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导读《利益的天平》01｜美国“制宪史”巨著《利益的天平》新在何处？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是保存和管理美国联邦政府历史文献的机构。馆内圆形大厅里设有一个专门的展台，用来展示三份建国历史文献的原件，包括《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自1952年开展以来，这个被称为 “自由宪章”（Charters of Freedom）的展览吸引了无数美国人前来参观，接受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人们在这些文献前驻足沉思，流连忘返，仿佛在与两百多年前写就这些文献的建国者进行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个效果是展台设计者所期望的：展台在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同时，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塑造参观者对建国先贤和他们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宪法——的崇敬之情。

  在现代国家中，从上到下，从“官”到民，所有公民对国家宪法抱有一种普遍的、超越宗教感的崇敬，美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宪法感到骄傲。美国宪法于1787年在费城会议上制定，1789年开始生效，1791年加入《权利法案》，随后为所有13个原始州批准，取代《邦联条例》，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法。经过两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美国早已从北美的蕞尔小邦变成了世界超级大国，但其政府框架和国家权力的设置基本不变，仍然依循最初的设计；宪法也一直是美国政府、政治和公民活动的行为规则。这种现象成为近代国家发展史上的一种“奇迹”，美国人拥有一种“宪法崇拜”也就不难理解。

  因为是一种“奇迹”，更因为宪法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关于美国宪法的研究与写作也格外引人注目。联邦制宪史更是美国史领域内的一门显学，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各种学派此起彼伏，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在这个长期为人耕耘、成果丰硕、原始材料尽人皆知的领域中，要写出富有新意的著作，挑战性极大。然而，迈克尔·J.克拉曼（Michael J. Klarman）教授却做到了。他的The Framers’ Coup: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利益的天平》）于2016年出版，随即获得学界如潮的好评，被视为近年来美国宪法史领域一部难得的佳作。

  克拉曼接受过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专业训练，先后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长期讲授美国宪法史，对制宪史方面淼如烟海的成果应该是了然于心的。（1）他为何仍然决定花上数年时间，重新研读原始史料，新写一部将近900页的制宪史巨著呢？

  克拉曼对自己创作的“现实关怀”直言不讳。作为宪法史学者，他对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宪法崇拜有深入的观察，也深知这种崇拜在历史上和现实政治中一直被人用来作为反对宪政改革的理由。然而，在他看来，美国制宪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上帝的眷顾而产生的政治“奇迹”，而是18世纪美国“常规政治”（ordinary politics）运作的结果；制宪者们（Framers）既不是智慧超人的半神(demigods)，也不是道德完美的圣贤，而是一群同时带有自己的利益与理想、偏见与热情、道德瑕疵和公共追求的凡人。他承认建国先贤为美国建国立下了丰功伟业，但也指出他们制定的宪法不是完美的，正如他们自身并不完美一样。克拉曼希望以“祛魅”（demythify） 的方式讲述关于美国建国的“真知识”（actual knowledge），还原制宪时代的历史背景，如实呈现制宪者的初衷与动机、采用的手段与战术，以及他们意图达到的目标，从而褪去长期以来笼罩在宪法和制宪者们身上的神圣面纱（本书第6页）。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读者仍然能够读出克拉曼对美国人的警示：盲目崇拜宪法，固守建国时代的缺陷，不仅是在继续否认历史的真相，而且也是在制约当代美国人的政治想象力，阻止他们在21世纪通过新的宪政改革来追求一种更公正的自由和得享一种更民主的幸福。

