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家训名言，它们或立意高远，催人奋进；或饱含哲理，引人深思；或文辞优美，陶冶情操；或浅显易懂，朗朗上口。它们以其思想性、 哲理性、文学性和通俗性而成为家训中的经典，千百年来代代流传。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论语·述而》，是孔子讲给弟子的话。孔子一生学而不辍，他讲了很多关于学习的经典语录，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
孔子有一个得意弟子叫子贡，十分尊崇老师的学识。有一次，鲁国有个大夫在别人面前贬低孔子，说子贡的学问比孔子高。子贡说：“如果拿围墙来比喻学问，我家的围墙只有齐肩高，老师家的围墙却有万仞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你就看不见里面的富丽堂皇。能够找到门进去的人并不多。该大夫就是找不到门才那么讲，不也 是很自然吗？”后来人们就用“万仞宫墙”这个成语来形容孔子学问渊博高深。古代曲阜城的正南门，因正对孔庙，也被称作“仰圣门”，门上题有“万仞宫墙”的匾额，为清朝乾隆皇帝御笔。
子贡在卫国当丞相时，公孙朝问他：孔子的学问是从何处学来的呀？子贡回答说：周文王和武王的教化成就，并没有完全失传，而是散布于民间。有才德的人能认识到其中的重要部分，普通人只能看到很少的部分，世间到处都可以看到文王和武王的教化成就。因此我的老师在哪里都能学习，又何必需要有固定的老师呢？从子贡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随时随地都在学习，就像他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他才有了那么渊博高深的学问。
与孔子同时代有个人叫孔圉（yù），是卫国的大夫。他不但聪明好学，更难得的是非常谦虚，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虚心向知道的人请教，就算对方地位或学问都不如他，也不感到羞耻。孔圉死后被赐予“文公”称号，子贡对此很不服气，孔子却说：“孔圉本就聪明，又勤奋好学，不耻下问，这是他最难得的地方，配得上‘文公’这个称号。”成语“不耻下问”就出自此处，现在常被用来形容谦虚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经常被后人用作教育子孙的家训或座右铭，并因此留下许多佳话。
● 有志者，事竟成
“有志者，事竟成”语出《后汉书·耿弇（yǎn）传》，作者是南朝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范晔。
范晔在《后汉书·耿弇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东汉时，耿弇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名将，他曾建议攻打地方豪强张步，平定山东一带。当时耿弇的军队才有四万人，而张步拥有二十万大军，兵多将广，非常难对付。光武帝一开始没有同意，后来在耿弇的坚持下勉强答应了。耿弇在与张步军队的战斗中右腿中箭，他便抽出佩剑把箭砍断继续战斗，终于打败了张步。光武帝为此赞叹道：“有志气的人，事情终归是能成功的。”
后来，人们就常用“有志者，事竟成”来勉励自己或者后辈子孙，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只要能够坚定信心、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够成功。
清末吴恭亨在他所著《对联话》中记载了一副广为流传的对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据记载，这副对联为明末抗清义军首领金声所作。金声（1589—1645 年），字正希，号赤壁，徽州休宁人。他十一岁时投师受教，崇祯元年中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后辞官回乡，专心著书讲学。清军入关后，金声同弟子率众在徽州起兵抗清时写下此联与众人共勉。联中讲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春秋时期，在江浙一带有两个毗邻的国家——吴国和越国，两国间经常交战。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败，伤重而死，他的儿子夫差继承王位，日夜加紧练兵备战，两年后，夫差又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被包围，走投无路之际，谋臣文种对他说：“吴国大臣伯嚭贪财好色，可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建议，就派他带着珍宝贿赂伯嚭，伯嚭答应和文种去见吴王。
文种见了吴王，献上珍宝，说：“越王愿意投降，做您的臣下伺候您，请您能饶恕他。”伯嚭也在一旁帮文种说话。夫差认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就答应了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放牛牧羊，终于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
三年后，勾践终于回到了越国，立志发愤图强，报仇雪恨。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并让门外的士兵提醒他：“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
然而那时的吴国还十分强大，勾践又听从文种的建议，命范蠡在越国找了八个美女送给吴王，其中就有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此后，吴王夫差整天沉湎在酒色歌舞中，不理国政，吴国就此逐渐衰落下去，而越国在勾践的治理下日益强盛。公元前 473年，勾践带兵攻打吴国，吴军大败，吴王夫差求和不成，拔剑 自杀，吴国就此灭亡。
●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出自汉代《乐府诗集·长歌行》， 是我国古代民间智慧的结晶。北宋时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写了一篇散文《伤仲永》。文中，王安石讲述了一个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小时候因父亲不让他学习而把他当作赚钱工具，最终沦落为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并以此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努力学习。多少年来，“方仲永”的故事一直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道，被后人用作训子读书的经典。
王安石一生致力于革除旧弊，富国强民，因而很少能看到关于他教育子孙方面的记载，但他的兄弟和子孙都勤奋读书，十分出色。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国学识渊博，长子王雱更是与他同朝为官，一生著作颇丰，叔侄三人被称为“临川三王”，在当地传为佳话。因此有理由推测，《伤仲永》就是王安石写给其子孙们的家训文。古人除了告诫子孙“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外，也常常激励子孙大器晚成，后来居上。
