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周至唐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期位于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历代王朝均大力开发西北地区。尤其是自西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更带来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资治通鉴》描绘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北地区的盛况：“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据《通典》记载，公元749年河西道和籴仓储粮占全国和籴仓总储粮的32.6%，常平仓储粮占全国常平仓储粮的36.1%。仅张掖就存储粮食达到40万斛。时称“金张掖，银武威”。可见当时的甘肃，无论是河西内陆河地区，还是河东的黄土高原，都是富甲四方。
甘肃的富庶为西北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自西周起，至秦汉，再延至隋唐，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考察这种现象，虽然以关中平原为中枢，但是，不能忽视陇原大地的作用。也就是正因为以黄土高原为主的甘肃东部地区有着良好的环境、丰富的物产，才能从经济、社会等方面给中央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出现了中央王朝立足关中，御临天下的政治格局。
自唐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向东转移，经济中心向南转移。北宋政治中心出现在河南开封，南宋政治中心在现浙江杭州，元朝定都大都即现在的北京，明朝初年建都南京，后迁移至北京，清朝继续在北京建都，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仍立北京为首都，国民政府时期则迁都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在新政协会议上决定了新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中国政治中心向东迁移的显著特点是临大运河而建都城，这是由中央财政的来源决定的。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的过程从唐朝“安史之乱”后开始，到南宋时最终完成。在这一过程中，西北地区不仅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还失去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地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至晚清，甚至到了人民群众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状况。如左宗棠所言“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缘何出现这样巨大的历史反差？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战乱是历史上破坏经济、破坏社会生产力的罪魁祸首。自唐末至清代和民国，西北、甘肃境内战乱不断，社会缺乏稳定，对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破坏。如清同治初，统治阶级缺乏对社会矛盾的处置和把握，最终导致了回民起义，进而演变为各民族之间的仇杀，形成了十分严重的“人祸”。战乱发生后，在陕甘一些地方，出现了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只要能拿得起刀的，都在尽自己所能地杀人的悲惨局面。对人口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1942年所修《洮沙县志》记载：“同治以前，本县人口繁盛，花门变起，人民死亡枕藉，往往数十里无人烟。及左文襄公平定西陲后，召还乡里者，仅十分之二三。”“迨河湟之变又起，人民多逃亡兰垣附近，其不及逃者，尽遭杀害。民国十五年（疑为“十七年”之误），焚杀之惨，尤为众目新睹。”1929年撰修的《华亭县志》记载：“同治乱后，户口摧残，不及明初。”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自然灾害的频发。西北地区自隋唐以后自然灾害呈明显的增加趋势。有清一代，甘肃发生旱灾114次，平均每两年多就发生一次；民国时期，发生25次旱灾，平均一年多就发生一次；有些地区甚至连年大旱，史书中记载“甘肃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野无绿色。”“到处仍是一片白骨黄茅，数十百里不见人烟。”1915年陇东17县普遍大旱，秋收无望；1916年全省各地春旱秋涝，十室九空；1919—1922年全省连年大地震，破坏严重。凡此种种，使甘肃农业受到巨大打击，到1925年全省耕地面积减少58%，经济停滞，人民生活苦不堪言。1928年甘肃再次发生大旱灾，灾民多达245万余人。第二年“夏收前，树皮、草根、麸皮、油渣均被食尽。人相食，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全省灾民达250万人，死于饥饿的有140余万人，死于病疫的60万人，死于兵祸的30多万人。”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报告中记载：“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之枕籍。山羊野鼠，亦均啖磬。”这是对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人民群众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洮沙县继战乱之后又在1929年发生奇旱，“饿毙人民甚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省由于自然生态恶劣，生产力低下，历史上的欠账过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村的贫困面貌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每遇到以旱灾为主的自然灾害，许多群众不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如1959—1962年，甘肃遭受前所未有的特大旱灾，受灾面积占全省总播种面积的57．9%，受灾人口达648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60%多。1972年，甘肃再一次遭受严重旱灾。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把定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状况拍成照片，送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当看到定西农村人缺粮、畜缺草、人畜缺水，有的地方大姑娘衣不遮体、不能出门的情况后，周恩来总理心情十分沉重，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此后，他讲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搞了20多年，定西人民还这样困难，我们政府有责任，我有责任。政府眼睛要看到西北，西北自然灾害特别多，尤其干旱多，对西北要大力帮助”。并亲自安排中央八部委的干部来甘肃访贫问苦，进行调研。但是由于当时国家财力有限，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1982年甘肃久旱无雨，又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不仅庄稼无收，甚至在有些地区连饮水也断绝。
第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向东南地区迁移，西北和甘肃地区逐渐丧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区位优势，这在甘肃表现得更为突出。古代甘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曾领先于许多地方，这使甘肃成为华夏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西汉武帝时收复河西，为了开发甘肃，巩固西北边陲，就将牛耕和代田法大规模地引入河西，派驻军队和招募人口进行屯田戍边。从汉代到隋唐，在河西进行了有效的水利开发，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就有大量的牛耕图出现。这种情况极大地促进了甘肃地区的农业发展。但是到了近代，甚至现代，牛耕仍然是甘肃农业生产主要的方式和方法。在近代甘肃农村，一些家庭甚至连耕牛都不具备。这说明甘肃农业生产力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极其缓慢，农业技术创新远远不能满足人口增长对最基本的粮棉的需要。到了晚清民国，战乱、自然环境的恶化、军阀官府横征暴敛，导致经济更加凋敝，出现畸形发展。如当时的农村中如果老百姓种粮食等农作物，在交完苛捐杂税后所剩无几。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的生计，无奈之下只能改种收益比较高的鸦片，就出现了肥美田地不种粮食而烟地随处可见的情况。这种所谓的“鸦片经济”如饮鸩止渴，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导致更加的贫困。1935年，著名记者范长江游历甘肃采访，他来到甘肃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即所谓的“金张掖”，“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没有裤子”。
第四，甘肃地方政治的糜烂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这是造成甘肃地方经济衰败和贫困加剧的又一重要原因。甘肃地处西北，历史上交通信息闭塞，对权力监管不力，这就给地方官员中饱私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朝乾隆年间堪称“盛世”，在甘肃却仍然出现了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人为首侵吞刻削，聚敛行贿的惊天大案。历史上统治者常因筹饷、赈灾、备边或兴建工程等需要，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用捐纳作为获取经费的重要途径。地主豪绅、富商大贾可以通过纳资或纳粟得到官位褒奖，一些富家子弟为了显赫门楣、光宗耀祖，对此趋之若鹜。甘肃战乱灾荒不绝、地瘠民贫，捐输自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王亶望等人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大肆冒赈、贪赃分肥、祸害乡里。案发后，皋兰等34县短亏库银88万两，仓粮74万石，连同草束等共计折银高达160余万两。造成“甘肃官吏竟无一人洁己奉公”，“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案发后，陆续正法的督、司、道、府、厅、州、县各级长官达56人，免死发遣的46人。其中，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令自尽”，两任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赞，兰州府知府蒋全迪等人被斩首。与此案有关联的浙江巡抚陈祖辉被“赐令自尽”，布政使国栋发配新疆，杭嘉湖道王燧被斩，陕西巡抚毕沅降为三品顶戴。
来源:星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