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的《中国如何逃脱休克疗法：市场改革辩论》（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聚焦于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尤其是持不同改革策略的不同派系的改革派之间的内斗过程，一派是随着农业改革、莫干山会议和体制改革研究所而成长起来的持实验性渐进主义改革策略的青年改革者们；另一派是受东欧经济学家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影响的中老年经济学家和计算机出身的青年改革者们，他们支持以“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为先的整体配套改革（以下将第一派简称为渐进主义者，将第二派简称为休克疗法师）。在韦伯看来，渐进主义者在1986年成功阻击了休克疗法师的方案，1988年休克疗法虽被提上日程，但最终还是被放弃。虽然渐进主义者因为历史的激荡而意外出局，被从历史中抹除了姓名，而休克疗法师们占据了书写改革史的话语权，但前者的渐进主义方法仍然成为了后续改革的主要思路和风格。
一、“渐进主义的陷阱”
实际上，Isabella Weber延续了Jeffrey Sachs和Joseph Stiglitz有关“休克疗法还是渐进转轨”的争论，而这一争论是现代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对抗的延续。在某些方面，与斯蒂格利茨的观点相比，Isabella Weber的观点更为极端，例如她对休克疗法无条件地拒绝，这也使得她的某些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Isabella Weber认为休克疗法存在严重的逻辑内在缺陷，这意味着无论哪个地方运用它都会失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东欧和苏联也并非在改革伊始便实行了激进的方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渐进改革在八十年代末都逐渐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玻利维亚和越南的激进改革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多数苏东国家在90年代政治转型后迅速开始激进改革。她强调休克疗法给苏联经济带来的灾难，但没有评估渐进方法给东欧带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越南1988年价格自由化的成功经验似乎没被改革者充分重视，这可能是因为1979年中越战争之后双方敌对的缘故。在中越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发文呼吁中国效仿越南。
Isabella Weber认为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家（例如奥塔·锡克和布鲁斯）和美国学院派精英（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杰弗里·萨克斯）在改革方案上十分相似。她也许可以指责后者是不了解计划经济体制而只知道照搬教科书的书呆子，但那些了解本国制度和资源条件的东欧经济学家应该被如何理解？例如科尔奈。作为一名“天真的改革者（naive reformer）”，他尽最大的努力尝试了社会主义改革最具可行性的两种路径：以计算机模拟市场；将市场融合入计划体制。然而，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导致“两种机制各自的优点在结合中丧失殆尽”。传统的斯大林体制由于急于求成的发展战略，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失衡和产品的定价过低，存在着广泛且严重的短缺现象。一旦放松价格管制，隐性的通货膨胀会显现出来。高物价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消费水平，有时会演变为抗议活动。此时统治者为了打击通货膨胀，经常会将已经下放的权力“再集中化”（recentralise），这使得改革陷入停滞。
比起《盐铁论》，Isabella Weber似乎更应该关注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历程；尤其是为何在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时，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他们几乎所有人已经丧失了对原有体制框架内改革的信心。中国的改革早期采纳了许多东欧国家实行过的渐进策略，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价格改革。如钱颖一所言，“如果说中国运用渐进式改革而成功，那么为什么它适用于中国却不适用于东欧国家呢？进而言之，为什么不能说中国的成功只是暂时的，中国不久也会遇到与匈牙利相同的问题呢？”
有趣的是，多次受邀访华的布鲁斯，在1982年莫干山会议时秉持“一步到位”的改革方略，而在1985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则对渐进改革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由于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半途而废，但中国不存在这种威胁。”然而，这并非事实。正如Julian所说，“政策钟摆时常左右回荡，以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宏观经济周期。”经济过热的反复出现时常迫使改革派向保守派让步。出于对保守势力掣肘的反击，中国改革派有时会推动激进改革，即使他们本人对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1988年物价闯关的决策过程证明了这一点。改革派决策者曾严厉批评薛暮桥和吴敬琏对当时经济环境的悲观判断，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保守派的言论太类似了，如果接受他们的观点便意味着某种屈服。当上峰号召进行激进的价格闯关时，即使改革派决策者对价格自由化持怀疑态度，仍积极支持了上峰的方案。当副总理田纪云因为对于价格自由化感到担忧时，改革派决策者说“现在有老同志压阵，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好时机，以后再解决更加困难”。这个理由让田纪云信服。
渐进-激进的分析框架太过时了，虽然这种分析框架在1990年代曾风靡学界。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改革并不是渐进推动的增量改革，而是迅速完成的存量改革。农业改革是之后一切改革成功的基础，也就是说，存量改革为增量改革提供了条件。在经济学家李晓西看来，中国改革实际上是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有时采纳激进的方案，有时采纳渐进的方案，这些战略并非完全由改革者而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人们普遍认为东欧国家在巨变以前实行渐进改革，但实际上它们也曾尝试过“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因此，Weber用一个过时的框架来分析她搜集来的丰富资料无疑是一个遗憾。
