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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一代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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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曾这样诠释“自杀”：自杀是以勇敢为前提还是全部以沮丧为前题,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仅仅为了不名誉地活着,即出于愤怒而自杀,那么他是勇敢的，如果由于在慢慢耗尽一切忍耐力的悲伤时，失去耐心，那么就是一种沮丧。
据秦筱《谁是中国最高自杀群体—中国人的自杀规律》；来自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2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数据《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中国自杀率达到十万分之二十三，相当于美国的二倍，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约占全球自杀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中国，每两分钟有一人自杀，有八人自杀未遂。
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哈佛大学副教授费立鹏认为，从2009年至2011年，中国的年自杀率在短的三年内下降58%，只有万分之九点八，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按国际标准，每出现一个自杀身亡者，背后就有10至20个自杀未遂者。
法国研究自杀的心理专家菲涂尔干《自杀论》；“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要么是社会偏离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偏离了正常状态。宿命型自杀属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任何希望，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
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自杀司空见惯，以致有人了解每天有多少“降落伞”降落，即每天有多少人跳楼。
世界上什么最宝贵？生命最宝贵！因为它不能死而复生。尤其是年轻生命，处于青春年华，有着美好的梦想，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这群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本应坐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在父母面前撒娇。然而，他们却在远离家乡父母的穷乡偏壤，经受暴虐。走上绝路。
极左的偏执到了极致，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连成年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孩子。
著名民主烈士林昭的姐姐,旅美作家彭令范讲：自杀是一种现实反抗的顶峯,是一种舍生求义。是最刚烈的社会担当，我不赞同自杀,但我保留这一最后选择给自己。
自杀,是死者生前绝望时最痛苦的选择,渴望生存,是人最本能的要求,特别是来到人世间才十几年的青少年,有温暖的家庭,有百般呵护关爱他们的父母家人,有着美好梦想和憧景,他们理应过着美好而无忧的生活。然而,他们却万念俱焚,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选择自杀,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悲痛,这是知青一代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