崔琰是东汉末年名士，清河（今河北衡水）人。他小时候不爱读书，而是喜欢舞刀弄棒，剑法也很好，但学问上一窍不通。崔琰特别喜欢交朋友，在乡里也小有名气，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专程去拜访一个邻乡的名士，结果对方闭门不见，只让管家告诉他说：“主人正在潜心读书，无暇闲谈。”崔琰知道人家是嫌他没学问， 感到无比羞愧，自此开始发愤读书，二十九岁时投到名儒郑玄门下，学问日益精进。
崔琰后来当了曹操的谋士，很受器重。曹操诸子中，曹植文采最为出众，曹操有心立其为太子，于是征求崔琰意见，崔琰说：“自古以来立长不立幼，并且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应当承继大统。崔琰将用死来坚守这个原则！”其实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尽管是亲属，崔琰也不偏袒。曹操对此十分佩服并重用他。
崔琰有个堂弟叫崔林，虽然很有才能，但毕竟年轻，很长时间都一事无成，亲友们对此议论纷纷，可是崔琰却依然很器重他，他以自己的经历对人说：“有才能的人需要历练，崔林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后来崔林果然不负所望，成语“大器晚成”即出于此。
据史料记载，崔琰体态雄伟，相貌俊美。曹操称魏王后，匈奴派使者来拜贺。曹操让崔琰代替自己接见使者，自己则扮作侍卫模样，手握钢刀，挺立在坐榻旁边。拜见完后，曹操让人去问匈奴使者印象如何。使者回答道：“魏王俊美，丰采高雅。不过，坐榻旁边握刀的那个人气度威严，不是一般人可比的，那才是真英雄也！”
●行百里者半九十
“行百里者半九十”最早见于刘向《战国策·秦策五》，原文是：“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
据说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末期，秦王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等人的辅佐下，对内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各项政策， 国力日益强盛，对外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步向东扩张，蚕食六国地盘，几年下来，六国有的被灭，没有灭亡的实力也大大削弱， 眼看统一中国的霸业指日可待，一直紧绷着神经的秦王嬴政反而放 松了下来，把政事交给大臣去处理，自己整日寻欢作乐，躲在宫中 享受起来。
这一天，正在饮酒玩乐的秦王嬴政接到侍卫通报，有一个年近九十岁的长者，从百里之外赶到京城，一定要面见秦王。赢政觉得蹊跷，便亲自接见了老人。
老人进宫后，赢政便问：“你这么大的年龄，走了那么远的路， 一定很辛苦吧！”老人回答说：“是啊！我用了十天，走了九十里的路程；又用了十天，才走完了最后的十里路程，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京城。”
秦王赢政听后笑道：“老人家你说错了吧？前十天就走了九十里，后来的十里路怎么就也走了十天呢？”老人回答说：“是啊，前十天我一心赶路，所以精力充沛，但走了九十里以后，觉得快到京城了，就放松下来，那剩下的十里路似乎越走越长，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了十天才到达京城。这样说来，前面的九十里只能算是路程的一半。”
嬴政听了默然无语。老人接着说道：“我就是想禀告大王，如今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眼看就要完成了，但就像一百里路只走了九十里一样，仅仅才过去了一半，剩下的事情同样需要花更大的精力才能完成。如果现在放松下来，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嬴政听后很受震动，从此不再松懈，最终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行百里者半九十”后来常常被人用来劝诫子孙刻苦读书，不要半途而废。
明代有个大文学家叫杨慎，他晚年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词《临江仙》，后作为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而广为流传：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是四川新都人，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到他父亲杨廷和就更厉害了，不但考中进士，还官至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了。杨氏家族也被称为“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
杨慎自幼聪慧过人，喜欢读书，他七岁时就能背诵很多诗词，被人称作“神童”， 十一岁时能写诗作文，当时的大文豪李东阳看了后也称赞他“韵味不减唐宋词人”。在众人的一片赞誉声中，少年杨慎开始飘飘然了， 整天和一帮人东游西逛，还美其名说是“游学”，实际上光游不学。杨慎十六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这时他的父亲写信告诫他说：学问就像一座大山，你现在才不过走到了山脚下而已，怎么就能满足不前呢？古人都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何况你才刚刚起步而已。自此杨慎幡然醒悟，发愤读书，二十四岁时一举考中状元。明朝时候，大官的儿子如果考中进士，言官们就会怀疑其中有舞弊行为而弹劾，但杨慎考中状元却无人弹劾他的父亲杨廷和，不是因为他父亲贵为大学士，而是杨慎学问太渊博了，大家都一致认为状元就应该是他。杨慎当官不长时间，后来因“大礼仪”事件遭当时嘉靖皇帝的忌恨，被流放云南三十多年。在放逐期间，他仍然关心民间疾苦，不忘国事。当时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洱海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杨慎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并写信给云南巡抚，制止了这种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杨慎临终前曾写下“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的自评， 不仅为杨氏族人视作家训，也被后世许多仁人志士奉为行为准则。
●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张良劝谏汉高祖刘邦时说的话，记载于司马迁所著《史记·留侯世家》中。
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秦朝末年，刘邦率十万义军攻破峣关，在蓝田大败秦朝在关中的守军，率先攻入咸阳，秦王子婴出城献国玺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刘邦进入秦朝的咸阳宫后，被宫中的美色和奇珍异宝吸引，打算住下来，跟随他的部将樊哙连连劝他出城到军营里住，但刘邦就是听不进去。张良就进宫对刘邦说：“秦二世荒淫无道，天下人都起来造反，所以沛公你才能攻入咸阳， 你为天下人推翻暴秦，凭借的是清白俭朴的声望，现在你刚进入秦宫，就要贪图享乐，这就是‘助纣为虐’。况且‘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你应该听从樊哙的劝告，尽快出城到军营里。” 刘邦听了以后，虽然有些恋恋不舍，但他知道张良说得有道理，就离开秦宫，回到军营里去住了。
