了我们的憧憬和梦想。接着，我们推选出年龄较长且最能干的一男一女任“家长”，代表这个集体向外界的方方面面处理一切事务，家庭内部的大小事宜则由全家人讨论表决决定。我们制订了家规：安家费统一安排使用。

事实上，上级拨下的安家费是拨到社里的，社里用这钱给我们盖了房，剩余的则作为生活费逐月发放，每个月大约有10元。这钱由集体户统一领取，去粮站买米去街市买菜。社里还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大灶，我们每天留一个人做十八个人的饭（大家轮流），收工回来大家一起吃，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也。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情节：大灶很高大，个头小的女生根本无法在那大锅里炒菜，只得爬上去蹲在灶上炒，被路过的碧发（大嫂）看到，朝我们大声喊道：“邋遢呀，邋遢呀……”（意思是蹲在灶上太脏了）

饭还是够吃的，锅底的锅巴格外香脆，大家还抢着吃。菜就难说了，五天才赶一次街，情况可想而知。不过后来各自腌起了泡菜，基本也能对付。

如果你外出赶集或游玩少吃了几顿饭，家长会认真地替你记下来，之后你可以带其他寨子的同学来吃掉欠你的数目。当然，如果你先留了客，你也要如数归还集体。

没有电，每月凭证供应的二两煤油，也必须打在一起，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家中每晚都有光明。有人下乡时带了一些书，但传来传去很快都看完了。当煤油用完时，大家就聚在一起唱歌，一首接一首，从幼儿园的一直唱到文革的。庆幸的是有人带了乐器下乡，我们“家”有一个手风琴和一把小提琴，于是“三套车”“红河谷”“异乡寒夜曲”“可爱的家”“松花江上”等等都成了家里的保留曲目。尽管这些歌曲多半低沉忧伤，但仍给我们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然而，我们努力创造的“理想家园”终敌不过生活的艰难与人性的复杂，终于有一天，安家费没有了，这就意味着“供给制”结束，从此全要靠自己的工分养活自己了。维持了近一年的“共产主义”土崩瓦解，那是在秋后分红的时候，全寨人兴高采烈地享受着丰收的喜悦时，知青户却砸掉原先的大灶分家了……

然后，十八个人或迟或早的全部离开了那个寨子，只留下了两棵扎根树，当最后一人离开时，那树已长得有如华盖一般了。

很多年后，我匆忙地走过了很多地方，赶过了一段又一段旅程，淡漠了许许多多往事，却仍常常梦见那个大山深处的“家“，那是我的青春驿站啊！

吃的记忆：远乡的父老乡亲们，请多多原谅我们当年的幼稚和胡闹吧……

到达寨子后的第一顿饭，傣家人像接待贵宾—样地招待我们。桌上摆了七八碗叫不出名字的菜，忙进忙出的碧发(即大嫂)们不时地凑到每个人面前，用半通不通的汉话劝我们要“西{吃)饱饱”。我们感动之极，却难以咽下这顿美餐，且不说那些菜的味道大多又酸又难闻，光是看着碧发(大嫂)们那漆黑的牙齿、血红的嘴唇，以及讲话时嘴里溅出的血一般红的唾液（嚼槟榔的缘故），就让人感到害怕，什么食欲都没有了．

等到知青们看惯了碧发的抽烟嚼槟榔，吃惯了傣家的酸味食品，一个个胃口大开时，从城里带来的那点油水早已耗光了。整日地出大力流大汗，整日地饥肠辘辘，于是知青中各路“英雄”开始各显神通：男生们多半偷鸡摸狗，女生们也学会从老傣家的园子里摘上几个未熟的芒果、酸涩的毛桃，用盐腌起来解馋。

最可恨的是雨季，且雨季又是农忙季节。天天是连绵不断的阴雨，天天是望不到尽头的水和秧田，我们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去插秧，一直忙到看不见时才归。回来后来不及揉一揉痛得要断的腰，来不及换下湿透了的衣服，就忙坐到灶前烧饭。可是擦掉半盒火柴，也点不着湿漉漉的柴（那柴即使点着了塞进灶膛，也是光冒烟不起火苗），最后只好撒点盐巴，把半生不熟的米饭胡乱嚼下充饥……

有一天，一个聪明的女生从镇上买回一只陶罐来做泡菜。不久后，供销社里大大小小的陶罐便销售一空，几乎每个人的床下都多出了一只泡菜坛子，什么辣椒、萝卜、黄瓜以及偷摘来的种种没熟的酸果子都往坛中丢。南疆气候炎热，早上丢进去，下午就可以捞出来吃．从此大家收工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抱住泡菜坛子吃……

