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特大学教授科恩·斯霍尔斯（Koen Schoors）和塞琳·德·斯克雷德（Selien De Schryder）：“世界每隔七十年都会迎来一次巨变，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节点。这种周期总是以一堆麻烦收尾，但我们每次都能从中走出来，变得更好。”
从特朗普的进口关税到本国岌岌可危的工业：一切是否都走向衰败？
根特大学（UGent）的经济学教授塞琳·德·斯克雷德和科恩·斯霍尔斯认为：“我们太过悲观了。”
今年，科恩差点获得一项大奖：在为De Morgen撰写的一篇专栏中，他提到了所谓的“预咀嚼一代”（voorkauwgeneratie），指的是那些更愿意接受现成信息和解决方案，而不愿意自己动脑的人, 他因此在年度“年度词汇”评选中获得了第二名。
今年排名第一的新词是“吊床投资”（hangmatbeleggen），(小编：其实就是指买被动形的ETF, 真正实现“躺赢” )
而去年，新词“掠夺性通胀”（graaiflatie）获胜，指那些利用通胀推高利润的公司，连续两年经济学术语登顶？这肯定不是巧合了。
经济学教授们还注意到，近年来经济学院的讲堂里座无虚席。
塞琳表示：“年轻人对加密货币充满兴趣，他们想了解通胀的原理，或者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
科恩补充道：“‘我怎么能在30岁实现财务独立？’ 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塞琳表示：“看起来，FIRE（财务独立，提前退休）运动已经不再流行了。”
科恩回答：“幸好如此，不过，每位学生在学年的前三周都会问我：‘教授，您怎么看比特币？’”
两位教授的简短回答是：确实，有些人通过比特币赚得盆满钵满，但千万别拿积蓄去冒险，因为它纯粹是投机行为。比特币永远无法成为一种可信的支付方式，因为它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也没有实体经济或实际价值的支撑。
科恩打趣道：“五年前，我用我的比特币买了一杯咖啡，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科恩表示：“也许是‘特朗普大破大立’（Humpty Trumpty）？”
塞琳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直觉上，我也会想到特朗普的当选，但我怀疑，如果美国总统换成哈里斯，欧洲的局势是否会有根本不同？外交方面会有所不同，但她的经济政策同样会更多关注国内和亚洲，而非欧洲。”
科恩补充道：“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也可以算是今年的重大事件之一，尤其是科技公司之间的投资竞赛，而欧洲却在这一领域大幅落后。”
塞琳表示：“或许有些老生常谈，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到全球气温创下新高，以及我们对此的冷漠态度。‘够了，别再提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成本太高、不够高效，而且会损害经济……气候政策的暂停键已经按下，而温度的上升幅度却远高于平均预测值。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感触颇深，因为我们将因此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塞琳说：“我们普遍认为：过去总能解决，现在也能。但只有当金融市场真正将比利时作为目标时，我们才会改变这个想法。”
科恩表示：“显然是僵局般的组阁过程。”
塞琳补充道：“我还记得人们担忧极右翼政党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和工人党（PVDA）的崛起，虽然这一预测并未完全成真，而自由党的惨败无疑也是一个重创。”
科恩表示：“令我感兴趣的是，全球在任政府都在失利，从比利时到荷兰、法国，再到瑞典和美国，而无论这些政府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这似乎都无关紧要。我认为这与通胀冲击有关：许多人将价格上涨归咎于政府，却将自己工资的名义增长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但实际上，逻辑正好相反：工资上涨是因为通胀增加了。”
塞琳补充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代从未经历过如此高通胀的人，因此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度困惑——对此，我也归咎于媒体。通胀主要是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各种补贴和社会价格政策来帮助民众，但他们却反而被指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怎样的荒唐现象？”
世界上最著名的竞选口号之一，“It’s the economy, stupid”（“问题出在经济上，傻瓜”），不正是说明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总是会被选民惩罚吗？
科恩解释道：“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比利时的基督教民主党（当时称为CVP）依然执政，并成功实施了一些结构性改革，当时的民众对政治抱有更多的耐心和信任，因此政治家们有更多时间制定计划。而现在，你随便去咖啡馆或火车上听听，五分钟内肯定有人在抱怨政治。这当然与当下快节奏的社会有关：选举间隔短，传统和社交媒体都需要内容抓人眼球，很少有时间深入探讨问题。”
塞琳认为：“政治中确实有太多争吵。我理解存在诸多挑战和意识形态分歧，但我们确实需要尽快制定一个战略。”
