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琚（1697-1767年），字佩之，号松门，奉天（今辽宁沈阳）汉军正白旗人，清乾隆前期声名显赫的大官僚。他出身于显宦世家，曾祖父杨朝正于康熙中以侍卫出为山东东昌知府，祖父杨宗仁官至湖广总督，叔祖杨宗义官至河南巡抚、镶白旗汉军都统，父亲杨文乾官至广东巡抚。杨应琚本人起家任子，雍正七年（1729年）授户部员外郎，以后历任山西河东道、甘肃西宁道、临巩布政司、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甘肃巡抚、山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补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留陕甘总督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初，杨应琚以大学士管理云贵总督，接办中缅军务。他贪图功利，为将弁欺蒙，报喜不报忧，终被清高宗觉察，将其革职议罪，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闰七月二十三日“赐令自尽”，成为乾隆皇帝炫耀边功的牺牲品。
《据鞍录》是杨应琚以日记形式写成的有关青海、甘肃、陕西的游记。
乾隆四年（1739年），正在西宁道任上的杨应琚奉命入京述职。六月二十日由西宁乘马起程，经由碾伯（今青海乐都）、平番（今甘肃水登）等县，二十六日抵兰州府城，因其祖父杨宗仁曾为临洮知府，取道临洮，经由渭源、巩昌（今甘肃陇西）、宁远（今甘肃武山）、伏羌（今甘肃甘谷）、秦州（今甘肃天水）、清水等州县，出大震关入陕西省境。又经陇州（今陕西陇县）、汧阳（今陕西千阳）、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地，七月十九日到达陕西省城西安。继而东向临潼，经渭南、华州（今陕西华县）、华阴、潼关诸县州，七月二十六日由风陵渡入晋。这段行程横贯三省，达二千七百余里。作者把一路上的见闻、沿途道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城池关隘、掌故传说、人物轶闻、庙寺碑碣、风景古迹，引古征今，详悉记载下来，写成了这本日记，冠以《据鞍录》之名。清末学者缪荃孙对该书极为推崇，说“此录历叙道路、风景，考证古迹，搜访金石，令人想见升平气象。松门累代时疆，未由科目出身，文笔雅洁可爱，纨绔自安之辈，相对亦应愧死”。这本日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大量笔墨记录了作者沿途兴致勃勃地勘查古迹、访读名碑的情形。对临洮长城遗迹，伏羌大像山石窟，秦州伏羲庙、仙人崖、麦积窟，岐山周公祠，武功鸿禧观，兴平马鬼坡、茂陵，西安碑林、慈恩寺，临潼华清旧宫，华阴岳庙，华山，等等，都有绘声绘色的记录，生动具体地向我们展现了二百八十多年前这些文物古迹的景观，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祖国大西北悠久丰富的历史文明，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美化西北大地，修复历史遗址，发展旅游事业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考稽古籍，引证诗词，访问耆老乡民，力图把所见名胜古迹的历史沿革、名称由来、地理变迁叙述清楚，订正了一些古籍记载的谬误。例如，在武功，作者拜谒了李世民的出生地庆善宫旧址——唐太宗祠，仔细观赏了后殿檐下的太宗诗碑，发现“碑石坚细”，而“趺非旧物”。天黑以后，还“举火周视，见阶前有巨碑卧泥土上，字已击损”，他用手指反复验摸，通读了这块宋人游师雄立的“初建唐太宗祠碑”，知道了寺宫的沿革。然而，碑内叙述寺在城南，如今寺却在城北，作者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询问乡老，又检阅旧碑侧小跋，才知道该寺原在县南十八里的旧谷口镇，南临渭水，后“因水患，将此祠材木并旧碑悉辇来置此，故碑趺不称”（七月十五日记）。我们知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轻信传闻，以为该宫“今没于渭”。两相比较，实地调查对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价值昭然若揭。注重对明末清初战争遗迹和轶闻的调查，是 《据鞍录》的又一特色。
顺治五年（1648年）回籍军官米刺印、丁国栋在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反清起义，康熙十三年（1674年）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都是发生在甘肃的重要战争。杨应琚东行途中，屡经其中的重要战场，他都仔细勘察战争遗迹，采访战役情况，搜集民间异闻。在兰州，途经镇远浮桥，他考订得知王进宝由西宁进军兰州，并非如一般说法由镇远桥，而是由河会城用皮囊木筏渡的黄河。巩昌，曾是米刺印、丁国栋军与孟乔芳部大战之处，也是王辅臣与张勇鏖战之地。杨应琚访查到米、丁起义得到了巩昌回民的响应，而孟乔芳是用骑兵“衔枚疾走、乘夜袭营”的手段偷袭起义军，使起义者“死尸枕藉”，大伤元气。王辅臣叛军据城时，竟将城内“搜括无遗”，又“分钞旁邑”，使当地人民遭受了惨重的灾难，以至六十年后城内还“楼橹残缺，墉垣圮损，终不及往时”。在秦州，他“询国朝秦、陇遗事。”九十余岁的“老革孟芝兰”向他详细地回忆了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总兵陆道清据守该城，与清扬威将军阿密达等所率清军反复周旋争夺的历史，该孟“且能言诸将军之形貌性情，历历如绘。至士女所罹锋镝之苦，将卒餐冰饮血之艰，不禁泪下”（七月八日记）。作者距事件时代未远，又录自当事人的口述，所以这些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可作研究清初西北历史的参考。
对西北山河、风俗民情的生动描绘，是《据鞍录》的又一内容。在《据鞍录》中，杨应琚以雅洁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西北河山的壮丽、民情的纯厚。在兰州，作者登五泉寺游玩。日记中写道：“山峻耸，左右蜿蜓如张翼，五泉自两腋出，雷奔云泄，汇流成渠。自寺右山径登阁，凭阑俯视，黄河如带，郡城楼橹历历可数。灯夕坐眺，恍然赤霞。自南郭外至山下四里，水甘土肥，园畴平衍，东阡南陌，路净如扫。春时梨杏甚盛，白屋青帘，人往来夕照中，望之正如图画。阁侧有小屋一间，窗户洞开，逼近左腋泉。瀑下多乱石，丛筱乔木，杂生其间，自高而下。每月夕来观，如造异境。自阁右崖腹支径侧足登梯而上，为石佛殿，皆依峭壁架空为阁，下即右腋水泉。佛像甚古，年代不可考。穷目更远，泉声上射， 直入耳根。炎夏坐久冷然，善也”（六月二十八日记）。这篇游记，时而磅礴开阔，时而袅袅娟秀，虚实相生，移步换形，实在难得。作者对沿途民间习俗的访查，也给民俗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甘肃中部干早地区向有饮用涝池水的习惯，但极少为名人注意。杨应琚记下平番“地艰于泉，过客俱饮用涝池水。涝池者，掘地为凹，以积雨雪，人畜共之”（六月二十四日记）。这大概是关于涝池最早的记述文字吧！
作者在书中一般只以记录闻见为限，寓情于景，绝少议论。但偶有议论，却又颇具卓识，能给我们不少启示。此外，书中对沿途道里、物产的记录，官场应酬的描述，寺僧生活的叙评等，对于研究清前期地理、职官、经济、宗教，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来源：《据鞍录》（清）杨应琚著 汪受宽校注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