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是从学习哲学与神学开始步入学术世界的，不过，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也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核心。黑格尔整个哲学思想的孕育、发生和发展，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当然契机是现代性。与其生活和工作的地点相关，黑格尔一生的哲学思想经历了如下8个时期：图宾根时期（1788－1793）、伯尔尼时期（1793－1796）、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耶拿时期（1801－1807）、班堡时期（1807－1808）、纽伦堡时期（1808－1816）、海德堡时期（1816－1818）和柏林时期（1818－1831），每个时期各具特色。
图宾根时期
图宾根时期（1788－1793）是学徒时期，也是其哲学和神学思想孕育时期。每一个取得助学金而进入图宾根神学院的学生，学制5年，2年哲学，3年神学。这所公爵们建立的神学院，目标当然是培养为正统宗教和公爵服务的神职人员，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狭隘目标非常明确，因此学院实行的是严格的管理，各种清规戒律限制着理性精神的公开运用。但这毕竟是一个启蒙时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个体自由、反对专制、发展科学、遵从理性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站在潮头的青年学生，往往心目中都容易形成革命理想，黑格尔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理想在图宾根神学院激起了一阵反抗的微风。这一“微风”在黑格尔这位依据自身（soi par soi）为原则、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身上，随之变成了一种反叛的激情。他们从法国人为自由而斗争的波澜壮阔的画面中体验到了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豪迈，他们对大革命者的崇拜，随之上升到了一种爱国主义的高度。这种爱国主义乃是一种从被专制主义破坏的传统道德中的觉醒：蔑视世俗的利益和权力，将身心献给普遍性，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理想，大公无私、忘我牺牲、勇往直前、积极上进。正统神学的假话已经无法“灌输”进入他们的大脑，康德、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成为滋养黑格尔精神的养料。据信，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在该学院学习期间曾共用过位于二楼入口门上方的房间
文学上他熟读了莱辛的著作，古典学教授则使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有了苗头的对古希腊的爱好变成了迷恋性学习。宗教上他受康德理性批判的影响，主张理性为宗教立法！在所有哲学家当中，对于热爱政治的年轻黑格尔而言，这时他尤其重视卢梭，因为在卢梭身上，他能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予以把握和反思；但康德是他哲学形成的起点和基础。他和荷尔德林和谢林一样，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康德主义者，他们用一种新的形式表达康德哲学中最著名的“不要说谎”的道德戒律，他们立誓发现世界之假象隐瞒下的真理，组成“真理同盟”。全面被管制的环境下的大学经历，让他们直接从反面否定了之前相信的一切，严格的戒律没有禁锢住他们青春的思想，反而只是让青春的思想褪去了稚嫩的印记，带着理念的深沉在规定者未来的广阔视野和自由精神中开放。这是每一个以禁锢思想为目的的教育者必须深刻反思的现象。二年的哲学学习，论文答辩通过，就能获得“哲学硕士”学位。黑格尔取得硕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为《抛开灵魂不死信仰，能否完成道德义务》，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他这是在回应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康德认为要能实现至善的理想，即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必须相信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是实现至善的先天必然性条件，而黑格尔则假定，如果我要抛开灵魂不朽的信仰，道德义务还能实现吗？从这篇论文可以发现一个青年学生身上具有的那种与伟大哲学家对话的潜力。对于宗教和神学，黑格尔在后来的三年时间内，依然是以启蒙精神和康德的道德神学为基本出发点，寻求一种现代的宗教和神学，正如研究其青年时代思想的狄尔泰后来评价的那样：“黑格尔的神学研究都全然超越了宗教研究的范围，通向了一种新的宗教理想，一种新的、普遍人性的生命共同体”。（1）伯尔尼时期（1793－1796）和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是黑格尔早期哲学原著从康德思想中独立出来予以确立的时期，前3年和后四年同样重要。大学毕业后做家庭教师似乎是当时一般人的必经之路，真正开始进入社会工作，养活自己，平常不过，但对于黑格尔而言，却是其反抗命运的一种坚定选择。