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 所谓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即试图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哲学。福柯的意思是说，回溯哲学发展的进程 ，西方近代的各种哲学都对塑造“启蒙精神”做出了贡献，对其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同(有意或无意的)， 因此可以说，“启蒙精神”规定了近代哲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格局。后来的哲学工作，或者在这种理论架构里展开 ， 继续阐发和扩充人们已经认同的“启蒙精神”; 或者重新审视和界定“启蒙”，试图打破既定的理论架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都在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在福柯看来，甚至黑格尔 、尼采 、韦伯、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等人，也毫无例外地面临“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因此，“什么是启蒙”成为近代哲学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近代哲学是在自己的理论架构里展开的， 问题的提出也是由理论架构决定的。于是，“什么是近代哲学”的问题转换成“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换句话说，近代哲学的实质取决于近代大多数哲学家对启蒙的理解。如果把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开端，而将尼采哲学看作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开端，那么，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关于“启蒙”的经典界定， 当首推康德。1784 年 11 月 ， 康德在《柏林月刊》上撰文 ，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 。他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招致的稚嫩。”所谓“稚嫩”，指人的无能， 即如果不经外人指导， 便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不是因为人天然地缺乏理性 ，而在于人缺乏运用理性的勇气。因此，康德热情地呼吁人们克服因胆怯和自我束缚而导致的无能。他接过贺拉斯“敢于认识”的口号， 将其奉为启蒙运动的座右铭。康德以为“启蒙”就是寻找出路、使我们摆脱稚嫩的过程。康德所说“摆脱稚嫩的过程”展示了启蒙的两个基本特点: 首先，突出人的理性。康德认为， 人们需要启蒙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启蒙的目的就是弘扬理性。从历史上看， 没有哪个时代能像近代那样热情地讴歌人类理性，那样坚定地信奉理性进步的观点。究其原因 ，乃因为当时的哲学家经过理性的自我审查 ，发现理性是统一的和不变的。正如卡西尔概括的: “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 、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宗教信条 、道德格言和道德信念、理论的观点和判断，所有这些都是可变的， 但是 ，从这些可变性中 ， 却能抽取出一种坚实的、持久的因素，这种因素本身是永恒的。这种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本质。”人类的各种精神力量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尽管形式千变万化，却展示一种同质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理性”。理性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凝聚点和中心，表现了时代的追求和成就。其次， 鼓吹理性的独立自主。人有权利自由地运用理性，不依靠任何外在的权威，不服从任何外在的命令，只服从理性本身。理性的发挥依靠理性的自由。启蒙就是争取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个体理性的自主。“autonomy” 一词是由autos(自我)和 nomos(律法)组合而成， 意味着自我支配。启蒙信奉自律而不信奉他律 。康德看到，长期以来，理性为种种桎梏束缚 。康德试图恢复理性的自由， 认为理性应该仅仅听从自身的命令。这并不是说理性可以随心所欲 ，恰恰相反，遵从理性就是祛除个人的特殊情绪和自然欲望， 与理性的普遍规则保持一致。所以， 在康德那里，理性的自主指理性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扰 。康德所说的“弘扬理性 ， 解放理性” ， 正是16—18 世纪欧洲哲学的基本目标。