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曼（Patrick Zachmann）拍摄
往事与回响1985-1989
文 | 刘青松《直言》
1985年
“‘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阴道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万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金瓶梅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
“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英国威猛乐队1985年4月10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动感强烈的流行音乐使得上万名观众如痴如醉，有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负责接待乐队的一位文化官员对记者说：“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
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多家海外通讯社的强烈反应。报道的标题是：《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零点二十二分。北京－新加坡。
“您是邓丽君小姐吗？”“是。请问您是哪一位？”当我告诉对方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歌迷的时候，她吃惊地问：“什么，北京？”对方像是一边思考一边说：“我现在很惊奇，能有电话从北京打来。”
……
我告诉邓丽君小姐，内地一些青年喜欢她的歌。她听了想了想说：“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地的青年朋友！”
据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披露，邓丽君最大的心愿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演唱会。
1991年，邓丽君在广播中说：“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1995年5月8日，《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讣闻：“台湾歌手邓丽君，在泰国因气喘急促去世，享年42岁。”这是邓丽君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
“足球项目在当时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特点，人们渴望用胜利和成功打破生活的循规蹈矩。”
1985年刘心武的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中说。
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次球迷闹事”的5·19事件，球迷的反应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不过法新社并不认同：“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
当年，球迷们给国足寄臭鞋垫子、苍蝇、刀片、子弹；后来，球迷们在网上传看《国足欢迎你》MV：“我家球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一个两个不算稀奇，再多也输得起……国足欢迎你，用净胜球感动你，你们捞足积分，我们来出局……”
“你是知识分子，每月工资58元，你的婆娘小学文化水平，成了养鸡专业户，半年挣3800元，你这个教师没什么意思啊！”
1985年，一个村支书对一个工作20年的教师如是说。
一位老知识分子在一次座谈会上泪眼婆娑：“提不提工资，分不分房子，称不称先生，皆无所谓，我心无所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士为知己者死嘛。可惜者，于无言中，拒你于五服之外，让你隐隐约约感觉到，但不便说，让你影影绰绰意识到，但苦于言传……”
“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
1985年11月底，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上海国际饭店楼顶亮起了霓虹灯，“东芝TOSHIBA”几个大字闪烁。1949年以后上海第一个外商广告出现。
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的争论，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说，“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有人“感到忍无可忍”。
1986年4月11日，《文汇报》发表《有感于一则广告的争论》：“让外商到中国来做广告，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问题；民族自信心的强与弱，同外商广告的多与少、突出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连一则外商广告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采取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上海呢？”
“五金公司经理当文化馆长，这种现象还有。派了一些不懂行的干部在管文艺，正是左的干部路线的结果。有的干部什么都不能当，可以当文联主席、文化局长。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985年1月底至2月初，西北某省召开了学习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座谈会，一位与会者发言时说了上述一段话。
该发言者提到，曾有奶牛场场长被派为歌舞团团长，“牧牛人不可能牧好歌舞团。”
时为宣传干部的王霄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还记录了如下发言：
“小报不能靠公安局抓，抓，可能两毛钱抓成一块钱了。用行政命令手段抓文艺容易造成反感。通过诱导，自生自灭。”
“作协四次大会民主选举非常好。巴金为什么众望所归？当了官要为作家说话，为人民说话，不要为了官说话。”
“创作自由要有很多保障才行。一是要有出版自由的保障。作家写啥都可以，但要过编辑的关。出版必须要自由，不敢说领导不懂文艺，确有些事情恐怕是不懂文艺界的情况或不懂读者的情况……”
1986年
海陆（落）空
“听歌要听邓丽君，嫁人要嫁‘海陆（落）空’”，这是1986年时年轻人熟悉的一句话。
如意郎君“海陆（落）空”，“海”指海外关系，“陆（落）”指文革期间被没收的财产落实政策后退回来，“空”指有一套现成的单元房。三军俱备，只欠秋波。
当年的媒婆往往要问“有多少条腿”，也就是有多少件家具。
结婚讲究新“四大件”：冰箱、电视机、石英手表和洗衣机，俗称“四个现代化”。
据阿根廷《民族报》报道，当年，中国人结婚的平均开销是3500元。
二十多年后，流行的是“嫁人要嫁灰太狼”。
“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1986年5月9日晚，《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穿一件半长褂，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音乐响起，崔健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曲《一无所有》终了，全场狂热，只有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无法忍受，愤然离场：“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我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
