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杨芳老师、余辉博士赐宝贵资料 

原文载李华瑞、何玉红编：《陈守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论文集》，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北宋兰州经略述论

文丨 杨芳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是黄河上游重镇，北连甘、凉，南通秦、渭，自汉代以来就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市。唐广德（763-764年）以后，河西、陇右陷于吐蕃，后经历唐末、五代，直至北宋初期，兰州始终游离于中央管辖之外。宋初“关中戍守不越秦、凤”，对秦、灵以西地区无意疆理，兰州诸羌虽依附宋朝，但朝廷对其管辖有限。随着西夏崛起，宋、夏在秦、陇一带展开争夺。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取河西，后又举兵攻兰州诸蕃部，南侵至马衔山，“筑城瓦川、凡川会，留兵镇守”^[1]。嘉祐八年（1063年），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市）禹藏花麻“以西使及兰州一带土地，举籍献夏国”^[2]。兰州地处河湟与陇右地区的结合部，西夏占领兰州，阻断了宋朝内地与西北边疆的联系和交通。宋神宗继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意图富国强兵，恢复汉唐旧疆，制定了先取吐蕃，再图西夏的战略。元丰四年，李宪收复兰州，使北宋在对峙中取得战备优势，意义重大。北宋收复兰州后，在兰州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措施，巩固了北宋西北防的安全，也为北宋拓边河湟打下基础。关于北宋时期兰州的研究，学界在讨论宋夏战争、宋夏关系等问题时都有所涉及^[3]，为我们展开相关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主要集中于北宋对兰州的收复过程、兰州之战，以及兰州的军事地位等方面，从总体上对北宋经营兰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措施等探讨较少，对兰州堡寨的修筑虽有所涉及，但其修筑与防御体系的构建过程还需进一步厘清。

一、修筑堡寨，构建防御体系

兰州堡寨进筑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在宋神宗元丰时期，这一时期兰州新复，主要围绕兰州城，加强了兰州东、西、南及其外围的防御，是防御体系初步构建的时期。

元丰四年九月，李宪收复兰州，为巩固兰州防御，加紧了城寨堡的修筑和防御体系的构建。李宪新复的兰州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余步”，据北宋筑城的规格，“寨之大者，城围九百步；小者，五百步”^[4]，兰州城的大小不及宋朝一个“大寨”的规模。因此，攻占兰州后，李宪就将兰州城的修筑和拓展作为首要任务。由于兰州的重要军事地位，李宪奏请建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列郡，为兰州的未来发展作出定位。但帅府放在前线，也要考虑风险，再加北宋财政拮据的考虑,宋朝决定“省版筑之费，使城小而坚，则易为守”。完成修筑任务后，李宪向宋廷汇报：“见城兰州，内所以自固，外不妨致敌。” ^[5]元丰七年（1084年），李宪又增修兰州城，城址北扩，紧挨黄河南岸^[6]，成为阻挡西夏渡过黄河渡口的军事壁垒。

宋廷在修筑兰州城的同时，又展开了西使城的防卫工作。西使城（今定西市安定区）是兰州以东外围重镇，或称西市城，是西夏西寿保泰监军司的驻地。西寿保泰监军司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原驻天都山，后迁至西使城。西使城在禹藏花麻归附西夏后，成为西夏统治兰州蕃部，保障兰、会等黄河以南诸州安全的军事中心。西使城不仅是沟通熙河路、泾原路边面的重要军事据点和交通要冲，而且地接皋兰，土地肥沃，粮草充衍，是兰州军需的重要补给地。元丰四年年底，西市城修葺完成后，宋廷“赐名定西城”^[7]，并批准“其间有须增置堡寨，通接道路”^[8]。

