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秦陇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其特点。这里农耕区与畜牧区并存，农牧业生产有所发展。文彦博谓：“臣窃见秦凤、泾原沿边熟户番部比诸路最多，至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以致饵寇诲盗。”韩琦曾言：“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耕牧自足”正表明居住在城镇边、河谷区的吐蕃部族的经济类型，既从事传统的畜牧业生产，也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以补充牧业生产的不足。
农业生产发展
秦陇属于安多藏区的一部分，在吐蕃王朝中后期已成为吐蕃王朝的重要粮食基地，“军粮兵马，半出其中”。10世纪以后，秦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熙、河、洮、岷、兰、叠、宕等州沿河地带也成为宋代的主要农业区。
这一时期，秦陇地区农业生产发展，传统的农产品主要有小麦、大麦、青稞、荞麦等。陇南地区多生产大麦，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率军入岷州，瞎吴叱及本令征归附，两人各献大麦万石。由此可见这一地区大麦产量高，种植广。这一地区青稞产量也高。崇宁五年（1106年），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亩收五石，粒当大麦之三”。
麻类作物也在秦陇得到种植。宋代主要的麻类纤维作物有大麻、苧麻与葛麻。大麻的适应性很强，不论在干燥炎热或高寒地区均能生长，故种植面广，遍于南北，凡不宜种桑柘、苧麻之地，均种有大麻。麻类纤维作物的地理分布比桑柘广，其种植区域“比桑柘向西延伸了许多”。庆、原、泾等州也都是产麻地。
北宋统一后，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南北农作物品种交流。原来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致使一部分土地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宋政府认为“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令南方各地劝民益种诸谷，而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神宗即位，立志改革，兼制西夏，开拓边疆。熙宁（1068—1077）年间，宋朝攻占熙河地区后，将南方的水稻也引种到这里，洮河沿岸开始种植粳稻。熙河地区的农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正如《熙州行》诗中所写“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女桑被野水泉井，吴儿力耕秦妇织。”
畜牧业具有优势
秦陇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牧业经济的历史传统，使其具有发展畜牧经济的优势。陇南地区海拔高，气候寒冷，草场面积分布广，牧草茂盛，品种、品质均为上乘，这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宋代秦陇地区的畜牧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不定居游牧经济，大约居住在洮水以南、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吐蕃部落从事的是纯游牧型经济，他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畜牧业，同时以狩猎为辅。居住在秦、渭、泾、原、熙、河等地的吐蕃部族则大多从事半农半牧型经济。
秦陇地区的畜牧业品种众多，有马、牛、羊、猪、骆驼等，但以饲养马、牛、羊为主。养马业在秦陇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多藏区的马最有名，有养名马的传统，在藏文史籍中有“安多马区”之称。宋人也皆知其地产良马，吕颐浩言：“今秦州接连熙、河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产良马之地。”
六谷马，即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所产的岔口驿马，为全国名马之一，被誉为活着的“天马”。武威出土的东汉铜奔马，不论是体形、神态的潇洒雄骏，还是蹄踏云雀行空的蹓蹄奋进，均与驰骋中的岔口驿马酷肖无二，这说明岔口驿马声名远扬。
河曲马，是产于黄河河曲（今甘肃玛曲县）地区的良种马，即今所称的南番马。宋代流传至今著名的李公麟《元祐三马图》，其中就有两匹为吐蕃奇骏。黄山谷以诗赞颂曰：“西河骢作蒲萄锦，双瞳夹镜耳卓锥。长楸落日试天步，知有四极无由驰。电行山立气深稳，可耐珠鞯白玉羁。”
宋政府欲利用吐蕃地区自然条件及蕃部善养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宋官府养马的弊端，节省开支。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神宗询问养马利害时，王安石回答说：“今坊监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若令洮、河蕃部养马，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马。因地宜马，又蕃部以养马为业，极便利，所省钱计不少，而坊监地赋民，所取地利又不少。”
秦陇地区牛羊的产量也很大，文彦博所言“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反映了秦凤、泾原地区畜牧业生产的状况。熙宁六年九月，岷州吐蕃献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十月，王韶收复熙、河数州后，获马、牛、羊数以万计。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韶破踏白、阿诺等城，获牛羊八万余口。仅熙河地区牛羊的产量就如此庞大，反映出畜牧业种类多，产量大，正是宋代秦陇地区畜牧业兴盛的表现。
来源：甘肃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