自杀包括两个极致含义；一是自杀者所处环境极度险劣、灰暗。心境极度沮丧、抑郁。二是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作最后无奈抗争。
无论什么原因，自杀是社会环境的残暴、耻辱、悲哀。年青人的自杀更是如此。
知青死亡中，自杀现象非常严重。
据心理学家研究，每自杀一人，便有3个自杀未遂，未死掉的，或一闪念，促而止步，自杀中止，死前一刻，会有一个静逸徘徊的思索，与死与不死的抉择，留恋世间，想念亲人，但不自杀又极端受折磨与痛苦，痛苦之极万念俱焚，毅然决然去实施自杀行为，自残，泯灭自我生灵，肉体非常疼痛，心灵非常痛苦，不卒忍受。或自残，或猛悟，或伤悲，这时感到生命的宝贵，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死而不覆，但万般无奈，又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一书中说：仅在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就高达153人,失踪34人,其中自杀39人,还有自杀未遂者数十人，高居死亡人数之首。
据成都下放云南兵团的知青所编写《青春无悔》一书中聂晓薇《生命的碑》文中说；曾在云南农垦总局担任过青年科副科长的“北京五十五”之一的林力女士告诉我：“那时他们每年都要统计一种报表——知青死亡情况统计表。在‘非正常死亡’一栏里，排在第一位的是自杀人数，而在自杀人数中排第一位的，则是未婚同居和恋爱纠葛而自杀身亡的，在那文化极其贫乏，过多渲染极左的政色彩，人性扭曲，情感压抑，性情狂躁，演绎了一幕幕爱情悲剧”。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前，官方统计的知青自杀人数为25人，至今人们对这个数字仍持怀疑态度。造成知青自杀的原因除上述，因婚恋纠葛外，还有不少是由于政治迫害和兵团干部粗暴和简单的管理教育所造成的惨剧。
据《中国知青史.大潮》介绍：1969年至1972年,三年时间内,黑龙江省知青自杀、凶杀死亡84人,占死亡人数978人的0.859%；新疆兵团发生自杀事件l34起；上海川沙县下放到云南一师六团,1973年就自杀3人。
据吴询《中国知青总纪实》记载：在知青非正常死亡中,自杀现象比较严重，1973年7月河北保定地区共死亡知青12人，其中正常死亡4人,(通常指生病而死,其实也应该算不正常死亡，下面谈到此事)意外事故4人,被杀1人，自杀3人。
云南水利建设兵团，干部对青年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四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
辑录《中国知青总纪实》〔1236页〕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至1972年三年间，因各种原因部分自杀的部分知青；
1970年1月5日，11团3连战士焦××因对领导处理其打架不滿，自杀。
1970年3月28日，16团1连战士安××因散布不滿言论挨批斗，自杀。
1970年5月29日，24团1连战士鲁××因悲观失望，自杀。
1970年7月6日，13团6连战士扬××因未评上“五好战士”，自杀。
1970年12月28日，13团造纸厂战士赵××因“破坏生产”被关押，自杀。
1971年6月15日，3团7连女战士张××被辱后受到讽刺挖苦，自杀。
1971年7月13日，43团9连战士安××被关押毒打后，伤重不治，自杀。
1971年8月14日，19团4连战士马××被怀疑偷5元钱，关押毒打，自杀。
1971年8月21日，2团1连战士王×因与班长吵架受屈，自杀。
1971年8月23日，14团12连战士党×因“破坏机器”，被看押，自杀。
1971年9月16日，工程团2营6连战士李××因怀疑有偷摸行为，自杀。
1971年10月13日，兵团司令部战士刘×因散布“不滿言论”被为留，自杀。
1971年10月26日，3团6连战士董××被收入“反违法乱纪学习班”实为强制关押交待问题，自杀。
1971年11月16日，化肥厂6连战士林×因盗窃问题，自杀。
1971年11月21日，53团3连战士魏××被怀疑偷钱，自杀。
1971年12月20日，24团1连战士王××死于步枪老火。
1972年6月10日，23团6连战士马××因与男友关系破裂，自杀。
1972年6月23日，43团3连战士白××因向一女战士求爱被拒绝，自杀。
1972年7月17日，25团5连战士王××涉嫌偷收音机，自杀。
1972年7月17日，21团工副连张××因谈恋爱未成，自杀。
1972年10月11日，35团2连战士苏××与本班战士争吵后，自杀。
1973年1月17日，8团10连战士崔××因本班丢失毛线，被怀疑逼供，自杀。