兰州北距黄河，南倚马衔山，北宋除了修筑兰州城、西使城外，还在兰州东西两面加强防御。元丰四年修筑龛谷寨（今榆中县小康营乡）、阿干堡（今兰州市七里河区阿干镇）、东关堡（1081年恭噶关改，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店子街））、皋兰堡（今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山城梁堡）等；元丰五年，置西关（今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胜如（今榆中县清水驿乡东古城村东古城）、质孤堡（今榆中县来紫堡乡）、洛施、癿洛宗（今西固区东川乡祁家坪）等堡。^[9] 堡寨的修筑加强了兰州及周边的防御能力，坚定了蕃部效顺之心，“自城兰州及展置戍垒之后，羌人相继降附者已数万帐，迨今效顺，接迹不绝”^[10]。但在元丰六、七年的宋夏兰州之战中，许多堡寨亦遭毁弃。

元丰五年，李宪还建议在兰州以东与定西城之间修汝遮城（今定西巉口镇），认为汝遮“最为贼冲，城围须及千步，并接胜如堡，中间筑一通过小堡”，“如此，则折冲制胜之形成矣”。^[11]在定西城与兰州之间修筑汝遮城的设想因宋神宗病逝而未克全功，直到元符时期汝遮城才最终得以建成。

第二个阶段是哲宗元祐、绍圣时期，主要修复了元丰时期兰州之战及元祐初年被西夏毁弃的堡寨，并以拉平熙河路与泾原路的边面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进筑。

元祐初，主持朝政的反变法派大多主张息兵弃地，但因兰州战略地位重要，朝野内外有识之士大多认为兰州不可弃。因此，在宋廷争论不休的同时，熙河路帅和兰州将佐也逐步加强了对兰州诸堡寨的修复和防护。元祐六年（1091年）六月，西夏数万人进攻定西城，熙河路经略使范育与通远军代理知军姚雄提出修筑李诺平、汝遮城以加强防御的主张。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种谊开始修筑李诺平，至五月一日进筑完毕，历时二十四天，朝廷赐名“定远”。定远城的进筑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保金城，扞熙州，控大川”^[12]，据守要害，又可护卫龛谷、质孤、胜如附近居民，具有相互接应之作用。定远城修筑后，又在以东进筑了纳迷堡（约今榆中甘草店一带），关于纳迷堡的位置，尚书左丞梁焘指出：“汝遮去纳迷七十里，李诺平去纳迷百余里。”^[13]

哲宗亲政以后，北宋对夏战略由元祐时的妥协退让向军事扩张转变。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北宋趁西夏右厢主力鏖战葫芦河流域的时机，渡河在兰州对岸修筑金城关。钟传率领步卒二万、骑兵三千，在黄河上系桥渡河，仅用了六天时间就完成了金城关的修建。金城关修筑后，宋廷认为兰州防御已是牢固，于是提出了进筑会州、沟通熙河路与泾原路边面的战略计划。为实现这一目的，熙河兰会路经略使钟传将进筑重点转向了会州。在钟传集中精力进筑会州的同时，知兰州苗履对金城关进行了展筑，并增加驻军。金城关在兰州城北二里，黄河西北山要隘处，是黄河上游的主要古渡口，也是中原王朝经兰州跨过黄河进入甘凉以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宋代收复兰州“未有金城（关）以前，每岁河冻，非用兵马防托，不敢开城门”^[14]，自钟传、苗履修筑金城关后，西夏右厢兵马再也无法威胁兰州了。

