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栋 | 联谊会主席—平生最大的“官衔”

民生 2025-01-31 07:30 安徽

联谊会主席—平生最大的“官衔”

《不信东风唤不回—一个高龄留学生的自述》选载之十五

因为家庭原因，我的个人档案经不起审查，我也自认不是当官的那块料，所以就早早断了当官的念想，没有官运也就是情理中事了。出国前，我担任过的最大官职是中学外语教研组组长，性质上属于“技术官僚”，级别上大概属于科以下的股级。这个级别的官职已经超出了我“不求官，只求安”的生活理想。在这个官职上，我管辖着一间办公室的七八个人，每周领几盒粉笔主持一次政治学习，两周主持一次教研会。这样的十二品芝麻官也需要和人打交道，时不时也有得罪人的时候。比如，任内主持过“十年动荡”以来第一次调整工资的工作。调整工资是狼多肉少，总有人吃不到肉。作为组长不发言是过不了关的，发言无论说什么就会得罪人。任内出差公干的最远记录，是到距离成都19公里远的双流县，任务是去邀请当时住在那里的知青模范孙传奇到校作报告，19公里也是我退休前职业生涯中出公差的最远纪录。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官运亨通会有时。到了美国以后，1994年我这个高龄留学生，因为“德高望重”被推举为ULM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受宠若惊之余，我心里却很清醒。这样的职位在国内属于香饽饽，一个学生有这样的经历，会给将来的求职加分不少。但在美国，不过是因为大家对它打不上眼，不想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于是才落到我这个准老头的身上。不过，既然是大家看得起我，我也要做点样子给大家看，不要辜负了大伙儿的一片“良苦用心”。上任伊始，就承办了一件为ULM全体中国留学生谋福的“国际外交大事”。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旨在团结在美国大学里留学和访学的中国人，为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服务性工作。联谊会接受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事馆的指导，而领事馆的这种指导只是非常一般性的，根本没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胡言乱语说的那样有一层神秘的关系。我上任后做的这第一件“造福众生”的事情，就显现出了联谊会工作的服务性质。

ULM图书馆设立的“中国之角”阅览区

原来在ULM的图书馆二楼，有一个“中国之角”，陈列着一些中国国内寄来的报纸和期刊，其中有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其他几种中文报纸。1994年秋季开学后没几天，我发现那个“中国之角”书架上的中文报纸突然消失了。阅读这些报纸的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人也不算很多，但缺少了总是一件遗憾事情。我找到图书馆馆方了解情况，馆方称二楼馆藏书籍数量上要扩张，楼层面积不足，只能压缩其他方面。和管理人员的交涉没有结果，我要求面见馆方相关领导。三天后，副馆长接见了我，向我解释了馆方的苦衷要求我理解。我向他说了很多中美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博大精深的道理，并说明这些报纸对中国留学生们了解国内情况十分重要。副馆长仍然强调了馆方的困难，不肯让步。我一看这形势对我不利，就暂时打住，回头想好了办法再来。

回家以后，我从留学生中打听到，ULM的商学院和我的母校四川大学的商管学院正好有个合作项目。ULM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商学院的教授丹蒙博士（Dr. Dam），我通过两个留学生让他从中美学术交流的角度给图书馆做做工作，请他们高抬贵手。丹蒙博士对中国颇有好感，又是一位热心帮忙的人，他去做了一些疏通工作。之后第三个星期的一天，图书馆副馆长突然打电话告我，说从下个星期起，那几份中文报纸和杂志期刊将会重新摆上“中国之角”的书架。事情搞定了，让我感到一丝成就感，觉得在美国虽然人情不比规则重要，但是公关同样必不可少。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我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对联谊会主席这个职务的一份责任感，留学生中有这种需要，我才自己主动去做的，没有人下指示要我这样做。

