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的著作标志之一就是经常引用文学著作。例如，《弱者的武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中就有许多地方引用巴尔扎克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您对小说的接触如何影响您的研究？

答：这是个问题。正如唐纳德／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onald/Dierdre Mccloskey）在他有关经济学的修辞的著作中所展现的，强有力的故事是人们如何在社会科学中进行论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Mccloskey 1983 ,1990）。有不同的方法来说服别人。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趋势是将结果作为实验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好像这项研究是一项真正的科学实验一样：这里是假说，那里是相关数据，等等。但这种陈述通常根本不能概括著作真正产生的实际心理过程。

在我的著作展示中，我试图让人信服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并不总是这样做，但《弱者的武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以及《国家的视角》都始于一个故事。在《弱者的武器》中，故事是关于富有的哈吉(Haji）和穷人的。这个想法是通过呈现走来走去的真实的人，通过捕捉书中的一些主要话题，以某种方式把读者带进这个村庄。如果这本书从第二章，也就是理论那章开始，读完它的人就会少得多。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一书的开头有几个故事，包括乔治·艾略特的一些东西。这本书有篇悠闲的第一章。《国家的视角》从18世纪晚期萨克森和普鲁士的科学林业梗概开始。这篇梗概是一个关于国家如何根据一个抽象的体系重新规划自然世界的浓缩故事，我在书中反复使用它，因为我在不同的背景下弄懂了这个故事。

[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译林出版社，2011年

每个故事都试图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抓住这本书的论点。在《弱者的武器》中这是个人的故事，而在《国家的视角》中，这是抓住整个论点的梗概。你可以说，我在开头给了读者一点甜头，让他们打开书说，“欸，读起来挺有趣的。”这种技巧可能会以牺牲严肃性为代价，但我认为我不会那样。

问：您不会接受“如果读起来不痛苦，就不可能是好的社会科学”的观点。

答：不，我不接受这种观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有读起来“确实”痛苦的、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布迪厄（Bourdieu）的有些著作读起来令人讨厌，但你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这有必要吗？尽管我很欣赏布迪厄的著作，但我还是会问自己：“他有必要把它弄得这么难吗？他就不能换种说法吗？"

问：这场讨论的一项延伸意涵是政治学家应该多读小说。

答：我不会拿手枪顶着人的太阳穴，逼他们去读好的文学著作。他们要么想，要么不想，阅读文学著作不应该被当成像服用维生素那样。但我相信托尔斯泰、果戈理或者乔治·艾略特的观察有许多政治洞见，可以用政治学科的术语来表达。就像主张健康饮食的人说的：“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读什么，你和谁交谈，你就是啥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你只是读政治学的书，只和政治学家交谈，这就像是只吃一类食物。如果这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那么你将不会产生任何新的或原创的东西。你只是在复制主流。如果你要正确地做政治学研究，那么你所读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应该是政治学而应该是从别处来的东西。

乔治·艾略特

问：您是出了名的好作家。您的写作方法是什么？

答：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开始写作，因为直到我有了一个详细的提纲，我才开始写。我用屠夫包肉用的大厚纸写下了许多好想法。例如，如果我在做山地和谷地的关系研究，这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历史裂隙，我会做一个关于谷地对山地的刻板印象的小分类表。然后我浏览自己所有的笔记，找到所有谷地关于山地的想法。我看什么都要记笔记，所以我总是有一堆电子和纸质的笔记。而且，每当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就把它写下来并归档。整个过程会产生一系列关于某些大想法的中间想法。为了写《国家的视角》，我想出了大约150个点子，大部分都被扔到了剪接室的地板上。最后，我有了大张大张的屠夫纸，然后我用大荧光笔把所有的想法联系起来。有时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会根据它写出一个全新的大纲。我认识很多人，他们甚至在对自己正在写的东西仍处于半迷茫状态时，依然能够写作。有时很多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消失或自行解决了。这是一种我希望自己能多培养培养的技巧。我写得很慢。如果我一天写三页，我就会想要放焰火庆祝了，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通常情况下，当我写作情绪饱满的时候，我一天只写一页。

问：您的初稿必定非常优美漂亮。

答：是的。我用手写字，用施德楼（Staedtler)的橡皮擦。每句话至少要写两遍草稿，因为我不喜欢以后再去修改。我尽了很大努力使它成为我一见就喜欢的样子，这包括找到一种恰当的讲述和表达方式。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作家，但我在文法学校有很棒的老师，他们告诉我每句话都要以不同的言语小品开头。如果你以主语开头，下一个就用动名词开头，下一个再用从句开头，依此类推。老师教我改变句子结构，写短句。这里我要提到乔治·奥威尔的文章《政治与英语》（Orwell 1950 , 77一92）。关于如何把文章写得清晰，这是你能读到的最好的一件小著作。奥威尔在20世纪40年代写了这篇文章，其中有些极坏的社会科学写作的例子，尽管其中一些现在在我们看来相当不错。

