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序言
作者 | 德隆·阿西莫格鲁 / 詹姆斯·罗宾逊
翻译 | 马春文等
整理 | 经典摘读
正文 | 4512字
阅读时长 | 约10分钟
民主创立之后，不一定就能巩固。虽然美国经历了英国和瑞典等许多西欧国家所经历的无反复地走向民主的渐进运动，但在其他国家，民主却沦为政变。阿根廷也许是这种情况的最极端的例子：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阿根廷的政治政权不断在民主和非民主之间转换。
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哪些因素能够解释我们观察到的民主化模式？为什么美国比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提前一个多世纪实现了男性普选权？为什么在民主创立后，在有些国家，如英国、瑞典和美国，得以持续和巩固，而在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却以瓦解告终？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框架，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尝试性的答案。
这一框架有以下三个要素:
●我们的方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我们强调个人的经济动力决定其政治态度，我们假定人们在博弈论的意义上策略性地行动。
●我们强调冲突在根本意义上的重要性。不同的社会群体，有时是社会阶级，在政治结果上有对立的利益，这些在政治结果上的对立利益转化为在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对立利益，因为政治制度的形式决定政治结果。
●政治制度通过影响法定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对解决承诺问题发挥着核心作用。
为了概要地描述我们的框架，设想一个有权贵和民众两个群体的社会。非民主由权贵统治；民主由构成大多数的、人数更多的群体(此处即民众)统治。在非民主中，权贵得到其想要的政策；在民主中，民众有更多的权力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由于权贵在民主中受到损失，自然有反对或推翻民主的动力。然而，大多数民主却是由权贵创立的。
为什么一个非民主的权贵会实行民主化？既然民主能带来有利于民众的权力转移，为什么权贵要建立这样一组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之所以能够发生，只是因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民众能够对权贵造成威胁，迫使他们做出让步。这些威胁可以采取罢工、示威游行、暴动、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革命的形式。由于这些行动给权贵带来了成本，他们会试图阻止这些行动。他们可以通过做出让步，用镇压阻止社会动乱和革命；或者让渡其政治权力，实行民主化，来做到这一点。然而，镇压的成本经常很高，以至于对权贵来说，它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让步可以采取几种形式，特别是那些受民众喜爱的政策，如资产或收入的再分配，而且，对权贵来说，让步的成本可能小于承认民主的成本。
民主出现的关键是这一问题：由于政策让步使得政治权力继续保持在权贵手中，没有任何保证能让他们信守其所做出的承诺。设想一个对民众争夺权力有利的相对短暂的情境。这种情境可能会因为战争或对经济的冲击(例如，粮食歉收、贸易条件恶化或萧条)而出现。如果镇压成本过高，权贵会愿意用政策让步的许诺——如收入再分配——来收买民众。然而，争夺权力的机会，按其本身的性质，只是暂时的，在未来会消失，权贵背弃其所做出的任何许诺都是相对容易的。预料到这一点，民众也许不会满足于在不变的政治制度下的政策让步许诺，从而选择反叛。
在我们的框架中，关键问题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可能必然坚持其未来的政策决策，除非他们减少其政治权力。因而，通过在不同群体之间转移政治权力(从权贵到民众)，民主便作为一种对亲民政策(例如，高税收)的可信承诺出现了。民主化是比单纯的许诺更为可信的承诺，因为它与一组制度和民众的更大量的参与相联系，因此更难以逆转。如果权贵要避免更为激进的结果，他们必须实行民主化——创造对未来多数派政策的可信承诺。
支持反民主政变的逻辑与支持民主化的逻辑相类似。在民主中，少数群体(例如，各类权贵)也许有动力发动政变，以创设他们更偏好的制度。然而，如果存在着政变威胁，为什么不能通过让步来捍卫民主呢？民主人士当然会这样做，然而，可信性问题再一次成为问题的核心。如果一场政变的威胁是短暂的，那么，制定不那么亲多数派政策的承诺也许就不可信。令人信服地改变政策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只有通过制度变革——一场政变，或更为普遍地说，向一个较不民主的政体的转变——才能实现。
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一框架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关于民主的出现和持续环境的含义相对丰富的推论。我们的框架强调，民主更可能在下述情形下创立:
●当在非民主政体下有充分多的社会动荡而又不能被有限的让步和亲民政策的许诺止息时。这种情况是否出现进而取决于民众在非民主中的生活条件、市民社会的力量、民众在非民主中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的性质和决定权贵做出的何种承诺可信的非民主政治制度的细节。
●当权贵预料民主的成本有限，因此有可能不打算用镇压来对付民众在非民主政体下的不满。但如果不平等程度很高，如果权贵的资产能很容易被征税或再分配，如果权贵在经济制度的变革中遭受大量损失，如果不可能控制新生民主制度的形式以限制民主对权贵利益的损害程度，民主的成本也许会很高。
同样，这些因素也影响民主在创立后能否存续。例如，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土地和其他容易征税的资产在权贵资产组合中的更大的重要性和能够避免极端民粹主义政策的民主制度的缺失，更可能动摇民主。