近代哲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将注意力集中到理性，“坚定地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对自然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 ，强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一切真理都需要经过理性的检验， 凡具合理性的才有真理可言。因此 ，理性成了科学与哲学的权威。这里的“理性”当然是广义的，指人类一般的理智活动，既包括狭义的理性认识， 也包括感性认识， 与非理性的、神秘的知识相对待， 与教权、愚昧和迷信相对待。所以，人们后来划分的近代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属于理性主义， 都是为理性摇旗呐喊的先锋。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作“理性的时代”的确恰如其分，这是启蒙的开端，是理性的第一道曙光。启蒙精神的一切特征和成就， 已经孕育在时代哲学的体系中。树立理性权威是为了取代教会权威。即使今天的欧洲人，恐怕也很难想象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对当时欧洲产生多大的影响和束缚 ，更何况我们中国人！教会拥有巨额财产和富丽堂皇的建筑，掌握着教界和俗界的统治权力。教皇即皇帝， 教皇即国家，教皇即法律。与此相应，在思想和文化上，教会试图控制每个人的心灵。教会有权拯救灵魂，也有权惩罚灵魂。教会的统治制度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每一个欧洲人的思想和情感。教会规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支配人的世界观。偏离教义就是异端; 脱离教会无异于死亡。在这种专制统治下，唯一的真理是教会的权威，百姓的权利只有迷信和服从。甚至在学术界， 也深受影响。仅举一例: 直到 16 世纪后期， 学术论证的一般形式仍然是堆砌大量引文， 而且大多出自经典文献，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这种征引并非研究和批判后的认同， 而是强制下的服从。这正是皮尔斯描述的权威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意志代替个人的意志，建立一种制度，将它的正确学说摆在人们面前， 始终不渝地重复这些学说 ，把它们传授给年轻人; 同时，这个制度有权禁止讲授、宣扬或发表相反的学说，让人们无法得知有可能使思想发生变化的一切原因，让人们保持浑浑噩噩的状态，以免他们找理由做不同的思考，控制人们的情绪，从而使他们对私人的以及与众不同的意见，充满憎恨和恐怖的心理。这样 ，便使所有反对现存信念的人感到恐惧， 吓得一声不吭 。让大家驱逐并惩罚这种人，并严肃审查可疑分子的思维方式，一旦发现他们主张被禁止的信念，立即让他们遭受严重惩罚 。假如任何办法都不能达到完全的一致 ，那么，业已证明， 将所有不按确定方式思维的人统统杀光 ， 是在一个国家确定信念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强制手段支撑的教会权威，是中世纪的神学教义和政治学说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传播的主要方式。当然不是说中世纪丝毫没有理性 ，事实上，经院哲学建立了庞大的理性知识体系。但是， 中世纪的理性必须服从信仰， 服从教会的权威。理性在权威的压迫下逐渐变得懦弱、无能、萎缩和麻木 。伟大的航海探险重新刺激了理性的解放 。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人接触到以前从不知晓的民族及其文化 ，不仅使他们对域外文明产生浓厚兴趣，而且使他们对以往的知识深表怀疑 。他们拓展了视野和心胸，发现世界居然那么大 、那么广阔 。相比之下，欧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角落。于是， 解放思想 、打破陈规、摆脱权威的欲望重新燃起。勇于探索 、自己思考的呼声日渐高涨。欧洲的一些学者努力发掘文化遗产 ， 大量翻译和介绍古希腊的各种文献 ，要求恢复自由的古典精神，形成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是用人道对抗神道，用人文精神反对教会权威 ，用世俗的知识反对教会的恶习 ，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 ，欧洲酝酿了两场伟大的革命。一场是 1517 年发生在教会里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将 95 条论纲贴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公开要求教会改革 。他的著作在德国被大量印刷和广泛阅读 ，并得到许多信徒的支持 。由于天主教会的顽固立场 ， 路德最终放弃从内部改革教会的理想，另外建立新的教会，结果导致新教的形成 。原先不可思议的异端现在成了新的正统，教会分裂了 。这是对教会权威的沉重打击。另一场是哥白尼引发的科学革命 。