此后，刘邦为了取得民心，又把关中各县有影响力的长者召集到一起，宣布：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除此之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史称“约法三章”。通过这些措施，刘邦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刘邦曾评价自己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安抚百姓，筹集粮饷，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刘邦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在于他善于用人，并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意见。因此，后世人们常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作为训己和劝人的警言。
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开明的皇帝。大臣魏征以直言敢谏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 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是其他大臣难以相比的。魏征死后，李世民痛心地说：“以 铜（古代以铜铸镜）为镜，可以端正衣服和帽子；以历史为镜，可以知道朝代兴亡更替的道理；以人为镜， 可以明辨自己的成就和过失。现在魏征逝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呀！”
古往今来，很多成就大事业的人都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这样能让自己更优秀。
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他手下有一个叫高缭的官员，三年来一直小心谨慎、勤勤恳恳地做事，从不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晏子却罢免了他。有人为此鸣不平，晏子说：“我是个有很多缺点的人，全靠大家指出来让我改正，但高缭跟随我都三年了，从没纠正过我一次错误，所以才罢免了他。” 三国时东吴名将吕蒙原来是个有勇无谋的人，有一次，孙权对他说：“你现在担任重要职务了，不可以不读书！”吕蒙推托军中事务繁多。孙权说：“我只是让你多读书了解历史罢了。你难道还能比我忙？我都经常读书，获益很多。”吕蒙于是开始读书，后来鲁肃和他一起议事，十分吃惊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吕蒙 现在的才干和谋略，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没有学识的大老粗了！”
● 腹有诗书气自华
“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宋代著名诗人苏轼《和董传留别》诗中的一句。
苏轼和董传刚认识时，苏轼已是进士及第，名动京城，而董传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穷学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
苏轼喜欢诗，董传也喜欢诗，他们在一起谈论杜甫，苏轼说杜甫有时也不免落入俗套，像“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 这一句就是。董传笑道：“这话也就是你才能说出来，普通人哪里能理解得这么深呢？”
苏轼西去凤翔府（今陕西咸阳凤翔区）上任。他给董传写信说：这里很好，有黄土高坡、有高亢的秦腔。但董传却明白，苏轼在说：那里没有诗文，没有朋友。于是董传离开京城来到凤翔，只为陪伴朋友。
寒来暑往，董传不得不回京城应试。苏轼知道他满腹经纶，也知道他即使再穷也不会去曲意逢迎他人，就给在京城作官的朋友写信，托其照顾董传的生活。信中还称赞董传：“文字萧然，不染尘世。至于诗和楚词，放眼当今，能比得上他的也不会超过几个人。”
董传要走了，他给苏轼写了一首诗《留别》。苏轼读了，也写了一首诗——《和董传留别》：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
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诗中，苏轼称赞董传“腹有诗书气自华”，粗布衣服也掩盖不住他光彩夺人的气质，并预祝他金榜题名，“诏黄新湿字如鸦”。
此后，“腹有诗书气自华”就被人用作激励自己和他人读书上进 的经典名句。
其实，认真考究起来，苏轼的这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应该是脱胎于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家训诗《符读书城南》。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或“昌黎先生”。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他提出“文道合 一”“文从字顺”的写作理论，倡导发起唐代古文运动，被后人尊为 “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
韩愈还是一位教育家。他力改当时“耻为人师”的风气，广招学子，亲授学业，留下了《师说》《进学解》等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对当时及后世的教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韩愈幼时父母双亡，生活孤苦，由兄嫂抚养长大，后刻苦读书，考中做官后才过上了舒适的生活。韩愈十分重视对子侄的读书劝学教诲，为了让儿子专心读书，韩愈把他送到城南的农庄，并写了《符读书城南》一诗训诫（“符”是其子小名）。诗中有这么几句：“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与苏轼诗同义。韩愈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曾赞：“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因此，有理由说，苏轼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受韩愈家训诗启发而成的。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最早是由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来的，记录在其《日知录·正始》中。原句是：“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