除了这些比较静态结果之外，我们希望在这里提出的框架既充分丰富又方便使用，其他人能利用这一框架的组成部分讨论与民主和其他政治制度有关的新问题,得出其他的比较静态结果。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处于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然而，我们提出的问题却很少被本书中使用的这种正式模型解决。我们相信，发展本书中提出的这种分析的收益是巨大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尽量使我们的说明简单易读，易于被政治学的学者和研究生理解。为了使本书尽可能自成一体，我们在第四章加入了对分析中使用的对民主政治建立模型的方法的介绍。尽管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一分析会令政治学家感兴趣，一般也能为他们所理解，但我们希望有许多材料能对于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经济学的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学者有用。事实上，本书作者之一已经在研究生的经济学课程中讲授了本书的部分内容。
理解本书全部内容的主要条件是拥有吉本斯(Gibbons)(1992)教科书水平的关于完全信息博弈论的基本思想的知识。然而，我们已经把最前面两章设计为对我们所讨论问题和所提供答案的可以普遍理解的、非数学的说明。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帮助。在研究这些问题的8年中，从新加坡到毛里求斯，从奥斯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波哥大，我们举办了许多关于这些研究的讲座。许多学者提出了建议，给予了我们宝贵的意见和指导，很抱歉没能把他们全都记住。然而，我们要提到几位学者，他们对这项研究持续不减的热情在早期阶段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他们是：鲁思·柯利尔(Ruth Collier)、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卡尔·奥弗·默恩(Karl Ove Moene)、肯尼思·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和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我们特别要提到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不仅仅因为他的热情和鼓励，还有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思想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詹姆士·奥特(JamesAlt)，他于2003年1月在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中心，组织了为期四天的“作者见面会”。这个会议不仅促使我们写出了初稿，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新的活力和思想。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建议我们把本书标题的“政治”一词改成了“经济”，他还对第一章的格式提出了建议。格利戈尔·波普-伊莱克斯(GrigorePop-Eleches)建议用图形表示本书中主要的比较静态，并提供了许多详细的评论。
除了这些人的思想和评论之外，我们还收到了其他参与者的许多有用的建议，他们包括:司各特·艾什沃思(Scott Ashworth)、厄内斯托·卡尔沃(Ernesto Calvo)、阿尔伯托·迪亚斯-凯尔罗斯(Alberto Diaz-Cayeros)、大卫·爱普斯坦(David Epstein)、约翰·哈伯尔(John Huber)、迈克尔·希斯考克斯( Michael Hiscox)、托尔本·伊沃森(Torben Iverson)、沙音·奥哈罗兰(Sharyn O’Halloran)、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肯尼思·谢普斯尔(Kenneth Shepsle)和安德烈·维蒂格尼(Andrea Vindigni)。我们还得到了来自伯克利和波哥大安第斯大学学生的有用反馈和建议，这些学生包括:泰勒·波阿斯(Taylor Boas)、毛里奇奥·本尼特茨-伊特尔比(Mauricio Benitez-Iturbe)、萨德·邓宁(Thad Dunning)、列奥波尔多·弗格森(Leopoldo Fergusson)、梅亚·贾克斯基(MaiahJakowski)、斯巴斯蒂安·玛祖卡(Sebastian Mazzuca)和帕布罗·奎尔鲁宾(Pablo Querubin)。几位朋友和学生也阅读了大部分手稿，给了我们宝贵的评论和反馈，他们是:亚历山大·德布斯(Alexandre Debs)、萨德·邓宁、司各特·哥尔巴赫(Scott Ge-hlbach)、塔莱克·海森(Tarek Hassan)、鲁本·霍普弗尔(Ruben Hopfer)迈克尔·斯巴加特(MichaelSpagat)、胡安·费尔南多·瓦尔加斯(JuanFernando Vargas)、王天喜(Tianxi Wang)和彼埃尔·雅来德(PierreYared)。我们还要感谢提摩太·贝斯莱(Timothy Besley)、琼·埃斯特本(Joan Esteban)、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底波莱·拉伊(DebraiRay)、斯特尔吉奥斯·斯加坡达斯(StergiosSkaperdas)和拉格纳·托尔维克(Ragnar Torvik)给予的评论。我们感谢厄内斯托·卡尔沃提供在第三章出现的关于阿根廷收入分配的历史数据,彼得·林德特提供关于英国不平等的数据。亚历山大·德布斯、列奥波尔多·弗格森、帕布罗·奎尔鲁宾和彼埃尔·雅来德还在研究上给予了宝贵的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