2015年5月《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网》《亡故北大荒链接》摘录出部分知青自杀的名单；
吴陕京，女，北京，9团，1975自杀；
邢桂香，女，哈尔滨，12团，1968年，自杀；
薛大梁，男，上海，12团，1972年，自杀；
张贵英，男，哈尔滨，12团，2003年，自杀；
吴铁雄，男，浙江，18团，1972年4月，自杀；
刘胜春，男，哈尔滨，22团1972年，蒙冤自缢；
贾润环，女，哈尔滨 18团，1972年，服农药自杀；
孙燕生，男，北京，29团，自缢；
方立明，男，上海38团，1972年8月12日服毒自杀；
王福来，男，哈尔滨，42团，1999年，自缢；
李基乐，男，1971年1月14日，27团5连男知青李基乐因谈对象受阻持枪行凶杀人，后逃跑，在草堆中自杀身亡
张旭英，男，北京，43团，1976年7月7日，自杀；
刘佩玲，女，哈尔滨，57团，1978年在扑灭荒火中全身烧伤后自缢；
于基胜，男，上海，嫩江农场，1973年3月，自杀。
据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统计；因工伤事故、病故、自杀等各种原因，黑龙江兵团死亡知青553人；内蒙古兵团死亡知青126人；广州兵团死亡知青210人；云南兵团297人；新疆兵团自1969年以来，仅自杀事件就高达134起。
后来生产建设兵团的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累计接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95128人，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回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因公致残53人，病故52人，事故死亡62人，自杀25人，劳教39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
几次阅读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生命记忆》，由上海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方国平主编的知识青年历史文化丛书，在半年时间内征集到1000件知青非正常死亡的历史资料，捧卷忍泪卒读，满纸血泪，心情沉重痛楚。
后方会长又在《知青家园网》刊登《自杀辞世的年青生命—北大荒之殇》举了下放黑龙江兵团农村5个上海知青，1个北京知青自杀的惨痛故事，这六个知青都是男性，最大的才28岁，小的21岁20岁、19岁、18岁。正是身怀美好理想，对未来充满犝景的风华少年，然而却选择自杀，他们肯定遇到人生中难以逾越的坎，遇到了难以释怀之事，又没有领导、朋友、家人在身边给予慰籍，他们涉世即难，于是选择最简单、最痛心、最痛若的选择，自杀。
国内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成千上万，浩繁幡复，但专门详细记载知青非正常死亡的书籍仅此一本。而且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读本，在当今舆论媒体忌讳“知青”两字，凡此封杀的严酷环境里“破冰而出”。实属不昜，足见上海知青的智慧与敏聪。
记载资料齐全的有206人；简介的175人；单有姓名或姓名不详，但当年确闻目睹己死亡的194人。这些非正常死亡的年青生灵絕大部分是上海知青。总共有575位亡灵。
我仔细阅读《非常记忆》，统计归类，自杀的有41人。上海知青20名；北京知青8名；天津知青4名；哈尔滨知青6名；其它地区的3名。
这些知青绝大多数只有十几岁，正值含苞待放的嫩娇花蕾，有着无限美妙憧憬的梦想，有着百般疼爱呵护他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们稚嫩的身躯骨骼正需要物质营养的培灌，他们的心理人格思想还需社会与组织来悉心塑栽。然而，他们却不幸遭到摧残蹂躏，而过早殒命，这不仅是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与耻辱。
社会上自杀的多寡，这是衡量观察社会文明程度的“温度计”。
某个阶层乃至其他阶层，甚至全社会都经常出现令人扼腕叹息的自杀现象，说明社会病了，病得不轻。病得丧德狂躁，令人恐怖。受害者不惜用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去抗争，去逃避。
