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钱锋：读徐恒《我的播音路》

2024年7月29日，中国播音发声学的开创者、中国播音学理论奠基人之一——徐恒老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她所著的《播音发声学》是广大播音学子的必读教材，她的离世令我们无比悲恸。徐恒老师晚年曾自费做了《我的播音路》的小册子，记录了自己的播音生涯和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的创建过程等历史片段。2023年12月，徐恒老师的这本小册子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期“播博汇│师说”，让我们在钱锋老师阅读这本书的感悟中，重温徐恒老师的播音记忆。

我这人吧，睡觉都不安生。前几日凌晨做了一个梦，感觉是几个人在一间不大的小房间里，很狭窄拥挤，像是办公室，在听电视里传出的一位大家都认识的老师唱女高音，大家一致认为唱得真不错，声气结合得很到位。这时门开了，我的一位师兄进来说，她这个用气还有些问题，你们看看我带来的书。说着从手提的袋子里，拿出一摞书，一看书名是“发声学”。早上醒了就想，前些日子，师兄问过大家，谁要徐恒老师的回忆录？想想徐恒老师有一部教材，就叫《播音发声学》，然后脑子再一转，得问问师兄书寄出了没？在我的催单下，昨天收到这本书，书名是《我的播音路》。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六届入校的学生，当时整个学校的招生规模都很小，看过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当时全校招生才300多人（相当于现在规模很小的一个系的招生人数）。按理说人不多，比较好认，可是因为专业的特殊性，我们大部分只认给自己上过小课的老师，其他老师则成为传说。徐恒老师我们听说过，但基本上没有对上号。我们入学时，她已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了，所以我们对她的经历并不熟悉。见过齐越老师几次，一次印象深刻的是，在上一届班级的小教室门口，谁把包子馅吃了，扔下个包子皮。齐越老师立马建议召开全系大会，那天临时被通知开会，全系坐满了阶梯教室，主题是“从包子皮的问题谈起”，进行了一场延安精神的革命思想教育。齐越老师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194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俄语系，最早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1947年开始做播音员。徐恒老师没有去延安的经历，但是她很早就关注革命工作，于1948年在南开大学参加革命，1949年1月15日起，成为天津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任播音组长。1954年—1957年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组长，后因家庭困难，一个人既要带孩子，又要顾及工作，非常疲惫，然后再次调回天津，1960年一纸调令，再次回到北京，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报到。

徐老师到了广院，开始任命为“语音教研组组长”，“语音”是大学中文系语文教学的部分，徐老师没接触过，自己可以学，但是怎么教？当时是通知她来主持“播音员训练班”的。她跟齐越老师说起这事，齐越老师马上汇报给广播局领导，于是重新任命徐老师为“播音教研组组长”，兼教新闻系编采专业的语音课。工作职能明确了，工作马上开展，全国各地急需播音员，徐老师与马尔芳老师（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后也调入北京广播学院）走进北京的一所所中学去发现人才（这也是后来听虹云老师回忆自己从业生涯时说过的，在学校被发现，就这样进入了这个行业）。一切从零起步，发现了人才怎么教，课程如何设置，最终集思广益，在多部门的协调下，北京电影学院台词教研组长吴清老师来广播学院开设“语言技巧课”，播音课由中央台和北京台的老播音员承担，还请中国广播曲艺团的名演员教唱单弦来练声。这就奠定了专业的培养模式，语言技巧、专业小课、练声方法。这一批培养的学员后来留在北京的，都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骨干。

 两个培训班结束后，开始考虑设立专业，最缺的是师资，不能总是请外面的老师来上课，于是从中央台、北京台抽调，后来大家熟悉的老师张颂、毕征都是那时从央广调进来的，还有毕征的老师，北京台当时的播音组长李越——播音名黎明，也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师资队伍还是不足，继续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台的老师来授课。目的是让教学与一线保持密切联系，不至于走向脱离现实的学院派。

徐老师回忆，那时的教学氛围特别好，对每个学生都有较宽裕的教学时间，互相切磋，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课堂气氛活泼而热烈，师生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教学条件虽然不如意，课时多，工作累，但是看到学生们一天天成长，还是很愉快的。63级毕业，全部服从分配，奔向祖国各地（我们入学后，教过我们的好几位老师，就是那一届的）。64级还参加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合唱部分（不知我们入学后，每周二下午的合唱训练，是不是那时的传承）。