离寨子十几里的镇上有一个供销社，可惜供销社里的“进口货”只有盐巴和老红糖，连酱油、醋都买不到，更不要说糖果、饼干之类了。一天，馋极了的我们终于斗胆从老乡家园子里偷了一大枝生芭蕉。生芭蕉吃起来涩嘴，必须放在米缸中催熟，我们没有大米缸，只好用衣服包住，白天搁在屋顶上晒太阳，晚上放在被子里焐。等到芭蕉焐熟的那一天，几个女生关起门来风卷残云般地把上百个芭蕉一扫而光，结果所有人都拉肚子不能上工……

收获时节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花生熟了，芭蕉、芒果熟了，山上的菠萝也熟了……但这时社里却派出民兵守田看山，想吃那些水果只能智取。此刻，哪怕最笨的男生都成了外交家，带—包两三角钱的香烟，就能饱餐一顿，再大包小包地带回来，在女生面前”臭显”。女生们眼红极了，终于也想出一个妙法：从箱子底翻出几枚毛主席像章(越大越好！)去“贿赂”守山的民兵，一般总能如愿以偿，直吃得一个个连弯腰系鞋带都要吐出来，才肯罢休……

烤小猪是傣家盛宴的保留节目，而且是在重大或盛大的筵席上才有。我是在一位高龄老人的丧宴上尝到的。眼看着几个普毛（即小伙子）逮来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用一根竹竿从嘴穿进从肛门穿出．然后烧把茅草燎掉猪毛，再全身糊上泥去烤……

当带血的大块肉端上桌时，男生女生立马蘸着调料大吃大嚼起来，初来时的那番斯文状和扭捏态早已扔到了爪哇国，一一不知这是否也能算作一项“再教育”的胜利成果?

多年后我尝过了川菜、粤菜、淮扬菜，但最最忘不了的还是知青生涯中的那些吃的故事，

只是每每想起，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远乡的父老乡亲们，请多多原谅我们当年的幼稚和胡闹吧……

赶街和邮递马车：对我来说，不论使用着怎样现代化的通讯工具，那邮递马车的铃声都会永远在我心灵深处回响……

赶街是日常生活中调剂与期盼，五天一小街、十天一大街。赶小街一般在附近集市买点蔬菜之类，赶大街则可名正言顺地不上工。乡民们卖东西一般不用秤，是论堆，蔬菜水果一堆堆的放在地上任人挑选，且多半算不清账。比如一堆东西他开价二角，你还价一角，他不卖，但你掏出两个五分的硬币给他，居然就让你拿走了。往往是知青占了小便宜，一转身又取笑人家。

赶大街的日子就如同过节，寨子里的青年男女都穿戴一新，打扮得漂漂亮亮。尤其是朴少们，大多头戴鲜花，上身一件月白色或浅蓝色短衫，足可与如今年轻人时髦的露脐装一比，下身则是艳丽的花筒裙。小伙子也个个干净利落，精气神十足。当然，知青们多半也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平日下田劳动舍不得穿的都拿出来亮亮相。这天，寨子通常会派出一辆马车去县城，但去的人多，基本是挤不上的。一般来回皆是步行，于是一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便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其实对知青们来说，赶街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寄信和等信。这拨人基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许多还是未成年人，信件几乎是他们与家庭亲友联系的唯一手段。据说以前邮路只通到县城，寄信和取信都要去县城（大概当地百姓也少有信件），是知青来了之后，各区才成立邮电代办所，邮件可送到区代办所，但要逢赶街天才有邮件来。因此，每到赶街天，邮电代办所门前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清早便有许多人赶来等信取信，这也是分散在四野八乡的老同学们相逢相聚的机会，父母的信亲友的信恋人的信……远方来信牵动着一颗颗游子的心。

邮递马车还没到时，大家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说着俏皮话，互相打趣问候，平日他们散落在四野八乡的，只有此时此地，才能聚到一块儿。

“来了，来了”，不知是谁一声喊，喧闹一下子停止了，所有的目光一起被栓到路尽头的那个小黑点上。远处的小黑点静静地在阳光里晃动，人群也静静的等待，黑点渐渐地移近了，马车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人群重新开始骚动起来，焦灼的期望，兴奋的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跃跃欲试……终于，马车“嘎”的—声停住了，于是不等代办所的工作人员出来，知青们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帮起忙来……