1986年，花城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不到两个月印了两次，印了210万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这样的句子，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
据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陈俊年回忆，出书后，当时的省委书记连夜把出版社社长叫去了，书记在办公室里几乎拍桌子了：“我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
有关方面开了一个《丑陋的中国人》批判会。主持人开门见山：“这本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对中国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会出这样一本书。”
2008年4月29日，89岁的柏杨去世。第二天，《丑陋的中国人》卖断货。此前两年，柏杨宣布封笔，在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柏杨曰》作的序里，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1986年7月，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如是说。朱厚泽因此言获“三宽部长”雅称。他也是迄今为止任期最短（一年零七个月）的中宣部长。
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朱厚泽在工作中大力推行。他曾对《光明日报》的记者们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1]
2005年，朱厚泽在《炎黄春秋》杂志发文呼唤“公开、透明、有严格法定程式可循的阳光政治”。
2007年4月，朱厚泽在《往事》杂志发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因在于“解除市场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社会的治理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
2007年11月3日，朱厚泽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说：“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2010年5月9日，朱厚泽逝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悼文写道：“‘三宽’说的是文化工作，其实质何尝不是政治工作、团结工作、争取未来明天的工作。”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说。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开放报禁。9月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
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其他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依旧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
1987,湖北武汉 利用暑假上街卖报的女大学生，周国强
1987，浙江舟山 ，七十二岁的台湾退伍老兵回到故乡，袁学军
大哥大
1987年的一天，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带着一部“大哥大”，和同行骑车去天安门。广场上禁停自行车。他们把车骑到一处交警岗亭下，“请给我们看一下车。”交警看一眼自行车筐里的大砖头，“有任务？放心吧您呐！”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向国人推销砖头般大小的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
当时，一部“大哥大”卖两万多，还要走后门才能买到。在那个大多数人只能打公用电话的年代，拥有“大哥大”成为一种身份象征。有人买回一部“大哥大”，天天拿在手上，三个月没有打一个电话，因为不会用。有人在公交车上举着“大哥大”震天吼：“喂喂，老婆啊，我买了二两葱！”
在19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中，有这样的镜头：方言、杜梅、钱康去一家高级饭店吃饭。最后就剩方言一人了。服务生：“请问先生现在买单吗？”方言举起钱康留下的“大哥大”，从容地说：“你看这个够不？”
洋快餐
街头围观跳霹雳，花轿抬进肯德基。
1987年11月12日，北京前门，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开业。天上飘着雪花，市民在店门外排起长队。
很快，前门肯德基就成为一个每天有人排队的新景点。登长城，逛故宫，吃肯德基，成为当时外地游客进京三件事。
每个星期天，前门肯德基的三楼都有人举办婚礼。那个时候，能够到肯德基举办婚礼，在北京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
后来，人们开始用洋快餐来编派土老冒：一山西煤老板进了肯德基，大喝一声：“来三十个羊肉串两瓶啤酒！”
公务员
1987年中共十三大决定，在全国逐步建立公务员制度。
当“公务员”三个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标题里，很多人还不习惯：什么是公务员？干部怎么成了公务员？
人们习惯了把机关里的人叫“大盖帽”、“吃公家饭的”，也习惯了听到类似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抱怨：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写条子的就有30多个。
而现在，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中国最热门的考试，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挤掉鞋子想破脑子做卷子的就有3000多个。且看《菩萨蛮·国考》：国考人流似潮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向北望北京，可怜无我身。壮志遮不住，定到首都去。明年榜中有，不达不罢休。
存在主义
1987年，以三联书店出版法国当代哲学家萨特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为高潮，饮食男女被存在主义哲学撞了一下青春的腰。那个年代，无论是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的，嘴里时不时蹦出一个“在场”，或者并非存在主义的“我思故我在”，“存在即合理”。
21年后，天涯社区的一篇帖子题为：《哲学是个屁，××别装逼》。
带功报告
1980年代中期，全民气功热。到处是练功者，到处是气功协会，功率很大，超级马达。
清华大学陆祖荫、李升平做出了“气功影响分子结构”的实验，《光明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科学家钱学森对有关报告进行了推荐。
1987年，气功热达到顶峰，时兴“带功报告”——台上气功师“发功”演讲，台下听众一起进入状态。听众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人边听边手舞足蹈，残疾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当年最热门的气功师是严新。夏天，严新在首都体育馆、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处举办多场“带功报告”。甚至有传说，他发功帮助扑灭了当年春天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一些出版社争相出版介绍他的书。
