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雕像是不是色诺芬，反正都是后人脑补，权当是他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中，像色诺芬这样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历经城邦由盛而衰整个过程的“世纪老人”是绝无仅有的。毫无疑问，色诺芬的著作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千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个时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强调希腊城邦社会经济发展、奴隶数量激增、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斗争趋于激化等等。这些看法稍显简单化，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色诺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第一，希腊世界格局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发展历程，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希腊诸邦中，资历最深的霸主，无疑当属拉栖代梦（斯巴达）。斯巴达人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断伺机向外扩张，形成了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源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自公元前7 世纪末起，拉栖代梦人不仅成为南希腊无可争议的霸主，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常备军，频频干预希腊其他城邦的内外事务，俨然成为全希腊秩序的维护者。据希罗多德记载，为了结束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他们曾两度出兵雅典。修昔底德认为，正是他们推翻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多数城邦的僭主政治。波斯战争给希腊城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希腊城邦世界的旧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雅典海上霸国的崛起。雅典人虽然在大陆上很难动摇斯巴达人的霸主地位，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海军，一跃成为希腊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第一海上强国；他们利用原臣属于波斯帝国的那些希腊城邦急于摆脱波斯人桎梏的迫切要求，使得爱琴海区域以及小亚细亚沿海诸邦先成为其领导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员国，继而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其逐步臣属于雅典人，从而形成历史上的“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至公元前5 世纪中期，在希腊世界，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前者陆地称雄，后者海上称霸；两强相持不下，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战争，大体保持均势，两强共同维持着希腊世界的“有序”状态。然而，随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和激化，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财力、国力不断被消耗，到了战争后期，在斯巴达、雅典两败俱伤之际，波斯势力趁机介入，对希腊世界的局势演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波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支持，对于其最终获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拉栖代梦人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前404—前394年），实现了希腊及爱琴海地区暂时的“统一”，被有的学者称为“斯巴达帝国”。但人们注意到，其本已薄弱的国家机构，却并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有所强化，反而更加力不从心，根本难以掌控急剧扩大的领土。胜利者本该愈加强大，而拉栖代梦为何反而迅速走向衰弛了呢？这一点令古典作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随着科林斯战争的结束，这个外强中干的所谓“帝国”，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分崩离析了。于是，希腊再次进入“无序”状态，越发受制于波斯人。公元前387 年，波斯国王颁布的“大王和平敕令”表明，希腊诸邦现有秩序的维持，斯巴达苟延残喘的霸权地位，所依靠的不过是波斯国王的一纸敕令而已。成立于公元前378/ 前377 年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一度使爱琴海的海上秩序有所恢复，但是从传世的盟约来看，这个同盟也是以不违背国王的敕令为前提的，说明雅典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了。“同盟战争”后，该同盟亦名存实亡。在斯巴达、雅典双雄相继衰弛之际，底比斯人一度崛起（前371—前362年），他们在名将伊巴米浓达的统率下，多次攻入伯罗奔尼撒，数度重创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但随着伊巴米浓达的阵亡，其霸权也随即终结。色诺芬亲眼见证希腊世界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看到一个个“强人”衰老或离世，看到希腊世界一次次由“有序”变为“无序”，终于使他不能不对希腊世界的前途感到迷茫，或者说，他一时还看不到未来重建希腊世界秩序的希望。公元前362 年曼丁尼亚战役之后，风烛残年的色诺芬也许彻底绝望了。他写道：“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第二，希腊城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公元前5 世纪中后期，城邦危机出现萌芽并且初步发展，至公元前4 世纪前期普遍日益深化，在不同城邦，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城邦作为希腊地区一种主要的早期国家形态，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小私有者（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小土地所有制。