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学工、学农、学军以外，三中其他的课程还是开设了不少，从良心上讲，那是远远不够我们这批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学习的，也许应该归咎于“十年动荡”后遗症吧。张铁生、黄帅们得宠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城市中学都差不多，反倒是一些边远县城，有尽职的教育工作者还能在下一代的身上有所作为。有限的知识，对于我这好动的孩子来说，简直算不了什么，那时也不讲什么文科、理科，我似乎对所有课程都感兴趣，年轻人对感兴趣的东西，总能做得很好，因而在五班，我曾担任过历史、地理、物理、数学课代表，学习委员。
认识到在三中所学知识的有限性，那是离开三中以后，参加全国大学招生考试（高考）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的。尽管我这样委员那样委员当过不少，除了在五班，就是学校也算是成绩不错的好学生了，那时可没有尖子生这一说，但一到真刀真枪的高考就抓瞎了，书到用时方恨少，锅儿还是铁捣的。
知识虽然没学到多少，三中度过的时光却是快乐的，没有后人所面临的高考压力，没有家长望子成龙的期待，更没有没完没了的各种补习、强化、冲刺。唯一欠缺的，当是谈情说爱。那个年代里好像就没有这种概念，当然只是针对我这傻头傻脑的人而言，傻人傻福，没有概念也就没有损失，而那些聪明的女同学们，在大家分手的时候，才明白白忙活了一阵。当然，她们也确实度过了不少好时光。
毕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某个日子，也就是离开三中的时间表而已。没有令人可以温馨回忆的毕业典礼，甚至连毕业文凭都没有一张，大家就要这么离开。
对于今天的同学们来讲不可思议。难怪好多年后，当我捧着女儿那张精致的高中毕业文凭，心中真是难以名状。不过在当时，一切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反正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了三次，却无一纸文书做证，要是后来考不上大学，这辈子都不会有毕业的证据。
临走前的几天，同学们还是依依惜别互道珍重。这方面女同学表现更为主动，送笔记本啦，签名留念啦，五年来没讲过的很多话，都浓缩写在了扉页儿上，不能想象，那时要是有个数码相机又会怎样。
有祝愿，有鼓励，尽管对前途还是一片迷茫，标准的留言我也收了不少。很多女孩子找到我家的地址，看着我笨拙地应对，妈妈都要笑出声来。要不是别人来约，我这腼腆的人也不晓得要回馈人家。女孩儿们的心思我实在是捉摸不透，生怕自作多情让人笑话。跟在人后最终还是去了两位女同学的家，究竟我说过多少道别的话也记不清了，反正不会多的，多半还是陪别人，当陪衬罢了。
一九七七年高考过后我也没有回过三中，据后来还交往频繁的同学讲大家都考得不好，可能全校当年进大学的也就五六人，全年级七个班中，五班算是最好的，有两位能在二十九比一的竞争中如愿踏入大学校园，班主任李老师还为此骄傲过一阵子。令李老师不满的是，那位同学入大学前就回去看过李老师，而我，则是到了第一个暑假才回三中看望他老人家。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三中。二〇〇八年初夏，由于大地震的缘故，回川看望老父亲，我专门到布后街，连校门都进不去，只能围着三中的铁栏杆转了一圈，脸凑在冰冷的栏杆夹缝当中，似乎还想找回些旧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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