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经张岂之先生介绍，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清华历史学本来名气很大，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变成苏联式的工科大学，这门学科在清华就中断了。我到清华时，该系恢复创设未久，主要人员都是原社科系中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基础课教师。所以，那时系里搞过中国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当时历史系还没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带过两届研究生外，主要是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农民史选修课。到了世纪初历史系开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开设“成套的”历史系专业课，包括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史专业课。当时历史系已经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师，但仍然没有秦汉这一“断代”的专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来“补缺”，开设秦汉史专业课。这样一直到2009年侯旭东教授入职清华、我向他交棒为止，我在清华大约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汉史课程。这本讲义的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二级学科”分类中，我是属于“专史”而非“断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时期跟随赵俪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当时的重点也放在明清这一时段。20世纪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农民史和农村改革问题。秦汉史本不是我的专业方向，但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多次“听从组织安排”去从事并非我“专长”的工作，比如参加陕西通史项目承担宋元卷和这次去教授秦汉史，这倒也并不全是出于“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的考虑。因为我本身兴趣比较广泛，而且在专史研究中也涉及过这些时段，觉得还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贡献，或者更不客气地说，对该“专业”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见，所以还是“义不容辞”或者说是“趣不容辞”地接受了。

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是从所谓“五朵金花”的时代过来的。由向达先生首创的“五朵金花”之说，指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集中讨论的五个问题：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这些讨论具有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未必一直能够自由讨论，在“文革”时期一度万马齐喑、“金花”凋零之后，改革初年又重新绽放，并且发展到最高潮。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花”讨论就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头看，这种史学作为五四以后传入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在其演变成经学化、神学化的“官史学”之前，曾经确实带来了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至少在两个方面，它的突破和后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它把中国历史纳入了全球化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史学除了大中华就只有“四夷传”的狭隘眼界。第二，它打破了单纯叙述王朝兴衰、铺陈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传统“断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逻辑、社会演变作为历史的主线。我以为，我们的思想解放，在摒弃经学化、神学化、官学化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谱”的模式去。如果考虑到当年“新史学”还可以出现“十批判书”这样的作品，“官史学”就一度只能歌颂“千古一帝”，即便后来学界“告别革命”而回归“保守”，淡化意识形态而转趋西方“学术前沿”，还是盛行“子路颂秦王”与新瓶装旧酒，就能够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属于典型的“金花”史学，而在这派史学无法回避的“古史分期”问题上，我当时持明确的“魏晋封建论”观点，视秦汉为“前封建”的“古典”社会（我从不用当时流行的“奴隶社会”概念），因此发表过若干以秦汉横向比较罗马、纵向比较隋唐的考证著述。在调入清华前，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还开过“古代社会形态学”和“封建社会形态学”两门选修课。即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道与心路”都已发生重大改变，我现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概念分析周秦、汉魏之别，但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当年新史学的影响是不会消灭的。我后来使用的“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等概念，也明显带有当年新史学的烙印。所以在清华开设秦汉史课时，这些学术经历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汉史课程与一般“断代秦汉史”有很大区别。

我假设学习秦汉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通史阶段的秦汉史知识，没有必要花时间再讲一遍这四个王朝（我认为前后汉完全是两个王朝，中间的新朝亦非“僭逆”，加上秦应为四个朝代）的兴衰概要，所以绝大部分课时都用来讨论这四朝的制度和观念演变。尤其是分析“周秦之变”和“汉魏之变”。前者要讲清楚中国是何以从“三代”走进帝制的，这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深层次影响。而后者则要说明这一由四个王朝组成的“第一帝国”如何发生了不同于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机，导致秦制后来发生了不同于一般所谓“合久必分”的长时段紊乱，但周制却复兴无望，最终在经历数百年“中间期”后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国。换句话说，我不想花时间给学生讲一套“四姓之兴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时间内梳理一下中华第一帝国时期的“世道与心路”，以给今人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津梁。我一向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而且对两者的认识紧密相关。对前者认识的深浅，关系到后者的成败；对后者的体验亦能加深对前者的理解。而在这两者之间次一等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汉魏之变了。如果本书能够促进人们对这些变化的讨论，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我在清华讲授秦汉史虽然年头不算很长，但当时“超星图书馆”做了全程视频录像，据说流传甚广，至今海内外仍有不少受众。当时只是做了课程PPT，并没有成书的讲义。后来我不再讲授这门课，也没有想到要出版讲义。但是，近年来好几位有心的读者却分别根据课程录像，整理成几个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给我，并与书界的朋友一起，极力鼓动我出版。浙江财经大学的刘志先生还花了大量时间校对引文，去除语病，划分章节。他们的热心和奉献令人感动，也使我觉得出这本书不仅有它的价值，也还要对得起学生、读者和听众朋友们的厚爱。