色诺芬作为社会上层的一分子，生活在城邦危机的社会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 世纪中期发展到鼎盛时期，同时也初现危机萌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公民权、士兵、土地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城邦社会结构出现某种松动，甚至有彼此脱节的迹象，如雅典“军事移民”的常态化等等，都表明公民个人与公民集体、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城邦危机的实质，是城邦这种早期国家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或早或迟要被规模更大、统治机构更复杂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取代。城邦危机的深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发展，逐步突破城邦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机构随之演变和强化；另一种是外表上虽依然保持城邦基本结构，但逐步失去活力（内部的凝聚力或外部的扩张力），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征服或者取代。就个人和公民集体的关系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私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个人权势的增长等），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权贵人物甚至把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公民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公元前5 世纪末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克里提亚斯（Critias）、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等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集体同时也是一个战士共同体。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原本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随着战争频率升高、规模日益扩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城邦军队（如公元前5 世纪末的雅典海军）中异邦人的比例不断提高，雇佣兵制度悄然发展起来。这样，城邦财力的强弱对于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影响愈益明显。这也是波斯人自前5 世纪末起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操纵希腊城邦外交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最主要的原因。及至前4 世纪，财政拮据困扰下雅典城邦，很少大规模使用雇佣军，公民兵依然常常担任军队主力，但公民参战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国家或雇主的财力状况，这实际上就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斯巴达城邦危机则属于另一类型。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战争是邦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海盗、贸易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地中海世界诸区域间联系趋于密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纵观希腊的历史，陆地和海上的征战不仅扩大了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也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某些有识之士开始并且逐步习惯于跳出城邦的窠臼，从超越城邦的视角去观察城邦的兴衰，这是“希腊”作为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形成的历史基础。当然，历史上的“希腊”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是动态演进的。色诺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考察和阐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第三，从希腊社会精英的心路历程来看，色诺芬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与古典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色诺芬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作为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雅典贵族，他亲历雅典平民滥权，误国害民。他深爱祖国，渴望她国富兵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情结一直植根于他的心头。他后来将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效力，可以为证。城邦危机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力图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开出挽救城邦危机的种种“灵丹妙药”。虽然色诺芬并未像柏拉图那样，以其严密复杂的哲学思辩体系构建其心目中的“理想国”，但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在《斯巴达政制》的末尾吐露了心声。色诺芬的“ 理想国”更加具化。柏拉图曾经设计过一个培养“哲人王”的系统工程，而色诺芬则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描述抒发胸臆，虚构居鲁士大帝种种“优秀品质”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在他看来，假如现实社会中有这样的伟人，何必担心希腊世界秩序大乱？何必担心希腊世界支离破碎而难以统一？又如，他对于理想“宪法”设想是通过对来库古斯（Lycurgus）立法的赞美来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倘若斯巴达人一直恪守古代圣贤的立法，何至于败落到如此地步？再如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不像柏拉图那样设想出公民的理想生活图景，而是通过对酒会、狩猎、马术等具体事务的讨论，通过虚拟诗人与僭主的对话，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其对那种理想生活愿景的追求。唯其如此，读者们需要将其所描述的各种“景致”拼接起来观察，才会隐约看出其“理想国”的整体构思。