1990年代中期以后，气功热渐渐退潮。气功大师们隐退，留下一个盛产“大师”的气场。
“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
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成方圆保定演出风波的调查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走穴”的对话。
作曲家谷建芬认为“走穴”风容易使青年演员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不过，她也谈到助长“走穴”风的一个原因是剧团臃肿，几百号人没事干。
几位在京的青年演员则认为，“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什么叫私演？你们记者晚上回家给外报写稿难道也要向领导汇报？在业余时间多干些事为什么就不行？”在谈到为何外出演出不通知团里时，她们说，“谁不愿走正当手续？可是外面来借人，十次有九次被打回去或变相不同意。”
有人建议给“穴头”以合法身份，国家照章收税，马上有人反对：如果是这样，国家养活的3000多个剧团就成了为“穴头”培养挣钱人的培训班，国家培养好一个，“穴头”请走一个。
“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过去微利、亏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反而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了利润的企业反而是资本主义，真是怪事！”
辽宁本溪女工关广梅租赁了8家国营副食店，她创立的租赁、承包和股份三位一体的租赁企业集团效益惊人，但是，由于其个人收入在两年内达到4万多元，引起广泛争议，有人发问：“这是姓社姓资？”
关广梅给《经济日报》写了一封求助信：“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过去微利、亏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反而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了利润的企业反而是资本主义，真是怪事！”1987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关广梅的来信。该报随之展开关于租赁企业历时40多天的大讨论。
1998年，被贴上“商业租赁第一人”标签的关广梅从本溪市糖酒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休，赋闲在家，婉拒各路媒体的采访要求。
“以私有制为基础能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国人社会，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个富过政府官员的强大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强大社会。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员高，天天在议会骂政府。”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这一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博士的杨小凯写就《中国政治随想录》，文中有上述一段话。
杨小凯认为，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可以使社会上层结构、知识分子出路多元化，可以产生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可以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私有制能顺利走向民主这种现象使我有种直觉：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
1988年
1988 ，广东广州， 路边的市民扑克牌娱乐，叶健强
1988，大同至北京的硬卧车上，一位女乘客，阎雷（Yann Layma）
1988，陕西关中 ，三位城镇女性， 侯登科
1988，山西大同， 阎雷（Yann Layma）
1988，山西省大同市，刚买的新家具，阎雷（Yann Layma）
“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1988年12月22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回忆，那天下着雪，中国美术馆前买票的队伍蜿蜒一里多长，原定两毛钱的门票暴涨了十倍。
观众排队时心情急切，看画时，却不敢驻足直视。画家杨飞云的作品《十九岁》前，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后排的人踮起脚尖，啥也看不清。观众们的眼神里，有新奇、震惊、羞怯与愤怒。
一个戴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着肩膀从美术馆大厅中挤出来，满脸潮红，叨念着：“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大展”期间，一个女记者自称“代表妇女”与主办方交涉：“既然是人体艺术大展，为什么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为什么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么几个男的还遮遮掩掩，把下体遮盖着？！”主办方回答：“道理很简单，这是人体展，不是性器官展。”
参展画家们生怕随便哪位领导一句话就把大展扼杀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为期18天的展览，共展出了28位画家的130多幅人体画作，观展人数创纪录地达到20多万。
不过，三位人体模特不干了，以罢课抗争：“凭什么我们1小时只拿24块，而你们又展览又出书，让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她们闹上法庭。10年后官司判下来了，每位模特获赔1万元。
“《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
《红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电影报》上一篇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说。
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信给西安电影制片厂和中央，要求禁演《红高粱》，因为它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还有人写批评文章说，“《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影片拍摄地山东高密的农民上访，抗议影片丑化中国老百姓。
2012年，《红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在高密的故居成为热门景点。
公民办报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进行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共发问卷2051份，回收510份，有效问卷472份。结果显示：82.2%的人大代表和83.3%的政协委员同意，新闻立法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创办报纸，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体现。35.3%的人大代表赞成“公民办报”，反对的有60.1%；政协委员对“公民办报”比较积极，55.9%的委员赞成，只有30.7%的委员反对。