十几年来，我调查、了解、走访、搜集众多中国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自杀的事例，并分文归类，综合分析，其自杀原因基本可以分归以下十大类。
〔一〕、因出身黑五类，或因自身原因，在政治上倍受凌辱歧视，导致自杀。
〔二〕、野蛮管理，作风粗暴，违法违德，随意关押捆绑暴打知青，致使身体遭到摧残，精神人格遭到污辱而自杀。
〔三〕、生活所迫，或受全时左的宣传，与农民结婚，习俗观念差异，甚至被打骂而自杀。
〔四〕、禁止和反对知青谈恋爱，处理方法极端、野蛮、不当，而导致的知青自杀。
〔五〕、一打三反运动中，把整敕斗争的矛头对准知青，把知青当敌人对待，是知青自杀的高峰期。
〔六〕、不能参加高考，或被后门挤掉、掉包，而心情极度沮丧、失望而导致自杀。
〔七〕、连队发生失窃事件，被无端怀疑、关押、毒打、逼供，而导致自杀。
〔八〕、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劳动中带头拼命苦干，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家庭出身好，得到领导提拔重用，并已入党、入团。担任领导职务的知青。也会因思想、精神上、社会、家庭的种种原因而自杀。
〔九〕、上山下乡运动中，有的女知青被jian污蹂躏，而导致自杀。
〔十〕、有的知青因患病，病退未能调回城市，思想压抑苦闷，导致自杀。一、因出身“黑五类”政治上倍受凌辱歧视，导致知青自杀：
知青遇罗克写的《出身论》，石破天惊，激烈抨击“血统论”与美国的黑人歧视制度、日本贱民种姓制度、印度的首陀罗制度一样。是荒谬的，邪教的，极端落后的，强调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些理论，今天看来是再普通、再平常的明了道理，然而在那荒诞不经，荒唐不仁的狂躁时代，“唯成份”像一条毒蛇，围绞许多有为青年的颈脖，而使人窒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深受极左“家庭成分论”其害,屡受政治歧视，在上学、参军、招工、入党、入团、晋级等方面,屡受挫折和打击，感到尽管努力工作，还是前途无望，心灰意赖，万念俱焚，走上绝路。
1968年从南京市下放到内蒙古鄂托克旗插队的知青贾余庆，属“可教子女”，尽管努力工作，表现积极，多次招工被刷，感到灰心绝望，1972年12月29日，就在纪念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指示发表四周年后一个星期，用雷管自爆身亡，死前留下《绝命书》说“与其苟活不如早死”，贾余庆死时年仅25岁。在人生的“风凌渡口”，用死来解脱精神痛苦,抗争政治歧视。
1973年国WY知青办《关于正确对待“可教育好的子女”问题》透露：湖北省荆州地区在招工后,有15名知青自杀,其中多数是“可教子女”。因出身不好,招工无望，走上絕路，四川万县地区有7名“可教子女”招工、上学多次受挫,对前途丧失信心，而自杀。
《中国知青总纪实》透露：淅江省嘉兴县建设公社卫东大队有3名插队女青年,从1970年4月下放,生活窘迫,出身不好,常受到队领导和农民冷眼歧视,又不能养活自己，心情沮丧，写好“遗书”，说“辛辛苦苦劳动,养不活自己，大忙季节天天做,还倒挂,被队长和社员瞧不起,不如死了好”。约定一起自杀，1971年7月，在她们下放的第15个月，1名女知青卧轨撞上火车,现场血肉溅地,另外2名女知青被人发现救出,自杀未遂。
江苏兴化有4名女知青因出身不是“红五类”,是小业主、资方职员、城市贫民等,公社领导说“成份复杂,要好好改造”，4人感到前途无望,口粮不够吃，又没钱买，走投无路，白天关紧房门，喝农药自杀，生产队长见知青不来上班，派人去喊，只见房门紧闭，屋内有哭声，知道大事不妙，便踹开门，见四个女知青躺在床上，农药味熏天，脸色紫白，赶紧喊人抢救，挽回生命。
北京名校景山中学一名女高中毕业生,品学兼优,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女儿受到牵连,下放山西榆次县插队，几次通不过“政审关”，连招工到县城站柜台，扫大街的希望都破灭,最后绝望自杀。
天津知青王炳会，出身“反动资本家”，下放在东光县燕北公社，与“四类分子”分配在一组，干最脏最累的活，有一次在磨房干活，扎伤手臂,伤势严重，只给半个月回天津治疗，但王炳会在城里治疗3个月后回队,被罚粮46斤，手臂病未痊愈,因疼痛,不能劳动，休息一天未出工，又罚一个月工分,等于白干一个月,王万念俱灰，哀伤痛绝,喝农药自杀。
2018年10月《云南知青大型画册》出版的画册，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列出了372名在上山下乡中参加缅共的知青死亡名单真是不忍卒读，泣声流泪，特别是在说明中有好几位因出身不好，受到政治歧视，有的是受到凌辱而自杀身亡的。