第三个阶段是元符及徽宗崇宁、政和时期，以夺取湟鄯地区，覆灭青唐政权为目标，宋军进筑湟水、浩门河（大通河）、喀罗川（庄浪河）流域，设立京玉关、震武军等堡寨。

元符、崇宁年间，朝廷以恢复湟鄯地区为先务，兰州作为紧靠湟鄯地区的西部边面军事州，对河湟之役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元符元年九月，会州进筑成功，沟通边面之役完成。元符二年的河湟之役又使熙河兰会路西部边面西移至湟州地界。这样，修复湟水运输线以应付河湟馈运已刻不容缓。元符三年五月，北宋在宗河口进筑关城，赐名京玉关。京玉关位于“兰州城西九十里之小寺沟河交会处”^[15]，处在湟水注入黄河的河口东岸。京玉关是湟水交通线上的重要结点，从京玉关出发，不仅有沿湟水南北谷地行进的陆路交通，亦有沿湟水漕运的水路古道，而且地势较为平坦，路途近，风险小，成为馈运湟鄯前线的主要关隘，亦有道路通往西夏右厢监军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京玉关进筑后，为进一步打通湟水交通，北宋在京玉关以西的湟水北岸又筑通川堡（今兰州红古区）。

宋徽宗崇宁时，又以绍述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对外政策也转向积极开拓。崇宁三年（1104年）三月，王厚兵分三路进攻鄯州。^[16]四月，收复鄯州（今青海西宁市），唃厮啰政权瓦解。

政和四年（1114年），为缓解西夏对湟鄯的军事压力，北宋向兰州黄河以北庄浪河流域推进，占领夏人据点古骨龙。政和六年（1116年）六月，筑城古骨龙，赐名震武城（今永登连城镇西北），后改震武军。震武军辖有一城一桥三堡：一城即德通城，一桥即通济桥，三堡分别为善治堡、大同堡、石门堡。^[17]重和元年，童贯派遣廓州防御使、知兰州何灌争夺割牛城（今永登县民乐乡西），赐名统安。^[18]这样，兰州以西、黄河以北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

北宋在修筑堡塞的同时，派驻军队，招抚沿边弓箭手，增强兰州防御力量。元丰五年四月，宋廷发在京拱圣、骁骑、云骑、武骑各一指挥，共四指挥骑兵，殿前司、步军司虎翼各五指挥赴兰州。^[19]若以一指挥四百人计，十四个指挥共约五千六百人。同年七月，兰州置马军广锐两指挥、步军保捷两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保宁两指挥，各以四百人为额；牢城一指挥，^[20]共约三千二百人。元丰六年二月，宋廷以京西、河东、泾原、秦凤、熙河路团结厢军差赴兰州。^[21]在这两次增兵之后，兰州守军超过八千人。元丰六年底，由于面临西夏的大攻势，官员估算“兰州守御须及一万人，今在州总计六千六百余人，临事旋乞益兵，窃虑误事”。李宪认为兵力已够：“本司契勘兰州依百步法，止合用六千四百五十六人，本州通计仅及八千人，自可有备。”^[22]自此，兰州正规军的兵力大概维持在八千至一万人，由熙河路汉蕃第二将统领。绍圣四年筑金城关后，又增置守关将士二千人。^[23]宋廷顶着财政和后勤的巨大压力，保持了兰州雄厚军力，起到了威慑西夏的战略作用。

北宋通过在兰州及其外围修筑城寨堡，派驻军队，沟通边面，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完善、巩固，为拓边西北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兰州的开发提供了相对安全、和平的环境。

二、招抚蕃部，巩固民族关系

兰州地处宋夏边境地区，居住着大量蕃部，如何争取边境民族的支持以巩固统治，是当时北宋统治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招降蕃部，稳定民族关系，也是北宋拓边西北的重要举措。

宋神宗熙宁时王韶上《平戎策》，论述了经制河湟蕃部的重要性，认为河湟一带的吐蕃，自唃厮啰去世以后内部相争，实际上已由独立于宋夏间的一方政治力量变为不稳定或不确定的政治因素。宋朝应通过威服河湟吐蕃而实现孤立西夏的目的，所谓“国家必欲讨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罝（唃）氏也，威服罝（唃）氏，所以胁制河西也”^[24]。

