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的洞见之一，是将有关国家权力的讨论从制度、暴力的层面提升到视觉体制：国家权力的运作牵涉到国家如何观看、如何被观看？以及我们如何被训练成采用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什么是、什么不是秩序？（摄影／陈晓威）
【精选书摘】
本文为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林开世替《国家的视角：改善人类处境的计画为何失败》所撰写的导读，经麦田出版授权刊登，文章标题与文内小标经《报导者》编辑所改写。
为何菁英与执政者原本立意良好的乌托邦发展计划，往往以灾难收尾？为何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的介入，总是不能成功改造「地方」而屡遭挫败？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可能会养成「政治巨婴」并致使人灵魂苍白失能？
《反谷》、《人类学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察》作者、耶鲁大学史德林政治学教授、人类学教授与农业研究计画主任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1998年首次出版的《国家的视角》中，重新审思「国家」与「地方／人民」的关系。藉由放眼全球与历史的宏观视野，加上细腻的田野与文献资料，斯科特勾勒出国家每每尝试介入、理解并控制社会的手法，更进一步解释为何历史上那些意图良善、美好且宏大的「国家计划」，却往往以失败告终。
对熟悉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研究的人，应该会对这本1998年《国家的视角：改善人类处境的计划为何失败》的出现感到讶异。在此之前，斯科特一直是以描绘东南亚农民道德世界的图像以及社会革命出名，一系列有关越南农民的道德经济，以及马来农民如何抗拒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更开启了社会科学界关于霸权与抵抗的理论对话。他提出的「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日常生活的抵抗形式（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等概念也已经成为学界人士琅琅上口的词句。
这本书却是反其道而行，从在地农民视角的另一边，考察现代国家如何由上而下俯视它所要打造的对象，并透过对外在、巨大的现代性计划的分析，解释为何许多国家的宏图大业却最终成为悲剧性的灾难。然而，有趣的是，这本原本是自己谦逊地称为「求知路上的岔路」的作品，却意外地在出版后，立刻受到各方的重视推崇，成为社会科学的当代经典。
国家为方便统治先行「可辨识性」技术
这本书处理的议题其实并非原创，对于现代化与国家的批判性作品，早已是汗牛充栋，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斯科特掌握如此宽阔的视野，将政治意识形态、农业耕作模式、区域都市计画、现代主义建筑、度量衡标准化、土地测量与产权等等议题全都成功地纳入一个理论的框架中，并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政治寓言。
斯科特运用一个核心的分析概念来连贯全书的讨论：可辨识性（legibility），指的是国家为了方便其统治，所持续发展的一种能力，要将它所要统治的人口、地理、资源固定下来，并用各种技术、手段将这些东西再现为可以辨识出来的各种标准、数字、图像。所以可辨识性的运作也会带来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与精简化（simplification），让控管与记录愈趋可能。
本书的第一部分，斯科特首先铺陈国家统治与可辨识性的紧密关系，指出在前现代社会国家对其统治下的人、地、物其实是相当陌生。然而租税要收、战争要打，这时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发展各种千奇百怪的招数来估计臆测其统治对象的规模、大小、尺寸，而标准化与可辨识度就是各个政权想要达成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经过长期的经验与累积，许多国家也透过各种举措，逐渐能突破地方豪强的控制，避开中间寻租阶层的干扰，达到更能搜集与分配各种讯息、财货与资源的效果。这种中央集权化的现象，是一段相对来说比较普遍性的过程，不论在现代或前现代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包括像中国秦汉帝国想要推动的「车同轨、书同文」或者「编户齐民」等工作，到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政府实施的度量衡统一制度，都可以视为是追求进一步可辨识性的过程。
然而，斯科特想要强调的是在全书的第二与第三部分处理的另一种类型的可辨识性计画，那种拥抱高度现代主义（high-modernism）的国家所发动的各种庞大、雄伟、臃肿的改革规画，从城市计画、政党政策、农业发展、科学林业，到人口迁移，一群打着「理性」、「进步」旗帜的国家代理人，一再推出各类措施，将国民的社会生活与国土的自然环境纳入一套套简单标准的程序、可以清楚地被辨识出来，并进行操弄与控制。
现代社会工程为何以悲剧收场？
斯科特并不否定国家发动的所有可辨识性计画，他反对的是没有节制、没有制衡的政治体制以及傲慢乐观的现代主义价值观。（摄影／陈晓威）
虽然这些可辨识性的措施与传统国家的打造有高度的连续性，但是斯科特特别强调现代国家的社会工程计画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一旦与其他四个因素结合，就容易导致全面性、大规模的灾难后果（见本书导论一章）。这四个因素分别为：