哥白尼的日心说向教会的地心说提出严峻挑战， 不仅批判了托勒密—亚里斯多德的宇宙模型， 而且矛头直接指向教会权威 ，指向《圣经》的权威。地心说的动摇标志着中世纪的世界观已经瓦解， 新时代的世界观正在形成， 因为“哥白尼教人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地球从宇宙的中心降到行星之一的较低地位 。这种改变不一定意味着把人类从万物之灵的高傲地位贬降下来， 但却肯定使人对那个信念的可靠性发生怀疑 。因此， 哥白尼的天文学不但把经院学派纳入自己体系的托勒密学说摧毁了 ，而且还在更重要的方面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信仰” 。后来的伽利略和牛顿等人， 全面提出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建立了近代的科学体系 。近代科学的成就极其辉煌， 这不仅在于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发现新的物质结构和物质能量，而且在于确立了理性的绝对权威，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卡西尔所说:“与其说科学的真正成就在于使人类理智得以探究新的客观内容 ，不如说它归于人类理智以新的功能。对自然的认识不仅引导我们进入对象世界， 而且起着帮助理智发展自我认识的媒介作用。”科学的本质是理性的 。崇尚科学即崇尚理性 。然而 ， 理性的崇高地位需要哲学的论证，需要人们的世界观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说， 新科学的兴起必然伴随新哲学的发展，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近代的哲学纲领都以改造科学为主旨，并将重建科学作为哲学的主要论题。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拉开近代哲学的序幕 。这个口号意味着培根把知识看作人类支配自然的一种力量 ， 把科学看作增强统治力的手段 。自然的神秘色彩统统不见了。天不再为父， 地不再为母 ，万事万物变成纯粹的物质材料，变成赤裸裸的物理化学过程 ，等待人们去开发， 去利用， 去蹂躏。人与自然从原来的亲缘关系变成对立关系:人成为主体 ， 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是对象 ，只有与主体相“对待”才能获得存在的权利 。人的主权隐藏在知识当中， 掌握了知识，就可以更好地统治和支配自然。人统治自然的手段就是知识或科学。因此 ，如何扩大人类知识成为哲学关心的主要问题。培根的哲学已经孕育了近代哲学的二元结构 ，已经将哲学转向知识论 。如果培根哲学只是勾勒了近代哲学的基本轮廓，那么， 笛卡尔哲学则创立了近代哲学的第一个理论体系 ，阐述了近代哲学的基本构想 。笛卡尔哲学的主要标志是建立了哲学的主体 ， 其目的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 。笛卡尔运用彻底怀疑的方法，不仅排除了与身体相关的感觉经验 ，而且排除了普遍的数学知识， 甚至排除了上帝，最后剩下唯一不可怀疑的东西是正在怀疑的“我” ， 由此得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 。这个“我”是思维， 是理性 。其主要内涵是思维主体 ，仅仅思 ，纯粹思的行为 ，并不涉及思维的内容。这个思维之我是唯一确定的实在， 最终将笛卡尔从怀疑中解救出来。我(思维)成为一切知识的最后根据。“我思”取代了存在，思维活动取代了思维内容。我不再固守世界的结构，开始背井离乡，孤独地四处流浪 。因为只有当我孤独的时候， 才可能认识自身，才可能确定我是谁。而且， 只有认识了我 ，才能进一步认识我之外的世界 ，认识上帝的世界。当没有外在世界干扰 ，没有上帝支配的时候，“我”是无拘无束的，任凭理性自由驰骋 。笛卡尔的二元论成为理性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正是康德后来所说的理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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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
然而 ，笛卡尔建立哲学主体的真正含义并非仅仅确立理性的“我” ， 更主要的则是描述理性的运作秩序 ，进而建构统一的世界结构 。笛卡尔在Praeamula 里第一次表明他试图建立统一科学的哲学纲领。他认为各门科学现在都被遮蔽， 去掉面具，它们便显出自己的光彩 。领会了科学的前后秩序 ，便不难把握它们，就像记忆一系列数字一样 。科学的统一秩序一旦揭示 ，认识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再是困难之事 。这是因为 ，科学的前后秩序将提供方法，通过逻辑结构接近那些秩序模糊的地方 。在笛卡尔看来， 普遍数学是一种逻辑工具 ，是排列和组合知识的一种新方法。他认为 :“如果更细心地研究就会发现， 所有的事物， 只要觉察出秩序和度量 ，都涉及数学 。这种度量，无论在数字中、图形中 、星体中、声音中，还是在随便什么对象中去寻找， 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 ，应该存在着某种普遍科学， 可以解释关于秩序和度量的一切问题。它与任何具体题材没有牵涉 。这门科学称之为`普遍数学' 。”