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北宋攻取河州，拓边二千余里，熙、河、洮、岷、叠、宕、通远军等尽为宋有，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按照王韶《平戎策》的既定战略，兰州蕃部也在招服之列。“古渭州一带，至洮、河、兰、鄯之间，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地，所谓湟中、閤亹、临羌、抱罕、邯中、大小榆，土地肥饶，宜谷者，皆在洮、河、兰、鄯之间，诚得而耕之，其利岂止威伏羌戎而已耶？”^[25]熙宁八年（1075年），马衔山蕃部锡丹族（乞当族）首领达克博脱离了鬼章和木征的阵营，归顺宋朝。锡丹族的归顺，是宋朝招抚兰州蕃部的开始，这使得宋朝在熙河的战局得到很大的改善。达克博不仅说谕木征弟巴毡角（赵醇忠）及母妻等来降，又诱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巴凌酋首居岷州（今甘肃岷县）城北。宋朝因此下诏补达克博三班差使、巴凌巡检，赠邵州团练使。^[26]

元丰收复兰州，兰州地区蕃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丰四年（1081年）五月，禹藏花麻请宋朝发兵征讨西夏，并愿举族为内应。六月，宋朝五路伐夏，吐蕃首领董毡兵三万至西使城作战。九月二日，李宪攻占兰州城，巴令谒三族归附。随后，蕃部首领巴令渴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因巴令渴族助宋有功，宋神宗对其进行了加官与奖励。^[27]元丰四年十一月，宋廷又下诏：“应行营蕃将士，作番次厚与犒设，仍大开恩信，广务招徕新土生羌，及密定置戍之所，计度版筑之具，以俟春暖兴作。”^[28]

北宋收复兰州后，继续招抚西蕃族归降。元丰四年十一月，李浩奏言：“兰州招到西使城界归顺西蕃注丁摖令归等三族大首领厮多罗潘等三百余户，千三百余口，内三百余人强壮，千余口老小妇女。已犒设，等给例物，各令依旧住坐。”^[29]十一月十九日，李浩又汇报：“兰州节次招到西使监军司管辖顺夏国西蕃剡毛鬼、驴耳、金星、啰述等四部族大首领，蕃钤辖约苏等二百三十余户，二千余口，寻犒设，等第支给例物，各令归族。”^[30]这一时期宋廷招降蕃部的政策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自城兰州及展置戍垒之后，羌人相继降附者已数万帐，迨今效顺接迹不绝”^[31]。

招抚蕃部、妥善安排蕃部也是北宋后期经略兰州的重要举措。如绍圣四年（1097年），苗履代理兰州知州，兼管沿边公事，蕃官穆纳僧格闻宋廷出榜诏谕，遂来投奔，宋廷授穆纳僧格礼宾副使，充兰州部落子巡检。^[32]又如元符二年六月，“夏国伪正钤辖格斡宁以所部孳畜并部落子隆登等投汉”。宋廷“诏格斡宁特与内殿崇班，仍赐银、绢、缗钱各三百”。^[33]

配合招降蕃部工作的进行，北宋还在兰州城内设置纳质院，对蕃官子弟进行统一管理。如元祐七年六月庚午，枢密院奏言：“近言者称兰州诸族蕃官以骨肉为质户，处之城中。自属汉后，颇安其业，请留质院，如愿归族下者，亦听从便。”但“时种谊相度，若各令归族下，缘与贼隔河，每岁冰合，复遣入城，徒恐疑惑，乞增展质院，且令依旧。”^[34]北宋西北地区散居着大量的吐番、党项帐部落，宋朝在建国初期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武力征服同时，对其酋豪、首领、子弟、族帐以及人员进行纳质，设置纳质院，以达到稳定边境的目的。