因为他大学毕业取得了神学“资格”，本来是可以在神学界谋求一个牧师岗位或神学“助教”职位，但他显然对做牧师毫无兴趣。不过，这三年时间对黑格尔的刺激也非常大，首先是费希特在这几年内迅速成为继康德之后的一个重要哲学家，登上了耶拿大学哲学教授的讲席，而谢林也在费希特之后风起直追，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开始谈论超越康德又超越费希特的话题了。费希特(1762-1814), 黑格尔 (1770-1831), 谢林 (1775-1854) 德国哲学在开始进入“后康德时代”时，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个个天赋异禀，奋发向上，把纯粹哲学推上一个个新的台阶。这时虽然康德依然健在，保持其旺盛的影响力，但后生们却在后面迅猛追赶，以超越他为目标与快感。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之间既保持密切的往来，同时又在相互激励。暂时住在耶拿的荷尔德林告诉黑格尔他听费希特知识学课程的狂热，谢林源源不断地把新出版的著作邮寄给黑格尔，这都像鞭子一样刺激着远在伯尔尼做无聊的家庭教师的黑格尔。他倍感孤独，并把这段时间视为悲惨的经历。但在这段时间内黑格尔也不是无所作为，只是他没有费希特、特别是谢林那种初涉世界就“辉煌腾达”的好运。我们先看看1794年发生的几件大事：（1）费希特就任耶拿大学教授（1794年5月）；（2）谢林在费希特《知识学原理》出版半年后就出版的《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3）康德出版《单纯理性限度的宗教》（1794年10月）；（4）黑格尔开始批评雅各宾派专政，指责罗伯斯庇尔镇压革命的恐怖行动，赞赏“热月政变”。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投入到十分勤奋的写作之中：他先写作了《耶稣传》（1795年5月）和《论基督教的实证性》（1795年10月－1796年4月）这两部重要的“早期神学著作”。前一部依然是沿着康德关于理性宗教的要求，把耶稣描写为一位民族的德行教师，带领犹太人超越狭隘的民族精神而投入神的博爱世界的历程；后一部批判基督教把爱的宗教机制化、实证化，即权威化，使基督教变成了违反实践理性而从外部强加于人的僵死宗教，这在宗教批判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黑格尔这时既是犹太教也是基督教的批评者，1798年，他还匿名出版了《关于瓦特帮（贝德福）和伯尔尼城先前国法关系的密信》，对伯尔尼寡头制度下的政治和司法作了尖锐批判。这些早期神学著作是启蒙理性反叛宗教神学精神统治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批判，使得一种现代人的自由信仰变得可能，并具有了理性与道德的基础。信仰与理性、神学与政治这是现代性，从而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核心问题，黑格尔早期神学思想为现代性注入了新的精神活力，使现代真正成为“现代”。在这方面，黑格尔比其他哲学家更有优势和特点的就是他花了很大气力去研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市场、危机与希望有较深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很难望其项背，后来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被打成死狗的情况下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既没有人在经济学的知识方面，也没有人在罗马法的知识和宗教史的知识方面超过黑格尔。经济、法律和宗教的研究，使得黑格尔的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最不满意康德的，就是他从道德出发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当然也就更不满意他关于道德律至上性的阐释。他把现代问题首先看作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地解决，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地解决，而道德只能归于主观意志的内心立法，这是他解决现代问题的出发点。而这一出发点源于他对现代性的自觉意识：正统天主教信仰的衰微和个人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因此，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的哲学家。个人自由与权利、民族精神和自然伦理、伦理国家和世界历史，都必须放在现代性的处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思考不是切断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发现其真正的生命力。通过对《耶稣传》的重写，他形成了不同于康德的伦理视角：爱、生命、精神这些伦理的东西，是克服外部世界二元分裂的力量。在伯尔尼时期，还有一部论文残篇必须交代，这就是《德国唯心主义最早的系统纲领》（1917年才经罗森茨威格整理出版），这篇论文是最早的一篇关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体系纲领”，提出从神话建立审美的宗教，实现德国哲学的革命。但这篇论文究竟是黑格尔写的还是谢林写的，甚或是荷尔德林写的？一直到现在学术界争论不休。谢林研究者认为美学、神话是谢林思想最重要的特征，普遍认同是谢林的论文；黑格尔研究者把它归属于黑格尔，荷尔德林研究者把它归属于荷尔德林，可见确实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早期文献。