科恩回应道：“这让我想起一句戏谑：‘一场海啸正向我们袭来，而我们却在争论如何摆放沙滩椅。’”
您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一切都将改变……而且会变得更好》（Alles wordt anders... en beter）。
科恩：“我并不是写了一本关于希望的书，尽管人们似乎这样看待它，我更想描绘一个更加可持续、低成本且更具社会性的未来。我们其实已经知道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是现实且可行的，例如，在过去一年中，整个欧盟的电力生产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20%。”
塞琳也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我们对未来太过悲观了。这可以理解：疫情刚刚结束，欧洲又爆发了战争；中国在展示强硬姿态，而特朗普可能再次执掌美国。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自然会引发抵触情绪。人们总是想维持现状，但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
她补充道：“科恩说得对，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得更糟，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保持现有的福祉和生活水平，就必须采取行动。我担心的是，我们如何能让所有人跟上这个步伐？”
科恩表示：“从长远来看，每隔七十年世界就会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比如，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到了1870年，大多数人的生活明显改善。工业化加速了，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但也伴随着童工问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
他进一步补充道：“二战后是全球化和繁荣的时期，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但我们也破坏了气候。现在，我们又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周期通常以一系列问题结束，但也表明我们最终会从中走出来，变得更好。这虽然不能保证未来，但确实展现了一种模式。”
然而，塞琳指出：“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碳排放对未来仍会产生长期影响，这确实令人担忧。”
科恩分析道：“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我们表现得相当不错。我们没有像预期那样陷入衰退，例如德国的情况就要艰难得多。但我们也面临一些问题：能源成本过高，我们错误地计算了通胀，导致工资过早上涨——现在又将迎来一次工资指数化调整，这简直荒谬。一些企业因此陷入困境，比如Van Hool和奥迪。青年失业率也在缓慢上升，制造业，尤其是化工行业正在降温。不过，这个故事是复杂的，因为服务业和软件行业表现得非常好。”
塞琳补充道：“总体来说，比利时表现尚可。在欧洲，我们处于中上游水平，有时甚至表现优于平均水平。但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政府在不断借债支持，而我们的债务已经非常高了。”
科恩回忆道：“2011年底，我们在组阁时间上打破了世界纪录，当时德克夏银行（Dexia）倒闭，我们的债券利率飙升。一周后，迪吕波政府（Di Rupo）便成立了。上一届政府也是在新冠疫情中组成的。危机对我们似乎是种动力。”
塞琳坦言：“比利时的财政状况是我们最大的‘不便真相’。每个人都知道公共开支增长过快、债务过高，但我们却无动于衷，欧洲也为此批评我们。在组阁谈判中，我还没有看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计划，我感到缺乏一种紧迫感。” 经济学家们对此已经敲响警钟多年。
科恩笑着说：“这就像在硬木上敲钉子。”
塞琳指出：“确实如此。意识形态在政治中很重要，但数字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现在，西班牙刚刚证明了，通过一个好的战略，局势是可以扭转的。尽管西班牙也有问题，比如民众对洪水感到愤怒，但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他们已经从负债累累的国家转型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方向。”
科恩说：“西班牙在欧元危机期间跌得很惨，于是决定整顿内务。他们做出了果断选择，削减预算赤字，甚至连围绕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联邦争议也平息了。稳定的局势吸引了投资，开发了新产业，也创造了就业机会。”
科恩说：“这既非常困难，又非常简单。”
科恩表示：“如果他真的兑现承诺——驱逐移民、推行进口关税——美国将面临高通胀。之后，他可能会指责美联储，并更换其主席，这样一来，经济将陷入混乱。不过上次他也曾做出类似的承诺，最终还是改变了策略。”
塞琳说：“我猜也是如此。我觉得从旁观者角度来看他的‘实验’挺有意思，但我也意识到不会有好结果。要么特朗普凭借当前美国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成功实施计划，但这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不是好事；要么因为问题太多而被迫收手，我对美国制度是否能应对特朗普充满怀疑。”