收到信或邮包的同学，大声笑着叫着，比过节还高兴，而失望者总是目光暗淡地悄然离去。在这里你才真正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的内涵与分量。

那时从昆明到边寨一封信至少要走半个多月，即使航空信也快不了多少：昆明到保山坐飞机（大约每周一班），保山到县城坐汽车，县城到区邮电所坐马车。那年我插队的盈江县遭灾，洪水和泥石流冲毁了田地与村庄，省城昆明的邮电大楼前，急得要命的家长们等候拍电报的队伍排了几里长，但知青们收到这些电报时，已是一个多月以后。原来，县里接收到的电报也要坐马车才能到区上，而泥石流冲毁了马车路。

记忆中盈江县城那条街不过百米，除了政府机关、医院、邮局、供销社等外，还有两三家饭店或卖食品的小店。此外还有什么、有啥逛头，真想不起来了，也不明白当年怎么有那么大劲头，走四五十里地（来回）去空逛一趟。不过有个细节却记忆犹新：就是去县城时必须随身带点米，那是粮票当家的时代，我们没粮票，只得在家里舀点米带上，中午才能解决“肚子问题”（无论吃饭还是买其他食品都需要用米去换）。

还有一个情景也清楚记得，那里地广人稀，我们寨距离县城二十几里，算是比较近的，许多村寨比我们还远，赶街天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平时没有），坐不上马车就要步行。知青们去县城赶街办事，若当晚赶不回寨子，县医院门诊的候诊长凳就成了“旅店”。要是能找到某个住院的知青（无论是直接认识或是通过七拐八弯的关系拉扯上的），还能睡到病房里。结果，县医院的病房几乎天天夜里一张病床睡两人，夜班的医生护士们也司空见惯，明知真相却睁一眼闭一眼。我曾因眼睛受伤在县医院住过院，其间就有不认识的女知青来找过我，怎么办呢？只得接受，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数十年光阴弹指—挥间，回首竟恍如隔世，在科技高度发展、互联网便捷的今天，人们不会再感受到这种写信或等信的滋味了。然而对我来说，不论使用着怎样现代化的通讯工具，那邮递马车的铃声都会永远在我心灵深处回响……

1969年于盈江

花布和短刀：五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刀是被浩荡东去的江水冲到了大海，还是被淤积的泥沙深埋或锈蚀？

下乡插队后第一次分红，分得了三元钱，有人去街上饭馆大吃了一顿，而我和云决定买一件东西，以纪念广阔天地里的第一次劳动收获。

云说：“你买—样东西给找．我买一样东西给你，这样就有了双重的纪念意义，还是一份礼物。”

好主意！我欣然赞同。在那个年代，没有当今这般盛行的送礼风，也远没有现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礼物，所以这样一个平常的念头，也引起我们好一阵兴奋。

赶街的日子里，我和云跑到供销社看来看去，那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买。看到云的眼光停留在一块花布上，我断定她喜欢，便买了六尺花布给她。云果然喜欢，只是不好意思说而已。那时买布需要布票，的确，买这六尺布用光了我一年的定量。

云则送了我一把短刀。

在我们插队的那地方，几乎所有的男人腰间都佩有—把短刀，既是生产工具，又是自卫防身的武器。这种刀叫户撒刀、又叫阿昌刀，因产于阿昌族聚居的陇川户撒乡而得名。户撒刀很有名，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甚至出口到缅甸一带。当地的景颇族、傈僳族、傣族都喜欢它。

佩上这短刀，不仅实用而且神气十足。从下乡的第一天起，我的眼睛就盯上了它。可是小朴哨（小姑娘）们都取笑我，她们说：刀是汉子的东西，女人是不兴带刀的。

云知道我的心思，她特地到户撒景颇山寨的一个老刀匠那里为我订做了一把短刀。这刀做得极精美，比通常汉子们挂在腰上的稍短一点，锋利的钢刃雪亮，黑色的牛角柄上刻有细密的花纹。云为此刀倾囊花光了她的三元钱，我又花了一元配上了一个牛皮做的刀鞘。云说，但愿我俩像这刀和鞘一样永不分离。

云用我送她的六尺布做了一件花衬衫，平日舍不得穿，只有到区上或县城赶街时才拿出来亮相。我却把她的礼物时时带在身上，自从有了这把刀，仿佛凭添了不少安全感，独自外出或走山道走夜路都不再提心吊胆了。