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也相当重要。在荷尔德林介绍下，黑格尔终于离开了伯尔尼，来到了法兰克福这座大城市，特别是能够与好友同学荷尔德林在一起，虽然依然干的是家庭教师工作，但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有利。这几年当中发生的最大事件首先就是谢林在费希特提出“知识学”之后，迅速提出了超越费希特知识学的“自然哲学”方案，因而被歌德看中，帮助他在1798年24岁时就“一步登天”直接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第二件大事就是黑格尔父亲在1799年去世，他对于妹妹更多地关照。第三件事就是黑格尔撰写了《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第四件事就是康德公开发表《关于费希特所著〈知识学〉的声明》，说费希特的“知识学”根本不是对他哲学的发展，跟他的哲学没有关系，两人公开决裂；费希特不仅像往常批判康德哲学那样继续批判康德的物自体，甚至批判康德本人并不理解康德主义，指责康德头脑不健全等。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宗教哲学上对康德道德神学的超越。总体上，黑格尔这时所写的《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依然像是从前那样基于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是从道德上论证宗教的在理性上的可理解性和必要性。但黑格尔推进了在此之前所有他自己的“早期神学”思想，学术界把黑格尔这时的宗教思想概括为三个原则的确立，即爱的原则、生命原则和精神原则（2）。这三大原则都预示着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宗教观的超越和对他早年提出的“民众宗教”的超越：“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以他民众宗教的建议真正的问题不可能被解决。基督宗教、尤其是在其由康德所启蒙的版本中，不可能从根本同生活世界和历史从根本上做出所要求的调和”（3）。这三个原则也就是其早期探索，尤其是其宗教的总结了。耶拿时期（1801－1807）和班堡时期（1807－1808）。耶拿时期是重点，班堡时期短暂，仅仅是“落难”后的“驿站”。法兰克福时期总结出的解决现代宗教与哲学的三大原则一到耶拿马上就被谢林的魅力所压倒，因为黑格尔到耶拿以后，正是谢林《先验唯心论》出版后在学界盛行的时期。谢林在该书中，把他之前“自然哲学”中的“自然”与来自于费希特知识论的“自我”哲学这两大作为“客观”和“主观”之“本原”综合为“同一性”的“绝对”（Absolute），这给了黑格尔攀登哲学高峰的梯子，以此取代爱、生命与精神作为回归一切相分对立之前的“本原”。在“绝对”中，主体—客体、理想—现实、观念—实在、本体—现象统统和谐为一，混沌未分。他因此后来在《哲学史讲演录》说，只有“绝对”才是哲学的真正基础和门槛。
黑格尔成熟的哲学体系形成于耶拿时期。他首先通过第一本专著《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1801年）确立了以“绝对”为立场，超越康德和费希特所形成的二元论世界观和主观主义。费希特的知识学和谢林的自然哲学，是为超越康德而提出的新的哲学范式。从后来康德公开声明费希特的知识学不是对他哲学的发展来看，他是根本不认同费希特知识学的。很遗憾，我们始终并不知道康德对谢林的自然哲学家究竟持有何种看法。黑格尔以这两位当红哲学做比较，是他对现代世界之问题和出路的一次思想诊断和处理方式。他没有简单地选择站在谢林一边，但谢林的“绝对”比费希特作为“主观的主客同一体”的“自我”更合黑格尔的心，因为他深刻领悟到谢林的回返本原之路更为彻底，不只是回到主观性的本原：自我，而是返回到万事万物的本原：绝对，才能真正解决现代的困境。但他也并非完全赞同谢林，不过，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谢林的哲学道路，是他一直在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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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耶拿城于 1806 年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占领，黑格尔被迫离开该城，但他亲眼目睹了拿破仑进入该城。图片来自《哈泼斯杂志》，1895 年
在这一时期，黑格尔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其中1802年完成了他第一篇自然法方向的论文（一般简称为“自然法论文”），标题很长：《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它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定法学之关系》；同时还有另一篇手稿（20世纪初才被整理出版）：《伦理体系》，这两本书堪称黑格尔柏林时期（1818－1831）《法哲学原理》的雏形。在“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批判了近代所有的自然法思想，把霍布斯、洛克、卢梭甚至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说统统归结为“经验主义自然法”，把康德和费希特的自然法思想归结为“形式主义自然法”，认为他们都以知性思维没有正确阐释“自然法”既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又是事物之本质的理性规定，而只有作为事物本性的理性规定，法才具有自然正当性，才是“理性法”以事物的“本质规定”来范导“事物”成就自身的天性与天命。对自然法的正确理解，需要哲学的辩证思维。