北宋在开发兰州土地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民族问题的妥善处理。如文彦博曾上言：“或曰兰州宜如充国，可置屯田，添助食兵。今若有田，多属蕃族，不可尽夺。”^[35]说明北宋收复兰州后并未将兰州农田全部收归国有，而是承认归顺旧户和蕃族的田地所有权。除了将敌对蕃族田地、无主荒田收归官有外^[36]，还向当地蕃族居民收购土地。到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宋徽宗仍以“开拓以来，疆土虽广，而地利悉归属羌”为忧，于是诏各路经略使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37]可见在收购蕃部土地的过程中也给予其较好的回报。

招抚、优待蕃部的政策，不仅有利于争取蕃部的支持，削弱西夏在兰州的势力，而且对巩固民族关系，保持兰州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三、发展经济，缓解财政压力

兰州屯驻大军，财政开支浩大，加上修筑堡垒关寨，费用更多。哲宗元祐时，很多人认为经营兰州财政负担太重，希望弃地于西夏。如韩维认为：“朝廷自得熙河之地，岁费缗钱五六百万，后得兰州，又费百万以上。所得愈多，所费愈广，拓地之无利，亦已明矣。”^[38]文彦博也批评进筑兰州，劳民伤财，“惟是朝廷创筑城垒，屯兵戍守，岁费百万以上，困竭中国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地”。又说“今闻转运判官节减兰州岁计，犹须一百余万，又当计会知州并帅臣保认可以足用否。”^[39]除了每年一百多万缗的正常预算外，还有突发事件增加的临时支出，如元丰六年战事紧张，朝廷又拨京西提举司钱二十五万缗，“应副兰州市籴粮草”。由此可见军费开支大，财政负担重是关系兰州经略的重要问题。

军粮不足的问题，很早就困扰着北宋陕西诸路。元丰四年收复兰州后，军需粮草需从关中或熙河路转运。如元丰五年七月，“李宪请发关中民运粮兰州”，因王安礼劝阻，宋廷改为“李宪自调”，李宪“改用卒夫，以时运之”。^[40]元丰六年二月，“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马二千粮草，于次路州军划括官私骆驼三千与经略司，令自熙州摺运，事力不足，即发义勇、保甲。”^[41]但兰州地处沿边，粮运不便，为减轻财政负担，北宋在兰州大力推行屯营田，发展农业生产。

招募弓箭手，开垦沿边荒地以增军储是北宋前期以来就推行的重要政策。元丰四年( 1081 年) , 宋军以熙、河为起点向兰州推进，作为后勤补给方式的屯田也在熙河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兰州拓展。兰州地区“田美宜稼”、“土曰沃壤”，适合屯田生产。宋朝统治者对兰州的农业发展相当重视，元丰四年九月兰州收复不久，熙河路都大经制司就以“兰州、西使城川原地极肥美，兼据边面”^[42]为由，建议泾原、秦凤、环庆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换耕种。

北宋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来发展兰州农业。首先，是解决土地问题。宋廷承认兰州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如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文彦博所奏《论西事札子》载：“兰州宜如充国，可置屯田，添助兵食；今若有田，多属蕃族，不可尽夺。”^[43]解决屯田土地的办法，除了将敌对蕃族田地、无主荒田收归官有外，还向当地蕃族居民收购土地。如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宋徽宗以“开拓以来，疆土虽广，而地利悉归属羌”为由，诏各路经略使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44]，通过和平赎买方式增加官田的比重。其次，是大力引进农业人口。元丰四年十一月，权熙河兰会经略副使李浩指出，兰州及西使城界多荒闲地，招募弓箭手难得数足，希望朝廷许人开耕，宋廷诏熙河路都大经制司相度施行。元丰五年十一月，兰州、定西城等新复地新招弓箭手五千人。^[45]元祐五年六月，质孤、胜如二堡置弓箭手三千人等。弓箭手遂成为宋人开发兰州的重要力量。弓箭手多为“少壮堪耕战之人”^[46]，不仅能垦种农田，以缓边郡馈运之劳，而且骁勇善战，能抵制西夏的侵扰，所谓“缘边弓箭手，乃守边之篱落，无事则耕，及战则为先锋，其驼马、器械，皆自备”^[47]。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具有军事防御和节省财用的双重作用。