例如：腾中古永女知青探亲回到昆明，因生活窘迫上吊自杀的包景崢；有潞西遮放因为被干部侮辱而上吊自杀的昆明知青张昆平；有放火烧毁知青房屋，而上吊自杀的遮放知青张光华；有因为办不到知青通行证，泅渡龙川江而失踪的腾冲中和知青李熙民；有腾冲荷花知青，在参加修公路的工地上不堪极度劳累，而自縊身亡的徐铮；有在稻田劳动当场累死的潽洱中学女知青张崇一；有因为有海外华侨关系，在招工中受到刁难、岐视、排斥，而愤然自杀的陈慧玲；有潞西轩岗知青，因受其屈辱而喝农药身亡的苏宝生；还有勐获农场，因怀疑偷指导员一条军裤，而被打死的刚到三个月的上海知青徐禄熙……。
向志元，四川省成都市某校68届高〔2〕班的学生，小向不高却笃实的身体上托着一个充满“革命幻想”的圆脑袋。脾气个性与他个头一样，憨厚老实，见人笑咪咪。文G中刻一手漂亮的蜡版字，人见人夸，用排笔上街书写大幅标语的“几刷子”，更叫人赞叹不已。因此，他成了全校很有名气的“书法家”。
向志元的父亲1957年打成右派，“三年大饥荒”时，在劳教农场饿死，小向属“黑五类”子女。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凡事都要讲“出身”，看“成份”的荒唐年代，小向的全家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在文G中，小向表现积极，赎“罪”自“救”，力图洗刷出身不好的“原罪”。
1969年，向志元投亲靠友，下放到双流县农村，他挂靠的那个“亲戚”，是一个倒霉的地主婆。下放的生产队队长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抓阶级斗争比他抓生产更“狠”，更有成效。
向元志一下放到他们生产队，就被这个队长划到“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行列中去了。无论是听中Y文件，搞革命大批判，还是开社员大会，统统都不要他去参加。
开始，向元志并不在意，他还以为是队长忘了通知自己。可几次都忘了，他就有点按捺不住了。
一天，生产队开会听文件，向元志便主动到了会场。谁知队长却当众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这是贫下中农听文件的大会，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家属一律不能参加。”
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怀信心地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竟然被队长“再教育”到阶级敌人的队伍中去了。
没有一个同学、朋友在身边，每天晚上，下工后，他吃完晚饭，一个人在煤油灯下，形影相吊，有时，向隅而泣，抑郁吁叹，他万般委屈，无人诉说。连一个普普通通农民享有的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了，还谈得上什么“革命”呢？而那时就只有“革命”才有希望。
一种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孤独和痛苦，紧紧地缠绕着他，他感到迷茫、绝望……。
人世间最大的痛若莫过于人格的侮辱，政治上的歧视。
致命的打击接连不断，当时，农村搞阶级斗争有一种规矩，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家属经常都要被强迫去做无偿劳动，而这些无偿劳动又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而且没有任何收入，不记工分。队长经常命令向元志到“牛鬼蛇神”队伍中去参无偿劳动。这就明摆着把向元志打入了另册，归入了阶级敌人的队伍之中。
在当时的情况下，向元志要承受的不仅仅是无偿劳动的残酷剥削，更是精神上的折磨，意志的摧残，人格的侮辱。那心灵的创伤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在一个凄苦的夜晚，在生产队一间牛圈房的隔壁，回顾下放后，自己受到的凌辱迫害，向元志痛声大哭，自慽孤苦伶仃的自已，不仅远大的革命理想彻底幻灭，而且受尽政治污辱与歧视，他对前途絕望，对人世无望，生不如死，一死了之，他躺在一张破床上，任凭凄风冷雨在刮，用一把杀牛的长刀，对准自己的颈部，用力自刎，割个大口子，割断喉管，顿时，血流如注，只有出气，没进气，一会儿就结束了他19岁青春如火的生命。