在辩证思维中，“自然”就是“自由”，“自然法”因而就是“自由法”。后来《法哲学》中的“法作为自由意志之达在”这一著名定义，在《自然法论文》中就有了端倪，但确实没有明确这样表达。他所表达出来的，是把“自然法”作为“伦理上的绝对”或“绝对的伦理总体”，这依然是在坚持谢林的哲学立场。而这一“绝对伦理”在古希腊是“正义”，在现代则是自由和正义的结合。自然法既然在起点上作为“绝对伦理总体”这一抽象的规定，那么通过把“伦理”作为“第二自然”，“伦理实体”所实现的自由状态于是就成为自然法的实现状态。他就是这样，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发展亚里士多德潜能—实现学说，实现了对自然法的辩证思维，既奠定了现代的伦理原则，也明确了现代的发展目标。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条件下，确立个人和整体的一致性，确立伦理和自由的统一、个人自由和普遍正义的统一。
纽伦堡时期（1808－1816）在纽伦堡除了作为中学校长讲授“逻辑学”“哲学导论”“宗教学说”“法权、义务和宗教”“心理学”（4）外，黑格尔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巨著，即《逻辑学》，学界一般称之为“大逻辑”，分3卷分别于1812、1813、1816年出版。后来黑格尔出版《哲学科学百科全书》，把他的哲学体系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大部分，其中的“逻辑学”被称之为“小逻辑”。人们如果不深入了解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的联系，就容易从一个新的开端来讲述《逻辑学》与《精神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即两者之间是一种“中断”，但“深刻”的哲人则会挖掘出貌似“中断”背后的联系。例如海德格尔在讲述两者关系时，就自问：“这部逻辑学事实上还是期待中的体系的第二部分吗？是，也不是。其实际的标题原文是‘逻辑的科学’…而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部分完整的副标题‘精神现象学的科学’，这个标题就不奇怪了。科学的体系因此就是1．精神现象学的科学，以及2．逻辑的科学。”（5）。而当代学者的评价是这样的：“但在黑格尔将整个体系事实上带到一个新的科学的秩序之前，他显然感受到了，需要阐明科学的真正基础”。由此看来，《逻辑学》是以《精神现象学》终止的地方“绝对知识”这里开始的，它从人类最一般的思维方式上阐明那些具体地构成绝对知识的逻辑机制究竟是怎样的。由此我们就能从总体上理解，为什么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由“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组成的概念推演体系。因为这是“绝对知识”具体地构成自身的纯粹思维概念次序，是逻辑上的次序，而非时间上的次序。这种逻辑次序揭示了人类思维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历程。它既不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也不是康德的知识构成的先验逻辑和当今语言分析逻辑和数理逻辑，而只是属于哲学的辩证思维的逻辑，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结合为一体，是真理自身由抽象达到具体的真理的逻辑，因而也是事物本性之存在显现为人类意识（知识）的“客观”逻辑，其在“逻辑学”上的革命意义至今仍然有争议，尚未被完全认识到。耶拿时期黑格尔还写作了《知识与信仰》和《耶拿体系构想草案》I、II、III，都显示了黑格尔立志作为一个大哲学家的抱负。他不只是为了某一个部门哲学在思考，而是力图把哲学作为一个体系在建构，因为在他看来，真理就是一个体系，而哲学只有作为体系才有可能是一个真理的体系。所以，逻辑学、形而上学体系是纯思辨的体系，阐明“真理”的思维逻辑；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作为“应用逻辑学”，是通向知识和实践。这样的体系结构，慢慢形成了。只不过，在黑格尔明确地把其哲学体系按照“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确立下来之前，他设想的只是以“意识”为引线的人类精神的“存在”体系，这就是《精神现象学—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这是黑格尔耶拿时期最为重要，也是其整个哲学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把哲学提升到“科学”是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提出的重大课题，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也沿着这一目标而努力。黑格尔从1805年开始写《精神现象学》，于1806年拿破仑大军占领耶拿时就已经完成，1807年3月出版。它标志着由康德开始的德国哲学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也标志着黑格尔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独树一帜的哲学家。