在北宋的经营下，原属西夏的龛谷、质孤、胜如等农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并开垦了许多新的土地。至北宋中后期，兰州的可耕地已尽数开垦为农田。随着大量军民人口的迁入，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在兰州下设兰泉县^[48]，中断了三百多年的郡县制度也得到恢复。

除发展农业外，北宋还鼓励商业贸易，在兰州设市易司、榷货务等，征收商税，增加熙河路财政收入。自宋熙河开边后，熙州、河州等地便成为西域各国商人汇聚之地。元丰三年（1080）十月，于阗进贡使团就有乳香、杂物等十余万斤运到熙州南川寨。据宋人李复的上奏，回纥、于阗等国商人有居留熙、河达“十余年者”^[49]。兰州作为熙河路管辖的一部分，也有西域商贾的活动。如元丰六年（1083）熙河兰会路制使司报告西夏侵犯兰州，“并掳略和雇运粮于阗人并橐驼”，宋廷令制置司“优恤之”^[50]。元祐七年六月枢密院的奏言中提到，兰州质纳院中还有蕃客可以居住的屋舍，并且宋廷还有在兰州修建蕃市的打算，但考虑“夏国疑惑，候边事宁息修展”。^[51]可见，宋朝对丝路贸易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

北宋神宗时期推行市易法前，宋廷对沿边诸族采取“听与民通市”的自由贸易政策。熙宁五年，宋廷接受李宪的建议，在古渭寨（镇洮军，后改为熙州、通远军）置市易司，其后又在秦州永宁寨、河州、岷州等地区设置市易司。元丰六年（1082年）七月，兰州设置市易务，“支拨钱本，计置物货，应接汉蕃人户交易”^[52]。行市易法的目是由官府控制商业，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使富商不得上下其价，乘时射利，商旅得以畅通。市易法至元丰八年（1085）即废罢，其间私贩贸易受一定限制，因此对兰州及沿边地区的大宗贸易影响不大。^[53]

熙河路开辟后，宋朝为解决这些新复领土驻军的粮草补给问题，先后在熙州、河州、岷州、通远军设立折博务。兰州在元丰六年市易司设置后不久，也设置了折博务。^[54]折博大致是折价交易之意，也就是物品与物品之间（不包括货币）相互折算价格进行交换，主要是用银绢茶盐等各类杂物折博粮草。^[55]在北宋熙河路的商品贸易中，虽然交易物品琳琅满目，但主要以茶、马、粮食交易为大宗。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宋朝决定从熙、河二州桩管茶中调拨部分“充兰州博籴”^[56]。同年十月，茶场司请求将熙州桩管茶一万驮“分四料”拨给，“毎季支茶二千五百馱”，“充兰州博籴粮斛”。^[57]可见兰州的折博贸易中，主要以茶博籴粮草，以供军需。关于折博务的作用，熙宁五年（1072）九月，权三司使薛向言设有折博务的延、秦、渭等州，“召商人入刍粮钱帛，偿以解盐，岁收缗钱一百六十六万”，而古渭寨（通远军）及新城镇洮军（熙州）这时还没有设置折博务，“故商旅未行”。^[58]史籍中有关兰州的折博务的记载很少，但结合折博务长期存在，且随着疆域的开拓不断增设来看，兰州折博务在军需粮草的购买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兰州商业贸易的发展。

四、发展儒学教育，促进社会转型

陇右自唐代宗广德年间陷于吐蕃，大量的吐蕃人迁居在此生活。九世纪末，吐番王朝分崩离析，日渐衰落。生活在陇右的吐蕃豪酋纷纷自立，“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59]。宋夏时期，兰州地区分布有诸多蕃部，这些部族分布在西使城（定西城）、汝遮谷、龛谷川、马衔山、纳迷水、喀罗川和兰州城附近，过着部落化生活。