他脑袋仰挂在床沿边，眼睛睁得鼓鼓的，鲜血从床沿边流下，穿出门槛下的空隙，一直流淌到晒坝中间。成为一条殷红的小溪！
事发后，一个农民说，头天下午，他看见向元志蹲在一个小石板桥上，霍霍霍地在磨一把长刀，他从向元志身上跨过去时，向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噩耗传到成都知青中，大家都怵然惊呆了。一种残酷的窒息与阴霾，使知青们透不过气来，许多知青仰天嘶喊！痛哭！发泄！，喊它个天崩地裂！是发泄对世道的愤懣，喊出向元志的冤屈。
校友林子听到噩耗，惊愕地用手捂住嘴，尽力地克制，止不住的泪水涌出了眼眶……。
是悲！是愤！还是同病相怜！
林子哽咽不止。
跟姐姐说；“走！参加向元志的葬礼！看他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
下葬那天，凄风苦雨，前来送葬的只有向元志的妈妈和那个老泪纵横的地主婆婆，还有几位知青朋友。”
知青女作家林子把一张集体照片上向元志的图像剪下来，贴在一张纸上，画上一个黑框框。在下面端端正正地写上一行字：
“向元志同学永垂不朽！”
接着，又写下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祭文：向元志，您在哪里？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到您高大的身影，再也听不到您悲壮的吼声。悲痛绞断我的肝肠，血泪洗净我的心房。苍松为您垂首，
雄鹰为您低翔！
安息吧，同类啊！待到公正的那一天，我一定重新把您祭奠。
近半个世纪后，知青女作家回忆往事，非常感慨：终于有幸从迷茫的昨天走了出来，而他却永远留在那一片混沌的长夜里了。
今天，终于到了我履行当年对这个雄鬼许下诺言的时候，“待到公正的那一天，我一定重新把您祭奠！”
武汉知青董立群，《我们曾经年轻》《迟到的祭奠》；当年下放当阳县的近两千武汉知识青年，到张沟公社联团大队的90多名知青，高中毕业生仅一两位，可谓凤毛麟角，何泽仁就是其中一位，这位高中毕业的高材生单纯天真善良。父母是教师，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母亲后来去世了，何泽仁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妹妹。
联团大队有7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安插十几个由知青组成的小组，小何是三小队的知青组长。下乡两个多月后，张沟区召集各知青组长开会，夜间安排知青在大礼堂打地铺，男的住在舞台上。清晨，天刚刚放亮，一阵男高音传来，小何躺在舞台被子里唱《延安颂》。用18岁的热情，18岁的幻想在唱。小何不止一次地说，我们都是《延安求学记》的主角，应该像他们那样投奔革命。
在农村艰苦环境中，小何苦干，毫无怨言，因表现特出，又是老高中生，小何被推荐到耕读中学当教师，你背着背包去了，两天后又背着背包回来了，说是因父母右派，政审不合格。从此你身上有一块人人都看得见的黑色印记了。
这使小何受到极大的打击，于是他变得消沉，也听不到他唱歌了，于是有人指责他不能正确对待组织安排，更有人说他对抗组织，开地头革命大批判会，小何不服气，一转身跑了，但等着小何的是更甚的批判，而且言词激烈，污辱性很大。
小何想换个环境，通过妹妹结识了农场的一位女知青，情投意合，并拟把户口转到女方农场，但政审不合格，不能转入农场。女方又渐断恋爱关系，这几乎使小何精神崩溃，行动怪异，在生产队前的公路上追汽车，狂奔不止，声嘶力竭，小何疯了，被送近精神病院电疗、激素使你清癯的脸变得黄肿不堪，呆滞木然，有人逗他笑，他就傻笑，一股傻劲地狂笑。后来小何回到生产队，棉被、垫絮全被农民偷了。只能睡在一间破屋角稻草堆上，那就是栖身之所。也不能烧饭，知青轮流施舍，小何文明习性未泯，赤贫中有一支牙膏，但他记得欠人家几角钱，拿出这支牙膏，让别人用一次就抵一分钱的债，债还没了结，小何又从破木箱的箱底拿出学生时代同学们送的书签、贺年片，让别人拣好看的拿，一张抵一分钱。后来何泽仁病情加重，也得不到治疗，他彻底疯了、傻了，彻底地绝望了，就这样生产队还安排小何劳动，说不劳动者不得食。
1969年秋季，武汉洪水肆虐，长江洪浪冲破了洪湖县长江堤，举国震惊。附近几个县的劳力一半涌向洪湖，小何也被派上大堤抗洪。上堤的前夜，小何到大队医务室取药，见到知青还闲聊几句。谈及昔日农场女友，还嘿嘿傻笑：说自己养不活自己，还谈什么女朋友，难道还要爸爸妈妈养我这个儿子，再养活孙子？说完嘿嘿傻笑。过了几天，从防洪大堤上传来噩耗，何泽仁投入巨浪涛涛江水中，自杀死了，有人看见何泽仁在江滩脱衣服，边走边脱，衣服散落一路，走入江水，直至消失。