乔治·奥威尔

问：许多累赘的社会科学术语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答：没错。我为我的研究生做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他们写得很糟糕，我就从他们的作业拿两页纸，然后重写所有内容。当我写完的时候，这两页可能会变成一又四分之一页。有一种标准的社会科学写作方式，拖沓冗长，习焉不察，我们通常也不会多想什么。但是，如果麦克洛斯基（McCloskey 1983 , 1990）说得对——在某种程度上，每件事都是一个故事，如果你不辞劳苦终于有了个点子，那么为什么不以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这个想法呢？

问：关于您的著作采用的形式，您似乎更喜欢写书而不是文章。

答：我一般不再写文章了。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意味着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如果有人让我为某个会议或某本文集写一篇论文，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如果有适合这个会议的东西，那么好。但我的贡献必须与我手头所做的事直接相关。有些学者生活在他人利益的挟持下，从别人那里接受任务，别人要求他们写点什么。结果，他们可能会学到一些他们从没想过自己会学到的东西。相比之下，我有一条自己规划的小道，如果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其他人感兴趣的工作是一致的，那很好，我感到受宠若惊。但如果不是，那就太糟了，因为那是我要去的地方。

问：您的很多工作都受到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影响。我们讨论了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观点对《弱者的武器》的影响，《国家的视角》借鉴了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您认为自己是理论家吗？

[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失败的》（修订版），王晓毅译，胡搏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答：不是。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在理论方面很糟糕。我不是害羞或过分谦虚。我做实地调查的一个原因是，每当我和别人讨论，比方说“霸权”时，我总是不知所措，我们把四五个四阶抽象纠缠在一起。我能够进行准抽象的思考，但前提是我能看到某个东西在地面上靠自己两条腿走来走去。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很多关于霸权的可能你有兴趣听的东西，但我可以告诉你它在特定的处境下是如何运作的。有很多人可以用纯粹的抽象思维思考，我可以理解他们，欣赏并使用他们的著作，比如像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这样的人。但这是一种我不太擅长的思维方式。如果我有任何理论和概念上的贡献可做的话，那就是将抽象的理论和概念置于特定的处境中并观察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问：您能描述一下您的实地调查技巧吗？例如，您的调查笔记记录哪些信息？

答：我从未受过人类学家的训练。我相当小心翼翼地遵循了F.G.贝利（F.G.Baiey）教授的一些忠告。贝利教授在苏塞克斯大学给首次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新手开设讲座，在一系列从未出版过的、油印的讲座材料中对新手们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忠告非常实用。例如，“好吧，你已经下车去你的村庄了，你下一步做什么？”他建议你既要用眼睛也要用耳朵，尽可能仔细地记录下每件事，因为你不知道以后可能会发现什么是相干的、重要的。我在研究《弱者的武器》时就这么干的，攒了四千多页实地调查笔记。贝利还建议，要有一套单独的笔记本，记录实地调查者在理解材料方面的思考，这是某种思想日记。我也这样做了，并且很庆幸自己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记录笔记。积累未消化的信息是如此诱人，以至于停下来思考似乎是浪费时间，但其实并非如此。我发现，我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来自村里的真实事件和纠纷，而不是来自我的半结构化访谈本身。因为村子里只有79户人家，所以我对每个人都相当了解，这样一来各种事也就无所不知了。看完笔记后，我总会有更多的问题要问，我知道一两天之后就会在村里的小路上碰到人问清楚，然后可以继续跟进观察。这可不是那些研究精英的人经常能有的机会！

问：您是如何选择您在《弱者的武器》中研究过的村庄的？

答：我之所以选择那个村庄，因为它是水稻主产区的代表，因为一位日本学者十年前在那里待过三个月，并愿意和我分享他的信息，这就给了我一些小小的时间序列信息，而且因为我喜欢看山，日莱峰（Gunung Jerai）就在村子南边。

日莱峰下的稻田

问：实地调查如何帮助您产生和调整想法？

答：事实上我不能，我再说一遍，不能用四阶抽象来思考。一旦你弄三四个人围着我跳舞，我说的话可能听起来足够聪明，但其实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总是发现，我可以通过观察阶级、意识形态、财产和反抗等在具体情况下呈现出来的情形做出相应的抽象概括。然后我就可以回归抽象概念并仔细地把它们写下来。我认为，就理解“阶级意识”而言，这就是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1964）中所持的智识立场的本质。

问：您极少与人合作文章或者写书。为什么会这样？

答：我认为我没有和别人多写点东西是种失败。涉及某个论点要如何加以论证和展示的时，我是个“控制狂”，不过，坦白地说，当我的合作者听从我的意见时，我更容易合作。在农政研究项目中，通过知识上的互予互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说到真正的写作，我就有点孤僻了。我有时会认为，这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凝练的、单一的作者声音，但事实上，这是性情使然。

编辑｜苏恩祺

    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以文学与影像为主要工作领域，致力于对当代文学文本、影像文本的阐释与分析，兼及文学史与影像史的研究，测绘社会表达的历史变迁、当下现实与未来潜能，探索我们时代批评的限度与新的批评形态的生成路径。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