熙宁以后，北宋在熙河路推广蕃学，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河州、岷州、洮州、西宁州都先后建有蕃学。入学的蕃酋子弟，“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60]，教授儒学经典，教科书都是标准的国子监书。以西宁州蕃学为例，“其蕃族子弟甚有能书汉字，通诵《孝经》，渐习《论语》，皆知向方慕义，化革犷俗。”^[61]

北宋兰州也设有蕃学。《元一统志·兰州》载：“文宣王庙，在城东南隅。宋哲宗元祐六年州学，有碑，其年六月二十四日史天常撰。”史天常确有其人，雍正《陕西通志·选举》载：“史天常，邠州人，熙宁九年徐铎榜。”《元一统志·种谊》亦载：“（种）谊在郡审形势以制敌，简士卒列器械以强兵，广仓廪通输糴以足食，公赏罚以申军政，明听断以清民讼。又建立学校以崇教化。”种谊在元祐六年正任兰州知州兼沿边安抚司事，可知兰州州学是种谊在任时所建，史天常撰碑以记其事。种谊所建州学实际上是蕃学，本意是招收蕃酋子弟入学为质，西北沿边蕃学的创始者正是种谊之父种世衡。蕃学的建立推动了熙河路及兰州儒学文化教育的发展，亦促进了蕃部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其文化认同效果正如王安石《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诗中所期待的：“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怀后殪戎。胡地马牛归陇底，汉人烟火起湟中。投戈更讲诸儒艺，免胄争趋上将风。文武佐时惭吉甫，宣王征伐自肤功。”兰州在崇宁三年（1104年）设兰泉县，实行郡县制管理，亦与儒学教育的影响不无关系。

北宋在包括兰州在内的熙河路还实行了鼓励佛教发展的的政策。兰州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汉唐时期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佛教很早就通过河西走廊传到了兰州，唐代兰州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如庄严寺、普照寺和宝塔寺等^[62]，成为宋代兰州佛教发展的重要基础。吐蕃很早就信仰佛教，据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王钦臣撰《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兰州一度受西夏统治，党项人也笃信佛教。北宋收复兰州后，为笼络蕃部，巩固统治，继续实行鼓励佛教发展的政策，对损毁的佛教寺院进行了修复。随着交通的畅通，诸多西域蕃僧经过兰州龛谷城、定西城一带前往镇戎军贡使，蕃部聚集的龛谷城、西使城、马衔山、汝遮谷、纳迷水等地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北宋收复兰州后，道教亦恢复生机，在兰州不仅修有东华观、九阳观、清虚观等著名道教宫观，而兴隆山亦成为道教圣地。薛达《重修兴龙山东岳行宫募化疏引》载：“兴龙栖云二山焉，脉本马衔，……诚为榆中福地，兰垣之保障也。两山之上，庙宇林立，创自唐宋，年远无稽。”^[63]刘一明《栖云山香火地记》载：“栖云山朝元观，即古朝元庵，由来已久，为兰郡朝拜之名区，祈福之胜境。自唐宋迄明，称为福地。”^[64]

综上所述，元丰时期北宋收复兰州，为兰州的开拓和经营揭开重要一页。北宋收复兰州后，修筑堡寨，构建防御体系，进一步控制黄河上游，为拓边西北打了重要基础。北宋进筑、开发兰州，主观上是发挥其军事价值，但客观上则大大推动了兰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宋廷在兰州迁入大批军民人口，设置州县，设立蕃学，进行儒学教育，中断了三百多年的郡县制度得到恢复。堡寨体系与州县制相表里，推动了部落化已久的基层社会组织转型。在此过程中，宋朝开设场务贸易，各族人口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广泛交流，相互依存，促进了民族交融的顺利进行。尽管困难重重，政局多变，北宋以兰州为黄河北立足点，开拓西北的战略目标最终得到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