后面十年的经历有很多波折，徐老师宠辱不惊，轻描淡写，把十年略略带过。北京广播学院当时是整体下放，连炊事班都下去，是连队编制，在淮阳广播局的五七干校，从事着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

再回到学校，还是从培训班起步，当时是培训在职播音员了。在齐越老师的积极领导下，增加了播音观摩实践和朗诵练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被徐老师称为人才辈出的77级，是恢复全国高考的第一届，也是参加全国文化统考的，是与北大清华一起列为优先录取的第一梯队的，他们年龄相差大，经历、文化水平高低各有不同，从77级开始，广院的播音专业开始参与译制片的配音，他们那一届参与了《铁臂阿童木》的配音和其它大型活动的解说。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积极开展向其它艺术门类学习的活动。北京人艺的董行佶老师说：“你们如果总是坚持主题、重音、语气那一套不可能生动。”于是请董老师来讲课，他强调内心体验，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理论。

我们读书时，要求每个月必须去观摩一次话剧，我们大多选择去看人艺的话剧，不知这是不是请董行佶老师上课后的启示？而且读书时，老师也确实建议过我们去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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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自己的小体会吧，徐老师的回忆录，让我们了解了很多过去不知的细节，对于专业组建、专业培养模式的思考与那个年代的需求密切相关。另外一个感受是，对专业职能的认识和标准，每个历史时期应该是不同的，应该与社会的大环境和受众的审美需求挂钩。还有，有些教材应该修订或重写，比方说，关于当时北京的几个电台问题，为什么新华社需要记录新闻？林如老师就是当年中央台代为培养，日后要去新华社播记录新闻的，后来留在了中央台。徐老师在书里，提到自己在天津台有很多思考和尝试，这些思考和尝试也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第一，现场直播，边看边说，没有事先的演习，这就意味着，解说必须眼到、心到、语言到。不能只是几句形容词，那就得靠平时的积累了。

第二，“对谁播”，播音时的对象感。播音员主动去接触生活，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工厂，纺织厂、卷烟厂、自行车厂、轧钢厂，用现实生活催动自己的播讲欲望，心动、情起、意到。

第三，编播合一的尝试，即兴语言的组织，都是现在对主持人的职能范围的要求，而在1949年到1950年代初期，徐恒老师已经做到了。她自己编辑文稿，还即兴无稿解说、介绍，她的表达形态还曾在天津台引起过争议，认为没有稿件，怎么能播音？徐老师还在节目中教唱歌。这些脱离于文稿之外的即兴表达，不就是我们现在对主持人定义的标准之一吗？所以关于内地的广播主持人的出现，除了30年代国民党中央电台的三位女主持外，最早做尝试的是不是应该在徐恒老师这儿作为起点？

第四，早期的很多播音员文化素养都不错，好多是大学毕业，或者是大学在读，那时没有太多关于风格的要求，大多按着自己的理解，能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普通话和声音条件要求越来越高，外在的条件压过了文化的内核，所以出现了一窝蜂的此类专业，只关注所谓的普通话是否标准和形象是否立得住，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基础——文化。加之自我学习意识不强，满足于语音标准，而忽略传播目的，陶醉于自己所谓的好声音中。刚刚听了某高校的教师朗诵得美美的、每个字音都标准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只有字，没有义，让人不得不担忧，这样的教学会把学生带往何处？

想起徐老师书中的一段内容，她的挚友陈冰，也是在南开大学入党的党员，同样是在战火硝烟中进入天津台开始播音的，她跟徐老师通话时说：“我在看过去的日记时，发现有周总理对你播音夸奖的话，他说你‘播得好，连标点符号都清清楚楚’，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能听到的标点符号都清清楚楚的断句、层次有限了，能把新闻播明白的，需要的功夫不仅是技巧，更多的是文化。

第五，这本回忆录里有很多对业务的思考和方法，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内容，既有对专业历程的回顾，也有教学方法的探讨，包括发声原理和训练，以及对其它姊妹艺术的借鉴。徐老师的爱人韩里教授终身从事小提琴教育工作，他提出“发音控制性与自如性的矛盾统一，必须达到有控制的自如，才能有效表达”的思想，我觉得太受益了。我认为这本书是个宝藏，所以才在感受还热乎时把它记录下来。我遗憾的是，此书是徐老师自费出版，没有版号的，所以不是想买就可以买得到的。现在有很多协会，怎么没有人来抢救这个宝藏呢？