只有把《家政论》和《论财源》的相关阐述结合起来，才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色诺芬的经济主张；要把他在《希腊史》中对诸多英雄人物的评述，与他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和对居鲁士大帝、阿格西劳斯的称颂结合起来，才能大体厘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色诺芬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必然带有其时代特征。奴隶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来实现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崇拜英雄和强者，希望自己的祖国以武力征服他邦，从而实现和平有序的生活。公元前5 世纪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时期，希腊城邦总体上相安无事。可是，时过境迁，公元前5 世纪末以后，雅典对外扩张屡屡受挫。雅典于公元前378 年组织的第二海上同盟，到前355 年“同盟战争”结束时也名存实亡。作为一位雅典人，色诺芬退而反思：雅典平民如果不剥削同盟者，难道就不能实现富足和强大吗？基于此，他在《论财源》中提出了改善雅典财政状况，增加雅典收入的种种理想化途径。如以优惠政策吸引外侨前来雅典居住和经营，授予外来经商者以诸多特权，等等。色诺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赞赏斯巴达、贬抑底比斯的取向。但是，如果据此断定色诺芬不热爱甚至背叛自己的祖国，似乎也有些简单化了。城邦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们爱国主义和集体意识日趋淡薄，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视荣誉、真诚和友谊；雇佣兵制度在公元前5 世纪末至前4 世纪初逐步流行，雇佣军行为最明显的特征，简单说就是“给钱就打仗，有奶就是娘”。既然强者代表公理，色诺芬在政治上崇敬波斯人及其先王居鲁士大帝，称许斯巴达先前立法者来库古斯以及现任国王阿格西劳斯，也就毫不足怪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波斯是近两百年来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是当时希腊世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他获赠的那片土地，恰恰是拉栖代梦人对外扩张的直接结果。至于他对底比斯的看法，有的研究者指出，与其说是色诺芬个人的偏见，不如说那个时代希腊人共同的偏见。虽然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都有称雄全希腊的野心，然而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底比斯人若称霸无疑是一种僭越行为，而斯巴达人则正当得多；在希腊诸邦中，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它长期居于斯巴达、雅典之下，陆军弱于斯巴达，海军不如雅典，属于“二流”强国。公元前5 世纪末希腊与波斯交恶以后，人们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污点——波斯入侵希腊时，底比斯人曾死心塌地投靠波斯人。更为严重的是，底比斯的崛起势必打破希腊人长久以来所默认的陆（斯巴达）海（雅典）对峙、势力制衡的传统格局，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僭越。
在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论述，而对色诺芬的经济思想有所忽略。实际上，色诺芬是古代欧洲第一位撰写“经济学”“财政学”专著的人，堪称西方“经济学之父”“财政学之父”。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家政论》和《论财源》等著作中。色诺芬的分工思想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居于开创性地位。他在论述经济问题时实际论述了自然分工、社会分工、生产部门内部分工等一系列问题。自然分工，是指由人们年龄、性别等自然条件引起的劳动分工。色诺芬详细讨论了两性自然条件特征、差别与劳动分工的关系，男女之间要彼此合作，取长补短，他指出：“在我看来，诸神很明智地将人们称为女性和男性的东西凑成一对，目的是为了让这对伴侣各自得到最好的东西。……对于那些生活在家里又想充实家庭的人们来说，就需要有人在室外劳作。耕地、播种、种植和畜牧都是这样的室外工作。这些是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当这些东西被运到家里之后，就必须要有一个人保存它们并且负责一些家里的工作。照顾新生的婴儿属于家里的工作，将谷物制成面包也是家里的工作，与之相似，将羊毛制成衣物也是。……我认为神祇将女人的特质准备得更适合室内的工作和事务，男人则是室外。神将男性的身体和精神造得更加能够忍受严寒酷暑、长途跋涉和军事远征。……我认为神便将室内的工作分配给了女人。”社会分工，是指人们社会劳动的职业划分，人们在劳动中既彼此分立，又相互依存。社会分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专业的分工，如农工牧渔等业的分工；另一类是领导者和执行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这两类分工都具体体现在一定的职业划分上。色诺芬指出：“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足以使他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而在大城市就不同了。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主顾，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这里论及木工、铁匠、泥瓦工、农民之间的分工；分工的发展受制于市场（主顾的多少）；大城市则有所不同，分工程度高于小城市，分工趋于细密有利于提高劳动技艺和产品质量，一个人兼做多种工作就“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好”。色诺芬在《家政论》中较多地论述了领导者和执行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他以农事、政治、家政和军事为例，谈及领导权的重要性，大至城邦联盟和邦国的领导人，小至一艘舰船的指挥官、一个农场的管理者，特别是“当神明般的、勇敢的且有知识的指挥者领导同一支部队”的时候，“能够用思想而不是靠蛮力去铸就伟大的事业。在私人的工作中也是如此，管理者是监管者和指挥者，他能够让人心甘情愿且充满活力地投身工作且能够持续保持，这些人就是那些能赚钱并且有所盈余的人。”色诺芬明确意识到由分工而担任领导职位（国王、舰长、管家等），由领导职位而拥有权力，领导者的素质和才能，他们的作用，对于包括农事在内所有人事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在论及雅典银矿的经营和管理时，他明确提到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管理者之间的分工，“有许多人，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他们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却很乐意通过脑力劳动，谋得自己生活所需”。马克思对于色诺芬的分工思想予以关注和较高的评价。