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勐腊水利二团十三连知青战友聚会纪实（陈志强）

云南勐腊水利二团十三连

知青战友聚会纪实

作者：陈志强

      2024年10月27日勐腊水利二团十三连知青战友99人在奉贤区爱企谷小镇汇聚一堂，庆祝十三连五十五周年战友聚会。从地铁5号线三号出口50米距离有免费开往爱企谷小镇公交车站点，约半个小时一班车。从五号线公交站点到爱企谷约10分钟的路程。

      9点半13连的知青战友都到齐了，大家在13连知青连长施惠忠的引领下步入爱企谷小镇。有着五万平米面积的爱企谷小镇即有商场又有农场，当地市民很喜欢来这里休闲游玩。组织我们这次知青聚会的施惠忠连长和潘定远，汪明等人事前到爱企谷小镇考察，最终决定将13连知青的聚会地点安排在离地铁5号线终点站不远的爱企谷小镇。

      吃饭的时间还早，多年没见的13连战友今日相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互相在打量着对方，试探着问对方你是某某某吗？13连知青每逢5年相约聚会。我前2次都没参加，有些人甚至45年都没见过了，见了面也不认识，只能互相问对方：“你叫什么名字？”16，17岁去的云南，如今70多岁的年龄，50多年的岁月流逝，岁月的沧桑深深地镌刻在每个人的脸上。

      我进入小镇，已有几十个先到的连队战友在前面等着我们后到的人了。我第一个握手的是宋桂兰，宋桂兰是川沙航运社的，当宋桂兰告诉我她的名字后我说：‘我知道你，当年你在后勤班养鸡，你拿出新毛巾擦鸡棚，黄指导员还在全连表扬了你。”说实话，当年我是感到这个宋桂兰有点傻。但现在我觉得宋桂兰用新毛巾擦鸡棚是她把养鸡工作当作是连队交给她的任务，她一定要认真地做。宋桂兰自豪地对我说：’那些小鸡都是我养大的。'宋桂兰把小鸡养大不假，但我没吃着，鸡都被偷了，也不知道是本连队的人还是外连队的人偷的。

       之后我又和老班长潘文兴，顾根龙，龚耀良，沈根龙握手拍照留念。相隔50年，顾根龙沈根龙如果不是自我介绍，我是认不出来了。王德福笑着向我走来和我握手。十年前这个王德福在连队知青网群里，和我因几句话弄的我很不愉快。我对他说：“我在群里是叫你大哥的，你怎么会欺负到我头上了。”王德福摇着我的手哈哈笑着说：”没有欺负没有欺负。“我对他说：”你曾告诉我，你家里拆迁分到10套房子，我还为你高兴呢。”王德福哈哈笑着说：哪有10套房，是5套房子。“我说：”上海的房子5套也不得了。“王德福大度，我也不能小心眼，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和龚耀良握手合影后，我问龚耀良：”我一直想问你，当年西双版纳知青在丁惠民的领导下，发动了我要回家的罢工绝食请愿，各农场分场知青都积极响应。我们13连也罢工捐款。听说你是传递消息的联络员，我不明白，你是怎样和筹划知青请愿指挥部的人联系上的?"龚耀良回答我：“是勐棒六团农场的知青找上门来的。”我明白了。我虽然已调出连队，没有参加连队知青的罢工捐款行动，贴在勐腊县政府大院的由插队上海知青写的我要回家的请愿书上也有我的签名。
宋桂兰文化程度不高，但人还是很朴实很认真很踏实的。


我和王德富一笑泯恩仇。


我和龚耀良。他曾是79年连队知青请愿回家的发动者


13连上海奉贤的知青合影。


13连上海浦东川沙的知青合影。


13连上海浦东川沙的知青合影。


奉贤庄行，青村知青合影。


施惠忠1974年自连队军队干部撤出后，就担任13连连长，他是个实干的人，带领13连知青开垦山林种植橡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才返回上海。我对施惠忠说;"感谢你组织了这次13连的知青聚会，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以后恐怕也没有机会再像今天这样的大家在一起碰面了，以后再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13连事务员和司务长的合影。我在13连曾任连队事务员，右一的唐佩佩是司务长，唐佩佩上调到思茅机关后，左一的蔡能接任了司务长的工作。1974年我和蔡能同时上调到勐腊县任教师工作。我去了勐腊瑶区。蔡能留在县小学。79年回城后，蔡能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了浦东新区的蔡大律师。