可以看到 ， 笛卡尔的普遍数学与普通数学的相似之处， 仅仅在于它们都依赖于符号语言 ，不同之处则在于 ，普遍数学的秩序和度量不仅规定其对象 ，而且也成为认识论的基础 。他在给梅尔森的信里说 :“认识这种秩序是关键和基础，借此，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希望获得的最完善的科学， 关于物质事物的科学;人们通过它 ，可以先天地认识世间物体的不同形状和本质。”
普遍数学为事物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标准：知识不是通过经验从事物引申出来的 ，而是作为公理加于事物之上的。在这里 ，理性的原则起着作用。这种理性原则决定了科学的秩序不同于自然的天然秩序 。笛卡尔要求我们“按照某种秩序逐一考察事物 ，而不是按照该事物实在的存在秩序去考虑它们” 。
这种新的秩序独立于所考虑的对象，本质上是武断的 ，是由约定建立的。普遍数学不是描绘或临摹自然 ， 而是指示对象可能的确定性。对象不再独立发生作用 ，因为它作为一种符号，隶属于公理系统 。因此，笛卡尔的普遍数学实际上提供一套新的理性关系 ，其公理特征构成一种逻辑语境，规定其中的各个对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数学的基础有这样一种要求，即运用事物的决定因素 。这种运用不是经验地产生于事物，而是作为事物决定因素的基础 ，使它们成为可能，给它们以活动空间。”确切地说， 笛卡尔借用数学秩序规定了知识可能的基本条件 ，为科学知识确定了范围。所以 ，相对于主体 ，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图景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是经验的、活生生的 、千姿百态的 ， 而成为单纯的质点，由主体先验决定的均匀运动。世界的本质亦成为理性的。
事实上，近代哲学家和科学家眼里的世界图景完全是理性的。这种世界显然不同于常人的感性世界， 没有神的痕迹， 没有神圣之感， 也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和宗教意味。或许正像韦伯所说的，它已经“祛除了巫魅” 。世界失去原来的丰富多彩，通通统一于单调严肃的理性。这也许正是世界成为科学对象的前提。伯特指出 :“但丁和弥尔顿的光彩照人的浪漫主义宇宙并不限制人的想象，而是让想象翱翔于时空之上，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空间与几何学的范围一致 ， 时间与数的连续性一致 。从前 ， 人们以为自己生活的世界富于声、色、香， 充满乐、爱、美 ，到处谈论有目的的和谐与创造性的理想 ;现在，这个世界却被挤到零星的生物大脑里的小小角落。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冰冷的、僵硬的 、无色无声 ，一片沉死;这是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则、可用数学计算运动的世界 。人们直接感知的各种性质的世界 ，仅仅成为外面那个无限机器造成的稀奇古怪且微不足道的效果。在牛顿那儿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终于打倒了亚里斯多德主义， 变成近代最主要的世界观。”甚至人的感官也为理性所控制。例如，理性改变了人们的“眼睛” ，凡经过科学训练的人们所看到的， 大多是经理性过滤之后的世界。这恐怕也是培根的观察实验不同于古代的根本原因 。
可以看出， 笛卡尔的哲学为近代思想提供了话语形式或理论架构。笛卡尔梦想为人类提供一种语言 ，能够支配和占有自然 。他曾经表达了这种愿望 :“我希望将来有一种普遍的语言， 容易学 ，容易念 ，容易写。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判断力 ，清楚地表象一切事物，以至于犯错误几乎成为不可能 。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意义混乱的词汇 ，那些引起误解的词汇，统统为这种语言拒之门外 。”一旦掌握了这种语言， 即使农夫也比现在的哲学家强，因为他们一眼即可洞见隐藏在语言中的现代科学(modernscience)，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实，笛卡尔的哲学已经创立了一种语言和逻辑，即便不能完全保证思维的准确无误，至少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科学的客观态度和理性的统一结构成为一切存在的基础和模式。人们经验的世界不再是我们的存在(to be)结构， 而变成呆滞的物体 ，为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所摆布。近代思想家 ，甚至现代思想家，似乎都无法完全摆脱笛卡尔的话语结构 。正像尼采说的， 如果我们拒绝这个语言牢笼，就必须停止思维 。自从笛卡尔之后， 欧洲近代哲学就是在这种话语结构里展开的，其宗旨是彻底打倒教会权威 ，树立理性权威， 为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推崇理性就是为人类提供确实可靠的认识工具， 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 。