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的结果很快就要揭晓。为什么这次的大选特别受关注，一个原因是人们隐约认识到了这次大选背后的一个问题：世界的走向将会如何？未来东方与西方之间会不会加剧对抗？人们对大选的关注，包含这对世界潮流或趋势的担忧。人们从大选中看到的，其实已经不是美国国内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世界秩序的问题。虽然未来世界的趋势，不是由一场大选决定的，但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端倪。人们总是用“政治”或“经济”这样的概念去理解世界，包括这次的大选。我们将说明，对“政治”与“经济”这样的概念的重新理解，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性。
在这里，我们对“政治”与“经济”提出新的理解，即不把“政治”视为政府的行为，把“经济”视为财富生产或交换行为（常见于古典经济学），这样的定义或区分是“历史”方法中的理想类型方法，也是整体主义的。我们将把“政治”与“经济”都视为一种“个体的行为”，以是否“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是否把自己的利益放到合作秩序（基于经济学揭示的抽象理论）下来理解来区分“政治”与“经济”。这时，“政治”是指这样一种个体的观念或行为，即只承认人是追求最大利益的，而否认人有可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到有助于普遍利益的秩序下理解；相反，假如承认人是追求最大利益的，但同时也认识到这种利益的实现在于普遍的合作秩序，因此应该在普遍的合作秩序下实现这种利益，这就是“经济”。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立足于个体的行为的角度，而不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的“政治”与“经济”概念。这种 “政治”思维否定普遍合作的可能性，即便有合作，也是建立在“力量的制衡或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对建立使普遍合作得以可能的制度也漠不关心。假如人们普遍地以这种“政治”的思维去理解世界，那么在现实中，产生的将是“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治”与“冲突型的政治”，比如“国家”会被视为统治工具以及与另一个国家博弈与对抗的工具，相反，假如人们从上述“经济”思维去理解世界，那么它将指向普遍的合作，这时的“国家”将被视为促进普遍合作秩序的工具。
“传统社会”可以定义为人们普遍地以上述“政治”的思维去认识世界的社会，而现代社会就是人们普遍地以上述“经济”思维去认识世界的社会。这种“政治”观，可以视为“前启蒙时代”的产物与遗留。文明的转型，最根本的就是从“政治”思维认识世界转向从“经济”思维认识世界。我们看到，在东方社会中，人们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政治”思维去认识世界的，比如体现在“孙子兵法”，儒、法、道等等几乎所有的东方典籍及思想中。比如，占据主导的“儒家”就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虽然东方确实强调“和为贵”，但东方只是把“和”作为 “政治”策略，而不是真正地认识到了合作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
在一个社会中，之所以“政治”思维成为人们的主导思维，是因为该社会中占据主导的思维方法是“历史”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经验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有关人类普遍合作的“理论科学”是无知的，而这一理论本来应该是统领性的，是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历史科学旨在理解现象的特殊性，而理论科学旨在理解现象的普遍性特征”。由于缺乏一门“向着理解现象的普遍特性”的理论科学，而普遍地采用了“向着其特殊性上理解现象的历史科学”，也导致“特殊性”取代了“普遍性”，也就是“政治”代替了“经济”。要说明的是，这种“理论”的方法（“经济”）不仅是学者需要掌握的，也是普通人需要掌握的，换句话说，学者的任务其实就是向普通人传播这种“理论”，从而推动一个社会走向普遍的合作秩序，使得现实的“政治”能够被纳入到“经济”之下。
所以，人类面临的选择，表面上看是自由与奴役，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贫困的选择，而背后其实是认识世界的方法的选择，即究竟是用“政治”思维去认识世界，还是用“经济”思维去认识世界，这样的认知方法的选择，决定了上述选择。这两种认知方法的对立，已经体现在了这次的美国大选中，也体现在了俄乌、巴以的冲突以及中美关系问题上。那种“政治”思维，最终指向的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即国家集结政治与军事力量去与其他国家对抗，这当然不是热爱和平的人们所愿意看到的。当地的、数量不断增加的且具有正确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的人们，而非“国家”，才是人类消除冲突的根本力量。
以上说明重新理解“政治”与“经济”概念的重要意义。语言或概念是我们思维的工具，假如人们使用错误的概念，也就是经济学上不能成立的概念，如目前人们使用的“政治”或“经济”概念，那么就会导致错误的、有害的结果。既有的政治与经济概念已经被长期使用，但长期使用并不意味着正确，相反，我们看到这样的概念给世界带来的混乱。只有用经济学的逻辑去纠正它，重新赋予其符合逻辑的内涵，我们对世界才会有新的认识，我们的文明才会迎来新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