后大队领导亲自赶到武汉小何家告之噩耗，父母闻之哭得死去活来，但大队领导则是对小何父母一顿呵斥：“你儿子失踪的时候有美蒋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很可能是接他到台湾去当特务去了，你哭什么?！”后来小何父母嘎然止泣，他们是摘帽右派啊！连哭儿伤悲的权力都没有，当即噤声，唯唯诺诺送“土皇帝”下楼、出门。直至今天，对你没有一个说法，也无须什么说法了。你妹妹到生产队来了，想收你的遗物，收你脱在沙滩上的衣物，可什么也没有了。她临走时朝天嚎哭：哥哥命苦啊！
北京知青朱毅男，1953年出生，北京市第35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9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5团1营10连，1970年2月转为67团1营39连。不久抽入路线教育工作组，一年后入了党，并调5师警通连。1972年父亲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受隔离审查，朱毅男也被退回原单位，由高干子弟变身为“反革命”子弟，备受歧视和虐待，1972年秋冬卧轨自杀，年仅19岁。
朱毅男是高干子弟，从小就志向远大，响应领袖号召上山下乡。那时，朱毅男的父亲被财政部派往河北省税务局担任局长。哥哥已经去山西插队，弟弟还在上小学，但他毅然背起背包来到黑龙江查哈阳的太平湖，成为兵团五十五团一营十连的一名战士。
刚到连队一个多月，朱毅男就对知青们不爱惜粮食的行为很恼火，他联络了四个北京战友，在食堂里贴出了署名大字报，向浪费行为开战。此事引起了职工和领导的关注。
一次沤麻劳动，朱毅男不顾麻秆发酵后的刺鼻气味，带头跳下水塘捞麻，他的行为立即受到连队的表扬。
不久，朱毅男被推荐到路线教育工作组，派往六连开展工作。虽然工作组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但营团领导都很看好这个小伙子。一年后，朱毅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到5师师部警通连，负责师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1972年中，他父亲被以“五·一六分子”的名义隔离审查了。消息传到兵团，朱毅男不再适合在首长身边工作了，被退回到六十七团一营(此时原单位已经转为六十七团)。小朱无颜面对老战友老领导，想换个环境从头开始，于是他没回十连，而是到了工程连。
工程连的艰苦程度和劳动量一点也不比农业连队逊色。连里都是年轻小伙子，干活时常常比拼，甚至还“使疯”，对于朱毅男这个下乡后并没参加多少劳动的人来说，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可惜的是，重回连队的朱毅男已经不再是高干子弟，而变身为“反革命”的后代，充其量只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知青。工程连的某个领导是转业军人，对成分不好的知青非常歧视，经常采用相当严厉的手段来“教育”和“改造”他们。因为朱毅男干活“忒熊”，常受到这个领导的严厉批评和训斥，甚至讥讽。如果说来自领导的冷漠，使小朱无比沮丧的话，来自战友的欺负，则使生性高傲的小朱无地自容。
终于有一天他在太平湖50里外的拉哈的火车站卧轨自杀。
李铭忠《为了忘却的纪念》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我的脑海里仍然常常浮现出遗留在北大荒上的座座知青坟莹。那些永久留在黑土地上的战友们。
1972年的夏季。那时我们正在伊春的一条小山沟里打隧洞，这位北京女孩张润芳是我们连五排的。那时连队里男女生基本不来往，再加上我们干的是不同的工作，平时很少能碰上，她的性格属于不是特别开放的那种，所以虽然是一个连的，我对她可以说一点印象都没有。
一天傍晚我们正在营部看露天电影，换片的时候广播通知我们三连的回连队，（营部离我们连3里路），大家不明就里，在回连的路上互相询问，一直到了连队才弄明白，原来是5排的那位女同学失踪了。据她们排的人讲，她是申请入团时由于出身不好被拒而精神受刺激。其实，她父亲是职员，她爷爷是地主，可那是个不讲理的年代，愣说她出身是地主。对于一个一心想上进的女孩来说，这个打击也是够大的，从此她的性格就变得孤僻起来。那天晚上大家去看电影，她不去，有一位同学就留下来陪她。可是过了一会儿她不见了，连队里哪都没有，于是就把电话打到了营部。事情弄明白了，大家就开始分头去找。到了半夜，她却自己回来了，事情也就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