后来，我插队的盈江遭了一次大灾：泥石流冲毁了数千亩良田及熟睡的村庄，云也不幸遇难。很多遇难者的尸体都被泥石流掩埋掉了。上级派了解放军来救灾，军人们站在齐大腿甚至齐腰深的泥浆里打捞尸体，云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

我失声痛哭：云，我永远的朋友！

再后来，由于种种遭遇，我离开了云南边疆的那个村寨，这把短刀又跟着我颠沛流离，转战南北，我丢掉了大部分的行李、衣物、书籍，却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七十年代初我在扬州，在一次大规模的收缴武器凶器的运动中，为了不连累家人，只得忍痛割爱——尽管我觉得一把小刀跟武器凶器沾不上边，但那是无理可讲的年代！我甚至连扔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只得把这刀带到扬州到镇江的轮渡上，让它沉入了长江……

五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刀是被浩荡东去的江水冲到了大海，还是被淤积的泥沙深埋或锈蚀？我想，不管它在哪里或变成了什么样，这份凝结着我们纯情、记载着我们青春岁月的礼物，都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了。

小兰：傣家的小朴哨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水灵苗条，可是一旦结婚后，里里外外的操劳和艰辛便使红颜很快褪去，知青们常对此感叹不已。

与其他几个经常围着我们转的小朴哨相比．小兰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每当别的小朴哨羡慕我们的花衣服花床单以及背面放有相片的小圆镜时，她却总是在一旁翻看那几本《人民画报》。

画报是我下乡时随便塞在箱子里带来的。在这个群山环抱的村寨里，淳朴的山民们过着原始落后的生活，女孩儿早早绣好了嫁妆等着出嫁，她们能想象出未来的丈夫、婚后的生活，却无法想象外面的世界。

“北京的街子（贸易集市）大，还是老缅（缅甸）那边的大？”

“天安门高还是我们寨子后的那座山高？”

“你们见过毛主席吗？”……

在我们初到这里时，小朴哨们争看画报时总有此类问题提出。后来，新鲜感过去了，就只有小兰还在不厌其烦地翻着那几本早已看过无数遍的画报。

“小兰，你喜欢就送给你吧。”连我也嫌烦了。

“真的?”她惊喜地欢叫着拿着画报跑了。不久我就看到那些画报一页页地贴上了小朴哨们的床头，当然，小兰家里贴的最多。

没有了画报，小兰再来时就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旁看着我看书。看得我不好意思了，便打岔问：“小兰，嫁妆做好了吗?”她点点头。又问：“什么时候出嫁?”她摇摇头，却说：“书上说什么，讲给我听听。”

我无法满足她的要求，生活环境及经历的巨大差异使我不知道该对她讲述些什么。况且，那时我们的生活也单调乏味，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书时，总有若干同学在后面等着，催着“快看”，晚上又没有电，全靠收工回来到天黑前这点时间“生吞活剥”，哪有闲心跟她“废话”。

时日久了，我不再为此感到不安，小兰也比以前来得少了，大约她快出嫁了吧? 我猜想。

一天傍晚，我在溪边洗脚，小兰来了，很神秘地递给我一张纸：“姐，我写的字。”

我吃惊地看看她又看看那张纸，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二、三、大、中、小、小兰”等简单的字，每个字起码有十遍之多。

“姐，我帮你绣嫁妆，你教我读书。”她期待地望着我。

又好笑又感动的我自然不会要她绣什么嫁妆，不过，从此后我倒是真的一有空就教她几个字，她学得很认真。

岁月像寨子边的溪水静静地流走，小兰真的要出嫁了。我想送她点东西，于是，我让她自己在我的所有物品中挑选。

“我……我想要那本书”，踌躇了片刻之后，她指着我床头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怯生生地说。

“噢，这不行。”她的这个要求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只得为难地拒绝了。不是舍不得，而是我离不开这本书，当时我莫名其妙地成了寨子里的“业余赤脚医生”，每每碰到难题，总要翻阅这书，这些都是小兰看在眼里的。

最后，我送了她一条红纱巾。

秋后，在全寨人舂新米酿新酒的时候，小兰嫁到了大山的那一面，从此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她。