中国人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通过这件事，我感觉这句话在美国也是很管用的。等到我毕业要离开ULM时，丹蒙博士也找到我，要我回国后找找四川大学领导，推动一下他们的那个合作项目。古诗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我当然乐意帮这个忙啦，回来后找了几次时任商管学院院长的杨继瑞。这个项目后续有没有做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担任联谊会主席还有一项常规工作，通过休斯顿总领馆教育组与其他大学的联谊会交换录像带。当时还无法看到国内的卫星电视频道，录像带内容都是国内近期播放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这可以活跃留学生业余生活，也是留学生了解国内影视动向的另一个渠道。录像带是让大家借回家里观看，看后互相交换，而电影就需要总领馆教育组的人亲自过来放映，一般一学年能有一次机会。能看一场国内的电影，留学生们就像和亲人久别重逢一样，人人都感到期待和兴奋。我的任内有过一次这样的机会，放映的是《双旗镇刀客》，1990年拍摄的武侠片，何平导演，王刚和孙海英主演。记得那是1994年春天，我们借用了学校学生中心（Student Center）的小礼堂。这是一间能坐将近五百人的礼堂，布置相当豪华，暗红色金丝绒座椅，暗灰色地毯，水晶吊灯和碗式壁灯。在当时的中国大学中，绝对是找不到的。晚上七点，差不多所有中国留学生和家属都来齐了。另外，联谊会还通知了56公里之外的La Tech （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的中国同学以及家属。所以，一整个礼堂基本座无虚席。

《双旗镇刀客》是我在美国观赏的唯一一部国产影片。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歇场后，大家脑海中留下的我国西北一幕幕影像：灰蒙蒙的小山岗，漫天的风沙，土坯房舍，贫穷，荒凉，落后。走出礼堂后，眼下看到的又是美国校园灯火通明的高楼，以及大楼前面一溜排开地噌噌闪亮的各式汽车，立马就感受到贫穷落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鲜明对比。

联谊会主办的野餐会

每年秋季和春季开学的两次迎新，也是联谊会的常规工作。一般开学前，作为联谊会主席的我，就要到学校招办去了解新学期可能要来本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联系方式的，还要尽可能和他们联系，了解他们的入学困难和需求。联谊会也要组织一些老同学，在开学之际为即将到来的新同学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比如，为他们联系住房或者学校宿舍，安排抵达学校时的接机和接车。新同学来后，为他们介绍学校情况，注册报到时，找老同学引导他们去办理手续等等。不过，很多新同学都在学校有朋友或者关系，入学时需要联谊会帮忙的也不是很多。这方面，我曾经遇到过两个广州的新同学。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给我这个联谊会主席的内心带来几许的不安。

大概是1994年秋季学期吧。有一天，教育学院三楼的心理学系系主任（忘了他的名字）把我叫到楼上。我通常在教育学院二楼上班，到三楼只有几步之遥。进了系主任的办公室后才知道，他要我第二天早上一早到他的办公室去，在他们电话测试两位中国广州学生的时候，为他们担任电话翻译。两位学生都是广州人，记得那位男生姓刘，女生姓蒋。第二天的电话测试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电话提问主要集中在他们在大学的功课，业余研究和兴趣，打算到ULM学习何种专业，毕业后的打算等等，基本和一个留学生入学前提交的“Goal Statement”（目标申明）差不多。电话谈话结束后，我问系主任他的感觉如何，他称两个人都可录取，他尤其对那个女生的谈话很感满意。他又说学校可以保证录取，但不能保证他们肯定拿到赴美签证。后来的结果印证了系主任的担心，那个姓刘的男生顺利拿到签证，似乎更优秀的女生却被拒签，我心里很为那位女同学感到惋惜。

拿到签证的刘同学到校后，并不专心学习，一心扑在股市上。他对我说，他在国内倒卖二手汽车赚了很多钱，大概带了不少钱来美国，想从股市大赚一把。我甚至怀疑，他来美国的真正目的压根儿就不是求学，而是求财。把时间过多投在股市必然影响到学习，第一学期下来，这位仁兄三门功课两门F。照理讲，他应该从股市收手，全力以赴参加补考和此后的学业上。不料，老兄仍然沉迷股市不能自拔，学习上毫无进展，第二学期后被学校“清退”。至于他是否肠断美利坚后黯然回国，还是到了其他美国城市寻找机会，我不得而知，只知道ULM已经没有这位刘姓留学生了。