行政领域的扩张：将自然与社会秩序纳入一套简单化约的程序，具有照顾、保护同时监控与排除的功能。 「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对理性与科学抱持乐观自信，视征服自然环境与消灭贫穷落后为进步繁荣必经的手段。 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动用强制力量来执行高度现代主义那种乌托邦愿景的政权。 一个没有能力反抗威权体制的市民社会：特别是在战争、革命、自然灾难、经济萧条时期，以及军队与监控镇压体制过分膨胀的状态，都会导致市民社会的弱化。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科特在此并不是对所有国家发动的可辨识性计画都抱持否定的态度。他同意国家能力的增强其实也有正面的功效，让姓名、度量衡、户籍、地籍、产权清楚确定，往往是经济发展、灾难救济、公共卫生得以推动的条件。他反对的是那种没有节制、没有制衡的政治体制以及傲慢乐观的现代主义价值观。然而，什么才是好的可辨识性的计画？怎样才会构成好的政治过程？这样的难题，斯科特留到第四部分结论来提出一些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松散、试探性的看法。
结论部分，斯科特主张一个国家如果要能真的照顾与容纳其国民，必须要放弃那种想要全面性理解人民生活世界的欲望，改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信任它的公民具有解决各种新的复杂、多面问题的能力，并且愿意赋权给他们来增强这种可能。这种松绑、尊重人们实践力的做法，才能让国家更有效地增进繁荣、面对灾难，并且减缓阶级对立、促进社会平等。
对政治工作者的呼吁：国家治理不可或缺「实践式知识」
斯科特的这些主张呼应了他在本书中不断强调的实践式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重要，这种在地、无常规可循、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知识型式，是任何有效的政治治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与国家的巨观性知识不必然对立，但在高度现代主义的眼光中却往往被视为是进步的障碍，是需要被克服与收编的对象。然而，也正是国家的僵化意识形态，引导出来的那种想要将复杂、难以确定的实际过程，透过标准化、简单化来达到全面控制的强烈欲望，造成社会无法正常运作、生产劳动停滞，让应该受益的人反受其害。
在本书第四章到第八章，透过一系列有关抽象与化约性的高度现代主义思维，对比从实践性社会过程出发的各种批判，两种立场相较之下，凸显出实践知识型式的弹性、适应性与价值。这部分的讨论是全书最戏剧化的一段，他将主张工人阶级具有自发性与自主性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比强调由革命先锋政党集权领导的列宁（Vladimir Lenin）；将强调都市的可居住性以及生活欲望需求的珍．雅各（Jane Jacobs），对照推崇将都市进行理性空间规划的柯比意（Le Corbusier）。凸显那些阶序性的治理逻辑往往忽视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的自发性创造力，一意孤行的结果，就出现了在第六与第七章所描述的那些现代主义国家的颟顸灾祸：苏维埃的集体化运动、坦尚尼亚的造村计画【注释：在1973年到1976年，坦尚尼亚乌甲马村庄（Ujamaa）的推广运动企图将国内大部分的人口永久安置在村庄居住，至于这些村庄的布局、房屋设计，以及当地经济，部分或什至全部都是中央政府的官员规划好的。（页383）】
在第九章，斯科特更进一步将这种实践知识概念化，回溯其知识系谱到古希腊语的「梅蒂斯」（métis）【注释：这个概念来自古希腊。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常被赞美拥有大量的梅蒂斯，能够智取敌人并找到回家的路。梅蒂斯的英语翻译往往是「狡诈」或是「狡诈的智能」。这种翻译虽然也没有错，但无法公允地翻出梅蒂斯所代表的知识与技术范畴。广义来说，梅蒂斯意味着在回应不断变化的自然与人类环境后，所得到一系列实用的技巧以及学习而来的知识。（页532）】一词，尝试结合法国的几位学者（如：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尚．皮耶．凡尔农〔Jean-Pierre Vernant〕、米歇尔．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的实践理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惠理念，提出一个中肯的呼吁：提醒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应当要尊重自然与人类现象的复杂性，与它们具有的多元的韧性与创造力，承认自己的无知与限制。
资本主义多走20年后，国家vs.地方、理论vs.实践的二元思维更面临挑战
这本已经出版超过20年的经典，历经全球化与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组与转换，至今地位仍然屹立不摇，但它也受到来自不同学科与不同政治立场的批评与质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回顾，只能选择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点来讨论。
首先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这本书的关注点局限在国家的视野，几乎没有对非国家的势力进行探讨与批判，特别是跨国企业与全球性组织所推动的各种同质化、标准化、可辨识性的计画，以及透过外包与救助方式，取代各种国家功能的NGO组织等。
这一点斯科特自己在本书导论就已经注意到，他所关注的国家权力形式，来到新自由主义弥漫的世界，其实已经被资本主义所制约与挑战，丧失过去那种主导一切的能力。然而，他还是认为在本书中对国家的这种可辨识性计画的分析与批判，同样可以延伸到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质疑，只是企业与国际组织在发动这些计画时需要付出的代价更高，遭受的抗拒也会更明显。斯科特这个回答固然没错，但也同时间接地承认这本书的观点的不足，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与相互牵制的议题，跨国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组织的运作逻辑，的确值得更进一步的探究。