黑格尔在这部巨著中划时代地提供了一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即作为人类精神的“存在史”，因为意识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黑格尔把“现象学”直接表述为“意识之经验的科学”。既然“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在”，那么关于“意识的经验”也就是意识对各种不同“存在”（作为意识之对象）的“经验”，这种“经验”也就是“意识自身的经历”，是把被意识到的“对象”“呈现”或“显现”（scheinen）为“现象”（Erscheinung）的“知识”，这种呈现出来的知识即“科学”。我意识到“天空是蓝色的”，我的“意识”把“蓝色”“呈现”为一个阳光明媚的天空所呈现出来的色彩，于是我们就具有了关于“蓝色”的“知识”，把这样的知识作为“经验的科学”逻辑地表达出来，就是“现象学”。所以，关于“精神”的“现象学”也就是关于人类“意识的经验之科学”。其核心是通过“意识”把“被意识到的对象”“呈现”出来，以构成“精神”之“现象”。所以“精神现象学”既是人类意识的形成和发生史，也是人类精神的形成和发生史，同时也是精神现象的存在史。人类意识发展分为5个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这3个阶段属于主观精神）；精神（即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精神现象学》包含着黑格尔后来创造的庞大体系的基本纲要、萌芽和雏形，同时，后来黑格尔在《逻辑学》《哲学全书》尤其是其中的《精神哲学》中对其“哲学体系”的重新阐明和《精神现象学》的不同定位，都使得学术界对《精神现象学》产生迷宫一样的感受，形成了非常多样和复杂的阐释。海德堡时期（1816－1818）黑格尔开始了教授生涯，德国的教授不像今日中国教授以课题和发表论文为主业，而是以给大学生上课为主业。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给大学生讲授了哲学史、法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他为这些课程编写出的讲课提纲，被冠之以《哲学科学百科全书概论》（一般简称为《哲学全书》）于1817年出版，后来在1827和1830年重版了两次，并作了重要修改。除了这一标志其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外，黑格尔还发表了政论文《评1815年和1816年符腾堡王国等级议会的讨论》（一般简称“等级会议”论文），坚持要从自然法立场确立君主立宪制，批评邦议员们从实证法立场要求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法制的错误要求。《哲学全书》把哲学体系分为“逻辑科学”（第19节到244节）、“自然哲学”（从第245节到376节）和“精神哲学”（从第377节到577节）三大部分，这种区分是将现代哲学的“科学”要求嫁接在自斯多亚（也称之为“斯多葛”）学派以来确立的人类知识体系概念上：逻辑学、自然学和伦理学。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也接受这一科学体系概念，称逻辑学为研究人类纯粹思维规律的科学，是形式化的科学，而质料化的科学只有两门：物理学（等同于“自然学”）和“伦理学”，前者研究自然的因果律，后者研究自由的因果律。黑格尔一直追寻哲学作为科学体系，显然也是在这一脉络之上，只是他不认为逻辑学是形式化的科学，而是规定为“纯粹理念的科学，这就是在思维的抽象要素中的理念的科学”，它是存在与虚无的逻辑学、生成变化的逻辑学、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哲学作为这样的“科学体系”，也就是整个人类的知识总体，康德所追求而从未完成的作为人类知识总体的形而上学体系，也就在黑格尔这里出现了，而且是作为“科学”而出现。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也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完成”。柏林时期（1818－1831），黑格尔被任命为普鲁士王国首府柏林大学教授。他起初看到的是一个有改革起色的普鲁士，支持他的是教育大臣、改革派人士阿尔腾斯泰因。在改革派主导下，普鲁士确实在适应世界潮流改革自身；拿破仑法国政治制度和英国经济制度，这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制度，都在普鲁士有了一定的尝试与改革，所以，黑格尔改变了以往只把他家乡符藤堡的“士瓦本”视为“可爱的祖国”而厌恶普鲁士的态度，希望能在柏林这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够同时成为科学与哲学中心，建立起一个“思想的自由王国”。当然这是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复辟并存的时代。新世纪的曙光与旧秩序下的既得利益无时不在进行明争暗斗的较量。他到柏林后表面上的风光与实际上与普鲁士当权者的貌合神离也一直主导着他的生活。他的哲学在登上高峰之后也遭到非议，在作为“官方哲学家”的错误印记下，实质上也被告密，引起普鲁士当局的不满，甚至得到当面的和书面的警告。哲学这一自由的学问，只要还是作为官方的工具，就不可能按照其自身该是的那样发展。任何直觉不自觉试图成为官方哲学家的人，也必然承受着政治这个残酷镣铐的命运，谁也别想留给自己的只有幸运！黑格尔死后迅速被当作“死狗”，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黑格尔在柏林时期公开出版的著作只有《法哲学原理》，它的主标题本来是法哲学课程的名称：“自然法与国家学”。