13连连部人员，左一卫生员王德芳，左二文书孟榴棣，左三事务员作者，左四第一任司务长唐佩佩，左五第二任司务长蔡能。


我和13连副指导员，团支部书记黄靖莺合影。我因为家住青浦，到奉贤要换5次地铁，时间长达近3个小时，觉得跑老远路见个面吃顿饭没多大意思，前2次13连知青聚会都没参加，这次也不打算参加了。黄靖莺打电话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困难，但别人有困难都能克服，你也应该克服困难。我们都70多岁了，另外你几次没来，大家也很想见见你，你必须来。'她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是必须要来了。在连队里，她是团支部书记 ，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别人的话可以不听，她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在奉贤见面后，我对她说：”我是被你按着头颈来的。“黄靖莺知性，热情，诚恳，在我们连队有很高的威信。

50年前的丁建澄和金水芳

50年后的丁建澄和金水芳。金水芳认出了我，我没认出她来。金水芳对我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勐哈大桥买香蕉吃，你说先吃了再付钱。”她还记得，我是早就忘记了。


50年前的薛依权，金根林，陈志强，张燕观。

50年后的薛依权，金根林，陈志强，张燕观。


50年前，前左一刘志荣，乐秀凤，徐才女。后左一陈富红，龚如玉，张秀芳。


50年后，左一龚如玉，左二陈富红，左三刘志荣，左四张秀芳，左五徐才女。
左三刘志荣是13连第一任知青副连长，吃苦耐劳。当年在工地上大会战，晚饭后又挑灯夜战，我将装满泥土的大簸箕递到她手里，再由她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我看着她吃力地从我的手里接过大簸箕，我就想，她也就比我大了2岁，怎么就这么能吃苦？


我和中学的同班同学合影。前排左一曹里桂，左二姜晓潮，左三岳金妹，左四徐佩佩。
后排左一作者，左二张燕观，左三徐可石。


      奉贤庄行的庄辉。这次知青聚会，她把她去世丈夫的姐姐也带来了，丈夫的姐姐和她住在一起。我对张辉说：“你很了不起的，你回上海，还把勐腊的丈夫一起接回到上海，夫妻相濡于沫，同甘共苦。丈夫走后，又把他的姐姐接到上海来共同生活。一般人做不到的。”庄辉丈夫的姐姐，看上去80岁的样子，她不会说上海话。我用勐腊话和她交谈，她很开心。庄辉告诉她，我是瑶区的。她说：“瑶区那点，我也可过几回。”她也会说几句傣话，幸好我也没有全忘了，还是能说几句傣话。


      我和朱成海。初见朱成海，我吓了一跳。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朱成海吗？50年没见，变化太大了。来自川沙航运社的朱成海，五大三粗，力大无比。1972年我在傣族寨子花32元钱买了一头肚子里还有一头小牛的水牛，我赶着水牛回到连队，水牛用绳栓在操场上的一棵树上。当地人连队马副指导员拿着一把砍刀主杀，朱成海按牛头，我抓牛尾。水牛发狂，甩头将朱成海摔在地上，我也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最终马副指导用砍刀趁牛不注意，偷袭砍断牛的腿骨，牛轰然倒地。现在的朱成海头前额全秃了，口里的牙也没剩几颗了，背佝偻着。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老朱老了。

      我和张心逸。张心逸是现在唯一去过我工作所在地瑶区的连队知青，和他同去的小擦板早就去世了。有一年我所在的学校放假。我回到连队看望我的知青朋友。回瑶区时张心逸和小擦板俩人随我同去瑶区。和我共同体验了走8小时山路的艰辛。在瑶区沙仁寨子，俩人在流经寨子的小河里擦身洗澡，遭到了傣族妇女的批评。傣族人的生活规矩是洗菜是在上游，洗澡小便是在下游。这两人不知道傣家人的规矩，跑到上游洗澡了。我烧紫米饭给他们两人吃。带他两人去傣族家吃饭。张心逸对我说，傣族人端出来的肉是生的。肉确实是生的，当地人叫剁生。切碎的肉拌辣子，香菜和盐。我带张心逸到山上砍伐红椿树，帮我运下山来，他俩走后我就用锯子砍刀做桌椅板凳。他俩回去时我让他俩带了些山货下山。


