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其父的分裂因他的信念而起，即他相信(他从未明确承认)特殊的困境需要特殊的应对办法；在治疗社会疾患时正确地运用判断，至少与解剖学或药理学规律方面的知识同等重要。他是个英国经验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法国的唯理主义者或德国的形而上学家，他对日常环境的作用、“气候”的差异以及每一个案中的个体的性质很敏感，而对于爱尔维修、圣西门、费希特等人关注的发展的 grandes lignes(伟大系列)却并不敏感。因此他就像托克维尔一样，且更甚于孟德斯鸠，对保持多样性、为变化留出空间、抵制社会压迫的危害，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除此以外，他痛恨人们群起攻击一个受害者，他希望保护异议者与异端。他对进步论者(他指的是功利主义者，也许还有社会主义者)的指责的要点是：他们一般不去攻击那种声称社会舆论“必须成为个体的法律"的邪恶原则本身，而是试着改变社会舆论以使其更偏向于此一或彼一计划或改革方案。
穆勒对于多样性与个体性本身的这种压倒一切的要求，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他说“让人类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好的方式生活，比强迫他们按别人认为好的方式生活，对人类更加有益”他认为这种明显的"自明真理”“与现存的舆论与习惯相对立”。在其他场合，他则用更尖锐的措辞。他说他那个时代的习惯是将“被认可的标准”强加于人，也就是使人“对任何事情缺乏强烈的欲望。它理想的性格是没有任何性格；通过压迫人性任何突出的部分使人致残，就像中国女人缠小脚那样，使人不再有任何看起来与常人不一样之处”。还有，“英格兰的伟大之处现在全是集体的：个体变小了，我们只有通过我们联合的习惯才变得强大；我们的道德与宗教仁爱主义者对此是非常满意的。但正是与现在不同的另一类型的人，使得英格兰成为英格兰；要防止英格兰衰落，正需要后一类人”。
这种语气，若非其内容，很可能使边沁大为震惊；而对托克维尔的更尖锐回应也是如此：“比较而言，他们现在读同一种东西，听同一种东西，看同一种东西，去同一个地方，对于同样的对象有同样的希望与恐惧，具有同样的权利与自由，同样的表达它们的手段……这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变化都促进了[这种同质化]，因为他们全都想将低者拔高而将高者削平。教育的每一次扩展都促进了它，因为教育使人们处在共同的影响之下……交往手段的改善促进了它”，就像“公共舆论的优势”一样。“存在着如此大的敌视个体性的大众影响”，以致“在这个时代，仅仅是不顺从的事例，仅仅是拒绝向习惯屈服，本身也成了一种贡献”。"我们到达了这样一种关口，纯粹的差异、为抵抗而抵抗、为抗议而抗议，就已经难能可贵了，顺从与不宽容(它是前者的攻防武器)，对于穆勒总是可憎的，在一个以开明自居的时代显得尤其可怕；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会因为是个无神论者而被监禁二十一个月；陪审团不允许存在，外国人因为没有被认可的宗教信仰而得不到公正对待；没有公共经费支付给印度教或穆斯林学校，因为一位副大臣作了次“低能的表演”，他宣称宽容只有在基督徒当中才是可取的而不能施于不信教者。当工人雇用'道德警察”，防止工会里技术熟练或勤劳的人获得的报酬比缺少这些品质的工人更高时，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这种行为干涉了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时，情况变得更加可恶。他宣称“就性关系而言，,一个人能够自由地做什么，应该被视为一个纯粹属于私人的小事，它不涉及别人只涉及自己”“坚持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本身而对别人或对世界负责”(除了诸如孩子出生的后果，它明显产生必须由社会来施加的责任)，“总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人类婴儿期的迷信与野蛮风尚之”。在他看来，同样的说法可以运用于禁酒令、安息日仪式或任何其他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应该提醒“社会上的那些虔诚的爱干涉者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毫无疑问，在他与泰勒结婚以前，他们两人的关系(卡莱尔讥讽为柏拉图式的关系)常常受到这种议论，这使他对这样一种社会迫害形式特别敏感。但是他在这方面所表达的观点，的确构成他最深刻也最持久的信念。
穆勒怀疑民主，认为它是惟一公正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最具压制性的政府形式。这种怀疑源有着同样的根源。他不安地发出疑问：权威的集中，每个人对全体的依赖以及“每个人受全体监视”，会不会最终导致每个人被研磨得只有“同样驯服的思想处世方式与行劲”，并产生“人形的机器"哪与“liberticide(自由的灭杀者)”。托克维尔曾经悲观地写下了美国民主的道德与智识影响：“这样一种权力并不摧毁存在，它阻止存在……，它压服人民，使其失去活力，变得沉默与愚笨”；使人民变成“一样迟钝而勤劳的动物，对他们而言，政府就是牧者。”穆勒同意此说。然而，对这种病症的惟一救治，就像托克维尔自己坚持的那样(这可能有点半心半意)，是更加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教育足够多的个体保持独立、抵抗与力量。人们把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别人的冲动如此强烈，在穆勒看来，只有缺乏权力才能使之有所收敛。但这种权力正在增长。因此，除非树立新的屏障，否则这种权力将增长，并因舆论一律而造成“俯首帖耳者”“随波逐流者”和伪善家大量增加，最终导致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胆怯扼杀了独立，人满足于安全臣民的地位。