当然，从我过去写的秦汉相关论文，到课程开设期间乃至视频传播中，各种评价也都存在。赞同的声音就不说了，批评的意见林林总总，常见的就是说我的秦汉史不合常规，有“以论代史”的色彩。对此我这里做一点回应：

过去我们的史学界有过“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争论。改革时期由于对过去史学官学化的不满，“论从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论带史”则被讥为“以论代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那时用以“代史”的“论”其实只是一些由“信仰”支持而未经论证的理论教条，而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地塞进教条编织的框框里，还要不断根据上面的需要而改变叙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对嬴政先生从大批到大赞），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难道这能叫“论”？其实这种思维不改变，即便换了一套意识形态氛围，比如不再讲“五种社会形态”而改为追随“国际学术前沿”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从“反传统”变成“颂传统”的“保守主义史学”，那种“教条多而论证少”的弊病也还是存在的。

我们讲“史”和“论”的关系，其实就是史料和史论的关系，更一般地说其实就是论据与论证的关系。不光是史学，任何一种实证研究，即既非文艺创作也非单纯的价值弘扬，而是一种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断为基础、讲究知识增量的研究，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无据而论，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有据无论，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有人说“史料就是史学”、“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我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史料不等于史学，就像数据不等于数学、实验室不等于科学家一样。但要强调的是：论证是一种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它不等于引述理论。我们看过去“金花”时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来也是旁征博引，不仅史料要“掉书袋”，理论更要“掉书袋”。一篇文章几十个注，史料引证不多，“经典作家语录”引证倒是不少。有人说这是“以论带史”，有人嘲曰“以论代史”。其实这并不是“论”多了，而恰恰是“论”极其贫乏的表现。史学不是神学，也不是经学。离开经典作家，你就不会思考了？

说实话，我受“经典作家”影响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关知识产权的前人具论外，我是不主张理论上掉书袋的。我的论证主要是自己的思考，当然思考并非凭空，接受各种启发非常重要。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我认为现实生活的启发其实是不可少的。例如本书中关于商鞅“坏井田”究竟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关于“乡举里选”是怎么回事的问题，等等，我的一些新见其实都来自生活经历。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亲身经历过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而我关于小共同体具有“温情的等级制”的看法，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其实也来自常识。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大人物忽视常识却迷信教条”造成的。当然常识不一定对，“证伪常识”往往是重大科学发现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阳东升西降，显然围着地球转”的常识证伪，而开创了近代天文学。但是常识可以证伪，却不能无视。实证研究者哥白尼和一个无视常识而高叫“太阳就是从西边升起”的妄人，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秦汉史讲义》封底

当然，研究历史要靠史料，史料的书袋必须得掉。但是秦汉史在这一点上也不同于其他“断代”，因为这一时期存世文献较宋明以后要少得多，没那么多书袋可掉。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近古时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义更加有赖于论证。再就是秦汉史既然很难发现新史料，对前人研究推陈出新就更重要，而与“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话”相比，对前人研究无论推陈还是出新，也更需要论证。所以秦汉史研究相对于宋元明清而言，其实就是一个论据相对有限、而更倚重论证的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并非治“断代史”出身的学人，我在秦汉史方面的论证对不对，还是要敬请方家赐正。