这门课程已经在海德堡大学讲过两次，黑格尔到达柏林后几乎每年都讲授它。他在柏林第一次讲授法哲学是1818／1819的冬季学期，而《法哲学原理》第一次出版是在1820年10月，虽然出版扉页上写着1821年。这本来也是为了“自然法与国家学”课程而发给学生的课本。由于黑格尔是国王任命的教授，到柏林后的第一部著作当然备受瞩目，但是，1819年春普鲁士发生了所谓大学生“政治谋杀”的问题，前校长著名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都被作为大学生的精神领袖参加了大学生的集会，因而受到牵连和怀疑。政府颁布了“卡尔斯巴德法令”对新闻出版进行严格的审查，使得《法哲学》的出版一度推迟。后来的研究也表明，黑格尔在许多方面，诸如“君王权”“国家”等“敏感”章节是经过了文字修改而得到审查官满意后出版《法哲学》的，所以，对照黑格尔在“法哲学”课程中的口头讲述，特别是海德堡时期和刚到柏林的1818／1819的冬季学期的“讲演录”乃至1824／1825年的“讲演录”都可以发现，黑格尔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完全反映在1820年的《法哲学》之中。因此，德国法哲学家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对1820年版《法哲学》的权威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为了客观地反映黑格尔法哲学的真实思想，他编辑出版了《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收集了黑格尔从1818年开始一直到他1831年去世前的每一次法哲学讲课的学生记录稿。在该书中，伊尔廷把黑格尔的哲学文献对照地加以呈现，并对这些讲稿的背景、黑格尔政治和思想的变化作出详实的“评论”，这是献给学术界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最为珍贵的史料。在柏林大学，黑格尔还开设了“宗教哲学”课程。在他去世后，后人按照其口授内容编辑出版了《宗教哲学讲演录》。我们上文已经减少了黑格尔早期从康德启蒙主义的道德宗教出发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批判。黑格尔后来形成了他自己以爱的原则、生命原则和精神原则来阐释基督教的宗教哲学思想。而在柏林时期，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大大减弱。他与《精神现象学》中把艺术、宗教和哲学作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三阶段相适应，强调哲学与宗教的和解，认为它们都是绝对精神的表达，只是宗教以启示和信仰来表达，艺术以表象来表达，而哲学只是以概念理性思辨地表达。在这一对绝对精神的“表达”中，宗教高于艺术，却低于哲学。这一“高低”的标准是“认识论的”，宗教也是一种认识方式，即以“表象”认识“绝对精神”，以“思维”把握“神”。他排除人格神，反对对神的盲目崇拜和施莱尔马赫强调的宗教是对上帝的绝对依赖感。因此，黑格尔不把宗教归结为教士的欺骗，而把它看作是历史和当代深刻矛盾冲突的表现及其解决。他的宗教哲学确实也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康德、施莱尔马赫的现代宗教观，影响十分远大，同时在他死后，也是促成黑格尔学派分裂为左派和右派的一个重要原因。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还讲了6个学期的哲学史课程。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哲学思想与哲学史统一起来。他反对把哲学史看作是客观的、材料的堆积，认为哲学史是“哲学本身”在不同时代中的发展。无哲学则无哲学史，无哲学史哲学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哲学史可以说就是哲学本身，哲学不可能离开哲学史而成为哲学。黑格尔力求使哲学史成为科学，主张哲学史中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他把历史的原则贯串于对哲学史的考察，把哲学史理解为完整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统一的真理得到认识的过程，其中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特殊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哲学史上的多样性对于真理的认识即理念的实存化不仅绝对必要，而且具有本质意义。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使得哲学史本身成为哲学的一个“学科”，推动了19世纪后期所有哲学史写作的发展，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新高度。（1）雅克·懂特《黑格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页。（2）（3）参见Martin Gessmann：Hegel，Herder，Freiburg．Basel．Wien，S．26－39，S．27．（4）这些讲稿现在被作为《黑格尔全集》讲演录版，第10卷，中文版已经由商务印书馆2012出版。（5）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赵卫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本文出处：《云梦学刊》第 40 卷 第 2 期，2019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