Weber将价格自由化和双轨制视为改革方案中一对完全相反的策略，因此中国改革的成功原因似乎不是前者就是后者。既然休克疗法在逻辑层面存在缺陷，并且在1980年代没有被成功地实施，似乎渐进方案就是唯一正确的方程解了。这种思路存在着逻辑层面的谬误。首先，两种方案并不一定穷尽了改革所有可能的方案。其次，一种方案的失败不能证明另一种方案的可行性。最关键的是，所有历史事件都（例如1988年的价格闯关）存在累加效应，也就是说，一次失败的改革或许为下一次成功的改革做了准备。把同一历史序列的事件作为独立的样本进行比较的方法，实际上是受到了社会科学去时间性（静态的）学科思维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1980年代末，渐进主义者在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两方面都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
多年的经济过热使工业品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市场价格的上涨速度比计划内价格的上涨速度快得多，这造成双轨价差越来越大。据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的调查，到1989年3月，一些关键原材料的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 煤炭 149%，原油213%，钢材105%。面对这种情况，以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作为原则的渐进改革者们没有有效的手段来补救。
与此同时，双轨制带来的寻租机会使得许多管理者想要设立更多的审批，由此将过渡性的举措制度化为长期的举措。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存在着新双轨制。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在付出如此大代价的同时，双轨制似乎只瓦解了旧体制，而没能够引导多层价格体系合并为单一价格：一方面一些机构为了赚取差价，不仅没有逐渐缩小实行计划价格的商品数量，反而不断加大，这与双轨制设计的初衷完全相反；另一方面即使完全放开了某件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厂家背后的政治势力，该产品在市场上仍会出现多重价格。
更关键的是，渐进主义者寄以厚望的微观经济基础改造可能并没有太多收获。股份制并没有真正在国有大型和中型企业推行。杨小凯认为体制内改革派虽然都在关注产权结构问题，但都不敢提倡真正的产权变更，即私有化，因此他们只能设计一些犬儒主义的方案。
面对快速增长的通货膨胀，他们同样无能为力。王小鲁，曾是体改所的一员，反思到：
“当时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部分原因是国有企业因软预算约束而行为不合理，更关键的原因是货币和信贷失控（1984-1986年贷款总额连年增长30%以上）。当时没有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机制，央行管理者也缺乏在经济局部市场化的情况下管理货币、信贷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而无论是‘价税财联动’方案的提出者，还是主张渐进式改革的研究者，当时都没能抓住这个关键。前者把这些乱象归咎于放权让利的渐进式改革，后者重点强调需推进微观机制的再造。两方面都受缺乏专业知识储备的局限，没能对如何改善宏观调控是出具体可行的建议。”
1988年，双轨制的提出者华生对改革的前景十分失望，他认为无论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经济改革都“已经走入了一个没有出路的恶性循环”。相应地，必须推动政治层面的改革来保证产权和公民权利。东欧经济学家们一次又一次提醒中国改革者：没有政治层面的改革，经济改革无法成功。说到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方案所设想的政治层面的改革的内容并不同，他们所期望的推动经济改革的政治实体也有所区别，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之后他们的不同遭遇。
如果改革能摆脱当时困境的主要因素是外生于渐进主义改革者的逻辑体系，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出于偶然的话，那么他们的方案就不应被视为是改革成功的唯一关键因素。
遗憾的是，Weber对于历史时段的截取并不恰当，没有涉及九十年代改革使她没有评估多个使中国改革出现转机的关键事件。在这一点上Julian做的更好，其著作的第十章甚至可以视为是对Weber一书的重要反驳。
首先是1988年的物价闯关。尽管物价闯关仓促地收场，在朱嘉明看来，它在历史序列中发挥着“功高志伟”的作用。它“冲击了整个计划体系”，“加强了全民对市场体系的精神准备和适应能力”，“一次性支付了相关的历史成本”。因此它为1992-1994的价格并轨起了关键作用。Weber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如果1988年的物价闯关被视为是休克疗法的话，那相隔四年的快速价格自由化算不算休克疗法呢？
其次，80年代末意外地导致经济增长空前低迷，意外地致使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双轨价格逐渐接近，为价格自由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张维迎看来，这个机遇并非由改革派设计出来的，而是运气所致。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苏东阵营的政权倒台和经济转轨。这产生了两个直接的结果。在总结苏东教训的会议上，薛暮桥、吴敬琏和周小川都指出东欧改革的不彻底（也就是渐进改革）是导致失败的关键原因，这些国家始终没能跳出“乱物价、软信贷、软财政”的圈子。这个结论坚定了强力推进改革的决心，这也是1992年迅速价格自由化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国内外风波促使高层人士决定重新收回权力，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向和央地关系被扭转。这两个结果都为整体改革学派提供了合适的平台。因此，我认为，即使没有意外原因使得渐进主义改革者出局，整体改革学派仍然会在1990年代会获得青睐。
因为产权改革的复杂性，Weber将休克疗法的本质和第一步总结为价格自由化。这无疑是一个洞见，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将市场视为价格机制。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权改革有可能快速推进。与一些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缓慢进程相比，自1995年中国推动了快速地、大规模地国企私有化，甚至医院、学校等福利性机构也迅速地私有化。这时，休克疗法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价格自由化了。
....（此处省略一段关键论述）
我对于两派都抱有十足的敬意。他们的方案也许都能取得成功，也许都不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否相信经济的问题能够只在经济学范畴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