      汪明邹敏夫妇。在酒席上，汪明告诉我，当年在我调离连队后，连队里的奉贤知青打牌被营部以赌博以及成立奉贤帮非法组织追究，并且把罪名写进了几个知青的档案。这几个知青如果带着这样的档案回上海麻烦就大了。汪明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悄悄地把这几个人的档案里的黑材料全部撕掉。我对汪明说：“你做得对，他们几个人都要感谢你的。”汪敏和潘定元，施惠忠，金建国共同组织了这次的13连知青55周年纪念日活动。

      我和杜国妹。当年我在连队担任二排排长，杜国妹任副排长。在工作中我们配合得非常好。二排的黑板报排版。选稿都是她一人包办了。我们两人在工地大会战中，都是干最重的活。我曾在一篇知青文章里提起过杜国妹。“在工地上我掌控档泥板，板上左右各穿了两根铁丝，杜姑娘和另一个知青一左一右，各拉一根铁丝，将拢在刮板前的一大堆土拉下山崖，我流汗，她流的汗一点也不比我流得少。她累了 ，两眼望着我，我也累，但没法停下来休息，还没到休息时间，大伙都还在干活。我将档泥板往土堆前一放，示意她继续拉，她无奈地抓起铁丝，向山崖边走去。（这段文字是写于2017年的）。知青在工作和劳动中建立的友谊是最真诚最纯朴的友谊，我们是共过患难的。


      我和陈茗花，沈益娟合影。当年在连队时我很少和女生讲话。但奇怪的是我和这两人却经常讲话毫无拘谨。可能是性格相投吧。沈益娟的老公张志贤是17连文书，也是奉贤知青。他知道我要来奉贤，特地让沈益娟带给我一本书。书名《知青之歌》，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获奖作品选。我和张志贤的作品都有幸荣获征文获奖一等奖。不同的是我获奖的是小说，张志贤获奖的是诗歌。张志贤是水利二团的知青诗人，我和张志贤为水利二团争光了.


      徐可石和吴立新。徐可石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在连队工地上干活时每天戴一顶破草帽，穿一件蓝色土布外衣。当年我们男生出工都穿一件劳动衣，每天的汗水都浸湿了，在太阳的暴晒下，后背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直到周六劳动归来才拿到河里洗干净。徐可石曾借调到勐腊县搞政治边防工作，和傣族爱尼族吃住在一起。
回城后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
    吴立新上调到团部文工团。以后考大学到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后一直任运动员教练。吴教练教出了一批国家极的优秀田径运动员，他享受国家高级教练的薪酬。这次是从澳大利亚赶赴奉贤参加我们的连队55周年纪念活动。


      我和金根林。应该说我和金根林的脾气性格都很相像，两人都很冲动，一言不合就想动手，但他比我更脑子活络。回城后他自学高考，积极入党，拿到了文凭和党票后又升任单位领导。改革开放后又走在别人前面买房。他在海南买房，每年冬季去海南度假。我在连队的绰号是野牛。但现在连我自己都忘记了这个绰号。这次在爱企谷活动，他看见我，第一声称呼就用奉贤话叫我野牛，令我倍感亲切。


      我和李强。李强是下午2点才来到爱企谷镇。我原本是打算吃了中饭后回青浦，但听说李强要来，我就耐心等李强的到来。我和李强已50年没见面了。我和他是小学同班同桌同学。李强的父亲也是南下干部，60年代是奉贤卫生局干部，我们两家都很熟。在连队的时候他的身高和我差不多，见面后才发现他已是180的大个子了。李强回城退休后又回到云南，在景洪和昆明做生意。谈吐之下感到李强久经生意场，在社会上跑码头，他的人情世故，社会历练早已不是我在学校认识的那个单纯，朴实的李强了。应该说他比我更能适应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生存。

     我很想见的沈晓龙和王建平没有来。当年我在连队时心情忧郁苦闷，晚饭后时常到连队河对面的公路上散步，直到天黑才返回连队，陪我散步的或者是建平，或者是晓龙。听连队的人说这两人是从不参加连队知青活动的。13连100多号人，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每个人就是一部故事。

     我和李强交谈后，于2点40分离开爱企谷小镇回青浦。天上飘着细雨，爱企谷小镇的地上湿漉漉的。这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