顾炎武出生在明朝末年，清兵入关后，他曾组织反清活动。明朝灭亡后自称“明遗民”，拒绝清廷征辟，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明末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顾炎武一生手不释卷，据说他出门时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关隘，就叫一直跟随他的退役老兵去打探所到之处的详细情况，有时发现了解到的情况与平日里知道的不符，就停下来打开书本核对校正。走在平路上时，他就在驴背上背诵经典及其注解；偶尔有什么遗忘，等到客店后就第一时间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复读。就这样，顾炎武终于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家。
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利国福民”的儒家思想，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名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戊戌六君 子”之一林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林旭（公元1875—1898年），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林旭自小父母双亡，由叔叔抚养长大成人，他少年时博闻强记、聪慧好学，有“神童”之称。成年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 均未考中，以举人身份分配到内阁中书当秘书。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值此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林旭投身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林旭为该会奔走呼号，是创始人之一。1898 年，他发起并动员在京的福建籍维新人士成立了闽学会，传播西学。
同年，清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林旭与谭嗣同、杨锐、 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变法失败后被捕入狱；9月28日与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时年仅二十三岁。
林旭的妻子沈鹊应是清代爱国名臣沈葆桢之孙女，也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她深明大义，曾与林旭共同师从陈书，学习诗词，二人恩爱有加。林旭死后，沈鹊应悲痛万分，写了《浪淘沙》 一词悼夫，两年后终因悲哀过度而病亡。
浪淘沙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藏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 到，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由。拼却眼中无限 泪，共水东流。
●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这首浅显易懂而又发人深省的打油诗，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留给儿子的遗训。
郑板桥（1693—1766年），原名郑燮，江苏兴化人，板桥是他的号，因为人所熟知而称作郑板桥。他出生时已家道中落，生活十分拮据。三岁时母亲去世，全靠乳母费氏抚养成人，好在乳母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他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
郑板桥的父亲是一个私塾先生，因而他自小就随父亲读书，八岁时就能作文联对，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踌躇满志的郑板桥带着经世济民的美好愿望踏上了博取功名的道路。然而，命运似乎对他格外“关照”，屡试不中的郑板桥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继承父业，做了一个私塾先生。
郑板桥三十岁的时候，再一次遭受了生活的打击，父亲去世， 私塾也办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背井离乡来到扬州，以卖画为生。也正是在这里，郑板桥开始以诗画扬名，成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怪”颇有点民间传说中活佛济公的味道，“怪”中含几分真诚，几分幽默，几分酸辣。比如，每当他看到贪官奸民被游街示众时，便会画一幅画挂在犯人身上作为围屏，以此吸引观众，借以警醒世人。
郑板桥的“怪”还体现为他是中国画家明码标价卖画的第一人，而不像历来文人画家那样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在门前贴出公告，明示：“大幅6两，中幅4两，小幅2两，条幅对联1两， 扇子斗方5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作无益语言也。”在最后还附了一首诗：“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51岁的时候，卖画的郑板桥终于变成了作官的郑板桥了， 他先后被派到范县和潍县当县令。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一个老百姓，他外出不坐轿子，不鸣锣开道，不许打 “肃静”“回避”的牌子，常常身着便服， 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夜间巡查也仅是由一仆人提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在前引路。潍县七年中有五年遭遇蝗旱灾害， 郑板桥就责令地方豪强大户轮流设粥棚救助饥民，他还严打囤积居奇者，并不惜违令打开官仓救灾。他曾写诗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六十一岁的时候，郑板桥看厌了官场的献媚逢迎，受够了同僚的冷落排挤，带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辞去官职。辞官后的郑板桥再次回到扬州，重操旧业卖起画来。当然，这时的他已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 于是他的书、他的画、他的字都透出几分 世事洞明的禅意来。
郑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 “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而他笔下的竹石何尝不是他一生的写照：单株伫立，离群萧索，在磨难中也不堕气节，如磐石般坚强，任狂风暴雨，依然挺立。
竹石
清·郑板桥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弘扬学术精神
传播财经科学
彰显人文情怀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这里“阅读原文”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