傣家的小朴哨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水灵苗条，可是一旦结婚后，里里外外的操劳和艰辛便使红颜很快褪去，知青们常对此感叹不已。而每当听到此类感慨时，我就会想起小兰，心中总会泛起几许遗憾和疚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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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生南国：送她上马车后，她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最终仍没说出来，直到马车远去，我才恍然意识到，她也许是想让我把那22颗红豆转交给大明。

知青点有两人最有艺术细胞，一男一女，男的叫大明，女的叫小慧。大明有一副亮丽的男高音嗓子，又会拉手风琴。小慧则小提琴拉得特棒．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保准能上音乐学院。

他们的存在给艰苦乏味的知青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那里没电灯，一月凭证供应四两煤油，不几天就点完了。于是，不论月亮天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常围坐在一起听他俩拉琴唱歌。刘大明会自拉自唱，他最喜欢拉“多瑙河之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红河谷”，小慧拉的什么“G大调、E小调”我们不懂，但一曲马思聪的“思乡曲”却让我们听了心酸想哭。

当地的老傣们也喜欢他们的歌声和琴声，那时时兴大寨式记工，全队人坐在一起评工分．评到大明时，小朴哨们就一起叫道“十分，唱的好听哩。”评到小慧时，则是小普毛们（小伙子）喊“八分，琴拉得好哩。”这实在让当时的我们又羡慕又嫉妒，十分、八分分别是男女劳动的满分，我们拼死拼活也挣不到的。

由于都喜爱艺术，他们自然接近，知青们也都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大明对小慧的殷勤显然可见，但小慧对大明却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为庆祝“九大”的召开，公社要成立宣传队，到各知青点抽调文艺骨干，我们点自然非他俩莫属。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水平够得上省市级标准，谁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两人均被否定，原因都是由于出身问题。大明的父亲解放前当过高级职员，文革时“畏罪自杀”，小慧是因有海外关系，她的外公在美国。一个公社干部说：“美帝国主义是敌我们的头号敌人．怎能让一个与它有关系的人混进无产阶级的喉舌队伍！”

从此小慧郁郁寡欢，开始躲着大明，她私下对我说：“我爱大明，但我不能和他谈恋爱，更不能和他结婚，他也黑我也黑，我俩要在一起，那就黑到底了，不仅这辈子没上调的希望，连孩子也永无出头之日。”不久听说小慧与驻地边防连的连长好上了，我问她，她淡淡—笑，没承认也没否认。我猜想她是想给自己“黑色”家庭涂上点红色，不过那连长人还不错，我也为她高兴。

未料好景不长，当连长向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时，又因小慧的海外关系遭到否决，并受到批评，小慧则成了“拉拢腐蚀”边防军人的罪人。几个平素嫉妒她的人便趁机风言风语地讽刺她“想当拥军模范没当成”。

秋收之后，社里要修小水电站，所有知青都上了工地。一个月后，当请来勘测设计的那几个外地人即将离去时，小慧忽然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和这些人中的一个。我惊愕得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抱着我哭了起来。她呜咽道：”其实我并不爱他，只是他说他爱我，我实在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小慧走的那天，我送她到区上的那棵红豆树下，记得刚来时，我们俩曾好奇地在这里拣过红豆，并和大明一起争论这是不是王维那首“红豆诗”中所说的红豆。又是满地撒落豆荚的时节，南国初冬的阳光依旧温暖明丽，一颗颗从裂开的豆荚中蹦出的小小豆粒，被阳光照耀得像一颗颗鲜艳夺目的红宝石。我和小慧蹲下，每人拣了22粒，说是象征我们度过的22个春秋，她哭了，我也哭了。

送她上马车后，她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最终仍没说出来，直到马车远去，我才恍然意识到，她也许是想让我把那22颗红豆转交给大明。

小慧走了，把大明的歌声也带走了。从此大明仿佛成了哑巴，不仅不再唱歌，连话也很少说，偶尔拉一下手风琴，也不拉“多瑙河之波”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至多拉拉“红河谷”、“异乡寒夜曲”之类。之后，早期知青点的“共产主义”土崩瓦解，知青们三三两两地开始分灶过小日子了。

后来我离开了云南边疆的那个村寨，同学来信告诉我，在知青们走得差不多时，大明当了老队长家的上门女婿，新娘是个挺漂亮的小朴哨，可惜不识字。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大明和小彗现在何方，生活得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当年和小慧—起拣的22粒红豆也早不知丢到了哪里，但直到如今，每当听到或看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时，我仍然仿佛听到他们的琴声和歌声。

（注：该篇的人名为化名）

作者：朱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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