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阿拉老底子
在西双版纳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余 杰
1979年1月28日(星期日)
今天是大年初一。这也许是我在西双版纳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我们云南知青大罢工已经有一个月了。大返城的浪潮真的有点势不可挡。大家都在做着各种准备，计划着自己的将来的路应该如何走。
我和几位知心的朋友一起做了几个菜，喝着从小商店里买来的烈性白酒。年年的春节都是这样，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干啥呢。今年喝酒的话题就快乐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青的命运将发生剧烈的变化。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就在今天了！爹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堂?——也就在今天了！
我就要离开这片红土地了。
今天，朋友们都在喝酒，狂饮，一醉方休。我有点头痛，便独自一人出去了。
可能是知青大罢工的原因，加上过节，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很安静。我来到墓地。此时，寂静的墓地里只有我一个人。身后的橡胶林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哗的声响。这里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在我的面前只有沉睡的伙伴——施德全。
当年，他才15、6岁就来到西双版纳。今天，我们要走了，要回家了，可他却留在这里。
记得1977年的9月29日，德全临死前，他张着嘴，眼眶里流下一行泪水。这情景是永生难忘的。
施德全是来之上海市上海县(该县已撤销)的一位知青。
我是73年到十五分场以后认识德全的。他比我们小两岁，不是应届毕业生。他有一个绰号小猪锣。德全个子不高，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脸。因为年龄的关系，大家都把他当作小弟弟。干活时他可是一员虎将。平时他和大家的关系很好。后来他调到其他连队去了。
德全是因为在上山砍竹子时被蜂子叮咬后受了重伤的。当时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十分震惊。场部领导十分重视，连夜把他送到景洪医院去抢救。可惜没有救回来。
场部后来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因为我们曾同住在一起，我当时十分伤感，专门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德全下葬那天，我把写的文章放进了他的墓穴里。
这里埋葬的知青战友，看见这里的一切，你能说我们没有贡献吗!
再见了，我的兄弟，我的朋友。你安息吧。我相信，会有一天来看你的。
哦，大年初一，新春来了。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就这样，我们还将迎接明天!
在东风农场龙泉公墓的知青死亡名单上,我们15分场就有两位：左边第一列第10位的上海知青施德全 、右边第一列第12位的北京知青张来喜。实际上我们分场死亡的知青有三个，还有一位上海知青顾银根没在名单上，可能是亲属将其迁回了上海，没安葬在龙泉公墓。施德全生前一直和我在一个连队，因此对他的记忆也就最深。
我是71年7月到15分场（当时的二团15营）一个新建连队的。在众多的上海知青中，施德全年龄最小，身体很结实，上海知青都叫他“小猪猡”。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可不论多苦多累，小施的脸上始终都挂着腼腆的微笑，是一个不知疲惫不知忧伤的小娃娃。我们在一起砍坝、备耕、挖梯田，一起吃糯米饭、喝盐巴汤。73年又先后调到分场机务队，我开轮式车，他开链轨车（就是推土机），在机务队四年多时间里，他就两次给我解困。
一次我从普文拉水泥返回，傍晚途经飞龙坡，刚爬一半就下起了大雨。好不容易爬上了坡顶，道路已泥泞不堪，重车根本就没法下坡。天渐渐黑了，雨还不停地下，我只好卸下拖车，冒险开着车头到坡下景洪农场一个分场机务队请求援助。那机务队长很为难，天黑又下大雨，还是满载的重车，搞不好会出大事故的，叫我天亮后再想办法把车弄下来。真要等到天亮，这车水泥也该湿透报废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给我们机务队打电话求救，然后返回坡上等待。这时我已全身湿透又冷又饿，只好躲在拖车下避雨。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当远处机车的灯光照过来时，我真像看到了救星，开车的就是施德全。凭着驾驶推土机在15分场陡坡上开梯田的经验，施德全平稳地把装满水泥的拖车拉到了坡下的公路上，不仅给我解了困，也在景洪农场的同行面前露了脸。