马克思将柏拉图和色诺芬对比并指出：“前者（指柏拉图——引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后者（指色诺芬）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 “他比柏拉图更详细地研究了分工，不仅是整个［社会］ 的分工，而且还研究了单个工场中的分工。”与柏拉图相比，“色诺芬的观点更前进一步：首先，因为他强调把劳动简化为尽可能简单的劳动，其次，他认为实现分工的水平取决于市场的扩大”。古希腊文“家政论”（Οἰκονομικός）一词是由οἶκος（家、家产、家庭）和νομικός（法律的、有秩序的）二词合成，是现代西文“经济学”的词源。“家政学”是一门家产、家事管理的学问。家产不仅包括对房屋、土地和财产的经营维护，还包括对妻子和家奴的教育、培训、管理，涉及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切管理活动。因此在色诺芬看来，家产就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家政管理”是一门学问，它“能够帮助人增加家产，而家产是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东西”，“是那些对人的生活有用处的东西”。色诺芬敏锐地观察到物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只有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才是财富。譬如一个人有一种乐器，却不知道如何演奏，那对他来说乐器无异于石头；对于不会演奏乐器的人来说，乐器就不是财富；如果拿来出售，它就变成了财富。以此类推，如果有人有马不会骑，有羊不会养，有钱不会用，有地不会种，甚而带来损失，这样，马、羊、货币和土地就都不是财富。而一旦把它们拿来卖，就又成了财富。就是说，“能带来助益的才是财富，而带来损害的则不是财富”。这当中实际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即物品在有使用价值时，从同一基点出发，它也有交换价值。贯穿《家政论》的主要论题是如何增加家产。概括起来，大致讨论到三个不同的范畴。一是通过管理增加财产，对话中一再举例强调管与不管、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他特别强调田庄主人夫妻分工、如何选择和使用管家，如何训练和使用奴隶。二是泛论社会上由什么来创造财富。他提及“劳作”“知识”“技艺”和“有用的朋友”，认为这些都能增加财富或“创造盈余”。三是说家庭或个人通过买卖或投机也能增加财产。商人们漂洋过海，收购粮食，择机倒卖。他还特别提及土地投机：“那些垦殖得很好的土地花费更多并且不会再有多少升值空间了。……把一块荒地变成丰饶良田，没有什么升值比这个还要大的了。”色诺芬极力推崇农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农业简单易学，对自己、对社会好处多多；二是突出从事农业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耕耘土地，收获食物，满足需求，有益健康，“有助于训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训练士兵的场所，是其他行业兴盛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时，耕耘是培育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有效途径，便于培养对神祇的敬仰之情。他说：“耕作是一切技艺的母亲和哺育者。因为当耕种得当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都会得到强化，但是在土地被迫荒废的地方，无论关乎陆地还是海洋的其他技艺，都将濒临灭绝。”色诺芬对农民和工匠的看法判若云泥。他指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说过的，当战争降临这片土地时，如果我们让耕作者和手工业者分坐两边，问他们是想保卫田地还是想退守城墙，我们认为两边之中，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会投票保卫家园，而工匠们则不会抵抗，就像他们被训导的那样，坐在那里，既无痛苦，也无危险。”他说在那些尚武的国家里，甚至不许任何自由公民从事手工业活动。他认定工匠们在敌军来临时不作抵抗，貌似证据确凿，实际上明显是出于对工匠的鄙视和偏见。古希腊世界贸易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在古典时代最大的工商业中心雅典，货币流通很普遍，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海事贷款和钱币兑换的商人。这是色诺芬对价格和货币见解形成的社会基础。色诺芬论述商品的价格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二是价格变动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他指出，“当青铜匠大量增多，青铜制品价格变得便宜的时候，铜匠就无事可做了；铁匠剧增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当谷物和酒数额剧增，而农产品价格低廉时，耕种土地便无利可图，结果造成许多人放弃农业，转而从事海上贸易、零售和放贷。”希腊世界通用银币，他将白银看作最重要的货币，开采银矿、占有白银是贵族奴隶主们梦寐以求的。其时波斯帝国通用金币，所以他承认黄金也是一种重要的货币。至于货币职能，色诺芬实际已初步论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国际货币的职能。他在《论财源》中提出，邦国繁荣的时候需要银子，在遭遇歉收、战争的时候也需要银子。人们可以用银子招募兵员、购买武器和粮食等物品。这比较充分地阐明了银币的流通职能。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把白银贮藏起来，况且人们对于白银的追求永无止境。雅典在海外推行本邦币制已近百年，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也受到色诺芬的关注。他写道：“在大多数城邦中，很多商人都被迫携带回程货物，因为他们在那里使用的货币不能在其领土之外使用。但是在雅典，他们能够换取大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他们不想携带回程货物，银币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出口物，因为不管他们在哪卖掉这些银币，总能获取比原来更多的价值。”在古代社会，农业经济、自然经济无疑是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古典时代的雅典商品经济发展，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古代世界的特例。色诺芬生逢其时，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拥护者和研究者，在简单商品经济总概念下的财富增值、社会分工与生产单位内部分工、货币职能等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基本点上，初步地提出或论述了它们的基本范畴，为后世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奠立基石和开辟路径的作用。因此，色诺芬的经济思想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仍称得上古代欧洲第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