      （1）关于克拉曼教授的背景介绍，参见哈佛大学网站：https://hls.harvard.edu/faculty/michael-j-klarman/。

  《利益的天平》新在何处？克拉曼讲，他在构思本书时希望在三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他希望将先前为学界分开研究的三个重要的建国事件——费城会议、宪法的批准和《权利法案》的制定——统合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写成一部一卷本的制宪史著作，（2）填补一个长期为人忽略的领域空白。其次，他希望最大限度地使用原始材料，让拥护和反对宪法的人用自己的语言发声，展现他们在制宪时代的立场与思想，赋予读者一个公平的机会来评判前人的功过是非。再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将一种新的制宪史认知——制宪在本质上是美国建国初期精英群体为阻止州政治中的“过度民主”（excessive democracy）而发起的“一场保守性的反革命（活动）”（a 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介绍给读者（本书第Ⅰ—Ⅱ页、第140页）。读完《利益的天平》后，我认为，在上述三个方面，克拉曼都极为出色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首先，《利益的天平》为读者呈现了一部迄今最完整的关于美国联邦制宪的通史，这是该书对美国宪法史研究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克拉曼的叙事从1781年《邦联条例》实施开始，一直拉通到1791年《权利法案》批准时结束，前后跨越10年，大大扩展了制宪的时段。制宪史研究起步很早，成果众多，但具有如此时段规模的一卷本通史却十分罕见，甚至可以说没有。显然，克拉曼的用意之一是纠正一种流行的看法——联邦制宪是1787年费城会议一蹴而就获得的成果。他将费城会议、各州对宪法的批准和《权利法案》的制定这三个事件统合为一体，不光是为了还原制宪史的全貌，更是为了展示一种新的制宪史观，尤其是突显后两者——宪法的批准与《权利法案》的加入——与费城（制宪）会议之间不可割舍的关系。换言之，没有各州的批准，费城会议起草的宪法将功亏一篑，无法生效；没有批准宪法中的辩论，《权利法案》的问题不会得到重视；而宪法生效之后如不立即加入《权利法案》，一些先前批准了宪法的州可能收回批准，宪法仍将面临失败。因此，这三个事件为一种同根共生、同枝共荣的内在逻辑所连接，同为制宪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完全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才能获得对美国制宪史的完整认识，也才能够领悟克拉曼关于制宪成功并非一种历史必然的结论。与此同时，克拉曼也在修正我们对美国宪法的理解：制宪时代的宪法不光包括费城会议制定的宪法文本，也包括第一届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

  《利益的天平》的谋篇布局也是围绕这三个事件进行的。正文的八章覆盖了四个主题：制宪的起因、费城会议、宪法的批准和《权利法案》的制定。第一、二章讨论制宪的起因，展示《邦联条例》的缺陷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在讨论邦联面临的困境时，克拉曼注重呈现各州经济秩序的混乱不堪和修订“条例”努力的失败。他用心最重的是对谢斯反叛的讨论。这场由马萨诸塞州西部自耕农在1786年发起的武装抗税活动将“过度民主”对州政治造成的威胁呈现出来，也直接催生了一年后的费城会议。第三章聚焦费城会议起草宪法的过程。这一主题是传统制宪史著作的核心内容，通常占据最长的篇幅，但克拉曼的处理则明显不同。他抛弃了编年史的写法，不完全按会议日程的进展来讲述会议故事，而代之以核心问题（如联邦政府的建构、联邦权力的扩张、立法机构代表权的分配、行政部门的建构与权力界定等）为主题的叙事方式，以点带面。在处理围绕奴隶制产生的争执与妥协这样重大的问题时，他则专辟一章（第四章）来重点讨论。宪法的批准是克拉曼关注的重头问题，为此他使用了两章共240页的篇幅（3）来写作。在第五章里，克拉曼系统梳理了“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s，也译“反联邦派”）对宪法的批评和“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也译“联邦派”或“联邦党人”）做出的回应，为读者带来一种身临其境地见证两派针锋相对进行辩论的阅读体验。克拉曼使用了近150页的篇幅来叙述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使第六章成为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超过费城会议一章使用的130页）。但他关注的重点是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和纽约等州，不仅因为支持和反对宪法的两派在这些州的交锋最为激烈，也因为这些州在批准宪法时提出的修订建议导致了《权利法案》的制定。《权利法案》是第四个主题，克拉曼将其放在第七章中。有意思的是，他把大量篇幅用来叙述麦迪逊——传统研究中公认的“宪法之父”——在弗吉尼亚州竞选第一届国会众议员的过程，突显麦迪逊的当选与《权利法案》的最终制定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确，如果没有麦迪逊的坚持与斡旋，第一届国会很可能无法顺利地提出《权利法案》的立法，而如果没有《权利法案》的加入，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地位是无法保障的。在这一章中，麦迪逊从最初的《权利法案》的反对者变成了它在国会最关键的支持者，这是克拉曼在书中带给读者的许多极具讽刺意味的关键细节之一。