另一次是我在分场6队山上拉柴火下来，在一个转弯处因刹车不好，车头一边的前后轮滑出了路面，整个车头都倾斜了，差一点就翻下山。队里接到我电话后，就叫在附近作业的施德全来拖车。由于路面太窄，又是转弯处，拖车时我还得坐在机车上控制方向，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为了我的安全，施德全花了一个多小时推宽了路面，才把已倾斜的机车拉了上来。望着他那一脸的汗水，我真的好感动：为他再次替我解困，更为他把我的安全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就这么一个可爱的热心的好小伙，却因一次意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是1977年9月25日，我们机务队全队上山砍竹子，我因另有出车任务没参加，同去的队友给我讲述了出事的经过。
砍过竹子的版纳知青都知道，完成定额的最佳方案就是先把竹子砍倒在地，够数了再一颗颗修枝，然后拉到公路边装车。那天他们一起上山后，小施干得很快，一会就放倒了好多颗大竹子，11点左右当他哼着歌抓起竹子修枝时，惨剧发生了，一大群野蜂铺天盖地朝他袭来。
原来在他砍倒的竹子中，有颗竹子上挂着一个硕大的野蜂巢，刚上山时露水很大，野蜂的翅膀被露水打湿后飞不起来，太阳出来后渐渐晒干了野蜂翅膀上的露水，小施正好过去修枝，于是野蜂群就向毁巢的小施发起了疯狂的攻击。附近干活的队友听到他的惨叫声赶过去，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小施的头上、脸上、身上都铺满了野蜂，痛苦地在地上翻滚。他穿着上海知青都喜欢在干活时穿的大红运动杉，在阳光下更加鲜艳醒目，这也使野蜂的攻击更为集中和猛烈。几个队友想冲上去把他拖出来，可还没靠近就被野蜂蛰了回来。情急之下，机务队长赶紧叫人去拖拉机油箱里放柴油，把浸满柴油的棉纱绑在树枝上点上火，上海知青陈国雄、赵辉昌、王建强等人举着火把冲上去，驱散了野蜂群，才把已近昏迷的小施抬了出来。
分场和农场的领导得到消息后非常重视，马上把施德全送往景洪分局医院抢救，分局领导还从昆明请来野战医院的专家进行会疹。但因伤势过重，剧烈的蜂毒经血液循环已蔓延到全身，第三天施德全就停止了呼吸。据入院后一直守护在小施身边的上海知青王建强说，三天来他一直没苏醒过，只是昏迷中偶尔发出一两声梦呓，几乎都是他要好的知青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我。
我奉命开着拖拉机，从景洪分局医院把施德全接回分场开追悼会。途经飞龙坡时，回想起那次他连夜冒雨赶来救我的情景，眼泪就止不住流下了来。那时的公路很差，拖拉机就更颠簸了，我知道小施已永远地离开了，再无知觉,可还是尽量把车得平稳一点，生怕颠簸惊扰了他的沉睡。
1999年春节前夕，我因公出差到昆明，从在机场下飞机踏上昆明土地的那一刻起，回农场一趟的念头就一直在心头缠绕。办完事后顾不得回家和家人团年，为节省时间搞到一张机票当晚就飞到了景洪，第二天上午就回到了阔别近21年的农场。
尽管时间很紧，我还是想去看看孤零零地躺在山上那么多年的施德全，听说回访农场的知青中少有人上墓地祭扫。也许是受我执意和迫切的感染，留场的上海知青孙兵、重庆知青柏宏富陪我爬到工程连后面的山上，在一片荒草丛中找到了施德全的墓地。清开浓密的飞机草，施德全的墓碑显露出来，上面的碑文还是那么清晰：
四周一片寂静。我站在墓碑前，回想起和施德全相处的那些日子，真是百感交集：我们都回城了，有了新的城市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可你却孤零零地永远留在了这里。你的年龄永远地凝固在22岁，你的身份也永远定格为一名上海知青。因去的匆忙，我没来得及备上鲜花；墓地附近就是橡胶林地，也不能点烛焚香，我只有在墓前深深地三鞠躬，寄托我对战友的哀思。
感谢东风农场，在原一分场五队老橡胶林地处规划修建了龙泉公墓，把东风农场因种种原因身故的72名知青都迁葬进公墓。我的战友施德全：搬进新居后，71个知青战友日夜陪伴着你，你不会再感到寂寞和孤独；重返版纳的知青战友会不断地前来祭扫亡友，你的新居也不再冷清和荒芜。明年就是东风农场建场50周年场庆了，各地很多原农场知青都要回来参加庆典，相信他（她）们不会忘记长眠于此的战友，相信农场也不会忘记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农垦事业的知青们。
到时候我脱得开身一定再来看你，为你献上一束9年前未献的鲜花。
余杰，男，生于1952年12月25日。现居上海。
1970年4月从上海向东中学（原南洋女子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底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至疫情爆发为止。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5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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