科恩补充：“特朗普在国会、参议院和最高法院都占据多数。有些人猜测，他甚至会试图废除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宪法限制。”
塞琳说：“你研究制度经济学，所以你清楚：经济的基础是机构的力量和独立性。”
科恩解释：“如果美国通胀上升，美元利率会随之增加，我们的利率也不得不跟进。如果特朗普提高进口关税，我们也会被迫跟进，这将导致一种双输局面。全球的财富都会因此减少，只是损失程度不同。”
塞琳补充：“关税大战让所有人都变得更糟。欧洲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会更独立自主。”
科恩表示：“落后是事实，但谈不上‘无望’，我刚从美国回来，拜访了几所顶级大学。这些大学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资助，用于建造光子学、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下一代芯片的实验室。美国的政策非常一致：乔·拜登通过了《降低通胀法案》，为美国企业和工业提供大量投资，而特朗普将延续这一政策。我们必须跟进，否则美国人会把欧洲视为博克赖克（Bokrijk）——一个适合交换学习一个学期的地方。”
塞琳表示：“我不认为我们缺乏知识或动力，问题在于创新的商业化。一旦研发结束，我们往往缺乏资金进行扩展，甚至会被美国大公司收购。欧洲需要应对这一问题，尽管政治家使用纳税人的钱承担风险不容易，但为了气候转型，这种投入是必要的。”
科恩说：“我在学习期间，马克·艾斯肯斯（Mark Eyskens）就出版了一本书，称欧洲是‘晚期文明’，面临美国和日本的冲击。类似的悲观论调我听了一辈子，但我们不能总是这样消极。”
塞琳补充：“这种负面情绪贯穿全年。确实，欧洲有很多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有时也带来积极影响。例如，当欧洲对Meta罚款时，人们批评欧洲阻碍企业发展，但这些大型公司若失去监管，反而会威胁竞争与我们自身利益。”
科恩表示：“美国有顶级实验室和全球精英人才，但在几个街区外，却是拖车公园里的贫困生活。贫富差距极其严重。而欧洲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同选择，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此外，欧洲还是当今唯一的政治稳定力量。尽管选举带来了变化，但总体方向未变，例如绿色协议（Green Deal）依然指引着前进的航线。”
科恩说：“其实，进展还是有的。例如，移动和住房的排放交易系统正在推进，2026年还会推出边境碳税，保护欧洲的绿色市场。目前，对绿色补贴的批评完全是误导性的，因为政府在化石燃料补贴上的支出仍然是绿色补贴的三倍。”
塞琳认为：“私营部门的绿色转型其实早已开始。企业家意识到可再生能源是未来的收益来源，此外，欧洲对工业政策的关注也日益增强，而气候与工业是密不可分的。”
塞琳表示：“汽车工业之所以受挫，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曾经对投资犹豫不决。过去几年，中国利用政府资金大量投资于绿色技术，而特斯拉凭借创新优势领先许多，欧洲车企眼睁睁看着，却未及时跟进。现在，大型汽车在市场上不再畅销，需求正转向小型高效车型。”
科恩补充道：“未来二十年内，唯一能存活的化工企业是绿色化工企业。由于欧洲能源价格高企，该行业正举步维艰。唯一能够重拾竞争力的办法是尽可能用太阳能、风能或绿色氢气取代昂贵的天然气。此外，欧洲也在制定许多措施，比如碳边境税，以引导行业向正确方向发展。”
科恩说：“欧洲目前拥有几家大型电池工厂，包括波兰和匈牙利的几家中韩企业，这些工厂运行良好；而欧洲的北伏特工厂却问题重重。其实，制造电池技术难度不大，但欧洲人无法扩大产能以满足需求。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投资，不断尝试，直到效率达标，否则我们将彻底失去这个行业。”
他进一步表示：“这种转型需要长期眼光。曾经，邮差们也认为电力火车毫无前途，而几十年后，所有人都开始乘火车出行。现在正是跳上‘电车’的关键时刻。虽然我们可能在途中磕磕碰碰，但这并不意味着方向错误。”
塞琳补充：“北伏特的故事不尽如人意，但像比利时疏浚公司DEME或扬·德·努尔（Jan De Nul）这样的企业却表现优异。他们年轻的船队正全力支持气候目标。”
科恩指出：“范霍尔其实是个好案例，尽管目前普遍认为电动巴士没有前途，但你知道是谁收购了范霍尔吗？荷兰的VDL公司。他们刚刚在鲁瑟拉尔（Roeselare）投资了4400万欧元，建设了一条电动巴士生产线。问题并非电动巴士本身，而是范霍尔的经营问题。”
科恩分析道：“双方目前都已经身心俱疲。乌克兰担心美国可能停止提供武器，尽管拜登正在抓紧清空武器库。另一方面，俄罗斯也陷入困境：制裁措施逐渐显现效果，俄罗斯无力继续支撑这场战争。然而，如果停火，俄罗斯人为膨胀的战争经济将迅速崩塌。”
他继续说道：“目前，俄罗斯正试图通过‘腐败策略’取胜。他们干涉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格鲁吉亚的选举，通过网络攻击和虚假新闻制造混乱。例如，巴黎奥运会前的‘臭虫危机’，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但俄罗斯却在网络上大肆渲染。”
“当然，事情也可能完全反转。如果特朗普决定增加石油产量以降低美国能源价格，那么普京的处境将迅速恶化，俄罗斯经济依赖石油收入，如果油价暴跌，俄罗斯将难以为继。”
“普京目前对特朗普掌权感到欣慰，但半年后可能并非如此。你看，要真正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就得研究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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