        （2）英文原版为一卷本，中文版考虑到篇幅，分为上下册出版。——编者注

        （3）指英文版中的篇幅，下同。——编者注

  克拉曼将制宪时段拉长的同时，也将参与制宪的人群大大地扩展了，这是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传统研究将“制宪者”的范围局限在那些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之内，克拉曼似乎也接受这一传统说法（如其英文书名所示）。然而，按照他的制宪史分期和叙事逻辑，制宪者还应包括各州批准宪法大会的代表以及参与制定《权利法案》的人，尤其应包括那些批评甚至反对宪法的人。克拉曼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去发掘反联邦主义者的材料，又如此深入和全面地呈现他们的反对意见以及这些反对意见对《权利法案》的制定产生的影响，正是为了将他们纳入广义上的制宪者队伍。这样的扩展自然将制宪过程和制宪者队伍两者都复杂化了，或许，这正是克拉曼的意图所在。如果承认《权利法案》的加入是各州反联邦主义者努力的结果，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被视为制宪者的一部分呢？的确如此，正如《利益的天平》所展示的，制宪过程并不是像宪法崇拜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制宪也不是一场仅限于费城会议代表内部的讨价还价，而是一场发生在更大范围、具有更长时段并卷入了更多参与者的全国性辩论，其过程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其最终的结果——包括了《权利法案》的宪法——自然也并不全是联邦主义者的功劳。

  在材料使用方面，《利益的天平》占有后发优势，有效地利用和整合了前人研究成果。参考书目中列举的200多种材料包括了宪政史领域的经典研究和前沿成果。然而，细心的读者会从该书长达180页的尾注中发现，克拉曼叙事使用的绝大部分材料直接取自原始材料，包括各类制宪者的个人档案与书信集、费城会议的各种记录（包括麦迪逊的制宪会议实录和后人整理出版的会议记录）、邦联国会的文献、州批准宪法大会的文献，以及支持和反对宪法两派发表的报刊文章和小册子等。克拉曼尤其重视发掘和呈现反联邦主义者的材料，认为既存研究没有完整地反映出他们的反对意见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本书第518页）。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即便是处理众所周知的话题，克拉曼也不走捷径，而是实实在在地采用多种原始材料来支持自己的叙事和结论。所以，《利益的天平》不是一部综述性的专题史写作，而是一部基于深厚的原创性研究之上的专著。

  但在写作风格上，克拉曼选择了一条“亲民”路线。为照顾专业之外的读者，他在正文中采用了主题集中、线索清晰、文字平实的叙事方式，将专业史学写作要求的一些烦琐细节（譬如辩论和参与辩论者的背景说明、具体的辩论日期、相关辩论的表决结果等）放在注释之中，作为对正文内容的补充和辅助说明，帮助读者厘清制宪史中的主要问题。这样的处理既提高了该书的可读性，又保证了学术上的严谨与可信度。克拉曼还在书中插入了几十幅制宪者的画像和人物小传，同时包括了拥护和反对宪法的人，并包括了传统研究中鲜有提及的女性反联邦主义者莫西·奥蒂斯·沃伦——她以匿名方式写作了反对宪法的檄文。这个设计将制宪者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极有创意。一书两写，兼顾全面叙事与重点讨论的平衡，兼顾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的不同需求，《利益的天平》树立了一种典范。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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