“我反对！”
1988年3月28日，人民大会堂，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一位代表走到设在走道上的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会场静下来，众人的目光聚集到这位代表身上。
这位代表在发言中解释了他反对的理由：“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问很高，我非常钦佩，但他89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
主席台上的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认真倾听。
这位代表发言完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1954年召开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现反对票。
在场的记者赶紧打听，才知道这位代表叫黄顺兴，来自台湾代表团，早年曾在台湾当过县长、“立法委员”，因敢于直言得名“黄大炮”，1985年回到大陆。
这次会上，黄顺兴还提出设立秘密投票处的建议。他认为填选票时，“每一个人都挨得很近，你投谁的票，别人都看得见。这种投票方式违反了秘密投票的原则”。这一建议被采纳。全国人大会议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黄顺兴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发言是全体代表沟通的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这一条写进了1989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兴建三峡工程议案时，黄顺兴按规则要求发言，但未获准，他因而退席。后来他说：“大水又不会淹到我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一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
黄顺兴辞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2002年，他在北京病逝。
“根据中央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贯精神及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政治优势的指示，目前争相出版《文革辞典》极易导致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
1988年12月10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有上述一段话。《规定》要求：“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辞典等工具书，今后相当时期内，各出版社均不得安排”；“凡属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及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著作，一般不要安排”；“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作品等，前一段时间已出版了不少，原则上不要再安排”。
1989年
1989，湖北武汉，“房屋交易会”场外，市民自发交换换房信息，谢国安
1989，云南昆明，郊外市集上卖花卷的流动小贩，冯汉纪
“作为一个中国人，按中国的法律向中国投资，怎么就成了侵略中国？”
1988年海南建省，拥有天然深水良港的洋浦成为海南开发的热点。当年6月，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与海南省政府达成初步协议，由政府在洋浦半岛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区内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期限为70年。
1989年3月，5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大会上联合发言，公开指责“洋浦模式”是将大片国土送给外国人的新“国耻”，“何异引狼入室”，斥之为“出卖主权”、“丧权辱国”。123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反对“洋浦模式”的提案。
熊谷组方面不无委屈。该公司70多岁的总经理于元平，打电话向中央有关领导申述：“作为一个中国人，按中国的法律向中国投资，怎么就成了侵略中国？”
海南省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说：“引进外资开发洋浦，我们在经济上没风险，但政治上要冒风险，大概不会挨棍子，但‘帽子’可能不会少，最吓人的‘帽子’无非是‘卖国’。为了改革开放，我们不怕戴‘帽子’。想保险，就关上门睡大觉，悠哉游哉，让荒地继续睡觉，洋浦继续长仙人掌，但仙人掌不能当饭吃……”
“我在国内上大学听了4年政治课，假话多于真话，政治老师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大家都可以理解。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真诚，但过去经常的政治运动的迫害，使人们不得不用虚假的外壳将真诚封锁起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这套‘一言堂’的方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蛇口风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文汇月刊》1989年第2期一篇关于1988年“蛇口风波”（1988年1月13日晚，在蛇口举行的“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等问题与专家展开激烈论战）的长文记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8日辟出“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后，短短一个月零六天，收到1531封读者来信。海外留学生们也纷纷参与讨论。曾有插队经历的留学生陈听，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了上述一段话。
共和国第一罢免案
“共和国第一罢免案”这个词汇，出现在1989年各地的报纸上。
1989年5月，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向省政府提出质询案，副省长、省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组长杨汇泉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接受代表质询。在长达3小时的质询对话中，杨汇泉对于代表们提出的关于他女婿任副总经理的湖南省国际经济开发公司非法牟利、他和亲属在广州一餐吃掉公款4437.1元等问题，不是支吾搪塞，就是无言以对。代表们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
177名代表联名提案，要求罢免杨汇泉的副省长职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大会主席团将罢免案提交大会表决。
5月15日下午，代表们手持罢免议案表决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投票结果：赞成罢免的506票，反对罢免的162票，弃权的98票，罢免案通过。
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
来源；同文社nex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