这本书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刘志先生整理的《秦汉史》课程实录视频文稿为基础写成。但从课程录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近20年，期间秦汉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资料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张家山竹简《汉律》的发表、里耶秦简的发现，以及陇东秦西早秦遗址的发掘，都有重大价值，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当年授课时这些都还没有。我历来主张旧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写作的“时代坐标”。但是这本书不同。一是它过去未出版过，是作为新书出版的。二是当初作为讲义是面对学生，现在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读者，对学生我应该给他们以与时俱进的知识，而不是提供一个“时代断面”而已。当年授课时，我的讲义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现在出书也应该如此。所以这次成书我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比视频记录稿多了近一倍，至于成效，就期待读者的批评了。

内容简介

本书以秦晖在清华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为蓝本，增加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几经整理修改而成。

不同于最初的课堂录音，此次成书比录音记录多出近一倍内容。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著述，本书略于政治史，而从纵（时间上的周秦、汉唐对比）横（空间上的秦汉与罗马帝国对比）两个维度来探讨秦汉帝国那套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由来，以及它们在秦汉以后的影响，高屋建瓴，对于当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什么说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周秦之变”？“周秦之变”何以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框架？

◎秦汉帝国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怎么形成的？包含了哪些主要内容？该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弊病？这些问题的积累又如何导致了秦汉帝国的解体？

◎为什么历史上对秦汉的评价会有巨大的差异？矛盾的关键点在哪里？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汉魏之变”又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它不如“周秦之变”重要？为什么它没能跳出秦汉奠定的格局？

◎唐宋与秦汉相比又如何？盛唐超越了汉代的“古典商品经济”高峰吗？

◎为什么汉代与古罗马在经济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质含义会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已荣休），博士生导师。著有《南非的启示》《共同的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传统十论》等。

目录

绪 论 中国文明史上的秦汉时代

第一节 秦汉：中国第一帝国 3

第二节 秦汉史授课的重点 5

第三节 秦汉史的史料 6

第四节 秦汉时代的重要性 12

第一章  周秦之变：从族群社会到编户齐民（上）——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与儒家思想

第一节 对周秦之变的评价 27

第二节 周秦之变何以名之 36

第三节 周制的特征 41

第四节 周制的经济基础 66

第五节 儒家与周制的价值体系 72

第六节 周制的危机 91

第二章  周秦之变：从族群社会到编户齐民（下）——法家的兴起与“百代都行秦政制”

第一节 法家的兴起及其主张 107

第二节 法家改革瓦解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 129

第三节 “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制的主要特征 150

第四节 秦制的危机 157

第三章 法道互补：“儒表法里”之下的强权与犬儒

第一节 从“儒道互补”到“法道互补”：汉初的黄老之术 165

第二节 儒表法里的形成 186

第三节 “周表秦里”：由汉武帝到王莽 217

第四章 盐铁论战：帝国经济中的“干预”与“放任”

第一节 “大夫”与“贤良文学”争什么？242

第二节 盐铁论战与北宋的“王马党争” 252

第五章 强国弱民：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节 秦汉的乡里制 261

第二节 “五口百亩之家”与“闾里什伍之制”：规定与现实 274

第三节 唯上、弄权、枉法的酷吏与循吏及豪强 282

第四节 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298

第六章 汉魏之变：儒表法里中的“儒里化”阶段

第一节 东汉以后宗法复兴 325

第二节 以礼入法：法律的儒家化 330

第三节 官员选拔标准的道德化 338

第四节 社会组织变化：小共同体的复兴 348

第五节 政治逻辑变化 358

第六节 经济现象的变化 361

第七节 汉魏之变不如周秦之变深刻 372

第七章 秦汉经济：中国古代第一次商品经济高潮

第一节 集约农业的起源 405

第二节 秦汉的水利工程 414

第三节 秦汉“名田宅”制度 423

第四节 贱商制度下的“伪市场经济” 431

第五节 千古奇文“货殖列传” 440

第六节 汉唐商品经济之比较 446

第七节 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兼与古希腊-罗马的比较 463

第八节 古典租佃制——汉代与罗马的比较 482

余 论 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