本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这个概念被过分的物化与单一化。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次，各自有其运作的场域与规矩，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内部之间更常常难以协调合作。但是在这本书中，国家却往往用单一理性的格局在执行建构它的行政秩序，也忽视实际运作时国家前后的不一致，其结果往往夸大国家的能力，低估人民可以操弄与利用的空间。
这个批评，斯科特自己应该也愿意接受到一个程度。然而，问题往往没有如此简单。我们虽然可以轻易地指出在地实践的复杂与不确定性，以及每一回与国家的遭逢具有的特殊性；但是在宏观的层面，我们却看到以国家为单位，在国际政经的关系中，各种标准化、一致化的趋势，在财产权、会计制度、统计分类、货币汇率、金融体系等等场域持续地扩张与转化。
这些原来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展出来的在地性特殊制度，却摇身一变，以一种普遍性与文明性的装扮，强势地作为全球各地政治与文化上的霸权实践。所以所谓的地方实践或抵抗，其实也难以避免必须在符合国际制定的法律规章与市场运作的商品逻辑下，才有运作的空间，就像当代的地方文化复振与认同，只有在符合国家的族群分类范畴或者具有市场价值，才容易有被看见与发展的可能。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出国家／地方，以及理论／实践这种二元框架可以处理，如何克服这种简单的二元思维正是这本书所引发出来的议题。
究竟什么是「国家的视角」？观看与被观看的角度从来不单一
在现实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单一清晰可见的国家。不只是被国家统治监看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回眸，连国家的代理人或执行者也是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角度在观看与被观看。（摄影／陈晓威）
我关注的第三个批评，和前面一个批评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什么是「国家的视野」？本书原本一个令人激赏的洞识，就是将有关国家权力的讨论从制度、暴力的层面提升到视觉体制（scopic regimes），让我们意识到支撑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美感经验，以及权力运作的幽暗面。国家权力的运作牵涉到国家如何观看？如何被观看？以及我们如何被训练成采用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什么是、什么不是秩序？这点正呼应了同时期但稍早的另一本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的论述。
然而相对于傅柯那种发散、无所不在的观看与被观看，这本书的国家视角却显得单纯与统一，欠缺对视觉经验那种放荡性质（promiscuous）的敏感。在现实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单一清晰可见的国家。不只是被国家统治监看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回眸；连国家的代理人或执行者也是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角度在观看与被观看。这些复杂的视觉观点对国家的计画会被如何对待与执行有重要的影响，要讨论国家如何运作无法避而不谈。
在国家边缘与外面的人看到的国家，跟在都市监控系统内的人，所体验到的国家截然不同。一般人不会看到国家，只会遭遇国家的代理人、官僚体制。所以，不同的阶级、社群与区域的人，会对国家有不同的认识与感受。而政府的各级代理人或不同阶层的官僚，与国家政策制定者或都市计划者，所看到的国家当然差别很大。因此，要理解国家的计画如何成功？如何失败？为何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能只依赖斯科特在本书中采取的那种外在的与历史的观点，而是要进入交会混杂的视觉体制中，才更能接近国家的实践知识。
斯科特作为一位著名的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学者，在这本书中是以「国家对抗社会」（state against society）的观点在铺陈整体的论证。但是不像古典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国家的态度却是相对的温和，没有否定国家存在的益处与功能。然而这样的立场也逼使他不自在地要去回答，如果那些打着科学与理性口号的国家计画，忽略了实践式知识，并不是真的符合科学与理性，那正确的科学应用应该是什么面貌？
吊诡的是，无论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都会牵扯出他在本书中所批评的那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具有威权主义倾向的价值观，让他尴尬地面对「梅蒂斯」知识的反扑。然而，正是这个问题所具有的这种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会吸引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些与国家遭遇的现场，去认识人的愚勇与野心，以及人的坚韧与创意，让阅读本书成为一道扣人心弦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