真是造化弄人，该来的没有来，不该来的却来了。该来的被拒签，让人扼腕叹息。那位被拒签的女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信心去再次签证，还会不会执着地去追寻她的美国梦。而不该来的却登堂入室无所作为，浪费了宝贵的签证资源，耽误了可能会有所作为的人。这种阴差阳错的命运安排，最后导致双输的结局，可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联谊会主席的工作，有时就是这样琐碎，但我并不觉得无聊。这些工作总归需要人去做，我既然愿意出来承担这份责任，也是觉得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做工作总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但是你在协调各种关系，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现了你的预定目标，你会有种成就感。特别是你为别人提供帮助方便了别人，你也会有种乐趣和满足在里面。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胸中也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只知道做事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才可能达至目标。在我的任上，还举办了1994年的国庆中秋暨迎新晚会。比起其他几次类似晚会，这次的组织安排比较成功，大家的满意度较高。听到一些同学的溢美之辞，自我陶醉的感觉也悄然而生。

1994年10月，门罗正是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的季节。联谊会要这个金秋时节，筹办一个比较隆重的国庆中秋暨迎新晚会。说比较隆重，是因为那个节令上几个庆典重叠一起，休斯顿总领馆给的经费比以往更多一点。记得，当时是按照80位留学生的人头拨付，总计达到240美元。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好像是区区小数，但是在当时已经不少了，人均三美元。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的物价较低，比较偏僻的路州门罗市生活更为便宜。到中餐馆去吃一顿午餐自助餐也就4.95美元，超市品质很好的牛肉四五美元一磅。所以，人均三美元一顿晚饭，可以吃得很好了。

我打破以往完全到中餐馆订餐的做法，改成自做餐，完全自己动手准备。先制定菜单，再把菜品分配给做这种菜拿手的各个留学生家庭，请他们届时做出家乡风味的中国菜来，费用也按照预算分配给他们。在超市采购的东西只有饮料、纸质杯盘、餐巾纸和塑料刀叉。这一招不但节省了大量费用，使得晚餐的量和花色品种都增加了不少。

主持1994年留学生国庆联欢会

十几个家庭承担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们献出了至为喜爱的家乡菜，把我们中华国粹——烹饪技艺，展示到了异国他乡的美国。我原先以为，作为地道的四川人，我承担的麻婆豆腐一定会味压群芳，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没有想到，几位留学生家属做的菜，受到的好评让我闭声闭气无话可说。尤其是上海体院来的老黄太太做的酱排骨，受到特别的追捧，一上场就被大人小孩抢吃一空。那天的晚宴，菜品极其丰富，加上家属和特邀嘉宾一百来号人，吃不完还让一些人打包带走。

晚宴之前，照例有一番短暂演讲和文娱节目。主席台上除了一面五星红旗外，一副浅蓝色的巨大横幅上，几个工整的美术字“月是故乡明”蓝里透白，真有点朦胧诗意。彩带，鲜花，加上融融的灯光，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每个人脸上都有笑意，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满足祥和。就好像，人们都回到了故乡，和家人在一起享受着浓浓亲情，也暂时忘记了学业的负担和折磨人的乡愁。此时此刻，每个人心里都涌起一个相同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希望自己的家人健康幸福。

组织这次联谊晚会，不仅是我的得意之作，也是我的收官之作。第二年的夏天，我从ULM拿到学位毕业，要离开门罗去休斯顿了。我的这个联谊会主席的职位，也要交棒给另一位同学。没有想到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和我后面要讲述的另一个ULM留学生会选举非常相似。我要找一个接棒人是如此之难。我连续咨询了好几个同学的意愿，他们都不假思索地回绝了我的要求。无论我怎么说明我要离开的形势，也无论我怎么向他们解释，说这份工作其实并不会耗费太多时间，就是没有人肯接棒。1995年5月，眼看我就要毕业走人了，选择下一位联谊会主席的工作，仍旧搁浅在一潭死水里。我不得不去咨询那位交棒给我的田X同学，他已经担任过主席了，而且也面临毕业走人的问题，不可能再次出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告诉我说：“你就尽管走吧，到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的”。我别无他途，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想到，田同学的话十分灵验。我走后听说，第二年的联谊会是一位曹姓同学出来担纲组织的。曹同学是位女生，和她先生都是来自北京某某学院，平素就显现出侠肝义胆那种气质。在这联谊会“危亡”的关键时刻，她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负责，我很是钦佩。我当时找同学咨询时，不知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她。我真是没有慧眼，没有注意到这位巾帼女儿，多少有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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