不过，如果我们将屏障弄得太高，对舆论不作任何干预，这不会像柏克和黑格尔提醒的那样，导致社会组织的解体和社会的原子化，即无政府状态吗？对此，穆勒的回答是：从“既不违反任何特定公共义务，除了他自己以外对任何特定个体也不产生任何可以感受到的伤害的行为”中产生的“不便”“为了人类自由的更大的善，……是一个社会可以承受的”。这等于说，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凝聚力，但如果它不能教育其公民成为文明人，它就没有权利因这些公民骚扰别人、不适应社会或不能与大多数人接受的标准相一致而惩罚他们。平稳而和谐的社会也许时可以建立，但是要维持它，所需的代价太大了。柏拉图正确地说如果要产生没有摩擦的社会，那么诗人应该被驱逐；使反对这种政策的人深感恐惧的，并不是把这类贩卖幻想的诗人驱逐出境，而是这种行为底下的结束任何种类的多样化、运动与个体性的欲望，一种对于无时间性的、不变的与统一的生活与思想的固定模式的渴望。对穆勒来说，没有抗议的权利，没有抗议的能力，就不会有公正，也不会有值得追求的目的。“如果全体人民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只有一种意见，而只有这惟一一人持反对意见，那么，所有人压制这一个人，并不比这一个人，如果他拥有权力的话，压制所有人更合理。”
在我已经提到的这个系列讲座中，利文斯通毫无疑问是同情穆勒的，但他指责穆勒把太多的理性归于人类：不受阻碍的自由，也许是那些能力已经达到成熟状态的人的理想，但是在今天，甚至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有多少人达到了这种状态？穆勒的要求是否太高，是否太乐观了？显然，在某种意义上利文斯通是正确的：穆勒并不是预言家。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使他忧虑但他对正在崛起的非理性力量没有任何知觉，而正是这些力量塑造了二十世纪。布克哈特与马克思、帕累托与弗洛伊德都对他们时代里更深刻的潮流更为敏感，对个体与社会的行为的起源，都有许多深刻的洞察。但是我看不出穆勒高估他自己时代开化程度的任何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假定自己时代的大多数人是成熟的、理性的或即将如此。他眼前所见的是这样一种景观，一些依任何标准来看都是开化的人，被偏见、愚蠢、“集体平庸”所压服、歧视或迫害；他看到他们被剥夺了他认为最基本的权利，他为之抗争。他相信人类的所有进步，人类的所有伟大、德行与自由，主要依赖于这些人的存在以及在他们面前的道路的通畅。但是他不希望这些人被指定为柏拉图式的守卫者。他认为其他那些与他们相似的人类也应受到教育，当他们受到教育以后，就应被赋予选择之权；而这些选择在某种范围内，必须是不受别人阻碍与指导的。他并未因提倡教育而忘了自由，即受教育者(如共产主义者所言)也应享有的自由，他也没有因迫切要求自由选择而忘记没有教育它可能导致混乱与(作为对它的反动)新的奴役。他主张两者。但是他不认为这个过程是迅速的、容易的或普遍的：总体上说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因此既捍卫民主又不信任民主；他的这种态度曾受到大量的攻击现在仍然受到尖锐的批判。
利文斯通看到穆勒对他的时代环境有敏锐的意识，但仅限于此。我觉得这是中肯的评论。维多利亚的英国患的是自闭，有一种室息感，而且那个时代最好与最具才能的人，如穆勒与卡莱尔、尼采与易卜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求更多的空气与光线。我们时代的大众疾患是广场恐惧症；人们惧怕分离与失去方向感：他们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下失去主子的人那样寻求能够抵挡洪水的大坝、秋序、安全、组织、清晰而可以辨认的权威，对于太多的自由则惊惶失措，因为自由会使他们迷失于巨大而充满敌意的虚空状态，处于没有道路、路标或目的的沙漠中。我们的境遇与十九世纪的境遇不同，我们的问题也不同：非理性的领域比穆勒所能梦想的更为巨大与复杂。关于这个领域的发现越多，穆勒的心理学就变得越过时，人们批评他太专注于富有成果地运用自由所遇到的纯精神障碍——缺少道德与智识眼光，而太少关注(虽然并不像他的恶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少)穷困、疾病及其成因，太少关注疾病与贫困的共同根源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人们批评他太专注于狭义的思想与表达自由。这些都是对的、公正的。但是，凭着我们的技术与心理学新知识和伟大新能力，除了人道主义的创立者们——伊拉斯谟与斯宾诺莎、洛克与孟德斯鸠、莱辛与狄德罗——所倡导的古代的规训，即理性、教育、自知、责任(特别是自知)以外，我们还能发现什么解决方法？对于人类，还有别的希望，或曾经有过别的希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