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制与繁荣 】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缩小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当代的重大挑战，而这些获奖者的研究恰恰凸显了社会制度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关键作用。委员会还表示，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
德隆•阿西莫格鲁，57岁，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阿西莫格鲁最为人称道的研究，是从制度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从物质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然而，这一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何在劳动力和资本丰裕程度类似的国度，经济增长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征。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等作为切入点，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颇有影响力的“内生增长理论”。
然而，阿西莫格鲁认为，内生增长理论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他提出，既然不同的技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那么必然有更为深入的分析视角，即制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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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请回答》
理解当今纷纭复杂世界的
90个经济问题
对包括德隆•阿西莫格鲁在内的
3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采访
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
“好工作”会重回市场吗？
如何理解中产阶级的“绝望病”
问题之一：定向技术变革理论是否为制定有效的清洁能源政策作出了一定贡献？
德隆•阿西莫格鲁的回答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似乎只有逐步向清洁能源过渡才是唯一可行的长期解决办法。大多数经济分析师和评论家认为这一转变代价高昂，并解释这是因为在转变过程中，能源消耗将减少，甚至可能会引发经济长期处于较低增长的局面。出于这种考虑，经济学家在世界主要的经济模式中均提出了逐步增加碳税的建议（以减缓因税额大幅增加而导致的产出紧缩），另一个共识则是这类税收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然而，这些经济分析忽视了技术变革的内生性和定向性。许多不同的技术路径之间经常具有高度的相互替代性（它们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果），而社会究竟要选择其中哪条路径，则由企业、工人和政策决定。更具体地说，不同技术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当前的生产、研究和政策选择，通过将投资和研究向某些技术的方向引导，我们可以改变未来技术的平衡。上述所有内容意味着，在环境方面，通过增加对清洁技术领域（如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和投资，我们可以逐步缩小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与替代性清洁能源之间在生产成本上的差距，甚至最终使得清洁能源比传统能源更便宜。换言之，社会最终可以成功实现向清洁技术的过渡。
深入了解技术变革的定向性特质，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如何看待和设计环境政策。具体而言，如果技术变革可以被导向，那么最优的环境政策就不应是渐进式的，而应是短期内更为激进式的。原因在于，我们越拖延制定决定性政策，传统能源和替代性清洁技术之间的差距就越大，而弥合这一差距的成本就越高。反过来说，虽然标准的政策会建议采取逐步增加碳税的方式，但其在定向技术变革理论下就不太适用。及早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有助于缩小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之间的差距，而一旦这一差距缩小甚至弥合就不需要再采取这种激进的干预措施了。
当考虑技术变革的定向性时，不仅需要考虑政策在推行时机上的变化，还需要考虑其形式上的革新。相比仅仅依靠碳税，最优的环境政策应该同时包含征收碳税和对清洁能源研究的补贴。后者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会直接刺激清洁能源技术研究的深入，进而有助于缩小这些新兴技术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差距。如果没有这类研究补贴，转向清洁能源的技术变革所需的碳税水平可能会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清洁能源研究补贴则能够更直接、更经济地实现这一目标。
技术变革的定向性特质不仅改变了最优政策的时间线和形式，而且能使人们对未来持更乐观的态度。如果能够利用碳税和清洁能源研究补贴实现向替代性清洁能源的成功过渡，我们就可以减少碳排放，遏止全球气候变化，而不需要牺牲长期的经济增长（或者至少不用牺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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