因此 ，这种理性带有明显的“工具”特征 。在笛卡尔的二元话语结构里，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主体如何运用理性去认识对象 、统治对象 ;我们如何将理性能力推及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 ，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部门，而且包括社会制度、人类行为、思维活动、伦理道德 、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 ，从中排除一切非科学的 、神秘的东西 。于是，整个哲学的重心转向了认识论。这并不是说 ，哲学家不再研究其他方面的哲学问题 ，而是说他们似乎只能在笛卡尔的二元话语结构里研究问题 ，因而把认识论放在主导的地位 。理性的范围和知识的确定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家争论的主要论题 。这意味着， 近代哲学与经院哲学有本质的区别 。在近代哲学家看来 ，凡能为理性所理解 、所把握的， 才有可能成为真理 ，才属于科学的范围 。一切都应按照理性原则重新审视， 一切都需要理性化。近代世界的发展过程就是世界的方方面面理性化的过程。有理性的人(我思)占据世界的中心， 大有取代上帝之势。从这种观点看， 近代哲学的基本矛盾是理性与信仰、科学与迷信的冲突，其矛头直接指向经院哲学 。事实上， 近代几乎每个哲学家都在科学与信仰之间苦苦挣扎， 摇摆不定 ，正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
然而 ，传统的解释认为，近代哲学的主要矛盾是认识方法之争 ，是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冲突，这是一种误解。这种看法主要来自新康德主义，是他们将哲学史理解为认识论史的必然结果 。固然，近代哲学的确展开了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论争 ，但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 它们二者间的共同目标比它们的差异更重要 ，更能体现时代的精神。因为它们都是经院哲学传统的掘墓人 ， 是教会权威的批判者。过分强调二者的对立， 容易忽略它们的相似性。例如， 笛卡尔和洛克都强调复杂之物由简单元素结合而成 ，这正是用理性塑造和理解事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莱布尼兹与贝克莱都否认物质的实在性， 其反物质主义的立场没有什么区别; 如此等等。王太庆先生在评价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时， 曾形象地指出传统解释的利弊 。他说:“培根提出了经验主义 ，来对付经院哲学的先验主义。笛卡尔则提出理性主义， 来对付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这两个人都大力提倡具体的科学研究 ，来对付经院哲学的形式主义。由于偏重的方面不同 ，后来人们把培根的哲学称为经验主义，把笛卡尔的哲学称为理性主义 。这两个名称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特点， 只是很容易使人们忽略他们的共同特点，把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误解为互相对立的敌人。这好像有两个人一同去打蛇 ，一个专打蛇头， 一个专打七寸， 我们可不能把一个看成蛇头派， 一个看成七寸派，忘了他们打的是同一条蛇 ，把它们的共同斗争说成势不两立的内讧。”先生所言甚是。事实上 ， 新兴的近代哲学与传统的经院哲学、科学理性与宗教迷信之间的对立 ，远比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冲突尖锐得多 ，激烈得多 。况且， 所谓“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只是就认识来源和认识方法而言，并不代表哲学家的基本哲学立场和观点 ，因而以此划分哲学派别 ，不免会以偏概全。例如 ，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的差异，不仅远远大于他们的相似 ，而且大于笛卡尔与洛克之间的差异 。既然如此 ，我们有什么理由固执地把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绑在一起， 而让他与洛克势不两立呢?西方近代的“启蒙精神”规定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格局。倘若我们从启蒙的视野出发，不仅能够正确把握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深远意义，而且能够破除我们长期以来固守的陈旧而错误的西方近代哲学叙述模式， 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 重新理解近代哲学的深刻内涵 。本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